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野中的关帝信仰

　　社会学视野中的关帝信仰

　　张国超 赵冠豪

　　摘 要：关帝信仰是中国民众以及海内外华人华侨信仰的大宗，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种普及于都市和乡村并且走向世界的人神信仰。在时代背景和传统文化的栽培下，由于官方的支持、佛道两教的推崇、儒兵二家的称扬以及文学艺术的渲染，关帝完成了由人向神的角色转变，并且在世俗社会之圣贤群体和宗教社会之神灵系统当中的地位异军突起。伴随着人为改造而发生的职能多元分化，关帝受到各社会阶层的普遍崇拜。关帝地位变迁的背后是宋代以来各朝各级统治者实施社会控制、实现国家治理而采取的社会设置的一种体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众深层社会心理的集中反映。文章旨在利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探求关帝信仰在社会中的变迁历程，并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当中分析其发展趋势。

　　关键词：关帝信仰；社会控制；传统文化；社会心理；现代意义

　　一

　　关帝信仰是中国民众以及海内外华人华侨信仰的大宗，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种普及于都市和乡村并且走向世界的人神信仰。历史上的关帝，只是三国时期的一员武将，但由于官方的支持、佛道两教的推崇、儒兵二家的称扬以及文学艺术的渲染，关帝完成了由人向神的角色转变，并且在世俗社会之圣贤群体和宗教社会之神灵系统当中的地位异军突起。伴随着人为改造而发生的职能多元分化，关帝受到各社会阶层的普遍崇拜，超越儒释道三教各位神圣，成为民间信仰和官方信仰的主神之一。这其中，官方的推崇为关帝地位的变迁提供推波助澜的强大动力。通过历史的考察关帝角色的变化对于认识关帝信仰这一特殊文化的形成是不无裨益的。

　　民间所说关帝，又称关公、关王、关爷、关圣、关夫子、关老爷，三国时期蜀汉武将。其生辰于正史中无从考查。比较、查证各种资料和民传，较为可信的是，关帝本名关羽，字云长，于东汉桓帝延熹三年（公元160年）六月生于河东郡解县常平里，即今山西省运城市常平村。史书记载：关羽亡奔涿郡．和刘备、张飞结为兄弟，协助刘备建立蜀国政权，建安二十四(219)年，在与孙权的战争中失败被俘拒降而遭杀害，享年59岁。关羽殁后，并非一路走红，而是几代之后，经过历朝加封，才显威名。

　　曹操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封关羽“汉寿亭侯”。在其殁后的41年，即蜀汉景耀三年(公元260年，正好是其诞辰100周年)，后主刘禅追谥为“壮缪侯”。一般认为，从魏至唐，关羽在民间的影响不算太大。唐时间或见于传，称关三郎，为人鬼之流。现存较为可信的资料记载的大都是唐人对关羽的崇拜情况。唐末范掳《云溪友议》即云：“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荆州有玉泉伺，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鬼助土木之功而成，伺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因此，比较稳妥的说法是，至迟在唐代，关羽已为人所崇奉了，但在官方把典中无足轻重。

　　北宋初期，宋廷以“关羽为仇国所擒”，一度曾将关羽撤出武庙陪祀的位置。只是到北宋中叶以后，在佛教、道教将关羽纳入自身神系的影响下，朝廷才开始注意到关羽，并予以救封。至宣和五年(1123)，在礼部的奏请下，徽宗方“令从把武成王庙”。南宋和元代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地位有所提高，各朝各代的许多皇帝都曾为关羽进封。但总的说来，明代以前关羽在官方把典中地位较低，也不稳固。在神格上，其形象受佛教化和道教化的关羽的影响较大。或被道教说为张天师弟子，或被佛教认定为护法菩萨。在人格上，则主要体现在儒家的观念的界定上。本质上，宋朝包括元朝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依旧可以用“儒家化”来概括。

　　因此，在唐代官方崇拜与民间崇拜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和关系；从北宋中后期至元代官方崇拜受到了佛教化和道教化关羽的影响；到明清时期官方崇拜与民间崇拜都受到了民间文化的影响。《三国演义》自元末明初出现后，至明代中叶流传已十分广泛，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羽的忠义形象也因此深入官方和民间的各个角落。

　　明朝对关羽的崇拜开始升温，关羽始封为帝。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神宗朱翊钧进封关羽为帝。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十月，朱翊钧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尊为护国佑民之神，据万历年间司礼太监刘若愚著《酌中志》记载：(宫室中)宝善门、思善门、乾清门、仁德门、平台之西室及皇城各门。皆供关圣之像。

