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概述

　　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概述

　　作者:陶礼天

　　2007年南京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概述

　　南京2007’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九届年会，由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主办，中山陵园管理局、南京大学中文系及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承办，于2007年8月19日至22日在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顺利举办。

　　与会代表们怀着景仰和愉快的心情，在1500多年前刘勰著述完成《文心雕龙》、僧祐撰写过《出三藏记集》的所在地——钟山上定林寺的脚下，参加这次学术研讨会，使大会始终笼罩着一种别样的文化氛围。大会得到南京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许慧玲副市长、陈宝善副书记亲临大会指导工作。开幕式由学会刘文忠副会长主持，许慧玲副市长、学会李金善秘书长、中山陵园管理局王鹏善局长等作了重要讲话。许副市长在她热情洋溢的讲话中，简要而全面地畅谈了南京的昨天、今天和天，描述了南京这所六朝古都、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面貌、新发展，受到了全体与会代表们的热烈欢迎。

　　从所进行的学术研讨情况和成果来看这次会议的特点，可以说这是一次推动《文心雕龙》学术研究、推动六朝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研究的重要会议，是一次秉承学会严谨求实、追求创新的学术传统和优良学风的成功会议。这次大会一开始，就由著名学界前辈、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勋初先生所作的重要学术报告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先生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钟山二号寺庙即钟山上定林寺遗址的调查勘探报告，基本解决了刘勰撰写《文心雕龙》这部杰出的“经典”著作的具体所在地问题，也使本次研讨会的一个独具特色的重要亮点，从大会一开始就凸显了出来。

　　参加这次大会的专家学者，分别来自香港浸会大学、台湾台北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山东大学、武汉大学、云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扬州大学、江苏大学、辽宁大学、东华理工大学、宁夏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合肥师范学院、集美大学、湘南学院、怀化学院、临沂师范学院、泰安学院等30多所高等院校，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齐鲁书社、中山陵园管理局、山东莒县博物馆、山东日照市人大常委会、江苏镇江市人大常委会、镇江市图书馆等近10家其它单位。从学术研讨的角度看，重视学术规范，不断追求学术创新，是这次会议就《文心雕龙》理论内容本身进行学术研讨的一个重要特点。不少论文结合《文心雕龙》研究的重要问题深入分析，具有研究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这既体现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一些论文中，也同时体现在中青年学者的论文之中。学术研究要讲学术规范、要不断追求创新，学术规范不仅在于其“形式”的严格规范，更关键在于“内容”研究的规范，在于研究方法论意义上自觉思考和有效运用。《文心雕龙》研究到今天，这一问题尤为重要，它关系到保证“龙学”的进一步研究能否科学地进行，能否在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道路上前进的问题。一些前辈专家提交的论文对我们来说就特别具有示范意义，如周勋初先生的《〈文心雕龙〉书名辨》、蒋凡先生的《刘勰关于文学语言艺术的理论思考》等论文。

　　这次大会共收到57篇论文及6篇论文提要，其中有海外代表的论文3篇，总括这些论文和大会报告及六场分组研讨，主要涵盖三大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文心雕龙》理论内容本身的研究，有《文心雕龙》的文学观、思想倾向、理论体系、当代人文价值的研讨；《文心雕龙》的理论渊源的研讨；《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风格论、批评范畴的研讨；《文心雕龙》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如通变观、语言观、文字观的研讨；《文心雕龙》的思想方法、批评话语、研究史等方面的研讨等。二是围绕钟山上定林寺遗址考古、考证和当时寺庙及寺庙高僧佛学研究等问题的研讨，其中对刘勰撰写《文心雕龙》所在地——上定林寺遗址的考古发掘的论文报告，是本次大会的重要成绩；还有一些论文是围绕刘勰的出生地、《刘子》的作者究竟是否为刘勰以及《刘子》与《文心雕龙》在思想上的异同问题的研讨等。三是关于《文心雕龙》的普及教育问题、研究资料的整理和电子化问题的探讨等。下面将提交大会的论文略加分类，基本按照上述三个方面作简要综述，不当之处，还请各位与会代表和广大读者谅解和批评。

　　一、对刘勰与《文心雕龙》理论内容本身的研究。首先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问题入手，对《文心雕龙》的文学观、思想倾向与渊源、理论体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周勋初先生《〈文心雕龙〉书名辨》一文，就是从《文心雕龙》书名含义的辨析，上升到其文学观研究的一篇重要论文。周先生通过深入研究认为：《文心雕龙》虽用骈文书写，文字上的表达还是很清楚的，时人却每求之过深，时而流于穿凿。研究历史人物，需要把他放在生活的特定年代加以考察。他和同时的人，因为生活背景一样，认识问题时也就必然会有相同之处。当然，一些伟大的人物其成就往往超出侪辈甚远，但也不可能遗世独立，与众截然有异。这就是历史人物的时代性。考察刘勰其人，亦应作如是观。《文心雕龙》这一书名，刘勰在《序志》篇的开头就解释得很清楚。文曰：“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前后两层意思分得很清楚。前言“文心”，乃“言为文之用心”；后言“雕龙”，乃因自古以来之文章以雕缛成体。这就是说，他在撰述之时，分从构思与美文两方面着手而进行探讨的。这是魏晋南北朝人共同的做法，亦即反映了这一时代一些杰出学者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周先生举例为证，如萧统《文选序》：“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这里“沉思”与“文心”相通，“翰藻”与“雕龙”义近；前者乃言“文心”独运，后者是说灿若“雕龙”。可见萧统、刘勰讨论文学问题时，观察问题的角度与理解的程度，颇为一致。魏晋南北朝人常用“事”、“义”二词。二者既可分用，又可合用。《文心雕龙·事类》篇曰：“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刘勰以为作家除了依靠才情写好文章外，还得援引事例为文义提供证据。这当然是这一时期的人普遍重视骈文而提出的要求，事类犹如作品中的重要材料。因此，“事出于沉思”乃言作品中的材料出之于深沉的构思，“义归乎翰藻”乃言文义的表达出之于华美的文辞，据此亦可觇知萧、刘二人用词之一致。又如汉末卞兰《赞述太子赋并上赋表》云：“窃见所作《典论》及诸赋颂，逸句烂然。沉思泉涌，华藻云浮，听之忘味，奉读无倦。”卞兰用“沉思”、“华藻”二词来形容曹丕的创作，其用语与见解和萧统之说完全一致。又范晔在《后汉书·文苑传赞》中说：“情志既动，篇辞为贵。抽心呈貌，非雕非蔚。”将“情志”与“篇辞”对举。又范晔之前，《西京杂记》卷二中有司马相如论赋云：“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将“赋心”与“赋迹”对举。又《文选》卷十三载谢惠连《雪赋》曰：“抽子秘思，骋子妍辞，侔色揣称，为寡人赋之”。“秘思”与“妍辞”对举，“秘思”即“沉思”，亦即“文心”之谓；“妍辞”即“翰藻”，亦即“雕龙”之谓。各家措辞不同，其实质则无差异。由上可见，魏晋南北朝人探讨文学问题时大都是从构思与美感两个方面着手的。刘勰为其著作命名，正反映了时代的特点。但他由此深入阐发，完成了《文心雕龙》这一煌煌大著，这是他超越前人的地方，也是其超出侪辈之处。“文心”、“雕龙”二者不同，很难归入“内容”、“形式”的范畴，无法判定其为主从关系。因为解释“文心”、“雕龙”两个概念的这一段文字中再没有加入什么阐述二者之间何者为主、何者为从的文字。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施友忠教授将此译为“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即将书名直译成“文学之心与龙的雕刻”，这种对号入座式的译法，几乎遭到国内学者的一致否定。实则平心而论，施氏此举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简捷办法。也可以说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人们用当下的白话表达方式本难反映魏晋南北朝人行文时的神韵。如上所言，刘勰本来就是分从构思与美文两个方面着眼进行考察的，反映了刘勰的“文学观”。《文心雕龙》这种标题方式，采取的是骈文的标准格式，根据时人的文学观念，对举成文，这与现代人取书名时的思维方式大异其趣。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石家宜教授《重读〈辨骚〉、〈通变〉与〈定势〉，再议〈文心雕龙〉的宗旨与体系》一文认为：《辨骚》与《通变》、《定势》是《文心雕龙》“论文叙笔”与“剖情析采”两大部分的核心篇章，通过重新解读，我们必须重视《文心》研究整体性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正确把握《文心雕龙》宗旨和体系的途径。论文强调“正末归本”是刘勰为《文心雕龙》规定的根本任务，“正体”就是《文心》的命脉和主干，这样才能发现《文心》各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为我们窥测《文心》理论体系找到真正的通衢。论文对刘勰文学思想中最基本的范畴即“体”与“情”及其相互关系的剖析，对《文心》体系的理论核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挖掘和论证，为“文心雕龙理论体系”这一庞大而艰深的课题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观测点，也为我们全面认识刘勰文学思想和《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创造性和局限性，提供了重要的渠道。云南大学中文系张国庆教授的《〈文心雕龙·原道〉的精义与内在逻辑》一文认为：以道家之“道”开篇，以儒家之“道”终结；以至上、形上、神秘的道家本体之“道”为“文”立基立极。以现实的以儒家思想精神为主体的圣人之“道”作为“人文”的实际楷范标则，以《周易》作为连接融通道儒或说由道入儒的桥梁，这就是《文心雕龙·原道》篇的精义之所在，也是它的内在逻辑之所在。

