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豚是我的挚友

在西弗吉尼亚州格林班克( Greent Bank )举行的第一次与外星球智慧生物通讯的科学会议规模不大，会议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发起，于 1961 年召开的。这是“奥兹玛”计划以后一年的事情。“奥兹玛”计划是企图收听可能存在于其它星球上的文明世界所发出的无线电信号的首次尝试，未获成功。1961 年会议以后，由苏联科学院发起，在苏联举行了两次类似的会议。后来，1971 年 9 月，在苏联亚美尼亚的布拉干附近，举行了关于与外星球智慧生物通讯的苏美联合会议（见第 27 章）。现在，是否可能与外星球智慧生物通讯这个议题，至少部分地受到了重视。可是在 1961 年组织这样的会议是要有足够的勇气的。这应归功于当时的国立射电天文台台长奥托·斯特拉夫( Otto Struve )博士，是他组织并主持了格林班克会议。

　　应邀出席那次会议的人士中，有约翰·李利( John Lilly )博士。他当时在佛罗里达州科拉尔盖布尔斯的通讯研究所工作。李利被邀请参加会议是因为他正在研究海豚智慧，尤其在致力于与海豚对话。海豚可能是我们自己星球上另一种具有智慧的动物。当时有这样的感觉，一旦建立了星际无线电联系，我们就面临和另一行星的智慧物种通讯的任务，所以，与海豚对话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和与另一行星上的智慧物种联系时的任务相比。我认为，如果我们终于收到了来自星空的信息，那幺理解这种信息也将比理解海豚发出的信息要容易得多（见第 29 章），如果海豚确能发出信息的话。

　　然而，把海豚与宇宙联系起来的构思是很久以后才在我脑海中形成的，那时我正在肯尼迪角高耸的装配架下的环礁湖旁等着观看“阿波罗 17 号”的发射。一只海豚静静地在湖里来回游动，不时跃出水面，窥视着被照得通亮、升火待发的“土星”火箭。也许，它只是为了看看我们是不是万事俱备了？

　　参加格林班克会议的许多人早就互相认识。但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李利还是一个莫测高深的新交，他的海豚是那样的迷人，可能与海豚对话的前景又是那样的令人神往。（在会议进行期间，斯德哥尔摩宣布授与当时和我们在一起参加会议的梅尔文·卡尔文( Melvin Calvin )诺贝尔化学奖，使会议更加难以忘怀。）

　　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希望以后能经常纪念这次会议，保持某种松散的集体联系。李利所说的海豚故事，开使我们着迷，我们就把这个组织命名为“海豚会”。卡尔文设计了一种冲压的领带别针作为会徽，上面是一个男孩骑在一只海豚上。这个图案是仿照波士顿博物馆一枚古希腊钱币复制出来的。在几次“海豚会”选举新会员的活动中，我担任某种非正式的通信联系人。“海豚会”成立后的一、二年内，我们又选举了一些其他会员，包括：I·S·什克洛夫斯基( I.S.Shklovski )，弗里曼·戴松 ( Freeman Dyson )以及 J.B.S. 霍尔丹( J.B.S.Haldane )。霍尔丹写信给我说，他赞成不缴会费、不开会、也不承担任何义务的一种组织，但他保证克尽会员的职责。

　　现在“海豚会”行将结束。一些国际规模的活动替代了它。但是对于我，“海豚会”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给了我与海豚会见，交谈，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建立友谊的机会。

　　每年冬天，我总在加勒比地区呆上一两个星期，大多是带着通气管或水下呼吸器去潜水，观察加勒比海的非哺乳类动物。

　　由于我和约翰·李利的结识和后来的友谊，我也能去科拉尔盖布尔斯及其位于美国维尔京群岛圣托马斯的研究站和李利的海豚一起呆上几天。

　　他的研究所现在虽然已告结束，但毫无疑问，当时在海豚方面确实做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包括绘制了一本重要的海豚大脑图。尽管我对李利研究工作的某些学术方面的问题持有不同观点，但是我对任何认真研究海豚的打算，特别对李利的首创精神表示钦佩。李利后来改换课题，从内部构造上去研究人类头脑中因药物和非药物所引起的意识的扩展。