　　清代统治者也极为崇信关羽。入关前世祖福临与蒙古族诸汗结拜兄弟，声言“亦如关羽之与刘备，服事唯谨也”。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圣祖玄烨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西巡途经解州时拜谒关帝庙，亲书“义炳乾坤”匾额。世宗胤禛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追封羽的远祖、祖父、父亲为公爵。乾隆之后，历嘉庆、道光二朝，关羽的封号陆续加成“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羽赞宣德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多达24字，比之历代表彰尤著。文宗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追封关羽的远祖为“光昭王”，祖父为“裕昌王”，父亲为“成忠王”。德宗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追奉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伴随着官方的推崇，关于在民间也被赋予不同的象征意义而受到各领域的顶礼膜拜。

　　历史上，应该说，在中华民族风云变幻大鼓迭起的历史长河里，关羽是极其普通的一个人物。客观上分析，无论在三国时代还是以后的历史过程中，其战绩和名气尚不如各朝各代的许多文官武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人物，在包括官方学士、三教九流、文学艺术、神话传说等各方面的渲染支持下，却逐渐演化成声威赫赫、香火绵延、万人崇仰的“关圣大帝”。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作为武将在历史上的作用，甚至影响到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影响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地位的变迁和形象的演化，使关帝成了受到社会阶层普遍崇拜的万能神。

　　二

　　中国对圣贤和神灵的崇拜是理性实用主义的，这种实用理性的神灵观的另一产物则是神祗职能的普泛化和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倾向，这在关羽身上得到十分集中的表现。社会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涂尔干认为，宗教在功能上是和个人在社会分层中所处的地位相关联的；真正的宗教信仰总是某个特定群体的共同信仰，这个群体不仅公开宣称要忠于自己的信仰，而且还要奉行于信仰有关的意识活动。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均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挖掘作为神灵的关羽的身上的有用之点，甚至牵强附会，为关羽平添各式各样的神职。于是，统治者尊其为忠义之神、战神和统一之神，以网络天下豪杰效力朝廷，号召英勇杀敌，维护国家统一；商人、手工业者尊其为财神、保护神，祈求财源广进、生意兴隆；农民尊其为人间善神、正义之神，祈求降雨消灾、战妖伏魔、主持公道；文人士子奉其为文教神，祈请功名利禄；佛道两教奉其为护法神，借其“亘古精灵”以“怵伏群邪”、弘扬教义；江湖帮派则奉其为结义之神、勇武之神，以敛内御外，标举生死与共、祸福同当的团结精神和勇往直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一）武圣、战神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任何演进都有着它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因素。对于关羽从人到“神”的演变，也必须从历史方面去寻找根源；事实上，关羽被神化这一现象，既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英雄崇拜和造人神的传统，有造人神的思想理论基础，对关羽的信仰崇拜亦是这种传统作用下的结果。

　　按历代的惯例，凡以德施民、以劳定国、以死勤事者，则祀之，有的入祀综合性的祠宇如昭忠祠、乡贤祠、名宦祠等，有的独辟专祠祀之。关羽被奉为武圣、战神是其神化的初始阶段。他以“报国以忠,待人以义，处世以仁，作战以勇”的形象而奉为武圣、战神,仍属人格化并非神圣化，这应当是最初关帝信仰的核心，

　　儒家武圣。就历史文化流传而论，凡立言、立论可以不朽。孔子的著作,由其弟子们整理，成为儒家学说，被封为至圣先师，列为国家典祀，县以上州府建立文庙。孔子讲学时，弟子三千，贤者七二，其学说以孟子参修最着，亦只得了个亚圣之称，陪祀于文庙之份。之后，认同者多在文士行列，将其推行于当世者寥寥。儒家认为，关羽独得《春秋》真谛，深明义理，并以之为毕生奋斗的准则。正应了“身教重于言教”的格言，身体力行践兴了儒家伦理。其身教影响的形象性与广泛性，涵盖着数千年来中华道德精神的各个主要方面。儒家将其尊为“武圣”，因“圣”而与“文圣”孔子并肩而列，享受殊荣。

　　兵家武圣。关羽的一生是以忠贞、守义、勇猛和武艺高强著称，故兵家对其都很推崇。统帅领兵治军，将校率卒打仗，凡争战之事，不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都希望自己的将校兵卒武艺高强，英勇顽强，关羽便被以“武而威镇华夏”树为榜样而尊为武圣。