　　其次，还有一些参加研讨的学者，从《文心雕龙》的思想文化和理论批评的分析出发，进而关注其人文精神与当代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袁济喜教授《论〈文心雕龙〉的人文精神与当代意义》一文认为：《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思想文化的重要经典，其中有着深沉的人文精神。刘勰继承了儒家的人文忧思与使命意识，坚守素志，垂文炳曜。同时佛学对于他的人格境界与文学精神也起到了深层的浸润作用。《文心雕龙》的人文精神对于当今中国的人文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文心雕龙》的价值，在于她的经典性，而人文精神则是其中最深层的精神蕴涵。稍微了解一点中华文化特点的人都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经典文化。自先秦以来，儒、道、法、墨诸家所奠定的经典文化就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形态。嗣后，经典的价值与作用在两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进一步获得巩固与发展。正如《文心雕龙》的《宗经篇》中所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除去其中的神化成份，这段话至少说明了中国古代的经典是中华文化精神的载体，是人性的奥区，文学之核心，可以穿透历史与时代而得到传承与光大。这就决定了《文心雕龙》强大的生命力在当代人文建设中依然具有其精神价值，对此不可小觑。作为一种经典的创构，《文心雕龙》不仅在于其具体可观的篇章结构，更主要的在于她背后的人文精神的磨练。而这种人文精神的磨练，有三大要素，其一是对于古代儒家人文精神的传承，其二是对于佛学精神的张大，其三是刘勰自身人格精神的融入。当然，还有道家与玄学思想等因素的熏陶，这些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文心雕龙》的人文精神与批评典范也昭示我们，对于时流的否定与批判，并非回到过去，如裴子野等人的复古思路，而是将人文忧思与为天地立心的公正中允结合起来，关注现实，感受作品，使激情与理性融化在文学批评实践之中，以推动当今文化建设与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河北大学人文学院胡海、杨青芝两位年轻学者在其《经典视域的龙学思考》论文中谈到：《文心雕龙》作为一部文论经典，是比较纯粹的学术经典，虽然不如《诗经》、《楚辞》、《红楼梦》之类文学经典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之类政教经典那样影响广泛，但在学术领域也是历代思想对话的重要平台，在文学领域更是广泛征引、不断阐发的基本理论体系。当前，《文心雕龙》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说，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如果龙学在当代语境中不能实现话语转换，也就不能对当代文化学术有所贡献。山东泰安学院刘凌教授、宋其梅教授合撰的论文《手中“雕龙”，心驰“军国”——南朝世情与〈文心雕龙〉》认为：刘勰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反之，“披文”可观“时变”，“沿波讨源，虽幽必显”（《知音》）。“世情”与“文”（论）的互阐、互证，乃是古代文论解读的基本方法。论文从史实考察出发，将“世情”与“文情”互相应发，重点探讨军、政、文等“世情”，对刘勰和《文心雕龙》的影响，分析了刘勰重“名”、干“政”、锺情“军国”的内外根由，并由此反观当代知识生产建构，以及知识者角色定位和人格建塑。刘凌教授发言说：而今，我们均称刘勰为“文学理论家”，但刘勰当年是否也以此自许呢？他想当政治家还是当文学家？刘勰云：“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程器》）较之同类著作，《文心雕龙》确有超乎寻常的政治色采，对此做符合实际的分析，不仅有助于准确认识刘勰，理解《文心》，或也能为当代知识者角色定位和人格建塑提供有益鉴戒，进而导至对知识生产建制的理性批判。美籍林中明先生一直热心支持“龙学”事业，这次他虽然未能与会，但仍提交给大会《文、艺会通：刘勰与石涛》这篇别具一格的论文，认为：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内容博大、文字精简、重逻辑、有系统但是相对艰深的经典之作。然而在过去六十年，由于中外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使得《文心雕龙》不仅成为一门研究中华学术文化中的显学，而且在研究有关资料的方法上，也建树起一个良好的榜样，可以用于会通研究其它相关的国学经典，如《孙武兵经》，杜甫、陶渊明，诗的本质等；以及延伸到重要的中华艺术人物及书法、绘画、音乐理论，例如八大山人的诗书画论等六艺，和他在诗画里的《谐讔》，以及他的人格《程器》，和石涛《画语录》里的艺术哲学思想。今年是中华绘画史上六艺全能的石涛逝世三百年，而石涛又曾在南京隐居作画，所以人与地都很符合这次在南京大学及中山陵举办的《文心雕龙》学术研讨会宗旨。论文“以经解经”，用刘勰的《文心》与《孙武兵经》来“格”石涛的《画语》，为《文心雕龙》的研究和应用，试图再开辟一条新的方向。认为近六十年来学者们对《文心雕龙》的积极研究，把龙学又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和新的高原。庄子说知者止于不知。任何一门学问达到了高原之后，再要想突破前修，攀登新高峰，都是加倍地困难。《文心雕龙》当代的发展到了第三期。今后的的龙学研究应该也向“文艺会通”的方向，眼到手到，剑及履及地去加以发展。

