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在汉藏之间

4月5日，雪域高原春暖花开，西藏入境游重新开放，布达拉宫门口又现久违的长队。去年3月的骚乱与紧张已经远离了人们的视野，军队和警察给西藏带来了安宁，但2008年以来，藏区一系列的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官方措施，不可避免地给汉藏关系蒙上一层阴影，新一代藏独分子在海外依旧活跃，比渐渐老去的达赖一代更加激进，西藏的长治久安任重道远。

　　在一系列事件中，藏传佛教的寺庙和僧人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藏人对佛教的笃信让达赖喇嘛即使流亡海外，仍保有影响力，也让中央政府颇感头疼。在中国佛学院圆持法师看来，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在汉藏民族关系的融合上，佛教原本应该是发挥正面作用的。”圆持法师说，就汉藏两大民族的最大共性和凝聚力而言，再也没有比佛教信仰更有力量的了，因此，欲使西藏长治久安，唯假佛教之力，即使佛教信仰不能作为唯一的方法，但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仍然是最易于汉藏沟通的重要桥梁。

　　事实上，早在2005年的“两会”期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就提出，要求将供奉有释迦摩尼真身舍利、被藏传佛教僧俗视为圣地的白塔寺从北京市政府手中收回，并于其中建立汉藏佛教交流中心。如今汉藏关系面临新局面，佛教界又重提此事，并提出了一系列促进汉藏佛教交流的计划，希望为汉藏民族关系的缓和贡献力量，4月初，记者在北京法源寺访问了一直力倡此事的圆持法师。

　　生于1965年的圆持法师，上世纪80年代毕业于中国佛学院，师从北京广济寺方丈正果高僧，现任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馆长和山东聊城净觉寺方丈，是我国佛教界的高僧。　　

　　佛教教化藏民

　　《南风窗》：近3年来，藏区骚乱不断，在这个过程中，两地佛教界的声音一直没有呈现出来，我们很想知道，历史上汉藏之间的佛教究竟是怎样的地位？

　　圆持法师：中华民族形成现在这个民族大家庭的格局，是有迹可寻的。民族大统一大融合，有政治、军事的因素，但是民族关系的稳定归根到底是文化的作用，具体到汉藏之间的融合，佛教发挥了最重要、最深远的影响，这个作用可以追溯到西藏接受佛教的历史渊源。

　　唐朝时，吐蕃王朝比较发达，民族彪悍尚武，也威胁到大唐。后来，汉藏通过通婚，缔结盟约来实现平衡、和平。如果文成公主仅仅作为一个女性嫁给松赞干布，那就不可能有后来佛教影响下的汉藏关系的不断发展。文成公主笃信佛教，她是比较有智慧的人，嫁到西藏时，她带去了释迦摩尼佛的12岁等身像、大量佛经等等。到西藏以后，她日日给松赞干布灌输佛法，用佛教去影响藏王，后来，松赞干布接受了佛教。

　　正是因为他接受了佛教，他认识到当时西藏没有文字，可以说还是处在一个文化荒漠的时代。而佛经非常多，因为没有语言文字基础，当时的西藏不可能原原本本拿着汉文的佛经去学习，松赞干布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人，他就派了一个资质比较好的人，叫吞米桑布扎，以他为首的一批人被派到印度去学习古印度文，通过到印度学习古印度文，把古印度文简化变成了藏文，通过这种文字的建立，大量的佛经开始流传，西藏的佛教得到了迅猛发展。也正是佛教信仰传入西藏后，其原有的彪悍倨傲的民族性格才开始变得温和。今天的藏民族全民信佛，可以说是个性格温和的民族。

　　《南风窗》：既然佛教是由中土传入西藏，佛教在中土流传的历史、普及的程度更加悠远，但为什么佛教在藏区起到了如此巨大的教化人心的作用，达赖喇嘛等宗教领袖即使不在藏区，依然能够一呼百应，而在汉族地区，佛教在教化人心方面并没有像在西藏作用那么大？