　　战神角色与武圣一脉相承。三国时期，关公追随刘备东征西讨，独镇荆州，五关斩六将，温酒斩华雄，杀颜良文丑，降于禁，杀庞德，战曹仁，威震华夏，的的确确是名至实归的“武圣”。在他死后，人们把他作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战神”来加以祭奉，也就十分自然了。从宋代追封关公为“武安王”以来，几百年的时间中，历代累加追奉，各地关庙成百上千，为人敬仰。各地大建关庙，供奉战神关公，关公也就大显神威来平寇护国，成为统治者认同的护国大神。

　　（二）财神

　　财神是民间普遍信仰的神明，为掌管钱财之神。在中国神灵系统中，有赵公元帅、范蠡、比干、五路财神、增福财神、财帛星君、关帝、刘海蟾等多位财神。其中，赵公元帅和关帝被奉为武财神；范蠡、比干为文财神。本来，武圣、战神关公与使人生财致富的财神没有关系，历史上所描绘的关羽可说是对财钱视作粪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却被世人尊为武财神。商人敬奉关羽始于明代末期，其成为财神的原因，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据说关公生前十分善于理财，长于会计业务，曾设笔记法，发明日清簿，这种计算方法设有原、收、出、存四项，非常详明清楚，后世商人公认其为会计专才，能够做好财务管理工作，方能发财致富，所以奉为商业神。再者，保护神的庇佑心态。众所周知，传统中国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度，“农为本，商为末”，商人处于“四民”（士农工商）之最底层，是一个弱势群体，备受歧视。随着商品经济的勃兴，商界为了凸显本阶层的地位而需要树立一位保护神，而骁勇善战、能“起死回生”的关羽成了首要选择。最后，关羽代表了诚信的昭示与承诺。早期，聚于一地的同籍客商为了在异地站稳脚跟，信义是不可或缺的品格。而关公身上折射出的“忠义仁勇”正迎合了商家所需，成为他们向世人彰显诚信的一面镜子。时至今日，这种昭示与承诺的力量成为众多商家、企业、政府尊奉关公的最重要的原因。更有甚者，在有些地区，不奉关公即被视为不忠不信，致其无法立足。尊关圣即是尊诚信已经深入人心。

　　在这几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关羽由武圣、战神进一步演变而成为兼具多重角色的商业保护神，最后定格为与其他财神性质不同的特殊财神。

　　（三）佛道两家护法神，民间驱邪神

　　中国佛教许多寺院尊关公为护法神，称为伽蓝菩萨。清乾隆版《关帝志·灵异·建玉泉》中记载，隋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当阳天台一名僧夜梦关公显灵，承诺“吾当为力建一刹供护佛法”，并力促玉泉寺成，关公受五戒，遂为此寺伽蓝菩萨。这就是后世把关羽列为伽蓝神的根据。当然，故事是编造出来的，目的在于利用民间关于关公显灵的迷信思想，将关公列入佛教的护法神，促使佛教在民间广泛传播。伽蓝，是梵文的音译，意为“众园”或者“僧院”，本指佛教寺院，后亦称寺院的护法神为伽蓝。宋代以后，关公由一家寺院(或佛教一宗)的护法神一跃而为整个中国佛教护法神，各家寺院都把关公请进自己的门槛。佛教关公伽蓝菩萨塑像为手拿大刀，看起来四大皆空。在伽蓝殿中，关公居中，关平、周仓分列两边。也有的佛寺中，关公像置于罗汉堂中，与韦陀护法天神相对，守护佛法。

　　关公在道教中以财神、武将（神将）的角色出现。在道教护法神中，关帝是王马温关四大元帅之一，同时亦为四方三十六天将之一。道教敬关公为“关圣帝君”或称“三界伏魔大帝”，有时也和文昌帝君并称“文武而圣”。据《关帝圣迹图志全集》和《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记载，大中祥符七年，解州刺史表奏朝廷，解州盐池发生灾变，水不生盐。神宗遣使至解州城隆庙祈祷，梦中得知是蚩尤作怪。皇帝派人从信州龙虎山诏来张天师收伏蚩尤。张天师荐举最英勇的蜀汉关将军“必成其功”。后由关羽在解池与蚩尤大战七日，斩杀蚩尤，使盐池水复生盐。关公斩杀蚩尤本是一个神话传说故事，但宋真宗时期的道教首领张天师第一次请关羽出来降妖除怪，开始把关公拉进道家的教门，以后的道教信徒也都尊崇关羽了。

