辽代金铜佛像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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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代金铜佛像的特征比较典型，现列举六尊金铜佛像进行分析，虽然当年对这些金铜佛像的断代有所出入，但都可认为是辽代所制。现将六尊金铜佛像的照片附列于下：
　　六尊辽代金铜佛像有如下一些特征值得重视，并可作为辽代金铜佛像辨伪
　　的要点：
　　第一，造像两肩宽厚，身躯饱满，上半身偏长，给人以凛凛堂堂、伟岸端庄之感，残留着唐造像浓厚遗风。如果参照于辽宁义县奉国寺胁侍菩萨、河北蓟县独乐寺胁侍菩萨、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造像以及山西应县木塔造像，便可以看出这些形体造型上的一致性。
　　第二，佛像面形丰圆饱满，肉髻低矮平缓，螺发正中又嵌一髻珠。髻珠是唐代出现的，此前偶有所见，在唐末五代以后流行，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发现，髻珠在辽、宋时期的佛像上都可以见到。这些佛像的脸形与发髻，与辽宁义县奉国寺辽代佛像和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辽重熙七年，1038年)的主尊佛像很为相似。若与应县木塔(清宁二年，1056年)第一层西壁壁画主尊佛像相较，那低平的肉髻，宽阔的前额，圆形的脸庞，可看出颇有一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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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上举数尊造像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面目五官极为相似，从那似乎是朦胧的睡眼和那修眉薄唇来看，这几尊金铜佛像竟如同出自一人之手，故推断很可能是同一技艺传承的艺匠所作，而且制作年代大致相近，不会相去太远。
第四，这六尊金铜佛像的莲座也很相似，均为束腰大仰莲式，莲瓣肥硕饱满，舒展自如，花瓣尖端又向外翘起，十分生动；莲座下层或为俯莲瓣或为三层台阶式。这种盛开的仰莲座在隋代以前所见似不多，这种大仰莲座在宋辽时期最为流行，且花形饱满，呈怒放状。如延安子长钟山北宋石窟佛造像均为仰莲座，大同华严寺及应县木塔的佛像座亦如是；据子长钟山石窟题记为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所凿，恰与应县木塔(辽清宁二年，1056年)始建时间大致相同，可知此种形式的莲座曾广泛流行于宋辽时代。南方地上都可以见到。这些佛像的脸形与发髻，与辽宁义县奉国寺辽代佛像和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辽重熙七年，1038年)的主尊佛像很为相似。若与应县木塔(清宁二年，1056年)第一层西壁壁画主尊佛像相较，那低平的肉髻，宽阔的前额，圆形的脸庞，可看出颇有一致之处。虽无纪年，从各方面推断以及从冠式来看，亦应为辽作。
第五，是曲蛇状衣纹。曲蛇状衣纹是从衣纹角度鉴定辽佛有一个有力的、重要的依据，其方法是仔细观察这组金铜佛像，在两小腿部分均各有一条婉曲如小蛇状的衣纹，曲折生动，其弯曲的弧度和走势各尊也颇为相似。也许有人会说，这组佛像可能出自同一个工匠之手，因而有如此相同的处理衣纹手法。那么这种曲蛇状衣纹是否是一种有辽代特点的工艺手法呢?
为了证实这种手法普遍存在于辽代佛像上，而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我们可对照一下辽代木刻佛经《大法炬陀罗尼经卷十三》经首佛画。此经卷系1974年7月在山西应县木塔第四层主尊释迦腹内发现的，同时还发现了《契丹藏》13卷及其他35卷辽代刻经。据内中《称赞大功德经》卷末题记，知为统和二十一年(1005年)于燕京(北京)刻印完成的。从经板样式相同来推断，这些经典大致是同时代刻印的。
仔细观察这些辽佛经图画，主尊佛像趺坐于大仰莲佛座上，腿部也恰好有对称状的蛇状衣纹各一条，其走势和形状与佛造像上的衣纹颇一致；又同时发现的《炽盛光无曜图》其腿部也各有对称状蛇纹一组。
另外，应县木塔第一层西壁壁画，其说法相像的衣纹，不仅在腿部能发现此种曲蛇纹衣纹，甚至在上衣袖口上也能清晰可见。从其他存世辽塑来看，应县木塔的塑像上也时可发现此种衣纹。虽然这些佛像经后世有所修补，使此特征有所减弱，但华严寺薄伽殿内趺坐菩萨的腿部上仍可清楚地看到这种衣纹。
据此而推断，这种曲蛇状衣纹的表现手法，应是广泛流行于辽朝境内，特别是流行于华北地区的一种衣纹形式。虽然阿弥陀不可以用它作为标准来检验所有的辽代造像，但凡具备此种衣纹的佛像都可考虑为辽代所作。由于辽朝地域广阔，工匠传承手法必然不尽相同，特别是东北地区的佛像不具备此衣纹的例子很多，如辽中京大定府址出土石造像(应历七年，957年)及多宝千佛石幢上的浮雕造像(太康十年，1084年)都不具备此样式衣纹。
这种曲蛇状衣纹，最早发现人是美国的辛库曼(Dr．Laureuce sickman)先生，虽然辛库曼先生没有提出有明确纪年的作品，但遍查辽代造像，这种曲蛇状衣纹是判定辽造像的相当有力的依据。
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受天津文物公司的邀整理库房，发现一尊典型的辽代金铜弥勒菩萨坐像，金色完美，做工细腻，如今已成为他们的镇库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