　　圆持法师：这个现象也很好理解。在汉地，历史上，在选择宗教信仰方面，大部分人还是以佛教信仰为主。但因为汉民族地区的思想文化成分复杂，政权变更频繁，比如历史上三武一宗灭佛，到宋朝、明朝末年也有几个皇帝排佛，尽管如此，从总体上来讲，佛教在汉民族地区始终保持着宗教信仰的主流地位，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而西藏，翻越喜马拉雅山就是印度，他们比中原人求取真经简单多了，虽然西藏历史上佛教也受到过政治上的打击，但都很短暂，最著名的是藏王赞普郎达玛灭佛，佛教被迫潜入地下，后来就发生了吐蕃分裂，再后来就形成了古格王朝，古格王朝崇信佛教，非常强大，一直到17世纪才消亡。

　　西藏的文化基础，实际上是受佛教影响最大的，可以说90%以上的西藏的文化成分是由佛教缔造出来的。藏医、藏族文学等等，跟佛教的关系太深太深了。它又地处高原，相对封闭，没有中原的其他一些思想文化的竞争，所以相对而言，西藏的佛教信仰比汉族人更加全民化。

　　曾经良好的政教关系

　　《南风窗》：既然佛教是个教人温和的宗教，那为什么在一系列骚乱中，寺庙一直是源头和主要场所？是不是佛教内部也有教义的对立和冲突，或者是佛教与汉藏两地政权之间一直存在矛盾呢？

　　圆持法师：佛教信仰从来没有对立，不但没有对立，而且是一个逐渐走向融合的过程。这个又得从历史说起。西藏的佛教从唐朝开始建立，到了元朝初期前夕，不管从政治还是信仰上，西藏跟中央政权应该说基本上融成一体了。

　　当时藏传佛教是以萨迦派为主导，日喀则的萨迦寺是萨迦派的大本营，在当时萨迦派的领袖萨迦班智达的号召下，西藏从政治上彻底归属了中央政权，正因为这个因缘，忽必烈亲自组织修建了北京的白塔寺，一方面是表彰藏传佛教在民族关系上的贡献，另一方面是通过佛教来加强沟通，当时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被奉为国师、帝师，统领全国佛教，通过这个形成了民族的大融合大统一，那是信仰的统一时代。

　　到了明朝，朱元璋刚确立新政权，就在甘肃与青海交界的地方为藏传佛教修了瞿昙寺，朱元璋亲自题写匾额，就是希望扶持藏传佛教以稳定藏区。

　　到了永乐皇帝，天下太平，皇帝本人开始信佛，噶举派也就是白教的高僧班丹扎释来北京进见永乐皇帝，他在中原呆了很久，不辱使命，在汉藏之间往返5趟，最后圆寂在中原，可以说是一个为民族团结作出牺牲的藏人。他还把第五世噶玛巴带动来北京进见永乐皇帝，也正是因为第五世噶玛巴的沟通，才使得汉藏关系在明朝早期得到加强。

　　后来，针对藏区佛教出现的一些混乱局面，比如当时所谓的喇嘛活佛结婚等种种不能遵守严格戒律的行为，中央政府支持新生的黄教，整顿几大教派，独立形成了一个完完整整的严格按照佛教戒律修行的派别，定下了班禅、达赖转世的制度。

　　到了清朝，满人形成的新政权也看到了佛教信仰对凝聚汉藏民族关系的重要价值，所以清朝统治者对西藏的佛教礼遇有加，成立了理藩院，主要处理西藏、蒙古、甘肃等地区的事务，包括佛教的事务在内。

　　现在看来，清朝对西藏的政策是很成功的，民族宗教政策也很成功，中央派驻了驻藏大臣，西藏也完全隶属于中央政权，还确立了金瓶掣签的政治制度，达赖和班禅的产生，都要由中央政府认可。