　　从刘勰《文心雕龙》文学观乃至美学观的角度进行发言的还有一些论文，江苏大学人文学院李金坤副教授《从“文心雕龙”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看〈文心雕龙〉与〈文选〉相似之文学观》一文认为：《文心雕龙》书名是刘勰文学观点的集中体现，它强调的是精妙的艺术构思与精美的文学语言的有机结合；而《文选》的选文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则是萧统文学观点的典型反映。其“沉思”之想与“文心”之思，“翰藻”之文与“雕龙”之采，名异而实同，都体现了他们注重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文学观点。扬州大学文学院古风教授《刘勰对于“锦绣”审美模子的具体运用》一文，提出了一个“锦绣”审美模子的理论，论述了“美”与“锦”的审美关系、刘勰对于“锦绣”审美模子的具体运用、从“丝织锦绣话语”到“文论术语”的演化过程和规律等问题，认为刘勰继承前人的思想资源，创造性地运用“锦绣”审美模子来论文，在《文心雕龙》中，充斥着大量的“丝织锦绣话语”和“文论术语”，成为刘勰文论的风格个性。

　　第三，不少学者发言，论及《文心雕龙》的思想文化和理论批评的渊源及背景等问题。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韩湖初教授《从〈山海经〉到〈文心雕龙〉》一文认为：《山海经》的宇宙观主要可概括为三点：（一）宇宙天体是一个由“枢纽”统辖的变化有序的整体；（二）宇宙万物皆有生命，形态不同，禀性各异，且生死循环，永无穷尽；（三）“圣人”“信道”并用以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考察《文心》，其建构理论体系的主要指导思想和原则，正源自上述思想。香港浸会大学罗思美先生《试论〈荀子〉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一文，首先分别从总体上论述了《文心雕龙》和《荀子》的思想体系及理论体系的大要，然后从语言词汇、论为文之术、体系的系统性、重视推理的论述方式等方面检讨了《文心雕龙》如何受到《荀子》的影响问题。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李逸津教授《〈周易〉哲学与〈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建构》认为：刘勰文论取得超越其前人及同辈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把自己的文学理论建立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之上，这基础就是《周易》。刘勰依《周易》哲理构建《文心雕龙》理论体系，表现在：依《周易》之宇宙构成论建立其“文原于道”的文学本体论；依《周易》之象数系统建立起析理论证的思维模式；以《周易》话语构建起《文心雕龙》文学理论的话语系统三个方面。这一方面说明了《文心雕龙》具有明确理论轴心和严密论述逻辑的原因，同时也是《周易》哲学光照千秋，给予后世中国文化以深远影响的有力证明。

　　与上述问题相关，还有一些学者积极探讨了《文心雕龙》六朝时代的士族意识，儒佛交融的文化背景等，从而加深了对《文心雕龙》思想特点、创作动机等问题的理解。清华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孙明君教授《陆机〈文赋〉中的士族意识》认为：陆机的《文赋》是一篇具有士族意识的创作论。陆机所推崇的儒家思想及儒家诗学观中渗透着家族意识；他所倡导的“丽藻”审美观带有士族阶层的特色；陆机“雅而艳”的文学观念，不仅开启了六朝士族文学，而且影响了整个六朝文学的走向，但它与宫体诗之间有着质的区别。南京明孝陵博物馆陈列部王广勇副主任《刘勰〈文心雕龙〉写作缘起与六朝梦文化》一文认为：刘勰的两个梦是他写作《文心雕龙》的重要缘起。按照梦的发生，梦可分为“想梦”和“因梦”两类，对梦的解释有直、转、反三种方式，对梦的应付可采取“顺”、“逆”两种态度，从梦的发生、梦的解释和梦的应付三个方面入手，把刘勰的梦放到六朝梦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具体考察，就容易理解正是梦境给了他撰写《文心雕龙》的巨大信心，同时，这件事本身也为理解六朝的梦文化提供了极好的例证。南京明孝陵博物馆研究部何毅群女士《〈文心雕龙〉的儒佛思想简论》一文认为：儒佛矛盾伴随了刘勰一生，二者相互交织。然而，儒教入世与佛教出世的思想观念孰主孰次，很难定论。分析刘勰的《文心雕龙》，把握其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可以说，孔、释二教“殊路共辙”才是刘勰的主导思想。

　　第四，对《文心雕龙》的文体论、有关范畴以及《文心雕龙》范畴研究方法的论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刘文忠先生《〈文心雕龙〉文体论的渊源与发展创新》一文认为：《文心雕龙》五十篇，却有二十篇是论文体的，足见它在《文心雕龙》中所占的比重。它的文体论论述了三十多种主要的文体，既有自己独立的体系，也有自己的模式，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几乎囊括了古今所有的文体，每篇之中也有一个小的体系，即每篇由“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部分组成，每篇都像一篇分体的小文学史。在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史上，刘勰的文体论不仅是前无古人，而且是后无来者。虽多为自抒机杼的发展与创新，但也不可否认它与此前数代文体论的渊源关系。汉代的班固与蔡邕，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特别是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都对他的文体论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刘先生的会议发言，一方面论述了《文心雕龙》文体论的渊源，一方面论述了刘勰在文体研究上的发展与创新的问题。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郗文倩副教授《〈僮约〉俳谐效果的产生及其文体示范意义》一文认为：王褒《僮约》是西汉时期一篇样式独特的俳谐文，它在文章中嵌入契约却变通其内容，使其既合乎契约的基本文体要求，又在修辞上出于契约之外，遂产生滑稽俳谐的阅读效果，实现了文体实用功能和娱乐功能之间的转换。这篇文章以其较早的“破体”行为对后世相关俳谐文创作产生很大影响，也由此带来格外多的关注和争议。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左东岭教授提交了《〈文心雕龙〉范畴研究的重构与解构》论文，他的发言，通过对《文心雕龙》两个主要范畴“体要”与“折衷”研究状况与研究方法的检讨后指出：目前对《文心雕龙》的范畴研究中，存在着将古代理论范畴理想化的倾向，认为《文心雕龙》中的范畴，存在着潜体系的非系统性与貌似严密而实有裂痕这样两种情形，应该采用重构与解构的不同研究方法，以便探讨该书真实的理论内涵与特征，从而将本领域的研究引向深入。河北大学人文学院王彩梅博士向大会提交《“调远”——〈文心雕龙〉中一个用而未释的范畴概念》论文，认为“调远”范畴是刘勰《文心雕龙》中一个不太显著的文论概念，但在后人文论中却一再称引。论文考察了“远”与“调”的渊源，“远”与“调”具有审美意义开始于魏晋时代人物品藻，并开始在南北朝诗论中出现；刘勰《文心雕龙》首次将“远”与“调”组合使用，意为情思高远，格调高超。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陈博涵《再释〈文心雕龙〉“体要”》一文认为：“体要”在文体的情志、事义、辞采、宫商等层次上体现要义，呈现出宗经兼及辞采的思想倾向。