　　我在 1963 年冬第一次见到埃尔伐（海豚名）。海豚的皮肤十分敏感，因此在实验室里研究这些哺乳动物就受到了限制。后来使用了聚合塑料水槽，海豚才能在实验室里长期生活。通讯研究所设在一座原先是银行的建筑物里，每个出纳柜台里有一个聚苯乙烯水槽，里面生活着海豚，海豚会数钞票，这使我感（扫校者注：中译本此处似有文字脱漏）。李利在把我介绍给埃尔伐以前，坚持要我披上塑料雨衣，我当时认为完全不必要。我们走进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在另一头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大聚乙烯水槽。我马上就看到了埃尔伐，它的头向后仰着露出水面，使它双目的视野相互重迭，因而具有双目的视觉。他慢慢地游到水槽靠近我们的一侧。约翰，竭尽主人的礼仪，他说道：“卡尔，这是埃尔伐，埃尔伐，这是卡尔。”埃尔伐立即啪地一下把头朝前伸，接着往下拍到水面，压出细细的一股水柱打在我的前额上。我的雨衣还是没有白穿。约翰说：“行，瞧得出你们俩能合得来”。说完转身就走了。

　　对于海豚与人的寒喧之道，我一无所知，我就尽可能表现得随随便便的样子，走近水槽，嘟嚷了儿句“嗨，埃尔伐”之类的话。埃尔伐立即翻过身来，露出了他那擦伤的、铁灰色的腹部。这多么象一条要主人为它搔痒的狗啊！我抚摸着他的内侧。

　　他很高兴，至少我认为是这样的。鼻子长得象瓶子一样的海豚生就一付微笑的尊容。

　　过了一会儿，埃尔伐游到水槽的那一边，然后又游了回来，采取了仰卧的姿势，但这次是在水面下大约 6 英寸的地方。很明显，他想要我再去搔搔他的腹部。这对于我来说有点不方便，因为在雨衣下面，我“全副武装”地穿着西装上衣衬衫，还系着领带。然而我不想表现得不礼貌。我脱掉雨衣和上装，没解开袖口的扣子就把袖子捋到手腕以上，又重新穿上雨衣，一面不断向埃尔伐示意，我马上就回去。我终于在水面下 6 英寸处给埃尔伐又搔了痒。他再次表示很欣赏。一会儿他又退到水槽的另一边，然后又游回来，这次他呆在水面下约 1 英尺的地方。

　　这一下我侍候他的热情大大地打了折扣。但是在我看来，我和埃尔伐是在进行某种交谈。所以我又一次脱去雨衣，卷起袖子，再穿上雨衣侍候埃尔伐。接下来，埃尔伐竟游到水面下 3～4 英尺的地方，等着我去抚摸。如果我完全脱去雨衣和衬衫，也只能刚刚够得着他。我认为这未免太过份了，所以我们俩——人与海豚——隔着一米深的水矜持地相互注视着。突然埃尔伐昂首跃出水面，只有尾巴末端触及水面。，他赫然高耸在我的面前，做着缓慢的后蹬动作，然后发出一声怪叫。这是一个单音节音，高亢而刺耳。有点儿象动画片里鸭子唐纳德( Donald Duck )的音色。叫声中仿佛埃尔伐说了声：“再来！”①

　　我冲出房间，发现约翰正在摆弄一些电子设备，我兴奋地告诉他，埃尔伐刚才显然说了声“再来！”

　　约翰的反应很简短，他只问：“是有‘上下文’的交谈吗②？”

　　“是的，有‘上下文’的交谈。”

　　“好，这是他知道的单词中的一个。”

　　约翰认定埃尔伐已经学会了大约几十个英语单词。然而，就我所知，还没有人学会任何一个海豚语的单词。也许这就测验出了这两种不同生物的智力高下？

　　从普利尼③时代起，人类的历史中就充满着关于人类与海豚同种关系的种种传说。关于海豚拯救濒于溺死的人的生命以及保护人类免受其它海洋食肉动物攻击的说法，更是有凭有据，层出不穷。直到 1972 年 9 月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位 23 岁的妇女因船只失事，在印度洋中作 25 英里长泳时，有二只海豚保护了她，使她末受鲨鱼的袭击。海豚是地中海最古老的文化——包括纳巴弟( Nabatean )和米诺斯( Minoan )这样的古文化——中到处可见、居于支配地位的艺术主题。梅尔文·卡尔文为我们复制的希腊钱币就是这种源远流长史实的证明。

