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把护士变成了天使》：南丁格尔

　为小山雀竖碑

这位全世界最平凡而又最伟大的女性出生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父母因地取名，叫她“弗洛伦斯·南丁格尔”。那天是1820年5月12日。

父亲维恩和母亲范妮，都有着贵族血统。在英国，他们拥有两处家园：茵幽别墅和恩珀蕾花园。每年夏天，烈日炎炎，他们全家像候鸟一样，马不停蹄地到“茵幽别墅”避暑；而在一年的其余时间，他们住在恩珀蕾花园里。到了春秋季节，全家人就到附近的伦敦探亲访友，忙得不亦乐乎。小弗洛的童年，是在天堂般的环境中度过。

可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她的兴奋点，却往往不在小伙伴们身上。她爱骑小马，爱和身边的小猫、小狗、小鸟们聊天，玩耍。她乐于照看它们。有一次，一只小山雀死了，她用手帕把小鸟包起来，把它埋在花园内的松树下，还竖起了一块小墓碑，上面写了墓志铭——

可怜的小山雀/你为何死去/你头上的皇冠/是那样美丽//但是/现在/你却躺在那里/对我不理不睬/不闻不问

从小时候起，她就独来独往，不像一般的孩子那样顽皮。她倔强而执拗，多愁善感，似乎过于早熟。她在满目繁华中孤独地成长。

恩珀蕾花园一片繁荣，花园外面却是满目凋敝。1842年的英国，经济异常萧条，饥民充斥了各个角落。弗洛伦斯在她的笔记中写道：不管什么时候，我的心中，总放不下那些苦难的人群……

　　“肮脏”而又“危险”

1843年7月，正是炎热的季节，南丁格尔一家再度到茵幽别墅消夏避暑时，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去帮助周围的穷人。她不怕肮脏和吃苦，把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多地消磨在病人的茅屋中。因为不少病人缺衣少食，她常常硬要母亲给她一些药品、食物、床单、被褥、衣服等等。她把这些东西用于赈济穷人，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到了应当返回恩珀蕾花园时，弗洛伦斯不愿半途而废，她想留在当地。但是母亲认为，出身贵族的女儿理应在别的事情上有所作为，浪费时间护理那些穷人，简直荒唐无比。父亲和姐姐也都站在母亲一边。弗洛伦斯孤立无助。

在当时英国人的观念中，与各式各样的病人打交道，是非常肮脏而危险的。人们对于“医院”、“护理”这样的字眼一向避而不谈，因为都是一些很可怕、很丢脸的事情。由于医疗水平落后，加上国力衰微，战争频仍，在1844年以后的英国，医院几乎就是不幸、堕落、邋遢、混乱的代名词。由于缺少必要的管理，它有时简直就像疯人院。在弗洛伦斯看来，最让人难以接受的事，还不是上述可怕的医疗条件，而是医院中“护士”的不佳的名声，和她们那低下的素质。

在1854年3月29日的信中，她描绘了伦敦一家著名医院护士的住宿条件：

“情况真是惨不忍睹。护士们睡在病房门口通道的木笼子里，我就像进入了监狱。那里既没有灯光，也没有新鲜空气，昏天黑地。所谓纪律、监督并不存在。由于护理人员数量很少，一大帮病人只靠一个护士护理，使护士们疲劳不堪，哪里有力气工作？她们的礼仪标准，必备的道德心，也每每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这就是南丁格尔即将行使使命的地方，她考虑要去的“医院”。但是，她并不在意。她经常偷偷去医院调查；她相信，自己能使这一切发生变化。

1845年8月，弗洛伦斯同父亲一道，到曼彻斯特去探望生病的祖母。因为祖母病情加重，卧床不起，而且缺少照料，她便留在身边护理。很快，祖母的身体大有起色。接着老保姆盖尔太太又病倒了。弗洛伦斯又赶回家里，精心护理病入膏肓的盖尔太太。直到老人临终，弗洛伦斯一直守候床边，没有离开半步。

这年秋天，恩珀蕾花园附近农村中瘟疫流行，和当地的牧师一道，弗洛伦斯积极地投入了护理病人的工作。她在一次次地证明着自己，她的人生信念更加坚定了。

在那时，人们都以为护理工作很简单，根本用不着培训。以前连弗洛伦斯自己也曾认为，只要富有耐心和同情心，就能帮助病人解除病痛，这就是护理工作的全部。一天，她亲眼看到一个女人，在她面前痛苦地死去。这位病人服错了药。“她必然是死不瞑目，是那些护理者‘毒死’了她！”这一想法让她大受刺激。她从此知道，护理是一门重要的学问。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她别无选择，必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但是，该去哪里学呢？

只能偷偷地学

离恩珀蕾花园几英里处，有一个诊疗所，主治医师富勒先生很有些名气，据说毕业于牛津大学，而且是南丁格尔家的老朋友。于是，弗洛伦斯打算说服父母，给她一段时间，准许她去这个诊疗所学习。恰逢富勒夫妇应约到恩珀蕾花园做客，她就当着父母的面提出拜富勒为师。

不料，一场风暴就此爆发了。父亲拂袖而去；母亲则气得发疯，说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怪念头；连姐姐也歇斯底里大声嚷嚷，说妹妹一定是“中了邪”——这不单有失贵族身份，还会把病菌带入家门，害死全家。

