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汉传佛教与东方文化

佛教传入中国经历了：介绍时期──汉朝至东晋；融合时期──南北朝；创造时期──隋唐；儒化时期──宋至清，演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汉传佛教与东方文化的关系有四个注意的方面：一、汉传佛教的融会贯通性，佛教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在吸收佛教过程中充实自己；二、汉传佛教善于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充实发展自己；三、汉传佛教与中土文化互相吸收，互相借鉴；四、由汉传佛教的传播与东方文化的关系，可供预测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在吸收世界文化过程中发展的前景。

古代印度佛教向东北方传播，有三条途径：一是经缅甸到云南省，后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云南上座部”；一条经尼泊尔到西藏，然后由西藏向藏语地区、蒙古地区传播，更远到苏联远东地区，形成中国特色的“藏传佛教”；一条经中亚，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原内地，形成“汉传佛教”。前两条路，因山路崎岖，山高水深，商族稀少，而且当时西藏和云南物产不甚丰富，可供远途贸易的货物不太丰富，没有大量交易的前景，难比丝绸之路，可直通中原内地，可以从东方文明大国贩运丝绸、瓷器等，与西方珠玉、香料交换，满足东西方双方贵族的奢侈需求，故能经久不衰。[1][1]　长途贩运为了保证货物安全，沿途要求政治稳定，没有战争，为了商旅安全，要结队行动，以免遭到掳掠。这些有利的交通条件只有丝绸之路比较理想。所以经西域到长安，再到洛阳，成为东西方商旅网络的通途。中间有时受到战争的阻隔，但基本上可以通行，并受到沿途政权的保护。本文只谈汉传佛教，另外两支中国佛教这里从略。

佛教传入中国，从文献记载及考古数据（新疆石窟造型及壁画）表明，当时传入中国的除佛教外，还有摩尼教等。佛教势力较大，影响较广，后人以为当时经西域传入中国的只有佛教，这是不全面的。正如印度古代佛教文献记载，印度阿育王是虔诚的佛教护法。考古发现，今存阿育王石柱文字，他保护佛教，同时也保护其它宗教。佛教记载偏爱于自己信奉的宗教，是可以理解的。（今天中国政府保护佛教，有明文规定是事实，同时中国政府也保护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也有文字规定。）

汉传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大体经过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介绍时期──汉～东晋；

第二阶段为融合时期──南北朝；

第三阶段为创造时期──隋唐；

第四阶段为儒化时期──宋至清。

汉传佛教自始至终走的是中国化的路。即使在第一阶段的介绍时期，佛教典籍从古到今不断有新的汉译本，但佛教的主要典籍大量涌现于东汉到唐中期（约800年）。唐以后多为零星译述。北宋有国家的译经院，译出佛经有限，约在五百卷左右，多为已译出的佛教典籍的补充，也有些零星短经，在社会上影响不大。这时佛教在印度遭到政治变故，源头衰竭，可供介绍的原始资料当然越来越少，当年印度各种流派在汉译佛教典籍中都可以找到。介绍阶段应当是客观转述，但汉传佛教的译文，从一开始就不甚忠实于原文。此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佛教的宗教理论发生在古印度，必然带有地区及民族文化的特色。中国也有自己古老的文化传统，往往以自己的观点方法

来迎接这个外来的宗教。所以早期佛教汉译典籍带有中国理解成分。最早把佛教看作与黄老同道，解释佛教宗旨时，说：“沙门者，汉言息也，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2][2]　早期译“涅盘”为“无为”，用老子的“守雌”、“抱一”解释佛教的“守一”，把佛教所谓神通理解为神仙的变化飞升，还有把“地狱”译为“泰山”的。

越过介绍时期，进入融合时期。这时大部分佛经都有了汉文译本。中原地区，玄学盛行，有文化修养的佛教徒对佛教般若学理解为“无为”之学。道安在《地道经序》中说：“寄意故有六阶之差；寓骸故有四级之别。阶差者，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级差者，忘之又忘，以至于无欲也”，他把佛教禅定训练理解为老子的无为无欲，损之又损。梵文原文“心意”、“意念”本来说两个概念，汉译统译为「意」字。佛教安般守意，乃禅法的十念之一，并不指守护心意。守护心意，不使放逸，是中国道教的修炼方法，如损之又损，忘之又忘，都与佛教原旨不合。又如支谦译《大明度经》，把“般若”译为“大明”，“波罗蜜多”译为“度无极”，以“道”与“般若波罗蜜多”相比附，译“道”为“虚空”。支娄迦谶、吴支谦、秦竺佛念把《般若经》的“真如品”译为“本无品”。到了鸠摩罗什才改译为“大如品”。