　　第五，对《文心雕龙》的语言艺术观、文字观、声律论等问题的研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凡先生《刘勰关于文学语言艺术的理论思考》长篇论文认为：刘勰《文心雕龙》有关文学语言的艺术本质的论述，全面而深刻。但学界至今重视不够。在《文心雕龙》中，刘勰不仅从形而下的角度具体讨论了“修辞”（其中包括语法、修辞和逻辑），而结合语境和文化环境，把有关语法、修辞和逻辑三位一体的认识，提到形而上的层面作全面、深刻而辩证的理论思考。论文从全方位的文学语言——即语法、修辞、逻辑三位一体的语言艺术角度，对《文心雕龙》的语言艺术观念加以综合辩证的分析和较为全面的考察。湖南湘南学院李映山、邓艳斌、李国春三位学者合撰的《〈文心雕龙·练字〉篇之整体观》一文认为：《文心雕龙·练字》篇对写作中文字的选择运用作了精辟的论述，然而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学者们的足够的重视。指出刘勰在《练字》篇中，不仅从字形上、而且从文字形音义统一的性质，从人文起源和文字发展的高度对汉语写作中的“练字”问题作了深入而全面的论述。认为只要汉字还保留着表意的功能，这些原则和要求就仍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南开大学文学院卢盛江教授《八病杂记——〈文心雕龙·声律〉篇相关的一个问题》论文认为：《文心雕龙》并没有直接论“八病”，但其《声律》篇所论实际与“八病”有关，即是永明声律说有关问题的总结。

　　第六，对《文心雕龙》的《原道》、《体性》、《通变》、《情采》、《明诗》、《史传》等单篇中的主要观点或疑难问题进行阐释或分析解说，涉及到《文心雕龙》的“道”的内涵、风格论、诗论、史观以及创作论等重要问题的研讨。

　　复旦大学中文系杨明教授等对《原道》篇“文之为德也大矣”的首句也是难句，进行了新的诠释。杨明教授《〈文心雕龙·原道〉“文之为德”解》论文认为：对《文心雕龙·原道》“文之为德也大矣”首句，学者们的解释不一。德，原是禀性、特性之意，但在“×之为德”这个语式中，“德”字的含意虚泛化，也就是说重点在“×”，而不在“德”，因此说“×之为德”，与单说“×”，意思差不多，只是前者语气较为强调而已。古代汉语中有“×之为物”的语式；通过列举大量的资料说明，在许多情况下，“之为德”与“之为物”意思相近，只是前者使人感到有抽象的意味罢了。故译解“文之为德也大矣”时，无需将“德”字译出，而应译作“文这种东西真了不起呀”、“文很伟大呀”；若译作“文的功用”、“文的属性”等，反而不尽妥贴。山东省莒县公安局李明高先生《〈文心雕龙〉首句本义初探》一文，也对这个问题的诸家解说进行了综述分析：概括当前对《文心》“文之为德也大矣”首句译注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将核心词译注为“文德”。这样的理解，以范文澜先生为代表。二是将核心词译注为“属性”、“功效”。这样的理解，以杨明照、吴林伯、詹锳、周振甫诸先生为代表。三是将核心词译注为“意义”。这样的理解，以陆侃如、牟世金先生为代表。四是将核心词译注为“德性”。这样的理解，以郭晋稀先生为代表。他还分析认为 “文之与德”与《淮南子》“冬至为德”句式相同，“冬至为德”，高诱作注“德，始生也”，那么，“文之为德”则同样应注为“德，始生也”，或曰“德，得也。”即事物成为其本身，也即此事物具备内在本质，将此事物与彼事物相区分，该义也即事物的产生。“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可译为：“文的产生是很遥远的事情了。是与天地一同产生的，为什么呢？”

　　台湾台北大学助理教授赖欣阳先生《重读〈文心雕龙·通变〉篇——论“文学传统”与创作的关系》一文认为：《文心雕龙·通变》篇乃全书创作论中重要的篇章，也是中国古代首度将“通变”观念转用于文学批评，变成文学批评专门概念的一篇文论，其主旨在于阐明文学写作中的通变之理、通变之法、通变之用，从《文心雕龙·通变》篇的内容中，可以了解无论是“通变”的对象、“通变”的方法、“通变”的原则、“通变”的目的和效用等等，每一个大大小小的问题都涉及到“文学传统”。由此来看刘勰的“通变观”，可以了解刘勰的主张是要“文学传统”与“当代文变”互相补济，以救文学发展、演变之穷；再以作者的性情、血气为根本，赋予文学生命力，带动文学会通适变的机能。依刘勰之论，则文学能不断地发展、演变，也不会走窄走偏。愈变愈通达、广大，而能流传久远，这就叫“通变”。论文还把刘勰的“通变观”与英国著名诗人及文学批评家艾略特（T·S·Eliot）《传统与个人才具》中的有关“传统”的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国际关系学院王慧玉博士《风格与人——〈文心雕龙·体性〉析论》一文认为：细绎《体性》篇文字，可以发现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它明确了文章风格讨论的前提是作家的性灵文字；指出了作家个性对文章风格的决定作用。但是刘勰所界定的文章八体并不能涵盖所有文章的风格类别，它们只是文章的风格倾向与大致的类别而已；最终我们发现作家个性中蕴涵的人格因素对文学风格的重大影响无疑赋予了《体性》篇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江苏大学人文学院吴晓峰教授《〈文心雕龙〉的“为情造文”说》一文认为：《文心雕龙·情采》所提出的“为情造文”说，集中反映了刘勰创作思想的精髓。刘勰此说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它在强调内容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形式的重要。他是主张情采并重的。这个观点不但在当时具有纠正时弊的作用，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专门史博士刘志刚、南京明孝陵研究部王韦副主任合撰的《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与韩愈〈荐士〉对五言诗发展的观点略析》论文认为：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阐述了诗，尤其是五言诗的起源及发展过程，而韩愈的《荐士》也在其起首部分对五言诗的渊源、发展有一个叙述，两者对五言诗所持观点有异有同，却共同解析了五言诗从起源到发展、完善的创作过程。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姚旸与王韦合撰的《“史官”与“史观”——论〈文心雕龙〉与〈史通〉的“史观”的同异》论文认为：《文心雕龙》注重经义对史学的影响，而《史通》则更注重史书本身的形式发展，二者对于史书编纂宗旨的不同理解直接反映了刘勰与刘知几所持的不同“史观”。

