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以哲学代宗教

　　冯友兰哲学思想中宝贵的部分是他的“人生境界说”。资料图片

　　位于北京大学燕南园的冯友兰故居。 资料图片

　　在宗教问题上，就冯友兰而言，他的思想前后变化较大。早期时，他力主以“诗歌的态度”来看待宗教，反对简单地否定宗教；中晚期时，他认为哲学能比宗教更好地解决人生价值问题，提出了以哲学代替宗教的命题。冯友兰“以哲学代宗教”的思想，可以说是对近代以来强调科学、理性的启蒙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从以“诗歌的态度”看待宗教到“以哲学代宗教”

　　冯友兰（1895-1990年），河南南阳唐河人，毕生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弘扬儒家哲学思想为己任，是上世纪享誉中外的一代哲人。在早期（1920年前后），冯友兰主张要以“诗歌的态度”来看待宗教。在他看来，宗教的主要缺点在于助人自欺，并常与科学发展相矛盾。“宗教亦为人之幻想之表现，亦多讲自己哄自己之道理。其所以与诗异者，即在其真以幻想为真实，说自己哄自己之话，而不自认其为自己哄自己。故科学与宗教，常立于互相反对之地位。”但他并不赞成取消宗教。他说：“近来中国有非宗教运动，其目的原为排斥帝国主义的耶教（即基督宗教——编者注），其用意我也赞成。至于宗教自身，我以为只要大家以诗的眼光看它就可以了。许多迷信神话，依此看法，皆为甚美。至于随宗教以兴之建筑、雕刻、音乐，则更有其自身之价值。”

　　上述思想在其《人生哲学》（1924年）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冯友兰提出，必须从哲学、文学和艺术等方面来发掘宗教的丰富文化内涵。他说：“吾人诚能视宗教之神话为文学，视宗教之神学为哲学，视随宗教以兴之建筑、雕刻、音乐等为美术，如由此观察，则诸大宗教皆成为文学、哲学、艺术之综合矣。在此观点下之宗教，对于人生，当能增其丰富而不益其愚蒙。如因宗教之中混有迷信，故一切关于宗教之物，皆必毁弃；则即如‘煮鹤焚琴’，不免‘大伤风雅’矣。自清末以来，国内佛寺佛像之见毁者颇多，此皆功利主义及理性主义之过度也。”

　　鉴于此，冯友兰强调：“必完全肯定宗教者，愚也；必完全否定宗教者，迂也。”原因在于，完全肯定宗教，难免有信仰主义的迷狂和独断等弊病，不合乎人的理智要求；完全否定宗教，则是一种狭隘的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既无视人的情感需要，也有抛弃宗教之丰厚文化遗产的危险。这表明：早期冯友兰对待宗教的态度是严肃的、谨慎的。

　　从《新理学》（1937年）到《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对待宗教的态度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友兰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英文讲稿，后经整理于1948年出版，198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在冯友兰看来，宗教代表了一种图画式的思想，不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而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为主流的中国哲学是一种超世间的哲学，既能满足人追求超道德价值的精神需要，又不会使人脱离现世生活，因而能在将来取代宗教的地位和功用。由此，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明确提出了“以哲学代宗教”的命题。“通过哲学而熟悉的更高价值，比通过宗教而获得的更高价值，甚至要纯粹得多，因为后者混杂着想象和迷信。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他一旦是哲学的，他也就有了正是宗教的洪福。”

　　从总体上看，“以哲学代宗教”命题的提出，标志着冯友兰哲学思想的成熟，成为他后半生的坚定信念。在《<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中，冯友兰重申：“信宗教的人，于不能自主之中，要求一个‘主’……儒家指出，不需要这个‘主’。人在宇宙间的幸或不幸，是个人的力量所不能控制的。既然个人不能控制，那就顺其自然，而只做个人所应该做的事。这就是‘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人的精神境界达到这样的高度，宗教对于他就失去作用了。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其实，真能代替宗教的是哲学。”

　　寻找“以哲学代宗教”的实质

　　在完成了《新理学》（1937年）、《新世训》（1940年）、《新事论》（1940年）、《新原人》（1942年）等著作之后，出于论证“新理学”地位的需要，冯友兰转入了对中国哲学史的梳理和阐释， 其主要著作是《新原道》（1945年）和《中国哲学简史》。正是在这两部书中，冯友兰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为中心线索来阐释中国哲学史，并从中找到了“以哲学代宗教”的历史根据。

　　冯友兰注意到，在解决人生价值问题上，哲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扮演了宗教的角色和功能。“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西方人看到儒家思想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中，就觉得儒家是宗教。可是实事求是地说，儒家并不比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更像宗教。‘四书’诚然曾经是中国人的‘圣经’，但是‘四书’里面没有创世纪，也没有讲天堂、地狱。”在他看来，正是儒家学说满足了中国人超越性的精神诉求。冯友兰强调指出：“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中国人并不是这条规律的例外。他们不大关心宗教，是因为他们极其关心哲学。他们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他们也在哲学里表达了、欣赏了超道德价值，而按照哲学去生活，也就体验了这些超道德价值。”

　　冯友兰认为，解决人的超越性精神需求、获得超道德的价值，乃是宗教和哲学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哲学是超世间的。……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的传统，有一个思想的主流。这个传统就是求一种最高的境界。这种境界以及这种哲学，我们说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而道中庸”语出《中庸》，冯友兰借用它来说明中国哲学的主流、精神和贡献。“‘极高明而道中庸’，此‘而’即表示高明与中庸虽仍是对立，而已被统一起来。如何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哲学所求解决的一个问题。求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精神。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中国哲学的贡献。”由此可见，冯友兰所谓的“以哲学代宗教”，实际上有着特定的内涵：只有“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哲学，才能取代宗教。

　　从时代背景看，冯友兰“以哲学代宗教”的思想，可说是对近代以来强调科学、理性的启蒙精神的继承和发展。然而，作为一位人文主义哲学家，冯友兰不赞成夸大科学的作用，不认同胡适等人的科学人生观。同时，他也无法接受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在这方面，冯友兰与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立场是相一致的。

　　编后：

　　有关“五四”时期的宗教观的一组报道就到此结束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启蒙运动的高峰，其中，批判宗教神学和世俗迷信的启蒙宗教思潮占突出地位。在“五四”时期关于宗教的讨论中，不少学者都秉持一种非宗教的态度，而各种所谓的“代宗教说”就是其思想的反映。种种讨论，表明了我国知识界对宗教问题的普遍关注和思考。尽管后期总体上以漠视、不了了之而告终，但在这一讨论过程中，学者们引进的启蒙性的宗教理论和宗教研究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和方法等，都成为我国后来宗教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时至今日，“五四”时期的宗教观对于学术界更好地推动中国宗教学术研究在新世纪的进一步展开仍然有着借鉴价值。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