在佛教传入汉地的早期，主译者均为外国僧人，他们大多数来自中亚西域地区，来自天竺者少。早期汉译佛经原本出自“胡语”（中亚语言），直接从梵文译出的佛教典籍南北朝以后才逐渐增多。隋唐译出的佛经，才完全出自梵文本。早期汉译佛经，主译者有的不懂汉文，有的略通而不精，不能不借助于中土助手。从传译开始之日，就不可避免地杂入中原本土的思想和观点，也就是说，佛教从传入汉语地区，就带上汉文地区的烙印。

佛教传入的第二阶段融合阶段，更系统地吸收、融合中土观点来解释佛典。“六家七宗”即是最典型的代表。佛教与中原本土思想互相交融，广泛传播。汉传佛教第三阶段在隋唐时期。这时期的特点在于摆脱佛教原有的框架，由中华本土佛教学者、宗派创始人开始构建中国佛教的新体系。它的特点是更多地结合中国社会传统的实际，建立宗派，使佛教教义更进一步结合中国国情，有的较为接近上层（如天台、华严），有的偏重下层（如禅宗与三阶教）。他们建立宗派的理论，有的在佛书中有文字依据，有的借用佛经文句赋予新解，也有的宗派直抒胸臆，自称得自佛祖“心传”，摆脱依傍，直指心源。这一时期的佛教更充分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善于创造的民族特点。古印度佛教好比一株大树，主干枯老，派生的新枝由主干蔓延孳生，生长得比原来的主干更为壮大，异常茂盛。今天凡是到过印度，参观过佛教圣?鹿野苑、灵鹫山、那烂陀寺、菩提树证道处的，几乎都有同感。

汉传佛教的第四阶段，宋元明清以后形成三教合一，以儒为主导的局面持续了近千年。此一时期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得更紧；负担起治国安邦，辅助王化的责任。

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几千年来，立足于东方，影响到世界。它善于继承，勇于创新，经常以继承的方式来创新，即古人所说的“以述为作”。名为继承，实为发展。这是中国几千年来运用的发展文化的主要方式。

佛教东传，在介绍阶段已融入不少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分，在第二阶段，更进一步融会贯通，第三阶段，由融会贯通发展为独立创造，第四阶段成为儒化佛教，形成独具特色的汉传佛教。

汉传佛教的表现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色。汉传佛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还有道教、儒教等其它宗教）。

龙华三会

汉传佛教与东方文化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汉传佛教的融会贯通性。佛教传入后，不断与中国本土国有文化融会贯通，形成新的文化内容。中华民族，从秦汉以来，就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使自己成长起来的，历代中国文化都是吸收当时有影响的优秀文化充实自己而发展起来的。

汉传佛教善于随着时代发展而随时变易，充实其内容，能够与中土主流思潮配合，取得生存、发展，并以自己的思想影响、丰富中国本土文化。中国哲学史的心性论，就是得益于佛教的佛性论而得到深化。这种深化的心性论大大丰富了孔孟以来的心性学说，把中国哲学史推向更高的水平。

汉传佛教与中土文化互相吸收、互相借鉴而不是互相排斥、敌对，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深沉、兼收并蓄的传统。同时又有兼善天下的胸怀，把有价值的东西慷慨地传播到更广阔的范围。佛教大乘普渡众生，与儒教兼济天下的传统良好地结合起来。中国不但把四大发明传到全世界，汉传佛教还把自己的教派、经典、宗教仪规，传播到我们的近邻诸国，朝鲜、日本、越南的佛教基本上是在汉传佛教的基础上创建的，这些流派在他们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发展壮大。

由汉传佛教的传播与东方文化的关系，可供我们预测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和前景。中国是古老的文明大国，又是一个面临新世纪、新时代的大国，它古而不老，旧而常新。中国未来文化的前景，也应有类似相应的几个阶段可以借鉴。如果勉强模拟，中国当前与世界文化的相互关系，正处在佛教东传的第一、第二阶段，我们正处在面向全世界，对我们不熟悉的文化加以介绍、融合的时期。经过了这长期介绍、融合的过程，必将走向创造阶段。我们正满怀信心，借鉴前人走过的道路，参考他们的经验，为建设中国的新文化而努力。饮水思源，汉传佛教对中国，以至对东方文化的积极作用，必将为未来新文化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新文化中，当然包括汉传佛教的优良传统在内。瞻望前程，光明无限。

[1] 途贩运，路程越远，贩运的货物越要精致，体积不太大而价值昂贵，才可以驱动商贩贸易的积极性。

[2] 《后汉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