　　第七，对刘勰《文心雕龙》的思维方式、批评话语、方法论以及研究史方面的问题进行的研讨。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杨星映教授《〈文心雕龙〉的“圆”思维》一文，通过对《文心雕龙》辨证的直观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审美描述与类比推理相结合的表述方式的特色与优长进行辨析，以期能作为建设当代文艺学的借鉴和参考。认为在《文心雕龙》中有许多“圆”字及其构成的词汇、词组：如圆通、圆览、圆合、圆鉴、圆照、理圆、事圆等等。这种“圆×”的方式充分体现了直观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可以将其称为“圆”思维。辽宁大学中文系涂光社教授《“唯务折衷”平议》一文认为：刘勰的“折衷”论，其主旨虽不与兼容并包相抵触，但着重是要在明达公允的准绳衡量之后作出正确判断，强调其求真求实的批评准则。“折衷”既是一种思想方法又是一种哲学态度，体现出求真求是和宽容兼取、客观公允的学术精神，刘勰能够自言“唯务折衷”，显示了他一种识鉴和理论建构上的高度自信。福建厦门集美大学王毓红教授《玉润双流，如彼珩珮：〈文心雕龙〉对偶句法研究》一文，着眼于《文心雕龙》的批评话语的研究，认为其骈文的对偶句法有三种基本句法结构模式：一句中自成对偶的当句对、两个小句子两两配对的单句对，以及一般由四个小句组成的隔句对，从而在《文心雕龙》批评话语的言语实践中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情形。因此，与其说对偶是刘勰所使用的一种修辞手法，毋宁说是他所采用的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陶礼天教授《〈文心雕龙〉与佛学之关系再检讨》论文，分析了《文心雕龙》与佛学关系的研究历程，认为一般我们说“《文心雕龙》与佛学之关系”，实质上，都包含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广义的，指其与“佛教”之关系，一是狭义的，仅仅指其与对佛教本身进行研究的“佛学”之关系。认为只有从“佛教的中国化”出发看问题，才能真正理解何以我们要认定《文心雕龙》是与“佛学”有着密切之关系的，或者说“佛教”对《文心雕龙》有着深刻的影响的。论文还就《文心雕龙》中“虚静”论和“馀味”论略作案例分析，对《文心雕龙》与佛学关系之课题进行了具体解剖。

　　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何懿副教授《〈文心雕龙讲疏〉对〈文心雕龙创作论〉所作减法之启示》一文认为：王元化先生《文心雕龙讲疏》对《文心雕龙创作论》作了一些删削和修改。这种删削和修改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传统及现代的“征圣”、“宗经”的思维方式的摈弃、对将政治观念、阶级斗争意识凌驾学术研究之上的风气的厌恶、对机械论的理论教条的反思、对逻辑推理与历史事实并不具有同一性的深入思考。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李平教授《王更生先生〈文心雕龙〉研究二题》一文认为：王更生先生在台湾“《文心雕龙》学”研究方面称得上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特别是台湾《文心雕龙》研究在经历了20世纪七十年代的发展后，至八十年代，由于学术转向，热度已减、成果不多、水平下降，许多学者不再以“龙学”为务。在此背景下，王更生先生对《文心雕龙》研究尤役心力，或修订旧著，或刊布新作，显得难能可贵。王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具有教学与研究相长、校注与释译并行、微观与宏观互融、资料与理论俱重、普及与提高兼顾等特色。南京明孝陵博物馆夏爱军、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勇素华两位合写的《二十世纪“龙学”热与“文选学”相对冷的原因之浅见》一文，比较了“龙学”与“文选学”在20世纪的研究状况，认为“龙学”相对比“文选学”兴盛，其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因为有关《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的历史记载过于简略，导致研究者对于刘勰自身的诸多问题不能形成一致看法；其次是因为《文心雕龙》是一部主要阐述个人见解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在现代更具有可研究性。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戚良德教授倾心《文心雕龙》的专门研究，撰成《文心雕龙校注通译》一书，近期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次会议他提交了《〈文心雕龙〉文本校正举隅》一文，他在发言中指出：《文心雕龙》的版本很多，但自从清代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出现以后，黄注本实际上已成为《文心雕龙》的通行本。近世对《文心雕龙》的校注整理大多以黄注本为底本进行，如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校证》、杨明照的《增订文心雕龙校注》、詹锳的《文心雕龙义证》等，皆是如此。但各家丰富的校勘成果也说明，黄注本作为底本实际上问题颇多。如林其锬、陈凤金先生在范注本基础上所作《新校白文〈文心雕龙〉》，除去范注已经表示肯定的大量校勘成果以外，又“删改补正书中讹舛衍脱者650余字”，仅此已近《文心雕龙》原文的2％。有鉴于此，今后新的《文心雕龙》读本，如果再以黄注本或者范注本作为底本，实际上已经对读者颇为不便，也不利于几代研究者之《文心雕龙》校勘成果的发扬。因此，林、陈二先生吸收众多校勘成果而作的《新校白文〈文心雕龙〉》是值得注意的，但林、陈本的体例及其不少校改或未改之处，也仍有校正的必要，所撰《文心雕龙校注通译》一书，就是想较为全面地汲取已有研究成果，最大限度地接近刘勰之原文。

　　另外，提交大会的还有6篇论文提要（作者均因事未能出席会议），也都属于对《文心雕龙》理论内容本身的研究范围，这6篇论文提要为：陈水云《从身体到文论——论〈文心雕龙〉“近拟诸身”的思维方式》、陈祖美《〈诠赋〉和〈事类〉再读札记》、潘殊闲《和谐：〈文心雕龙〉的基本文论观》、吴兆路《〈文心雕龙〉与六朝文风》、穆克宏《〈文心雕龙〉〈诗品〉比较新论》、王英志《〈文心雕龙〉与袁枚性灵说》。