　　人类喜欢海豚些什么，是清楚的。海豚既友善又忠诚，它们有时为我们提供食物（有些海豚为渔民驱赶海生动物）；偶而，它们还拯救我们的生命。但是人类为什么会吸引海豚？我们为海豚做了些什么好事？这些却不很清楚了。在本章后一部分，我将建议，我们应向海豚提供智力刺激和音响娱乐。

　　约翰知道许多关于海豚的第一手或第二手的轶事，我特别记得三个故事。一个说，有一只海豚在大海上捕获后放在小船上的一个塑料水箱里。它对捕获它的人发出一整套各种各样的声音，哨声、尖叫和嗡鸣。这些声音有着明显的模仿特征，听起来象海鸥叫，大雾吹号声，火车汽笛声等岸上发出的声音。这只海豚是被岸上的生物捕获的，它在试图摹仿岸上的声音来进行交谈，就如一个有教养的客人所做的那样。

　　海豚的大部分声音是用鼻孔发出的，而它们的同宗兄弟鲸鱼则用鼻孔喷水。在解剖上，海豚是接近鲸鱼的小型同类生物。

　　另一个故事说，一只海豚关了一个时期后放回大海，人们跟踪着它。这只海脉与一群海豚接触后，发出一组非常长和复杂的声音。这是在叙述它被囚禁的经历吗？

　　海豚除了能发出回声定位的卡嗒声外（那是一种很有效的水下声纳系统），还能发出一种哨声，好象开门关门时的声响。当它们模仿人类讲话时，就发出这种声音，如埃尔伐说的“再来”。它们能够发出很纯的声调。我们还知道成对的海豚能发出频率相同，而相位不同的音调。这样，波动物理中的节拍现象就出现了。节拍现象很有趣。如果人类用各种纯音唱歌，我肯定我们会接连几个小时地“唱和”下去。

　　海豚的哨声用于通讯联系，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在圣托马斯，我从一只名叫彼德的青春期雄海豚那儿听到了似乎是十分哀怨的啸叫。那时正把彼德与两只青春期的雌海豚暂时隔开。它们互相不断的啸叫着。当这三只海豚在池子里重逢时，它们的性活动是极为频繁的，再也不怎么啸叫了。

　　我所听到海豚间大多数通讯联系是吱吱门响的那一类，海豚看来也为发出类似声音的人所吸引。例如， 1971 年 3 月，在夏威夷的一个海豚池里，我花了 46 分钟时间，与好几只海豚进行热烈的吱吱门响式的“交谈”，至少对于某些海豚来说，我说的“话”似乎很有趣。我说的“话”可能在海豚语中是白痴般的蠢话，它使听者惊呆了，但毕竟引起了它们的注意。

　　约翰告诉我另一个故事：他怎样在没有实验任务的周末，把雌雄海豚分开，来对待青春期性欲旺盛的海豚的，否则它们就会象约翰带着几分体谅心情所形容的那样去“度蜜月”了。这虽然是海豚所希望的，但刚度过蜜月的海豚在星期一上午无法进行实验，有一次，海豚居然能通过一扇沉重的垂直升降的闸门从大水池的这一半到了另一半。有个星期一早晨，约翰发现闸门仍然关着，但两只异性的海豚——埃尔伐和齐齐却在屏障的同一边水池里，它们度了蜜月。约翰的实验计划只得暂停。他很恼火。是谁忘子在星期五下午把海豚分开？但是每个人都记得海豚是分开了的，闸门也关好了。

　　作为试验，实验者有意使一切重演一遍。星期五下午，在响亮的再见声、砰然的关门声和沉重的脚步离去声中，埃尔伐和齐齐被分开了，沉重的闸门关上了。但是暗中人们却在窥视着。一切静下来后，海豚在闸门处会合了，并交换了一些低频的吱吱嘎嘎门响似的声音。然后埃尔伐在它这边把门的一角往上推，直到它自已挤了进去；齐齐从她那边推对面的一角，逐渐地，它们把门推了上去。埃尔伐游了过来，并受到了它配偶的拥抱 （说“拥抱”不恰当，但“鳍抱”也不是个恰当的词）。后来，据约翰说，埋伏等着的人齐吹响口哨，学汽笛叫，大声呵斥表示有人。埃尔伐这才带着几分窘态，游回到它那一半的池水中去了，两只海豚从各自那边把闸门又弄了下来。

