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谐 从心开始——张曾祥

今年4月召开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和闭幕时发表的《普陀山宣言》，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和响亮的口号，这就是“和谐世界，从心开始”。从理论上说，这固然与佛家“一切唯心造”的观点和追求和谐圆融的佛本关怀有直接关系，但从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存在的普遍意义来观察，也是圆通正确的，因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改造客观世界，必须先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正确的心态。从实践上说，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全球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人们虽然享受着物质昌明之果，可心灵也经受着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社会动荡、恐怖袭击等等的煎熬。人们确实需要扪心自问：我们为什么受此煎熬？我们应该追求什么？脱离危机的起点究竟在哪里？所以大会的口号“和谐世界，从心开始”，是契机契理和切中要害的，是具深邃智慧的。

就我们中国自己的事情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确实感到衣食住行、城乡面貌、综合国力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与此同时，权利占有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劳资关系对立、上学就医无助等等的生活感受，又让人们心存不满、生活迷茫和满腹焦虑。为此，有不少人丢开原来的价值观念，到宗教当中去寻找慰藉和依托，至2001年已有1亿多信教群众(有的说仅佛教徒就“已有约1亿信众”)”。据说，一般是发财求官的供佛，打工挣钱的人教。其人心思安与社会求和，可见一斑。

现在，我们国家进入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这时，宗教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作为意义建构和人心救助的重要担当者，为了对和谐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从“心”开始，对人施以关爱、救助和塑造，也是契机契理和切中要害的，并且是得心应手的。《普陀山宣言》就说：“心为貏法之前导，若人人扩展胸怀，放大心量，克制贪、嗔、痴”，“则心净国土净，心安众生安，心平天下平。”

在中国，关注和关心人的现实感受，发挥宗教慰藉“人心”的特殊功能，通过“安心”、“帮心”、“化心”，使人心安理得与心平气和，来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贡献，不仅是宗教界为了自身发展而向人间佛教演进的一种倾向，而且是宗教学界的一种研究转向及国家宗教管理的一种政策导向。其表征性事件是，2001年，江泽民同志代表国家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2003年，国家宗教局党组中心学习组提出“社会主义的宗教论”；[2]今年4月，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主办了主题为“和谐世界，从心开始”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这三者汇流到一起，就使宗教从“心”开始，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提供了最佳时机。

佛教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实践；基督教则在改革开放以后，借助科学文化在民众中广为传播。关于宗教学界的研究转向，有学者把20世纪的中国宗教史，大体分为“文献学与历史学研究阶段(1950年以前)、哲学史研究阶段(1980年以前)、社会文化史研究阶段(1980年以后)”，以及“近来刚刚出现”的、“似乎才初露端倪”的新的转型阶段。[3]，这主要是指，在20世纪初，宗教有史以来那种护教阐教式的、信徒为自己的宗教续写家族光荣史的情形，有了方向性的改变，即：一些开拓进取的学者，借用西方实证主义理论和以语言学、文献学为主的历史学方法，对中国宗教作文献考证和历史描述性的研究，用冷静的观察和评价，代替了盲目的崇拜和赞颂。在50年代以后，宗教的思想则常常以哲学的理论来论述，而且是以“迷信”与“科学”、“唯心”与“唯物”、“维护封建统治”与“反抗封建压迫”等二元论为分析框架的；对宗教的社会作用则常常放在阶级斗争中加以评价，尤其看某一宗教进步与否，就是看它是否参与了农民起义。到了80年代，主要是以当时传人的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对宗教进行“文化—心理”的研究，这同当时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是中国文化的落后紧密相关的。

关于近来“才初露端倪”的研究转型，现在还无法作总体上的估计，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着重提出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复杂性”的研究课题，其中必有这样一种变化，这就是：以前那种总是在理论上抽象地把握宗教的异化本质、颠倒世界、虚幻认识和消亡规律的研究，将转向对宗教现实存在状态的研究，转向对宗教新近发展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的研究，转向先进文化包容宗教信仰与宗教信仰为社会和谐作贡献的研究。或者说，将在宗教的“异化性、颠倒性、虚幻性”的研究中，着重研究它的“长期性、群众性、复杂性”，以便使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与宗教信仰存异求同，以便让宗教信仰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贡献。

