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石窟舞蹈

　　宗教与石窟舞蹈

　　我国乐舞文化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宗教舞蹈。

　　宗教舞蹈直接渊源于原始社会的巫舞。基于原始信仰的巫，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和舞蹈结下了不解之缘。《说文解字》解释“巫”字的原型，就是模拟一个人两袖作舞的样子，意思就是以舞蹈沟通人神的人。巫舞一体，由来如此。随着人类宗教意识的成熟，原始巫术逐步衍化为有较固定仪轨的原始宗教，舞蹈就成为宗教仪轨的组成因素，这在我国各族传统宗教发展过程中是一种普遍现象。

　　巫舞历史悠远，影响深广，在历史上曾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晋书》记载，晋时有人看到越地两个女巫（章丹、陈珠）的法事活动，不仅两人都有美色，服饰艳丽，而且舞步轻盈，模仿灵鬼的音容笑貌，舞袖翩翻，技巧很高。南朝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也工于巫舞，常在宫中聚集众女巫击鼓歌舞,名为祀神，事实上已是娱人的工具了。

　　大量巫舞一直流传到今天，在各民族传统舞蹈中几乎都能发现它们的踪迹。如北方各族的萨满舞蹈，藏族的本教舞蹈，汉族的傩舞、跳神，壮族的师公舞，都由巫舞发展而来。纳西族的东巴舞蹈，不仅古老且有很高的技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遗存的东巴经中还有一种有用古代形象文字（东巴文）记录的舞谱。由于这是一种接近于图画的文字，所以有关舞蹈的文字就像一幅幅当时舞蹈的图录，直观而形象。东巴舞蹈品种繁多，有描述神的经历，塑造神的崇高形象的“神舞”，有表现法具和武器威力的“器械舞”，有描绘各种鸟兽的“拟兽舞”以及降魔护法的“战斗舞”等等，基本上概括了巫舞的常见内容。这些舞蹈至今犹存，健在的老东巴尚能按谱起舞。东巴舞谱是我国乐舞文化史上的珍贵遗产。

　　巫教的发展由于道教的出现、佛教的引入而逐步衰微。但道教、佛教兴起后，在他们的法事活动中，也吸收了不少本土的古代舞蹈。佛、道舞蹈之兴起，形成为我国宗教舞蹈的又一重要门类。尤其是佛教舞蹈活动，对我国舞蹈艺术的发展曾起过重大的作用。例如我国至今还在举行的香会、走会、花会等等庙会活动，即来源于佛教的“行像”仪式。行像原是纪念佛祖释加牟尼诞辰（农历四月八日）的群众性活动，起自印度，随佛教传入我国。行像时，把佛像安置在装饰华丽的车辇上，在仪仗鼓吹的导引下，按照一定的路线，在街道巡行，接受众人的瞻仰和香花供奉。行像队伍中，一般伴有乐舞杂戏的演出。我国东晋高僧法显在《自记游天竺事》中曾两次记述他在西游途中所见到的行像大会，一次是在于阗（即今新疆和田），另一次是在中天竺（今印度）见到摩揭提国的行像，据法显记述：“当此日，境内道俗皆集，作倡伎乐，华香供养……佛次第入城，入城内再宿。通夜燃灯，伎乐供养。国国皆尔。”可见当时信仰佛教的各国普遍有此习俗，并且已经传入我国。南北朝时，我国北方地区已盛行此项活动。《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各庙行像时，百戏杂陈，歌舞载道，前有避邪狮子开路，后随百戏舞队，吞刀吐火，缘幢走索，“奇伎异服，冠于都市”。这种活动，把当地所有的歌舞技艺汇集一起，争奇斗胜，年年举行，在乐舞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我国不少民俗舞蹈就依附于这种宗教习俗活动而保存了下来。