　　这段故事具有如此引人入胜的人情味，甚至带有一定程度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中产阶级接触两性问题时的负疚感，使我未能尽信。但是有关海豚听来不可能的事还多着呢。

　　我大概是被海豚提过性要求的少数人之一。这段故事说来话长，先要介绍一点背景情况。有一年冬天我去圣托马斯潜水并访问李利的海豚站，当时海豚站是由格雷戈里·贝特逊 ( Grgory Bateson )领导的，他是在人类学、心理学以及人类与动物行为方面有着非凡和广泛兴趣的英国人。我们和一些朋友在一个相当远的山顶餐厅吃夜饭时，与餐厅的女主人随便交谈。女主人很年轻，叫玛格丽特，她诉苦说了她的日子是多么平凡乏味（仅在夜晚，她才是女主人）。正巧那天白天，贝特逊对我说起，他很难找到足够的助理研究人员。于是我把玛格丽特介绍给格雷戈里·贝特逊，两人一拍即合。不久，玛格丽特就跟海豚打交道了。

　　贝特逊离开圣托马斯后，玛格丽特一度是研究站的管理主任。工作过程中，玛格丽特进行了一项值得注意的实验。李利在《海豚的心灵》一书对此作了详细的介绍。她住到一个悬吊在海豚彼得池子上的筏子上去，一天 24 小时和彼得密切接触。玛格丽特的实验是在我现在要说的那件事不久以前进行的。彼得对我的态度可能与她的实验有关系。

　　我当时正与彼得一起在一个大的室内水池中游沫，我把水池里的橡皮球扔给彼得（我这样做很自然）。当球落到水面时，彼得潜入球下，用鼻子把球准确地打回到我的手中。我扔了几次，彼得次次都能准确地回球，在此之后，彼得的回球变得越来越不准确了，迫使我一会儿游到池子的这边，一会儿游到那边去抢球。最后，很清楚，彼得故意不使球落在离我十英尺之内。它已把游戏的规则改变了。

　　彼得在我身上进行心理学实验，以了解在什么样的最长距离下，我还会继续这场无意义的捕捉游戏。埃尔伐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进行的正是同样的心理学试验。这样的试验是把海豚与人类联结在一起的一条线索。我们是少数够得上具有心理学知识的物种之一。因此，我们是海豚能够对之进行心理实验的少数物种之一，不论这种试验是在多么无意的情况下进行的。

　　如同我第一次与埃尔伐会见那样，我终于看清了所发生的情况，就毫不犹豫地决定，不准海豚对我进行心理实验，所以我拿着球、仅仅踩水而已。大约一分钟左右后，彼得急速地向我游来，和我擦撞了一下。它转了个圈重复这奇怪的把戏。这次，当它经过我的，我感到彼得的某个隆起物轻轻地擦着我的侧面，当它转回来第三次经过我时，我漫不经心地想道，这个隆起物会是什么？不是它的尾叶突，也不是……突然，我明白了。我觉得我就象某个老小姐刚被年轻人不成体统地求婚那样。我全无合作的准备，各种老一套的言词涌上心头，如：“你难道连一个美丽的海豚姑娘也不认识吗？”然而彼得依旧兴高采烈，不因为我毫无反应而生气（我现在猜想，可能它以为我太呆头呆脑了，以致连“这个”信息都不懂？）

　　彼得和雌海豚分开已经有一段时间，而且不久以前和另一个人——玛格丽特有过很多日子的密切接触。我认为海豚和人类并没有什么性方面联系，所以也不能以此说明海豚对人类抱有亲近感，但是这件事还是有其重要性的。即使在我们道貌岸然地称之为“兽性”的情况下，就我所闻，也只有少数几种动物受到人类哄骗成了不同物种之间性活动的牺牲品，这些也只限于人类已经驯化了的那类动物。我不知是否有些海豚也产生了驯化我们的念头。

　　海豚的轶事戍了鸡尾酒会上了不起的话题，无尽无休的闲谈资料。在研究海豚语言和智慧方面我发现的困难之一恰恰是人们对海豚轶事过于热衷，真正关键性的科学试验却从未进行过。