这样一来，研究宗教的现实存在状态，让宗教信仰为社会和谐作贡献，就要关注人们在社会转型中的价值迷失和由此引发的信教倾向，就要关注信教群众的宗教体验和他们需要的社会关怀，就要关注犯罪分子尤其是腐败分子的价值扭曲和他们需要的意义重建，于是，这又回到了文章开头的论题：社会和谐，从心开始。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宗教有过精辟的分析，说它是“现实苦难的反映”、是“无情世界的感情”，[4]是对“人间力量的幻想”、是慰藉“人民的鸦片”等等。我们知道，这主要是透过宗教，对当时产生宗教的那个阶级对立的社会的批判，其中也包括对宗教消极避世、追求彼岸、麻痹人民革命精神的批判，但在同时，也肯定宗教情怀对人民苦难的同情与慰藉。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形而上学地对待经典作家们的宗教观念，不能光是对宗教批判与限制而不知道同情与合作。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执政党，尤其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时期的执政党，面对着的不是原来想象的宗教将会慢慢消亡的情形，而是面对着近年来宗教信众较快发展的现实状况，我们更应当用自己的先进文化去包容宗教信仰，使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让宗教信仰为社会和谐作贡献。

近年来宗教信众较快的发展，是部分群众在社会转型期陷人生活困境、环顾四周无处求救、由此造成价值迷失引起的，也有的是发了横财、享受了所能想到的各种享受、由此造成的心灵空虚引起的，还有的是遭遇人情冷暖、不胜商场诡诈、担心宦海沉浮而寻找心灵慰藉引起的。宗教作为“意义”的提供者和慰藉人们的“精神鸦片”，加上宗教阐释“众生平等”、“普爱世人”、“和光同尘”等等的理论，宗教徒以特殊的宗教方式待人，就使他们感到平时少有的安慰与感动(这当然也容易让人信仰与服从，使人走到远离社会生活的方向上去)，由此进一步协调融和，会使人心安而众生平安、人和谐而社会和谐。所以，发挥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就是发挥它“安心”、“帮心”、“化心”的作用。

所谓“安心”，就是发挥宗教“超越现实”来建构“人生意义”的功能，让它通过科学实证之外的另一途径来化解人们的价值迷失和社会失意，使人们在出世与人世或此岸与彼岸之间趋于心安理得。

大家知道，我们的改革事业，从消除计划体制的缺陷及其积累的弊病，到超越它配置资源和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基本设计，转而实行市场体制，仅仅20年间，不仅大大改变了原来的利益格局，而且大大改变了人们的谋生方式；与此相伴随，我们也对以前那些空想的和极左的观念进行了拨乱反正，对各个民族普适的价值观念和现代社会通行的管理经验进行了阐发引用，就是说也大大推进了观念形态的变革。但是，由于从计划到市场的社会变革比较急剧，由于社会意识要有一个演进成熟的自然过程，所以总的来说，社会观念还是赶不上社会实践的变革，使一些人发生了价值迷失和生活迷茫。比如，我们原来作为美好的总体目标来追求、曾经鼓励人们用抛头颅洒热血来保卫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变得极其遥远和不切实际了，以前通行的维护这个目标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等的道德取向和舆论约束，现在也渐渐的弥散了，随之而来的则是利益分化、人情冷暖、生活相对下降、求人办事艰难、即使眼下成功但却未来不保、已经心存鄙夷还得虚与应付、以及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找不到工作等等，于是，心灵迷茫就袭来了。这时，宗教跟人们说生活就是“苦谛”、人生都有“原罪”，先顺着人们的感觉对现实作一次否定；然后，再让人们放弃现实中那些“聚散不实”的东西，或放弃“上帝”不喜欢的行为，而按照他们的教义去做，比如以慈悲的情怀去“积德行善”，以爱人的行动去做“荣耀神的工作”等等，从而在想象中获得出世的永恒福报或彼岸的天国喜乐，这就很容易让人们接受和让人们信从。而人们一经接受和信从，也就在科学实证以外的另一途径上，把化解人们的迷茫失意、让人们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同他们追求自己的幸福“三位一体”地结合起来，亦即在此基础上重建了人生的意义。这在社会变革比较急剧、政治上还来不及消除社会弊病、文化上还来不及转化人们观念的时候，对保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是有益的。

