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出现“宗教热”——佚名

今年亲身经历的两件小事，使我真切地感受到，社会科学研究正在出现“宗教热”，宗教已不再仅仅是宗教学研究的对象，而正引发众多学科的共同关注。最早是春节假日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让我参与他正在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主题是《我国农村信仰变迁问题与公共事业发展关系研究》。经过激烈的竞争，这一课题居然在应用经济学科中通过，现已开始实施。另外是上周，法学院的冯玉军教授告诉我，他已在司法部申请到《宗教事务的法制化研究》这一课题。一个是农村发展学院，一个是法学院，现在都在从事有关宗教的重大课题研究，这在几年以前，都是难以设想的。

再把视野打开一点，我们会发现，众多学科介入宗教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的新现象，似乎在一夜之间，宗教研究要成为社会科学的“显学”。

过去有一种说法，即全世界所有的社会学教科书中都会有“宗教”一章，只有中国的没有。然而，近年来，我国多所大学的社会学院（系）成立了宗教研究机构，活跃的有上海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以及正在筹备第6届宗教社会科学年会的江南大学宗教社会学研究中心，等等。有关宗教的论文也频频出现在社会学刊物上，最为突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办的《社会学研究》，这本过去很少关注宗教的核心期刊，2008年的第4、5、6期连续发表宗教社会学论文。上海大学主办的《社会》期刊则在2008年第6期设立了《宗教社会学研究》专题，集中发表了3篇文章。

久负盛名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设立了“中山大学人类学文库”，2008年出版了第一批共4部著作，全都是宗教方面的，分别是：刘志军的《乡村都市化与宗教信仰变迁：张店镇个案研究》、刘诗伯的《在教堂内外——都市基督徒群体的人类学考察》、索端智的《现世与彼岸——藏族社区的信仰、仪式与象征结构》以及陈晓毅的《中国式宗教生态：青岩宗教多样性个案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是民俗学研究的重镇，近年来，该校的刘铁梁教授开设了研究生精品课程“宗教民俗学”，从民俗学视角介入当代宗教的研究。

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的法学院也积极开展宗教与法律关系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公法研究中心组织了“宗教与法”系列讲座，汕头大学法学院办起了“法律与宗教研究”网站。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已先后组织了10次有关法律与宗教的学术研讨会。

透过这些现象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宗教研究出现了显著的重心扩展。以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法学、经济学等为代表的社会科学，正在大规模地介入宗教视域，宗教逐渐由各个学科忽略不计走向不可或缺，宗教研究正在从社会科学的边缘走向中心。这构成了当代中国宗教研究最深刻的演变。

当然，这一学术变迁亦有更深刻的社会根源。得益于30年的改革开放，历经宗教界不懈的奋斗，中国宗教开始重新焕发生机，回归社会，发挥社会功能。法国学者杜尔凯姆说过，真正的社会都是宗教的。一个社会，宗教、信仰不可能长期缺位。与人类所有的社会形态一样，中国社会也是需要宗教的，宗教也正在成为中国社会各个门类的关系纽结。不研究宗教，就不能理解当前的中国社会，这应是宗教研究成为显学的最根本原因。

作者：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