　　除行像外，当时寺庙中还有在各种法事、斋日活动中表演的乐舞。《随书·音乐志》载：南朝笃敬佛法的梁武帝登基之后，就创造新的乐曲，还亲自为其中三首曲子写了歌词，又令大臣沈约作了三首，命乐队演奏。又制作了《善哉》、《大乐》、《天道》、《灭过恶》、《断苦轮》等弘扬佛法的十乐，称之为“正乐”。另外还有“法乐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呗”，每逢盛大的佛事活动就进行演出。正是在笃信佛教的统治者倡导下，佛教歌舞愈演愈盛。南齐惠太子制“法乐梵舞”。北魏洛阳名刹景乐寺“至于六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致使那些得以入寺观看的人都以为进了天堂（见《洛阳伽蓝记》）。名是佛国净土，实是人间福地。寺庙中的歌舞演出活动，唐代依然盛行，京城“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寺），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南部新书》戊）。寺庙戏场对我国剧场艺术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佛教在本土化的过程中，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吸收了不少各民族、各地区的传统乐舞，如在藏族寺庙中形成的“羌姆”，盛行于蒙族寺庙的“查玛”，傣族寺庙和宗教节日中的孔雀舞、大鼓舞，包括汉族的各种庙会中表演的歌舞，大都是土生土长的。

　　佛教文化对我国乐舞发展影响尤为深远的一项贡献，是所到之处留下了大量石窟舞蹈形象。

　　石窟艺术也是南北朝随佛教东传而兴起的，首先在丝绸之路西端出现，由西而东，从西域发展到中原，沿路留下了众多的石窟寺。这些石窟的壁画和雕刻中，乐舞形象几乎触处可见。

　　人间不能没有歌舞，极乐世界尤其少不了音乐。佛说在极乐世界里时刻都响彻“天乐”，“一切诸天皆赍百千华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佛和菩萨都要香花和伎乐的供养。因而在竭力表现佛国极乐美景的洞窟壁画和雕刻中，就少不了乐舞的场面。除了依据佛经传说中专职伎乐供养的乐神“紧那罗”、“乾闼婆”形象塑造的飞天、天宫伎乐外，洞窟艺术中还刻画了不少歌舞表演的情景，它们和人间的演出如出一辙。

　　石窟舞蹈形象各地不同，各个时期有别，这除了美术制作的技法、风格的差异外，和各地流传的佛教门派有关，而和各地乐舞的传统特色及审美习惯的关系更大。佛国的伎乐原本来自人间，包括寺庙和世俗的歌舞艺术。

　　新疆古龟兹石窟群中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克孜尔石窟，是我国早期开凿的石窟之一。经科学测定，约开始于公元三世纪，终止于九世纪，绵延长达六百年。遗留的艺术品很丰富，在壁画中有不少伎乐图，使我们得以重睹当年风靡中原的龟兹乐舞风采。轻灵的舞姿，动人的神韵，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有一些乐舞伎人画作半裸或全裸，充分展现人体的健康美，如175窟的一位舞伎形象，肩披纱巾，左手上扬，右臂下垂，左脚后勾，右足尖点地，顾盼有情，神采奕奕。从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显示出当时的社会审美时尚，可以认为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流的象征。

　　云岗石窟也是我国著名的石窟群之一，始凿于北魏（约公元五世纪），至五世纪末因北魏迁都而日渐衰落。这里有大量天宫伎乐的形象，或吹弹击打，或舞姿翩翩，大都体态健硕，显露一派健壮豪爽之美。

　　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著名的龙门石窟群即于此时开始凿造，至唐而大盛，安史之乱后逐步衰微。这里的乐舞造像也以唐代的最精彩。盛唐时开凿的万佛洞中有一组乐舞图像：乐伎们正在弹奏，舞伎则站立作舞。北壁的一位舞者双臂曲肘上举，腰胯向左顶出，动势不大而体态婀娜，雍容大度，显然是盛唐乐舞的风貌。

　　丝路明珠敦煌莫高窟，始建于十六国时期（公元四世纪中叶），绵延时间很长，至清代还有人在此修窟。据统计，现存彩塑二千四百余身，壁画约四万五千平方米，荟萃了东西方文化的精华，堪称世界级的艺术宝库。其中乐舞形象自成体系，琳琅满目，自北魏至元代，均有乐舞形象留存，从中可以约略看出各时代乐舞不同的神采风貌，是舞蹈史上罕见的史料宝藏，而其丰富的内容和优美的艺术造型，更是堪称瑰宝。

　　石窟舞蹈来自人间，升华于佛国净土，又复归人间。出入之间更多了一点幻觉、一份憧憬，使它能更集中地反映出了中华民族对舞蹈美的理想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