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的“三农”观比较研究

　　儒、释、道的“三农”观比较研究

　　来源：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网

　　作者：张树卿

　　我国古代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度。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组织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农民则是国家最基本、最广大的社会群体。“民惟邦本，本固则邦宁”的道理，不仅受到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也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同。儒学、佛教和道教均有其各自的三农思想及其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认真总结三家的“三农”思想及其实践得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解决我国新形势下出现的三农问题，不但具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而且也具有较大的学术理论意义。

　　一，儒、释、道的“三农”观

　　儒家的“三农”观

　　儒家是根植于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学问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诸学者，他们都不是静观冥想，坐而论道的哲学家，而是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儒者大多数出身于农家，自幼生活并成长于农村，亲眼目睹父辈在小农业经济生产生活中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所以，儒家学者对农业、农村、农民有着特殊的情感和深厚的眷顾。在儒家经典及诸子著述中，对三农问题多有记载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概括起来，儒家的三农思想主要有以下观点：第一，关于农民问题，儒家主张以人为本，正如《荀子·王制》所指出的：“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基于这种认识儒家明确提出重民、安民、爱民、教民、富民思想。孟子就曾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1。没有民就没有国，没有国就没有君。在他看来国君和社稷都可以更换和替代的，唯有老百姓是不可以更换的。故孟子倡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刘勰在其《刘子·爱民》中指出：“是故善为理者，必以仁爱为本，不以苛酷为先。宽宥刑罚，以全人命；省彻徭役，以休民力；轻约富敛，不馈人财；不夺农时，以足民用；则家给国富，而天下可致也”。荀子重视民生，主张富民教民，指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民富国强，民贫国弱。尤其是“《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教则易为善，善而从正，国之所以治也；不教则易为恶，恶而得位，民之所以殃也”2。第二，关于农业问题，儒家主张“以农为本”。在儒家看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农业是衣食之源，立国之本，而土地则是农民的命根子。在对待农业问题上，儒家认为“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3。土地即指耕地，只有通过农业才能产生出财富来。故此孔子指出：“为君之道，所重在于人食”。儒家从国计民生大局出发，重视农业提倡农桑。提出“百亩之田，不夺其时，而民不饥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而民不寒矣。·······征伐有节，诛杀有度，而民不横死矣”4。第三，关于农村问题，儒家主张邻里和睦，在儒家看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5，“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6。家和万事兴。要处理好邻里之间的关系，因为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倡导邻望邻好，友望友好。

　　佛教的“三农”观

　　佛教是从古代印度通过和平交往方式传入我国的一种外来宗教，外来文化。中印两大民族文化在长期的接触、碰撞、融合过程中，佛教逐渐走上了本土化道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面对中国古代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实 ，中国佛教要想生存和发展，必须正视中国国情。在政治上必须承认并接受封建王权大于教权的现实，在经济上必须适应封建小农经济“自食其力”的最起码生存要求，必须改变印度佛教时期依赖政治保护和商人支持，而“手不捉金银”，“不掘地，不垦土”，不从事生产劳动的做法；在文化上必须尊重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并做出适应的妥协和让步，否则很难在中华大地立足。中国佛教在主动调整自身定位的过程中，逐渐适应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国情。由此形成并提出了佛教的“三农”思想。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问题：佛教得出如下认识：第一，理解封建制度下的农民生活艰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天吃饭，艰难度日。第二，同情农民的生活处境。尽管辛苦劳作，有时连温饱都不可得。中国佛教之所以能够得出这样的认识，大体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在于佛教自晋代以后，尤其是唐代以后，在自养慧命和色身方面，自觉不自觉的放弃了“抵掌空谈，坐食百姓”的生活方式，走上了“农禅并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7的自食其力的发展道路，并由最初的个人行为发展为佛教制度化管理。其二，自汉代以后，汉地出家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出家的，他们比谁都清楚农民的辛苦和处境。佛教适应时世的变化和佛教徒亲身劳作的体验，使中国佛教对农民不但有了深刻的理解，而且给予了足够的同情。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问题：佛教认识到了农业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解决物质自养方面，主动把发展农业问题放在了优先考虑之列，对官方赠送的土地和通过其它方式获得的土地，给予用心经营和有效管理。除此而外，佛教也不一概排斥商业贸易活动。佛教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与封建经济有了必然联系，而一旦佛教经济势实力强大到构成对封建王权的威胁时，佛教必然遭致皇权的致命打击。中国历史上的“三武一宗”8毁佛事件，究其根本原因，皆由经济利益矛盾而起。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问题：尽管佛教信仰思想可以超脱，但其现实生活又不得不关注芸芸众生；尽管佛教有跳出五行外，不在烦恼中之说，但佛教仍然无法彻底摆脱烦恼。主张慈悲为怀的佛教，对农村落后，残破的景象，对众生生存环境的忧虑，时时予以牵挂。