　　古人认为万物都是有灵的，在人们的观念中，除了有神存在，还有神的对立面---妖魔鬼怪的存在。因为他们是鬼怪妖魔，世上的凡人毫无办法来对付他们，而关公生前乃万人之敌，是猛将，又有一身正气，自然被民众请出来驱邪。特别是自宋、明以来，他被道教尊为“伏魔大帝”，这伏魔驱邪的事自然就更非他莫属了。关帝驱邪的职能定位，主要表现在佛道两家护法和民间乡土社会当中。佛道护法神的职能无庸置疑，为驱妖降魔、护拥大法。民间沿用了这一功能，供奉关帝以驱逐邪魔鬼祟保障生活安全。故而农村、家庭多设庙宇、神堂以祭祀关公，求其庇佑。

　　（四）各行业信仰和会门意气象征

　　关羽还被许多行业如描金业、皮箱业、皮革业、烟业、香烛业、绸缎商、成衣业、酱园业、豆腐业、屠宰业、肉铺业、糕点业、干果业、理发业、银钱业、典当业、教育业、命相家等奉为行业神。关公普遍为各种行业供奉，这是人们崇尚“忠勇仁义礼智信” 的原因造成的，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但是其深层，与古代中国的政治、教育、文化无不息息相关。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只有关公如此走红了。

　　关公的形象为中国历代封建社会广大中、下层群众所拥戴。到了民国时期，一些民间团体、帮会组织都十分敬仰关公的精神和品格，赞颂他的忠义与武勇，有所谓“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的说法，以桃园三结义所体现得关公的忠义作为团结内部的纽带。清末民初的义和团、白莲教、天地会、哥老会、青红(洪)帮、三合会等，都特别敬重关公。哥老会行开山式，必于深山古庙之处，择黄道吉日，场中正面墙上祀关公等神。三合会的各处分所均祀关公，其入会仪式既庄重又神密，择一密室，谓之“红花亭”，中祀关公，额曰“忠义堂”，堂中央置剪刀、桃枝，剪刀谓可剪开蔽空之暗云，桃枝则表示刘备、关羽、张飞结义之意。

　　(五)万能神

　　经文学传说溢其美、戏剧美术壮其像、文臣武将扩其功、释道二教神其能、王侯将相崇其祀、团体行会崇其义、社会民众信其神，关帝成了“治病除灾，驱耶辟恶，诛罚叛逆，巡察冥府、司福定禄，庇护商贾，招财进宝”的万能神。

　　民众在遇天灾、人祸、疾病、争执时，则向关帝求雨、求药，求他驱灾降魔、求他正直决断，皇室求关公保国安民，地方求关公除暴安良。关公在佛、道两家门庭护法、伏魔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所以民间的百姓一遇到麻烦事，总是找关公解决，他被人们看做守护神、万能神，求雨抗旱，治病救人，除疫赈灾等等，都免不了麻烦他。在民间，关帝不但被奉为武神、财神，而且具有司命禄、佑科举、治病魔、驱邪恶、诛叛逆、招财宝等无边法力。宗教本身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关帝在法力正是广大民众所渴望的，因而在社会上受到了广泛的顶礼膜拜。

　　三

　　关帝在信仰世界中的异军突起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关帝地位变迁的背后是宋代以来各朝各级统治者实施社会控制、实现国家治理而采取的社会设置的一种体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众深层社会心理的集中反映，是历史的必然。

　　之所以说关羽从人到“神”的嬗变是历史的必然，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有二，其一：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无论是哪一个时代，抑或是何种民族，人们面对扑朔迷离的现实生活，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频繁的改朝换代，无法抗拒的天灾人祸等等，在无力掌握自身命运的时候，往往在寄希望于天道神明的庇佑之外，还要在真实的人生和过往的英雄里寻找一个偶像，达到某种精神上的支撑和灵魂的解脱；其二：从另一方面来讲，掌握着国家权柄的封建阶级为了长期维护他们的统治，在利用各种权力发号施令的同时，也极力想从精神生活上控制他的臣民，他们也努力地从人们熟悉或不熟悉的过往人物中寻找一个偶像，赋予他某种封建法理模式和道德规范，作为约束人民思想和行为的手段；按照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这样的精神偶象，无论他是谁，无论他属于哪个民族，何种出身，也无论他有着怎样的经历，他们都有着一个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人们赋予他身上的种种精神内涵，必然离不开他所产生演变和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也必然要附丽于他所属的那个民族的固有习俗与精神传统