　　除此以外，中央为了沟通与西藏的关系、佛教的关系，还做了很多事，比如在承德建了八大庙，八大庙主要是针对西藏和蒙古两个大民族的佛教而修的。

　　八大庙就是为了方便喇嘛来这里朝拜而修的，因为北京城比较热，容易得天花，那里气候凉爽，有点类似于西藏的气候，当时从北京到承德五六百里路，皇帝总要亲自跑去接待他们。

　　正是因为有良好的政教关系，在乾隆时期，西藏有地方势力也要闹独立，排斥、打击驻藏大臣，对乾隆来讲，派兵解决很难，对藏区的情况也不了解，但那时的达赖、班禅是忠于中央的。他们给中央通风报信，乾隆一看，还是佛教的人靠得住。所以，作为一个权宜之计，乾隆临时把西藏的政教大权分别交给了达赖、班禅，一个管前藏，一个管后藏，又让他们两个互相制衡。所以说历史上的政教合一，真正说起来，并不是佛教之间政治斗争的结果，而是皇帝的政治意志。

　　民间交流乱象

　　《南风窗》：对于汉族来说，元朝和清朝都是异族统治，他们本身就跟藏传佛教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重视佛教的种种举动可以理解，但是，清末民初直到现在，汉族人开始掌握统治权，是不是佛教的地位以及汉藏佛教之间的交流活动就受到了影响呢？

　　圆持法师：清末到民国的时候，汉藏两地佛教的发展交流，应该说是非常频繁的，是一个交流高峰，尤其是民间的交流，当时，西藏、甘肃、青海的很多活佛，都长年住在内地，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南风窗》：当时内地战乱频繁，那种时候出现汉藏佛教的交流高峰有什么特殊的背景吗？

　　圆持法师：一方面当时现代的通讯和交通开始发展起来，比如有了公路，交通相对好，邮电系统、信件、电报沟通起来容易。另一方面，正是动乱年代，人们需要宗教信仰，当时内地相信藏传佛教的人很多，很崇拜他们，他们来到内地，能得到很多礼遇，能得到很多经济实惠的供养。

　　内地当时出现了一批了不起的高僧到西藏去求学佛法，像法尊法师在西藏呆了10来年，他的藏文成就比许多大活佛还厉害，他也翻译了大量格鲁派的藏文经典，也把我们汉文的一些经典翻译成藏文，甚至解放以后还编著了汉藏词典，还有一些书籍，包括《论人民民主专政》，都是由他主笔翻译成藏文的。还有能海法师，半路出家，以前是国民党一个将官，后来出家，他到西藏求法，造诣极高。那个时期的佛教交流，起码在战乱年代维系了中华民族这个政治关系。

　　《南风窗》：1949年以后呢？佛教在汉藏民族关系上的贡献和作用似乎进步不大。

　　圆持法师：解放以后，确实有一些曲折，这跟当时西藏政治制度的剧烈改变有很大关系，西藏也有一批顽固势力，他们不想改变原有的特权，后来由于种种矛盾，终于酿成达赖在美国的策动之下叛逃，达赖的两个兄弟，搞到美国去受训，他们搞武力对抗中央，这些都是基本事实，这使得汉藏两地的佛教交流陷入了历史上的低谷，一直到现在，中央对一些喇嘛活佛来内地参加活动，还是有一些限制的。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两地佛教交流也在不断加强，尤其是青藏铁路的修通，随着交通优势的发展，使得两地僧俗的交往日益频繁。很多西藏的喇嘛、活佛受到信众的邀请来内地活动，在北京、深圳这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接受供养，这样的情况最近几年非常多。比如深圳，藏传佛教的喇嘛活佛，扎在深圳的恐怕有百十家，他们都是住在深圳的别墅，中央没有干预。深圳为什么有那么多？因为经济发达，沿海城市相信藏传佛教的人多，经济又好，生活环境条件好，供养的又多，跟这个是不无关系的。

　　《南风窗》：就是说民间的交流是随着改革开放，呈现一个增长的阶段。这30年跟民国的时候很类似，官方交流陷入低谷，而民间交流达到高峰。

　　圆持法师：可以这么说，但是，说实话汉藏两地佛教的交流没有一个主渠道，是很容易出问题的。现在这种自发的、自由的交流互动状态，因为没有有效的监督，好坏不分，已经出现了很多混乱。比如说一些喇嘛来内地，真假难辨，有时候也不遵守戒律，也搞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出来。比如假喇嘛、假活佛来内地行骗，甚至都取得了一些地方政府的信任，让他们建庙等等都有反映。