　　例如，我再三要求做下列实验：把海豚 A 放入装有两个水下扬声器的水箱里。每个水下扬声器都接在自动分配器上，向海豚供应美味食品。一个扬声器播放巴赫④的乐曲，另一个播放硬壳虫音乐⑤（每次更换乐曲）。哪个扬声器演奏巴赫，哪个演奏硬壳虫，是任意决定的。海豚 A 只要来到适当的扬声器处，譬如说，演奏硬壳虫的那个，就奖赏它一条鱼。我想，由于海豚对声音频谱的巨大兴趣和学习能力，毫无疑问，海豚很快就能区分巴赫和硬壳虫，这还不是实验的重要部分。重要的是，海豚 A 要尝试多少次才能熟练起来，也就是说，每次想吃鱼，就得向播放硬壳虫的扬声器游去。

　　现在用宽网眼的塑料栏网把海豚 A 与扬声器隔开。透过栏网它能看，能闻和品尝，最重要的是透过栏网它能够听和“说”，但却不能游过去。然后把海豚 B 放到扬声器区域。海豚 B 是没有经验的，它对水下鱼食分配器和巴赫及硬壳虫都毫无所知。搞大麻烟( Cannabis Sativa )实验时，要物色“无经验的”大学生时会碰到很大的困难，找到对巴赫和硬壳虫音乐一无所知的海豚是毫不困难的。象海豚 A 一样，海豚 B 也必须经过同样的学习过程。但现在每当海豚 B 成功时（起初是碰巧的），分配器不仅奖给海豚 B 一条鱼，而且也扔给海豚 A 一条鱼。海豚 A 此时可以目睹海豚 B 的学习经验。如果海豚 A 饿了，那么它把它所知道的有关巴赫和硬壳虫音乐的知识告诉海豚 B，对它也肯定是有利的。如果海豚 B 饿了，那么注意海豚 A 可能拥有的信息对海豚 B 也是有利的。因此，问题是海豚 B 的学习曲线是否比海豚 A 的更陡些?它是否以较少的尝试或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达到熟练的稳定程度呢？

　　如果这样的实验反复多次，又发现海豚 B 的学习曲线，从统计意义上说总是比海豚 A 的陡，则两只海豚间可能已经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信息联系，可能是对巴赫与硬壳虫之间差异的口头叙述，我认为这是个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的实验，或者每次只是示意左面或右面，直到海豚 B 领会为止。这并不是试验海豚与海豚通讯的最好实验设计，但却是一种典型的实验。就我所知，至今还没有对海豚做过上述实验，我对此深表遗憾。

　　过去几年中座头鲸实验的开展，使我感到海豚的智力问题显得特别尖锐，洛克菲勒大学的罗杰·佩恩( Roger Payne )在一组卓越的实验中，把水听器拖到加勒比海数十米深的海水中，以寻找和纪录座头鲸的歌声。座头鲸和海豚在分类上同属鲸目，它的发音特别复杂、动听，可在海面以下传播很远的距离，并在鲸群内部以及鲸群之间有着明显的社交效用。鲸是十分喜爱群居的社会性动物。

　　鲸的大脑尺寸远大于人，大脑皮层和人脑一样有很深的皱纹。它至少和人类一样具有社会性。人类学家相信人类智力的发展取决预以下三个关键因素，脑量，脑回，和个体间相互的社会影响。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类动物，它们的条件可能已经超过这三个产生人类智慧的条件，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还可能已经远远超过了。

　　但是鲸和海豚没有手、触角或者别的可操纵器官，它们的智慧无法用生产社会必需品的技术来表现，那还剩下什么呢？从佩恩录下的座头鲸所歌唱的长歌实例中，有些歌长达半小时甚至更久，少数几只歌看来象是可以重复的，事实上重复起来一个音素都不差。少倾，整个音组又重复一遍，实际完全雷同。这些歌有的已经录下来出售，购买几张 CRN 唱片（SWR－I 类）就能听到。据我计算在一首长达一小时的鲸歌里，信息单位 （用以标志歌曲所必需的单个是或非的问题）的数目在一百万到一亿比特之间。鉴于这些歌中有很大的频率变化，我猜想频率在表现鲸歌的内容方面是很重要的。或者换句话说，鲸语是调频的。如果鲸语不象我猜的是调频的，这样一首歌，比特数可能只有十分之一。而一百万比特大约是《奥德赛》或冰岛《艾达斯》的比特数。（此外，迄今对鲸类发音只作了少数几次突击性的水听器录音，如说已经录到了最长的鲸歌，那也是不大可能的。）