　　道教的“三农”观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用鲁迅的话说：“中国的根底全在道教”，“了解了中国道教，即了解中国的大半”9。如果说儒家创始人孔子，把人们领入了社会发展了社会学；那么，道教创始人老子则把人们领入了自然界，由此推动了自然学的发展。道教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深刻的折射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矛盾，以其道教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为指导，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作为置身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并熟知其国情的道教，对农民、农业、农村问题决不会听而不闻，视而不见。道教的“三农”观主要有以下内容：关于农民问题：道教主张“贵农”。其教义理论根据是“贵生重生”，“生为第一”，而生命存在的一个最基本前提就是必须有足够的衣食保障。因此，“重生”必然导致“贵农”。道教“重农”，“贵农”认识渊源于道家的“上农”思想。而早期道教许多教徒来自农家弟子，他们自幼对农桑之业耳熟能详，加之道门奉行“力耕自养”，“我耕我食，我蚕我衣” 10，“道人宁施于人，勿为人所施9”的教戒，使“农道合修”、农道并举成为道教传统。张道陵创立的道派，史书称之为“五斗米道”与道教尚农道风也有某种关系。道教与农民的密切关系，反映出道教“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11”的民本观。对饱受剥削和压迫的广大农民寄予深切的同情。关于农业问题：应该说道教之兴起根源于农业，根源于粮食。“民事之急，无甚于食，而王者夺其一，卿士夺其一，兵吏夺其一，战伐夺其一，工艺夺其一，商贾夺其一，······”。加之天灾人祸，使得官逼民反。道教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孕育而生的。故此，道教具有浓重的农业情结，其农业思想具有以下主要观点：第一，以农为本，农业是民生主业，粮食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百姓衣食足，天下安定。第二，提出“地主养”的土地观。认为天属阳主生，地属阴主养。“天生人，地养人，人主成12”。土地是农民最主要最稳定最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来源。对农民来说失去土地，就等于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民以食为天，人们每天离不开饮食，农民离不开关乎身家性命的土地。第三，农业生产的丰歉，关乎家国的稳定，关乎天下的太平与否。关心重视农业问题，就是关心重视国计民生，关心重视社会稳定。中国历史发展证明：农民只要能够吃饱饭，甚至能够喝上粥，就不会铤而走险，就不会走上与政府对立的道路。反之，导致农民没有了生路之时，就会出现“民不畏死，何以以死相惧之？”的尴尬被动局面，农民选择造反就成为其唯一出路。这样的历史教训必须记取，前世不忘，后世之师。第四，提出了许多农耕管理思想，如适时耕作，不误农时；“慎其种”、“立苗有行”等。关于农村问题：早期道教信徒多来自农村，来自农民，他们深知农村的贫穷落后状况，亲身体验了农村生活的简朴，简单和艰苦；因此，他们迫切希望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状态，渴望减轻赋税，期盼增加农民收入。

