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因素与政治制度的复杂关联

　　在人类“制度”体系中，政治制度（诸如民主、政治自由、政治腐败、政治稳定等问题）与经济制度同等重要，都会对人们的行为和资源配置产生重大影响。在历史上，各国先后选择过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这些政治制度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以及政府自身内部权力结构的设计上。从实践来看，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二战以来，民主国家的经济发展良好，但扩大经济自由的独裁政府也多次出现过，如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府、秘鲁的藤森政府以及东亚的一些政府。但通常认为，民主制度能够遏制政府权力，因而限制了政府官员敛聚个人财富和执行公众不认同政策的可能。

　　影响政治制度选择的因素非常多，宗教因素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这是因为政治制度的确立和维护都需要得到宗教力量的认可，宗教思想和宗教伦理的变革也会促使政治制度发生演变。

　　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皇权政治就与儒学政治制度化和儒学宗教化的转变密切关联。西汉大儒董仲舒一方面推动儒学政治制度化的发展，提出《春秋》经中所说的“三统”、“三正”、“三世”等理论，为汉王朝的建立作论证，认为《春秋》经中所提到的各种礼义法度也都可以为汉王朝所效法。另一方面，在董仲舒的论述和当时流传的纬书中，不断地把“天”描绘成儒学中至高无上的神，竭力宣扬天是有意志的，能与人相感应的，而王者是“承天意以从事”的等等一整套宗教神学理论。同样，为儒家所推崇的历代圣人，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等，在纬书中也统统被装扮成了与众不同的神。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自然也就成了教王。这样一来，不仅汉朝的皇帝具有了合法的权力来源，而且在政权传承、权力分配、权力制衡等方面也形成了一套符合宗教学说的制度安排。此后，尽管中国出现了多次的改朝换代，但这些基本的宗教学说和政治制度并未有实质性改变，经济发展也难以突破农业时代的最高水平，走不出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的“马尔萨斯”陷阱。

　　在欧洲的中世纪，同样是宗教神权与封建专制王权的结盟，封建专制导致了国家四分五裂，关卡林立，经济发展缓慢。宗教改革领袖路德、加尔文等打破了宗教神权，使政治和宗教彻底分离，为民主政治思想的发育创造了条件。

　　从近代的民主政治发展来看，信奉基督教新教的国家(如英国和瑞士，以及作为基督教新教文化延伸形式的北美)则较早地建立了民主体制，而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大陆国家，其民主政治的发展则比较迟缓。虽然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但总体而言，学者们发现在19世纪，天主教会对于自由民主的制度一般持敌视态度。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天主教会本身长期植根于封建君主制的旧秩序，而这个封建体制相当地照顾到天主教会的利益。相比之下，基督教新教中改革势力占上风的国家和地区，其个人主义的倾向更强烈，其信仰更趋于理性，不容易形成对于某个领袖人物、团体、政党的极度崇拜和依赖。

　　进入21世纪后，各宗教流派之间的差异性也在相互交流、学习模仿的过程中大大缩小。与此同时，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趋同也开始大于分化，交流融合多于相互对立，结构日益相似但具体形式却更加丰富多彩。这些变化，显然为全球经济的融合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