　　二、围饶钟山上定林寺遗址考古、考证和当时寺庙及寺庙高僧佛学修为等问题的研讨，共提交大会的相关论文8篇，其中对刘勰撰写《文心雕龙》所在地——上定林寺遗址的考古发掘的论文报告，是本次大会的重要成绩；还有一些论文是围绕刘勰的出生地、《刘子》的作者究竟是否为刘勰以及《刘子》与《文心雕龙》在思想上的异同问题的研究等。首先，由南京大学历史系、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中山陵园管理局等单位合作完成，由贺云翱、王前华、王碧顺、路侃等执笔，向大会提交了《钟山二号寺庙调查勘探简报》，并由南京大学历史系贺云翱先生在大会上作了学术报告。报告说：早在1999年他们发掘紫霞湖上方的南朝祭坛遗址时，就曾在祭坛西面和西南面发现两处寺院遗址，尤其是西南面的二号遗址，叠压在最下面一层的遗址是南朝的，在南京考古史上，发现南朝寺院的遗址，这还是首次，因此受到高度重视，从2001年开始，他们对其进行两次深入发掘，出土一大批生活器皿、建筑构件、佛像残件、钱币等文物。通过研究认定该二号遗址就是上定林寺遗址。为何如此认定呢？贺云翱先生举出四个方面的理由：其一，根据《高僧传》、《出三藏记集》、《名僧传钞》等书记载，下定林寺和上定林寺是根据它们两者的相对位置而命名的，即下定林寺在下、在南、在前，上定林寺在上、在北、在后。而现在发现的钟山二号寺址正处于下定林寺址（有南宋陆游题刻遗迹可证）的上方、后方、北方，而下定林寺址也恰在原开善寺址的略西北方、后方，这些与历史文献所载完全吻合。其二，本次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瓦当分两个时期，第一期为南朝，第二期为唐代，结合遗址出土的陶器及砖、瓦等材料，证明这座寺庙在唐末五代以后即告废弃，后来直到清代才有僧人在遗址上活动。钟山二号寺址出土瓦当证明，该寺兴建于南朝刘宋早期，废弃于唐末五代时期，在时间上与钟山上定林寺的兴亡过程比较一致。其三，按照《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等书记载，上定林寺不仅比下定林寺位置高敞，而且在营建过程中“斩石刊木”，寺成后“禅房殿宇，郁尔层构”，“殿房禅室，肃然深远”云云，而钟山二号寺址与下定林寺址相比，确实位置高敞，寺宇构建于多层石构平台之上，调查发现顺山坡至少建有7层平台，每层平台上都有寺宇建筑遗存，高低错落，纵深达百余米，“郁尔层构”“肃然深远”之势昭然若见，且遗址附近劈岩斩石的大片遗迹尚存。这些与文献所载恰可对应。其四，据检索相关文献，在上、下定林寺所在区域，即今梅花山之北区域还存在过宋熙寺、开善寺，开善寺位置原在今明太祖朱元璋陵寝“明孝陵”的陵宫之地，而且建于梁代，在时间上晚于上定林寺，于本遗址出土瓦当的年代不完全吻合；宋熙寺虽也建于刘宋年间，但该寺位置较低，其大致方位在下定林寺西侧，与钟山二号寺遗址地点、地形均不吻合。而且，宋熙寺在梁代以后即被废弃，与本寺址发掘所见存有南朝到唐末遗存堆积的情况完全不符。综上所述，将钟山二号寺址视作南朝上定林寺址是有充分的依据的。南京文物局韩品峥先生较早对钟山上定林寺遗址问题进行了考证，他提交大会的《南京钟山上定林寺遗址考略》论文认为，通过他自己对元胡炳文、明宋濂等著名文人的钟山游记中有关游览过程中涉及的景点进行排比考核，结合多次现场实地考察，确认钟山上定林寺的具体位置应即南京钟山二号寺遗址处，建议及早对南京钟山二号寺遗址进行科学考古发掘，使这一湮没多年的南朝古寺能得到确认，为刘勰及《文心雕龙》的研究工作提供新的例证。

　　南京大学中文系孙蓉蓉教授《〈高僧传〉中有关定林寺记载的考述》一文通过研究指出：梁释慧皎的《高僧传》是南朝为数众多的僧传中最为著名的一种著作，在二百多位高僧的传记中，《高僧传》记载有关于钟山上定林寺的史料，其中有上定林寺的营建过程，有定林寺的高僧名流，也有定林寺的经藏和佛牙等珍贵物品。从《高僧传》的有关史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定林寺，及与刘勰相关的问题。南京明孝陵博物馆臧卓美馆员《历代关于钟山上定林寺位置研究综述》一文，就宋以来关于钟山上定林寺位置进行探讨考证的主要论点进行了综述。南京明孝陵博物馆陈列部向阳鸣主任《定林寺址考》一文，集中介绍分析了《高僧传》等资料中有关南京钟山上定林寺和下定林寺的记载情况。中山陵园管理局文物处查珣馆员、王前华处长《钟山定林寺遗址与〈文心雕龙〉纪念馆》一文，全方位地介绍了“钟山定林寺刘勰与《文心雕龙》纪念馆”建设过程和展览单元及其内容，认为纪念馆的建成，为今后加强《文心雕龙》研究和学术交流提供了一处难得的场所，因此具有积极而长久的社会价值。镇江中国文心雕龙资料中心彭荷成副主任《刘勰与南京钟山上定林寺》一文，介绍了南京钟山上定林寺的历史及其遗址的有关考古发掘情况，认为南京考古界通过多年努力，终于使千年古刹遗址大白于天下，并发掘出一些寺庙遗物，为研究《文心雕龙》和刘勰增加了实物资料。山东莒县地方史志办公室朱文民、朱吉高两位先生合撰《定林寺名称由来考》一文，通过研究认为：“定”指佛教定学，“林”指僧众聚集处，由此推论，修习禅定之学的僧侣聚居的寺院，称为定林寺院。还认为莒县定林寺，即便不是刘勰所创立，那么他的创立者也与钟山定林寺的创立者以及后来住持们所信仰修习的内容是一致的。定林寺，即佛教众多定学比丘的禅院。

　　其次，是围绕刘勰的出生地、《刘子》的作者究竟是否为刘勰还是刘昼所作等问题的研讨，这些问题已经是“老”问题，也是重大问题，这次大会又有了新的探讨。山东莒县博物馆苏兆庆、刘云涛两位先生《从〈序志篇〉谈刘勰青少年时期留守故里说》一文通过有关史料研究认为：刘勰一家未同刘秀之等刘氏一同南下渡江，他们仍留在原籍东莞郡莒县。因为《梁书·刘勰传》并没有说他“世居京口”，杨明照先生在《梁书刘勰传笺注》中说刘勰“世居京口”，是根据《宋书》的《刘穆之传》和《刘秀之传》，按照刘勰祖父刘灵真与刘秀之是亲兄弟关系来确定的。如果刘灵真和刘秀之并非亲父母兄弟，只是远房辈份相同，那么就很难说刘勰也一定是“世居京口”了。刘勰的青少年时代，应该是在自己的家乡东莞郡莒县度过的。而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会长钱永波先生《刘勰“世居京口”论据确凿可信》一文，不同意上述看法，认为刘勰“世居京口”已是海内外学术界的共识，从六朝时期的京口是北方移民聚居之地的史实、《刘岱墓志》中的实证、《晋书》《宋书》《齐书》和镇江自宋代有方志以来的详实史料，对《梁书·刘勰传》中所说的刘勰是“东莞莒人”作了新的解读：刘勰是南徐州“东莞郡莒县人”，原籍是徐州“东莞郡莒县人”。许多海内外学者采用刘勰“世居京口”之说，立论恰当可信。