富勒夫妇感到很难堪。为了安抚南丁格尔夫妇，他们也只好向弗洛伦斯“泼冷水”，劝她放弃自己的想法。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她咬紧牙关，没有屈服。她开始偷偷钻研起医院报告和政府编印的蓝皮书。她还私下给国外的专家（比如普鲁士大使本森夫妇）写信，向他们请教各种问题。并且，还时不时地索求有关巴黎和柏林两市医院情况的调查报告。每天早晨，她至少要学习一个多小时。当早饭铃声响起，她会迅速收拾书本，若无其事地下楼用餐，看上去规规矩矩，也尽量不提及内心的想法。母亲要她负责储藏室、餐具室和藏衣室的整理工作，她丝毫不敢怠慢。她希望母亲回心转意。她给朋友克拉克小姐写信说：“我不得不做很多家务。那些衣被、玻璃杯、瓷器，已埋到我的下巴了。它们简直是乏味透顶。我也不禁要问自己：‘这就是生活吗？难道一个有理智的人，一个愿意有所作为的人，每天想要做的，就是这些吗？’”

她也收到了爱情的橄榄枝。在一次宴会上，她结识了年轻的慈善家理查德（将少年犯与成年犯分离，以接受更合理更人性的管教，就是出自他的提议）。理查德对她一见钟情，两人一起谈诗作画，愉快交往。在弗洛伦斯寂寞无助的时候，理查德的数不清的信笺，给过她很大的精神安慰，她也曾把理查德称为“我所崇拜的人。”但是，在他求婚时，她考虑良久，却拒绝了他。她给理查德写信说：我注定是个漂泊者。为了我的使命，我宁可不要婚姻，不要社交，不要金钱。

弗洛伦斯曾在一封信中流露出追求独身生活的态度，同时谈到自己对婚姻的看法：“普遍的偏见是，归根结底，一个人必须结婚，这是必然的归宿。不过，我最终觉得，婚姻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人完全可以从她的事业中，使自己感到充实和满足，找到更大的乐趣。”此后，她拒绝了所有的求婚者。

经弗洛伦斯的请求，本森爵士给她寄来了一本书：《凯撒沃兹的基督教慈善妇女年鉴》。书里介绍了凯撒沃兹在护理方面的先进理念和有关情况。

她仔细阅读之后，不由得喜出望外。作为慈善医疗机构，凯撒沃兹正是她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地方。在那里，各方面的条件相对完备，她可以得到适当的训练，同时，那里的宗教气氛、清规戒律，是一张“挡箭牌”，可以保证护士的名声不受舆论指责。

但她不敢贸然向父母提出直接去凯撒沃兹，只是利用病后疗养的机会，先来到法兰克福，当时那里的护理事业也走在各国前列。在一家诊疗所，她学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两周以后，她离开时，觉得自己有资格做一名合格的护理员了。

当父母、姐姐知道她对护理“贼性不改”，还在私自学医时，个个气得发抖。他们联合起来惩罚她，令她“闭门思过”，不许出家门一步。

终于结出了果实

她与家人冷战数年。时光如飞，在1851年6月8日这一天，弗洛伦斯在她的笔记中，以前所未有的坚定语气写道：“我必须清楚，依靠一味的死守和等待，机会就会白白地从身边溜走。从他们那里，我得到的，只是愈演愈烈的冲突。我显然是不会获得同情和支持的。我应该就这样坐以待毙吗？绝对不可以！我必须自行争取那些我赖以生存的一切。对于属于我的事业，我必须自己动手去做。我的人生的际遇，我的真正的幸福，要依靠我的努力，他们是决不会恩赐与我的。”

这次，她的确是做到了“言必行，行必果”。首先，她以出去散心为借口，去了凯撒沃兹；在那里学了两个星期之后，为了获得更为系统的学习，决定再次去法兰克福。她平静地向家人宣布了她的决定，父亲尚平静，但母亲和姐姐惊慌不已，再度极力阻挠。这一次，弗洛伦斯丝毫没有退却。她们三人大吵了一通。父亲见劝阻无效，气愤之下，提着猎枪牵着爱犬走出家门。他走后，她们更吵得天昏地暗。母亲甚至想打她耳光，但被她灵巧地躲开了。

第二天，弗洛伦斯勇敢地离开了家。来到西道尔·弗利德纳牧师的收容所——这所机构拥有一所医院，一所育婴堂，一个孤儿院和一所培训女教师的学校。

弗洛伦斯住在孤儿院内的一个小房间里。她的工作地点，就是孤儿院和法兰克福女子医院。所有的工作她都学着干，一点儿也不肯落下，甚至连手术护理她也参加。这对她来说非常不易。毕竟，在当时，对于一个贵族女子来说，完全是“有失体统”的事。她明白这一点，但她不在乎。

在这段时间里，她往家里写了好几封信，介绍自己的情况，也渴望和家里人重归于好。在32岁生日时，她感谢家人的祝福，还特地给父亲维恩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

“尽管我的年龄的确不小了，不过我会更加坚持行使我的使命。事实上，我很高兴，因为我终于重获自由。我的不幸的青春期已经过去，我并不多么留恋。它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为此而欣慰，因为这意味着，我将获得新生命。”

的确，一切从此不同。她不仅成为一个真正的护士，还一步步地把护士变成了真正的天使。1853年英法土三国与沙俄爆发了战争，成千上万的伤兵得不到治疗和照顾而死去。她带着一支护士队奔赴战场，不分昼夜地工作。每天晚上，她提着小油灯，挨个看望病人，让伤员感到了巨大的温暖。从战场回来后，她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护士学校，以后又创办了一批助产学校。她成功地把护理工作从“污水般”的社会底层提升到了受人尊敬的地位。她于1910年逝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