　　重修白塔寺

　　《南风窗》：这样下去，对汉藏民族关系不是一个极大的损害吗？

　　圆持法师：所以，这就需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形成交流的主渠道，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健康引导，现在是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松散。如果没有积极应对的话，由得内部的混乱产生，终将会产生大问题。

　　2005年，我们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一诚长老就建议，归还白塔寺，建立汉藏佛教交流中心，作为一个主渠道，来引导来规范，研究汉藏两地佛教的交流发展。白塔寺是忽必烈亲自主持修的，一个方面是汉藏佛教关系、政治统一的见证，另一方面，里边供有释迦摩尼佛的真身舍利，元朝以来一直到现在，在藏传佛教徒的心目当中，他们始终把白塔寺当成圣地，如果在里面建立一个汉藏佛教交流中心，通过佛教内部增强汉藏佛教健康交流和发展，是有利于民族关系和谐的。但是，几年过去了，此事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促成。

　　《南风窗》：除了重修白塔寺，建立交流中心外，加强汉藏两地佛教的交流来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解，还有其他什么更加现实的措施吗？

　　圆持法师：措施是有的。在历史上，汉藏两地僧人就有相互参学的传统。数十年来，佛教界自身以及中央有关部门对培养汉藏佛教双向交流人才缺少通盘考虑，通过增加汉藏佛教交流才能增强民族凝聚力，更有助于藏人相信中央，心向汉地，因此，培养双向交流人才应该纳入国家的战略部署。

　　其次，还可以考虑在汉族地区开放历史上藏传佛教的寺院，元朝以来，中央政权为了假佛教之力实现西藏的长治久安，曾在汉地修建了大量供藏传佛教喇嘛活动的寺院，在历史上对增加汉藏民族关系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之初，恢复了北京的雍和宫、承德普宁寺等，但这些都是蒙古喇嘛庙，如果能在北京和承德再开放一些由西藏喇嘛活动的寺院，应该是有益于民族团结的。

　　《南风窗》：您提到的种种交流方式，如果真能实现，您认为这些交流可以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的樊篱吗？

　　圆持法师：这没有问题，比如我3月28日-4月2日在无锡参加的世界佛教论坛，有46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上千人的规模，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大家发表各自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和意见，很好地体现了佛教可以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达成和平共处的共识。佛教的确能够超越政治、民族等狭隘观念的限制。

　　尤其我们处于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哪个国家都不能独立于世界潮流之外，都需要更好地跟世界接轨，和谐发展。佛教上讲众缘和合，就是需要通过各种力量来参与来推动，佛教的信仰者不论来自于哪个国家，什么背景，在共同信仰的影响下，思想观念就容易取得认同。

　　比如说去年的“3·14”色拉寺事件，这个喇嘛带头形成的暴力活动，佛教是不允许的，会受到佛教徒的谴责。这种偶然的例子不能代表佛教。所以说，达赖搞暴力活动，全世界的佛教徒都不会答应。

　　《南风窗》：跟藏青会等极端藏独组织相比，达赖喇嘛在许多人眼里也显得温和一些吧？

　　圆持法师：相对温和，达赖作为一个佛教领袖无可厚非，但是他介入政治，思维可能还停留在50年代，他也不大了解现在中国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状况。我认为通过加强佛教交流，有可能改变一些不正确的、不同的观念。

　　《南风窗》：这些事情，佛教界内部有没有提上议程呢？

　　圆持法师：我们佛教协会的会长也好，我也好，都始终记在心上，找机会推动，我相信中央对这个问题会更务实、更客观地对待，相信中央也会支持佛教界发挥在促进民族关系和谐上的积极作用。

　　去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西藏的长治之道》，长治之道还是要建立在文化基础上，信仰基础上，不应该建立在一种简单的政治经济基础上，政治经济没有文化作为根基就容易形成一种临时措施、短暂措施。就汉藏而言，从唐朝以来的，实际上是通过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的支撑，维系了上千年的汉藏关系的大统一大融合。

编者注：文中圆持法师是圆慈法师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