　　上海社会科学院林其锬先生通过研究认为《刘子》为刘勰所作，林先生《魏晋玄学与刘勰思想——兼论〈文心雕龙〉与〈刘子〉的体用观》一文认为：刘勰不仅是个杰出的文论家，而且也是个杰出的思想家。刘勰生活的时代正是社会大变动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时代，以哲学为骨干的学术思潮也正从析同为异的诸子分流到合异为同的诸家互融的玄学主导时期。研究刘勰思想就不能不研究作为当时社会思潮主流的玄学，及其对刘勰思想的影响。从体用观的高度看，《刘子》与《文心雕龙》的“原道”、“征圣”、“宗经”并无二致。有的学者从《刘子》自南宋人转引没有直证和佐证的两条资料，否定《隋志》、两《唐书》和敦煌遗书等著录开始，继之又有人以《刘子》与《文心雕龙》“两书思想不相属”为由，剥夺刘勰的著作权，把它打入“伪书”冷宫，这可说是文化史悲剧。林先生报告还说明：北京电脑专家杨少俊教授接受林中明先生建议，用电子计算机检索《刘子》与《文心》两书用词、辞源、句法类型，得出初步的结论是倾向两书同出于一个作者；并且他还以《刘子·命相篇》向著名印度学学者季羡林先生请教，季先生回答此篇思想与印度佛学有关。所以林先生说：“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不避烦难，细推原委，摆脱‘疑以传疑’先入为主的思维惯势，我深信，经过大家努力，总有一天会还历史以真相，给刘勰以公道的。”朱文民、朱吉高两位先生在提交大会的另一篇《南朝学术思潮与刘勰思想的时代特征》的文章中也支持林先生的观点，且认为：无论《文心雕龙》还是《刘子》都是儒道同尊的，说明刘勰的思想是一个杂家，“刘勰的思想是复杂的，我们在研究他的思想的时候，如果只看表面现象，是难以看到刘勰真面目的。只有联系当时的社会学术思潮，顾及到东莞刘氏的家学和家族的信仰，看看他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履历，正确地理解刘勰的现有著作所昭示的思想，就会觉得他表面上奉佛，思想深处是儒、道同尊，而骨子里是崇道的”。湖南怀化学院中文系周绍恒教授《〈刘子〉作者问题辨》不同意《刘子》为刘勰所作的观点，通过有关资料的研究认为：《刘子》的作者问题自唐以来就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从各家的争论情况来看，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前人对《隋志》的有关记载的解读有误；二是前人没有对《北齐书·刘昼传》“河清初”的误记进行具体考辨。其实，只要弄清了前人对《隋志》的误读及《北齐书·刘昼传》的误记，就不难发现“《刘子》为刘昼所作说”是可信的。

　　三是关于《文心雕龙》的普及教育问题、研究资料的整理和电子化问题的探讨等。钱永波先生《加强普及和应用工作，开拓〈文心雕龙〉研究的广阔领域》一文认为：加强普及和应用工作，是拓展“文心学”研究的新领域。并介绍说，近十年来，刘勰故乡——镇江在这方面不断进行探索：从建设主题公园——举办学术研讨会——创办资料中心——编著出版应用性图书《文心司南》。近来，又在从“文章学”角度，研究如何把《文心雕龙》关于写作的原理和方法，运用于公文写作和中小学生作文写作。建议文心学界拓展思路，把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加强中外文论比较研究和海内外学术交流，让《文心雕龙》中的“宝藏”鲜活起来，融入现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来，使“古经典”变成“活智能”，让“雕龙”成“飞龙”，使中国古代文论在世界文论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江西佛学院熊重生先生提交了《写作训练与文心修养——〈文心雕龙〉教学札记》一文，他在小组讨论发言时说：这篇文章是自己五则教学札记，认为写作课教学是《文心雕龙》普及教育的重要方式，在《文心雕龙》普及教育中，需要正确处理五大关系：即写作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关系，文心修养与写作训练的关系，“振末归本”与“沿波讨源”的关系、“精理为文”与“秀气成采”的关系、“为文之用心”与“为人之用心”的关系等。镇江图书馆馆长、中国文心雕龙资料中心任罡主任《文心雕龙论文全文数据库（单机版）建设实践和思考》一文，报告了文心雕龙论文全文数据库的建设情况和未来设想，他说：2000年4月《文心雕龙》资料中心在镇江市图书馆挂牌。两年后，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和镇江市人民政府联手，将这个中心升格为“中国文心雕龙资料中心”。从挂牌成立至今，在学会的支持下，在专家的帮助下，通过我们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文心雕龙资料中心”已经得到学界和社会的认可。目前资料中心已收集论文3400余篇，其中1990年以前的资料收藏率达97％；专著300余种，占已出版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全国乃至全世界规模最大、资料最全的《文心雕龙》专题资料库。建设资料中心，不是将分散的资料集中起来束之高阁，而是为了充分利用，资源共享。资料中心的服务工作主要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面向专家的高端服务，重点是提高；一个方向是面向广大市民和爱好者的服务，重点在普及。《文心雕龙》论文数据库单机版的成功，为“提高”和“普及”提供了有力的资源支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举动”。单机版是前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下一步，资料中心将着力于网上数字参考咨询工作。在WEB2.0技术或服务广泛应用后，将在现有数据库的基础上建设基于WEB2.0技术的数据库2.0，并以中国文心雕龙资料中心网站为依托，开展网上数字参考咨询，这将是资料中心今后开展信息服务的方向。另外，华南师范大学韩湖初教授、山东临沂师范学院贾锦福教授，还分别向大会提交两篇评介朱文民先生的新著《刘勰传》的书评，二文均对朱著作了很高评价，认为其既能博采众长，又能勇于探索，朱著中对《刘子》是否为刘勰所作的问题进行研究，把这一问题引向了深入。

　　大会期间，中国文心雕龙资料中心任罡主任，代表资料中心向文心雕龙学会赠送了刚刚制作完成的《文心雕龙全文数据库单机版》光碟20盘。该单机版共收入文心雕龙论文3509篇，时间跨度从20世纪初至今，达100百余年，基本包含了其间出版的《文心雕龙》论文和部分专著。是资料中心工作人员历时4年，在经过广泛收集，整理、录入、软件编写的基础上，赶在本次大会开幕之前刚刚制作完成的，真是可喜可贺，使这次大会增添了重重的成就感和浓浓的愉悦之情。据资料中心介绍，《文心雕龙全文数据库单机版》和《文心雕龙》资料全文数据库项目工程，是在镇江市政府、镇江市文化局领导的关心和指导下完成的。从2003年开始，在镇江图书馆馆长室的统一协调下，《文心雕龙》论文数据库先后通过制定方案、选用软件、培训、科学分析选定字段、建库等一系列工作，图书馆任罡馆长、徐苏副馆长和文献开发部、信息技术部的专业人员一起进行多次研讨，就《文心雕龙》论文数据库的字段问题充分论证，分析了不同时期的《文心雕龙》论文特点，特别是根据1949年以前的论文特点，未来论文的格式特点，科学地划分了标引字段，分别选用不同时期的论文作尝试后，才取得现在这样的成果。中国文心雕龙资料中心的全体研制人员，为《文心雕龙》研究的学术事业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与会代表一致向他们致以热烈的掌声，表示了衷心的感谢！该单机版的问世，将为广大专家学者使用和查询《文心雕龙》论文提供极大的便利，将为《文心雕龙》研究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另外，学会会员、山东书法家刘小波先生向学会和中国文心雕龙资料中心赠送了他精心创作的《文心雕龙》书法作品，近10年来，刘小波先生用各种隶书反复书写《文心雕龙》100多遍，成品的书法作品达200多万字，其中《文心雕龙》百米书法长卷已捐赠国家图书馆收藏。