　　（一）社会心理

　　关羽被人们推崇的核心在于“忠”、“义”二字。“忠”，就是要“臣事君以忠”，“义”则是处理兄弟、朋友及同阶层的人所应奉守的封建道德标准。这种观念在汉民族群众中影响极为广泛，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里，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通过三国演义，人们把仁、义、礼、信集关羽一身，使关羽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完美。这种对个人品格的推崇，超越了单纯祈求庇护的信仰，成为关羽信仰能在社会不同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的根本原因。人民群众崇信关帝，同样是出于对关帝一生“忠义”的敬慕。早在统治阶级为关羽加封晋爵之前，民间就盛传着有关关帝的各种故事，在群众眼里，关公是一个忠君重义、品格高尚的英雄。后来随着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尤其是宋明以后理学思想的深人，关羽又成为维护“三纲五常”的表率，对关帝的信仰与崇拜也更加普遍、深入人心。至此，关帝便成为扶正压邪、佑护众生的神仙，接受千万人顶礼膜。

　　（二）兴起的社会根源

　　前面已经提起过，关帝由人向神的转变兴起于宋，成熟于明清。对社会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其社会根源。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学家斯宾塞曾经说过，一个宗教体系在每个进化中的社会里是一种正常而且必不可少的因素；它的特征是适合社会状况的；尽管它的形式是暂时的，它的生存是永久的。北宋时代是中国封建十三朝中最为孱弱，也是最受异族欺凌的时代；邻国频繁入侵，闹得百余年里，兵连祸结，国无宁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关羽请了出来，在冥冥之中永远地捍卫国土，护佑黎民。开初，对于关羽的崇仰还停留在骁勇威猛能征善战的层面上，迄至中原沦丧宋高宗南渡之后，人们对于关羽的神化变得愈益强烈，在广大老百姓和知识份子的不断创造与渲染下，关羽开始大步走上了神坛。

　　（三）兴盛的社会背景

　　历经元明各代，在清朝神化的关羽走向成熟。神化美化关羽的高峰大约出现在清朝极盛时期的康雍乾三朝。满清王朝作为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来统治国家，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天下黎民尽早地认同他们的统治，尽快地让全体臣民统一在一个最有利于皇权又能被广泛接受的封建法理之下。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提到过，人类生活上的每一重要危机，都含有情绪上的扰乱、精神上的冲突以及可能的人格解组。这里成功的希望又须与焦虑和预期等相挣扎着，宗教信仰在于将精神上的冲突中的积极方面变为传统的标准化。所以，宗教信仰满足了一种固定的个人需要，这种需要乃为社会组织所连带的心理上的相配部分所造成。要让广大臣民承认他们的统治确是“天运神授”而甘当顺民，就必须选择一个精神偶象作为满清王朝的替身，来转移人民的反叛思想和排满情绪，而这样一个精神偶象最好是从汉民族原有的文化传统中选择。统治者利用关羽在民间的知名度，从中剔取了对封建统治有用的部分，纳入了朝廷正统的信仰，大力地加以宣扬和推崇，甚至以皇帝的名义颁发诏书，正式将关羽列为与孔夫子同等地位的“武圣人”，把他封为“弘德毅勇刚烈神武关圣帝君”。

　　总之，在历代封建统治者看来，关羽“忠义”的品格，既是处理统治阶级内部君臣关系的典范，又是用来维护其对人民进行思想统治的最好武器，所以，对关羽的渲染与推崇，一代胜过一一代。“神道设教”是我国古代统治者采用的一种思想统制方式，侧重于利用鬼神之道对民众进行教化。由于关公“义勇威武”为主的神格特征，关公崇拜先天具备伦理教化的功能，故而得到了历代封建统治者与文人士大夫的极力倡导，以至风行了千余年之久。可以说，“神道设教”的思想信条是古代关公崇拜盛行的根本原因之一。皇室对关羽的崇拜主要是做给别人看的。目的就是用关羽的忠义思想加强其统治，例如满族皇室敬奉关羽，并且把蒙古王爷比成关羽，就是向蒙古及边疆诸藩召示关羽精神，宣传“尽忠孝节义”等事。方于“人道无愧”的封建人生观。