　　二，儒、释、道“三农”观比较

　　相同点与不同点

　　尽管儒、释、道三家都关心并重视三农问题，但三家关心重视三农问题的所持的立场，最终目的不同。儒家注重现实人生，对三农问题是站在社会全局的高度，站在安农安天下立场，对三农问题是说得多做得少，侧重在思想认识方面进行阐述，旨在引起统治阶级的重视，为决策层解决三农问题建言献策，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稳定。至于学术界有人以孔子鄙视樊迟学稼的一段对话，即“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迟也”。以及宋代以前社会上出现的“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现象为根据，认为儒家不但轻视农业，轻视农民，轻视农村，而且也阻碍了我国农学的发展。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特提出如下看法：第一，孔子所言自己不如农，不如老圃是实事求是的。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没有学农务农的经历，当然不如他们。不存在贬低农民之意。第二，说樊迟“小人哉”，所指有两层含义，其一，本意是说他缺乏儒家读书人应有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志向，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其二，是从社会分工角度说的，孔子认为读书人的社会职责在于管理国家事务，“学而优则仕”，充当“劳心者治人”的角色，而不在于亲自去务工，务农等。用现代的话说，博士毕业去做家庭保姆，实属大材小用，人才浪费。宋代以前社会上确实存在“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现象，这虽然与儒家倡导的“学而优则仕”人生的价值观有直接关系，但不能以此否认儒家不重视三农问题。事实证明，儒家文化的人本主义思想，适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由于被统治阶级所接受而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儒家在“劝农”方面的说教和言论，在稳农、安农、务农方面发挥了积极的社会作用。在儒家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社会大背景下，古代农学家几乎都认真研读过儒家经典，其研究农学的动机，方法都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农学著作包含了大量儒家经典中有关知识，“中国古代农学著作之丰富，实为世界第一，约有5、6百种之多”，这些农学著作实际上是在农学领域中延伸的儒学著作。由此可见，说儒家轻视三农问题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佛教关心重视三农问题，是从佛教慈悲角度出发，站在宗教的立场上，侧重人的精神解脱和灵魂安慰。同情理解三农问题，目的在于发展壮大佛教。道教关心重视三农问题，是从“道”的理论高度看问题，站在道教的立场上，关心重视三农问题的目的，着重点在于鼓励教徒“农道合修”力耕自养。吸引更多的人加入道教组织，发展壮大道教在社会上地位与影响。儒、释、道三家关心重视三农问题的实际社会效果不同，比较而言，因为儒家思想被统治阶级所接受，通过统治阶级的三农政策而发挥社会指导作用，所以儒家三农观最为现实，最为实际，其社会作用和影响也最大。佛教和道教的三农观，由于其活动范围有限，加之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故此其社会作用和影响也远不如儒家。儒、释、道三家关于三农问题的论述和遗留下来的历史文献，对研究古代三农问题，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1，李大明主编《四书五经》现代版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496页。

　　2，《荀子·大略》转引罗国杰主编《中国传统道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4页。

　　3，《礼记·大学》

　　4罗国杰主编《中国传统道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

　　5，《孟子·公孙丑下》

　　6，荀子〈〈荀子·富国〉〉

　　7，张树卿著《宗教与文化比较研究》2001年版第241页。

　　8，三武一宗，指

　　9，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6页。

　　10，丁祯彦，李似真点校《化书》卷六，《俭化·悭号》中华书局，1996年标点本，第64页。

　　11，高定彝著《老子道德经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49章第266页。

　　12，《太平经合校》第392页

　　内容提要：

　　儒学、佛教和道教均有其各自的三农思想及其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认真总结三家的“三农”思想及其实践得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解决我国新形势下出现的三农问题，不但具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而且也具有较大的学术理论意义。

　　关键词：

　　儒家、佛教、道教、“三农”观，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

　　张树卿，男，汉族，1954年出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为白诚师范学院教授，多元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儒、释、道思想比较研究，宗教与文化比较研究。该文为吉林省教育厅十五重点课题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儒释道思想比较研究，批准文号：吉教科文合字[2005]第14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