　　值得重笔一提的是，近年南京的专家学者们和有关领导部门，为《文心雕龙》的学术事业办了两件大事，一是刘勰纪念馆建成并于2005年2月28日正式开馆，二是刘勰著述《文心雕龙》时的所在地——钟山上定林寺遗址，经过考古发掘基本已被确认。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一任会长张光年先生生前就十分关心钟山上定林寺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曾亲自写信给南京市有关部门，希望加大加快工作力度，早日发现并确认之。有专家表示，这是国内首次发现南朝时代的寺庙遗址，年内将申报“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表示，“钟山定林寺遗址及与之配套的刘勰与《文心雕龙》纪念馆，将与前几年考古学者发现的钟山南朝祭坛遗存以及吴大帝孙权墓等一起，构成钟山风景区范围内极具特色的‘六朝文化展示区’，特别是定林寺遗址的考古发现，为今后加强刘勰及《文心雕龙》研究和学术交流提供了一处难得的场所。”从此，刘勰祖籍所在的山东莒县定林寺刘勰纪念馆、刘勰“世居京口”——当即为刘勰的出生地镇江的文心雕龙资料中心、刘勰著述《文心雕龙》的所在地南京钟山的刘勰与《文心雕龙》纪念馆，是全国独具特色与刘勰与《文心雕龙》密切相关的三大的展示场所或研究机构，可谓是《文心雕龙》学术事业的一大进展。会议期间，大会组织了与会代表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刘勰与《文心雕龙》纪念馆和上定林寺遗址等地。

　　这次年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组织机构成员的换届选举。换届选举工作，由学会詹福瑞会长（因公务未能出席）亲自过问，并委托刘文忠副会长主持，按照学会章程规定，首先选举了学会新一届即第九届理事会，再由新一届理事会进行推选，产生新一届组织机构。名誉会长2人为：王元化、王运熙先生；顾问8人为：刘文忠、缪俊杰、林其锬、张文勋、祖保泉、蔡钟翔、邱世友、穆克宏先生，其中刘文忠、缪俊杰、林其锬三位先生是刚从副会长的职务退下来担任学会顾问的；会长仍由詹福瑞先生担任，副会长8位为：左东岭（常务）、涂光社、曹旭、汪春泓、李金善、袁济喜、党圣元、李建中先生，其中左东岭、李金善、袁济喜、党圣元、李建中4位先生为新选举出的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分别由陶礼天、陆晓光先生担任，选举常务理事22人为（以姓氏笔画为序）：石家宜、左东岭、卢永璘、卢盛江、孙蓉蓉、杨明、李平、李连成、李金善、李建中、汪春泓、余金保、张可礼、郁沅、袁济喜、党圣元、钱永波、涂光社、陶礼天、曹旭、蒋凡、詹福瑞先生；会议还按照学会章程规定，“经本人申请，会员介绍，理事会通过”，增加了新的会员；新一届理事会会议，还通过了李金善先生所作的第八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并对报告进行了审议。

　　会议闭幕式由新担任常务副会长的左东岭教授主持，向全体与会代表公布了学会新一届理事会、组织机构及新会员名单，左东岭教授还代表新一届学会负责人作了简要讲话，表明要努力工作，把学会的方方面面的工作做好。大会由陶礼天教授作了学术总结，他在总结报告的最后，提出几点与全体会员特别是年轻会员共勉的希望：第一，要继续保持和发扬学会的良好会风。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是一个有着重要国际影响的学会，从1983年学会成立以来，在一大批老一辈专家学者和领导如周扬、张光年、郭绍虞、朱东润、王元化、杨明照、牟世金、徐中玉、张少康等先生的领导下，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国际影响，学会的良好会风，团结了海内外一大批学人，既能坚持学术真理，在学术观点上不怕争论，但同时又能和谐、团结，杜绝任何歪风邪气，学会从成立伊始，就提倡贯彻“双百”方针，允许流派而反对宗派，对不同意见既要认真进行同志式的讨论，又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共同前进。我们一定要努力继承和发扬这种良好会风，以不负前辈所托；第二，要努力秉承学会的良好学风。在一大批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带领和影响下，学会形成了严谨求实、不断追求学术创新的学术传统和良好学风，我们要努力秉承这种学术传统和良好学风，无论是研究、评述，还是提出新问题、新结论，首先，要做到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其次，《文心雕龙》很难懂，我们年轻学者要努力读懂《文心雕龙》及其相关史料，要下大力气去深入研读；复次，要了解学术史与研究现状，例如有些论文谈及《梁书·刘勰传》中刘勰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整理佛经一事时，认为慧震即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四所载梁刘之遴《吊震法师亡书》等所提到的震法师，而最早对这个问题进行考证并作如此论断的是王达津、周绍恒先生，后来还有一些学者也予以采信并作了论述，如果要论及这个问题，应该要先介绍王达津、周绍恒先生的研究成果，如果不提，就是一种缺失，当然这不一定是有意为之的，可能就是不了解《文心雕龙》学术史造成的。这只是随意举个例子，针对的是一种现象而已，希望大家不要误解。第三，要积极探讨21世纪全球化大背景下，《文心雕龙》研究的新方法、新问题、新途径，《文心雕龙》的研究已经产生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其研究已经形成一种学术的“高原状态”，我们以后如何研究，如何进行学术创新，以期不断产生具有很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第四，要注重“《文心雕龙》研究”课程的教学研究，现在很多大学都开设“《文心雕龙》研究”这门课程，有的是为本科生开设的，有的是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开设的，有的高校还把它作为全校的通识类教育课程，对此进行研究探讨非常必要，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交流教学体会，为培养学术队伍作出贡献。第五，要努力开好以后学会的会议。

　　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有不少是老一辈专家如周勋初、蒋凡、林其锬先生等，然而明显以中青年学者为多，有些老一辈专家如穆克宏等先生，虽然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但或寄来了论文提要，或过问大会的举办情况，都十分关心学会的工作。大会承办方南京大学周勋初先生及孙蓉蓉教授、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会长钱永波先生、中山陵园管理局王鹏善局长和余金宝副局长等领导及大会工作组全体同志，始终关心大会进行的各种工作，为这次大会的顺利举办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大会通过选举换届后，不少较为年轻的学者成为学会的负责人，或成为理事与常务理事，从这个意义讲，这也是一次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有理由相信，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事业，一定会在现有学术业绩的基础上，取得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