　　（四）关帝信仰的现代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关公信仰得到恢复，并逐步取代赵公元帅等财神，成为商界信奉的主要财神。在传统的关公信仰中，关公主要是以忠义神勇的武神形象出现的，而在新时期则主要是以武财神或商业保护神的身份出现的。当代关公信仰的转型与繁荣，是商界人士规避市场风险、维护商业信誉的理性选择。首先，关羽被崇拜为财神与商人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自西汉以来．商人居四民之末，虽然拥有大量财富，但并不享受政治上的保护，而是受到压制和剥夺。于是，生意顺遂和吉祥幸福成为商人们极为渴望的一种稀缺品。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关公信仰盛极一时。商人们强烈地希望关公这个享誉三教的强大神灵也能兼任“财神”，为他们的身家性命和财产安全提供保护，于是关公被人们附会成了武财神。作为财神，关羽的角色非常特殊，它不以精明强干、获利丰厚为特征，而以守信忠义著称。

　　关羽从人到“神”的嬗变过程，既是人们认识世界、观照人生的过程，也是中国几千年民族文化积淀的产物。附丽于“关公”身上的那些耀眼的光环和美好故事，在剔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愚民意识之后，不仅能看出中国普通民众对幸福的执着追求和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同时也使我们惊喜地看到了先民们那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精神。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尽管几千年中国封建统治早已成为过去，但是作为民族文化长期积淀和传统民俗代代传承的结果，“关公崇拜”现象不仅没有消亡，而且还在随着人们精神寄托走向多元化，不断地向更为广泛的范围扩展和延伸。“关公”的形象已经从原有的钦定神明概念中剥离出来，走进了社会的更深层次。当民族矛盾逐渐淡化，社会生活日趋稳定时，人们已不再需要一个立马横刀的关圣帝君来护佑自己的安宁，他们心目中的关公帝也不再仅仅是赫赫武功和保家卫国的神圣。作为人类意识形态中的一个典型形象，人们开始赋予他更多的涵义。

　　关帝信仰，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精神文化现象，是人们对“真、善、美”的人性和崇高理想的人格境界向往、追求的一种心态反映。这种心理追求的本能，是人类作为高级动物，与其他动物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如果没有这种对人生崇高道德精神境界的向往和追求，人类就会沦落为没有奋斗目标、混沌无知、愚昧糊涂的行尸走肉，而与一般动物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关公乃是中华民族在创造自身文明的漫长过程中，不断追求民族人格的自我完善、完美、崇高，所树立起来的一尊精神偶像。关公崇拜就是这种全民族追求文明进步的精神文化活动现象之一。人们通过这种对心里崇拜偶像的祈祷和膜拜，一方面可以乞求这位存在于虚幻意识中的神灵的“庇护”，对自己的病态心理进行自我抚慰和治疗；或者祈请这位虚幻的、富有智慧和善意的“神灵”的帮助，进行自我心理调节，以对一时犹豫难决的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确定自我思想、行为的最佳选择方向；一方面通过对这位集忠、义、仁、勇精神于一身的伟大巨人的瞻仰和祈念，获取鼓舞自己、克敌制胜的正气和力量，坚定自己对生活的希望和信心。这种人类自我进行的精神文化活动，与阳光、空气和水一样，对于人类同样重要。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和繁荣，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法制建设和伦理道德建设相对滞后，贪污盗窃、腐化堕落、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乃至凶杀抢劫等现象屡有发生。因此，人们内心发出了倡扬“见义勇为”的强烈呼声，并且期望采取有效的社会道德伦理建设和真正的有力的法制手段，从根本上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重新出现的这种关公文化现象，乃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善良愿望的表现和反映/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传统历史和文化，重新进行科学、认真的认识和评价，确立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优良道德、伦理观念和思想、行为规范，为促进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为我们社会的文明建设尽快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尽一臂之力。

　　参考文献：

　　1.姚南强.西方宗教社会学“结构-功能”范式的演进[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54-62.

　　2.高师宁.宗教社会学研究在中国大陆的发展[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96-99.

　　3.胡迌.台湾的关公信仰{J].台声,2007(8),76-80.

　　4.刘文瑞.伦理式诚信与契约式诚信[J].北大商业评论,2007(11),144-147.

　　5.(美) 乔治·桑塔亚纳著;犹家仲译.宗教中的理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马书田.图说中国三百神[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作者简介：

　　张国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

　　赵冠豪，华东理工大学国际贸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