　　鲸目动物的智慧能不能引导到史诗、历史、详尽的社会相互作用准则之类的创造发明上去？鲸鱼和海豚是否也象人类文字发明以前的荷马等史诗作者一样正在叙述过去年代里海洋深远之处所发生的英雄业绩？是否存在着一种与梅尔维尔所写的《莫贝·迪克》( Moby Dick )（扫校者注：即《白鲸》）相反的故事——从鲸鱼的观点来看，是描写蛮横而又不可战胜的敌人所造成的悲剧，一场被满载着人类、往返于海洋的木头和金属怪兽无端攻击的悲剧呢？

　　鲸目动物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一课。这一课与鲸鱼和海豚无关，而是教育我们自己的。至少有相当可信的证据表明，在地球上除了我们自己之外，还有另一类智慧生物。它们对我们举止善良，而且在许多场合下充满着柔情。我们呢？却有计划地残杀它们，拿鲸鱼的血肉来穷凶极恶地作买卖，把它的油萃取出来做口红、工业润滑剂及其他用途。这种做法在经济上的利益充其量也是不大的，况且又不是非用鲸油不可的润滑剂！真不懂为什么直到最近，反对这种残杀的呼吁还是这么少，对鲸鱼的怜悯也是这样地少得可怜？

　　捕鲸和鲸类加工业的糟蹋生命是劣绩昭彰的。这暴露了人类的一个很大的弱点。这种对生命的糟蹋并不限于鲸鱼。在战争中，人反对人，不把对方当作人类看待，对每一方来说都很平常。这样就可以全然抛却一个人在残杀另一个人时的那种自然的忌惮心理。纳粹宣称某些整个种族是劣等民族，全面地贯彻了这种祸心，这样地分等之后，就有理由剥夺这些种族的公民自由权，奴役他们，杀害他们。纳粹是最凶恶的，但不是最近的罪恶样板，还可以援引许多其它实例。对美国人来说，暗中把其他民族划为次等民族，从早期对美洲印地安人的战争直到我们最近的军事卷入，一贯都是军事和经济机器的润滑剂。在这种情况下，把别的民族，军事上的对手，但却是古代文化的继承者，都贬称为东方的油腻虫、逃亡犯、斜眼鬼等等，不厌其烦地反复咒骂他们不是人，直到我们的士兵和飞行员能够心安理得地屠杀他们，自动化的战争，以及从空中摧毁看不见的目标，大大地方便了这种草菅人命的暴行。这样做便能扫除我们对于同类的同情心而提高了战争的“效率”。如果我们看不见在杀谁，我们的感觉就远不是谋杀别人时的那种感觉了。如果我们杀起同类来都能这样容易地把无理的事说成有理，要尊重异类的智慧生命体会困难多少倍呵！

　　正是在这一点上，海豚在探索外星球智慧生物方面的最终意义得到了体现。问题不在于我们最终能否在感情上作好准备来迎接星际的信息，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养成这样的观念认为去与经由完全不同途径进化而来，样子和我们大不相同、甚至“怪物般的”生物仍然值得建立友谊和给予对方以尊重、信任和兄弟情谊，尽管尚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目前种种迹象都表明人类社会是在朝这个方向前进，问题是我们是否前进得够快了？与外星球智慧生物最可能的接触是和一个远比我们先进的社会相接触（第 31 章）。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处于美洲印第安人或越南人的境地，即：被技术更发达的文明社会横加殖民暴虐。这是由于恒星之间距离遥远，加之我深信任何文明既然已经存在了这样长久，使我们得以和它接触，也就会恪守中立和具有善意。情况也不会倒过来，由地球来对外星球文明进行掠夺，外星球文明离我们太远了，我们相对来说能力也有限。与其他星球上的另一个智慧物种接触，这种物种在生物学上比海豚或鲸鱼和我们的区别更大，可能有助于我们抛弃早就背上了的从民族主义到人类沙文主义的侵略包袱。尽管探索外星球生命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但我们如果能与海豚和鲸鱼交朋友，来开始实施一项使人类返本归真、变得仁慈博爱的计划，就再好不过了。

　　① “再来”( more )在英文中用的是一个单音节词。——译注
　　② 即：是否是在“交谈”中有意识地说的。——译注
　　③ 普利尼( Pliny )，公元 23～71 年，罗马博物学家，百科全书编者和作家——译注。
　　④ 1685～1750，德国风琴家及作曲家。 ——译注
　　⑤ 硬壳虫音乐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的一支四重重爵士乐队演奏的音乐。——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