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说的理论使命是什么

时常怀着一种十分矛盾的心情看待孟子，一方面是因为十分赞赏孟子能够关注普通人民的不幸命运，提出诸如“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和“仁者无敌”的仁政学说等，从他强烈的爱民情怀中分明能够感到，孟子是一位善良得不能再善良的知识分子；从另一方面看，孟子又竭力美化圣王与王道，遵从儒家关于血缘关系下的家族历史主义意识和等级制度。

　　作为一位知识分子，他的学说不仅要面对着权贵，而且要面对着广大的平民。如何选择自己的学术立场，显然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既要“食”之于权贵，又要批判权贵的贪婪本性；既要维护广大平民的利益，又要明晰他们与权贵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使他们始终处于十分不利的社会地位。 也许正是孟子思想的两面性，给我带来了这种矛盾的心情。

　　在一定意义上说，孟子站在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的交叉地带，他的学说代表着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相妥协、相调和的一种文化倾向。或者说，孟子站在贵族文化的立场上，居高临下地说了一些有利于平民的话，但从本质上说，他绝不是一位真正地能与广大的平民阶层融为一体的人。

　　于是，想到了“良儒”这个词。从《孟子》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出，孟子是一个试图去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的人。作为笃守儒家思想的儒者，他有着坚定的理想和高尚的气节。然而，在他活着的时候，如孔子一样，孟子也不能“见用”。这是由于贵族文化的邪恶本质决定的，而并非由于其思想本身。权贵们为了维护其肮脏的贪欲，为了更多地占有城市、土地和人民，孟子式的良儒及其思想只能成为他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何谈“见用”呢？

　　孟子是谁？ 孟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当下的我们究竟与他发生了什么样的联系？

　　孟子，名轲，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人。关于他的生卒年代，由于相关资料极其缺乏，至今仍无确切定论。根据一些史料推测，孟子大致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年）前后，卒于周郝王十二年（公元前303年）前后。

　　孟子的生平大略见于《史记》：“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当是之时……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是《论语》之后的又一部语录体儒家经典著作。孟子被后儒尊称为“亚圣”，是孔子之后“第一人”。由于处在百家争鸣的特殊时代，孟子可以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因而，孟子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真儒”——儒之本质的体现者。《孟子》后世被列为《四书》之一，对中国的民族精神与气质、民族性格与观念有着深刻影响。

　　那么，孟子究竟为什么而著书立说呢？ 捍卫儒学价值

　　孟子生活的时代，不仅社会秩序空前混乱，诸侯征伐频繁，而且思想界出现了“百家争鸣”。儒者在宣扬其学说时常常遭遇论敌的辩论。为捍卫儒学价值，他一方面与杨、墨等诸家学说激烈论战，一方面亲率弟子游历宋、滕、齐、梁诸国，向他们阐述“仁政”主张。在与其他学派的辩论中，孟子展现出了杰出的辩才。“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公都子说：“外面的人都说老师喜欢辩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我难道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而辩论啊！”孟子所谓“不得已”，指的是为驳斥异已而不得不与百家相争。孟子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解释道：“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从前禹平息了洪水而使天下太平，周公兼并了夷狄，赶跑了猛兽而使百姓安宁，孔子编写了《春秋》而使胡作非为的乱臣贼子畏惧……我也想端正人心，抑制谬论，反对偏激的行为，驳斥荒诞的言论，以此来继承（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我难道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

　　《孟子》一书中有多处孟子与其他学派辩论的记载。他的主张虽然不合时宜，被诸侯视为“迂阔于事”，但他从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不仅重视教育，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人生一大乐趣，晚年还与弟子著书立说，弘扬了儒学价值。

　　创立儒学体系

　　孟子学说是对当时中国儒学传统的总结和创新，孟子一生崇拜孔子，认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自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孟子是第一个对孔子思想予以体系化的人。孔子学说是语录体的，虽然在各个领域都有他的看法，但不太系统，比较散乱。孟子通过艰苦的努力，按照人本主义的逻辑建立了一个体系。孟子学说是较为系统的人学，人学是其全部学说的中心。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动荡时期，孟子的人学思想是当时的道德危机在其学说中的反映。人性善和“四端”说使儒家思想具有了自然主义人性论的深度，从而把儒家学说真正地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意识中，从而也把人与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及个体人的自然本性联为一体，解决了个体人的儒化问题。孟子不仅在具体细节上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如仁政、王道、四德学说等）。孟子对人性的研究是很深入的。他能将人性的研究和孔子的基本思想协调在一个系统里，他使得儒家学说深入到人性之内（以后各家虽然就人性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它丝毫不影响儒家思想的人性化深度）；另一方面，孟子使儒家思想具有了一种本体论色彩。当然，我们这里所指的人本主义和本体论、宇宙本身，并不是一种标准的西方式的人本主义和本体论，儒家所说的人是道德化的主体，本体论也是从人出发而达到的“天”——“天人合一”。这个体系就是尽心——知性——知天。

孟子对“天”的论述是神秘主义的，对“心”的表述是先验的，对人性的阐明则混淆了人的自然本性和后天塑造的社会性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孟子学说中所体现的思维水平的低层次所造成的。

孟子和孔子一样，在他生活的时代，其学说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弘扬，这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孟子的儒学体系，宗教色彩较淡，学术的思辨味较浓——他真正地将儒家学说当作一种学术来加以研究，他对孔子学说始终抱有客观的态度，这一点也是有别于秦汉时期其他纯粹为官僚政治服务的儒家学派的。

　　重建社会秩序

　　春秋战国时代的乱世，人们普遍感觉到，必须有一个通行的规则，以平息各种社会动乱。这就是大一统思想的“一”。这就仿佛是不同的人走向大一统的广场上，所有的人都奉行同一性的规则。那么，广场上的管理规则究竟由什么样的思想来主导呢？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中国人已心智洞开，思想家们不仅文辞华美，而且善于思辨，思想深刻。所谓广场秩序的重建，最重要的莫过于“人”，所有立论的基础都必须建立在关于人的学说之上，即人在不同环境、不同状态下的社会行为规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