当然，这个“意义”是超现实的，有很多幻想的成份，但杯弓蛇影、闻滴死囚”等心理现象告诉我们，相信或信仰，能使“无”的东西在心理上创造出“有”的效果来。许多事实证明，只要相信或信仰人间能有良好的关系，并以“菩萨心肠”和“上帝的爱心”去创造这种良好关系，它就会得到人们的响应而被创造出来。就是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人们的实践中，让宗教以超现实意义的建构来化解人们的矛盾心理，都会使人们心安理得，都会有利于社会和谐。

所谓“帮心”，就是在宗教关于彼岸意义的引导下，通过各种宗教活动让信众得到关怀，以此来化解人们失意、孤独和无奈的心情。实际上，这原本就是各种宗教帮人帮心的慈善活动，也是他们最先吸引人的地方，同时，还是它们招徕信众和化导社会矛盾的地方。

大家知道，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原先赋予某些共同目标的政治意义和伦理意义逐渐被剥离，人们从政治意义和伦理意义对这些目标的奉献精神也逐渐淡漠，而随着“在商言商”、“时间就是金钱”、“没有免费的午餐”等市场理念的泛化，人们的一切行为似乎都成了谋取回报的功利行为，于是，对弱势人群和失意个体的关怀却成了少见多怪的事情。这时，宗教和宗教徒从它们的教义而不是从功利的目的出发，对这些失意无助的人们施以“菩萨的慈悲”和“上帝的关爱”，就使这些人深感宽慰乃至大为感动，从而化解他们失意、孤独和无奈的心情。应当说，这对缓和社会矛盾是有益的。

虽然，在阶级压迫严重的革命时期，缓和矛盾对鼓励人们造反来说，是消极的；但是，它在建设时期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大众利益来说，则是积极的。就是说，发挥宗教帮人帮心的慈善功能，让它们慰藉人们失意、孤独和无奈的心情，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所谓“化心”，就是利用宗教追求彼岸意义的理念和情怀，来化解人们毫无顾忌和毫无畏惧的心灵，使人们自己为自己的心建立起相应的约束，为违法乱纪建起一道心理屏障。

宗教文化中素有怕“天谴”、怕“报应、”、怕“末日审判”的内容，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则是无所畏惧的；大家知道，“无所畏惧”，是革命战士向自己的敌人冲锋陷阵的优秀品格，但在当今，它也是一切违法乱纪和贪污腐败分子的心理特点。有文章说，在新加坡和加拿大，贪官往往因为内心自责而寿命较短；而在我们国家的一些贪官身上，不仅没有丝毫的内疚心和耻辱感，反而以“我什么都享受过了”而炫耀“今生没有白活”，从正面说，这与他们忘记了，入党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誓言有关，从侧面说，则与他们的灵魂无所畏惧和不信“报应”、不怕“天谴”有关。这时，宗教向人们宣传损人利己、残害生灵、亵渎师长、危害国家，会受“神灵报应”或被“上帝审判”，从解构的意义上说，将对人们的心灵有一定的约束作用，这从一些宗教国家犯罪率较低可以得到证明；从建构的意义上说，将有助于培养人们的责任心，爱因斯坦就说过：“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找到一个没有宗教感情的人”。这是因为，第一，人类早期曾以宗教的方式认识世界，宗教信念总会在文化基因上对人有一定影响；第二，要用科学来证明人们必须坚守某个信念不动摇，必须为某个事业而献身，是很困难的，包括康德阐明的绝对的“道德律令”，也不是靠实证主义来证明的，而是靠心中的信仰来维持的；第三，无论信仰的“神灵报应”和“上帝审判”是真是假，但通过信仰“神灵报应”和“上帝审判”，而信仰不损人利己、不残害生灵、不亵渎师长、不危害国家为“神的戒命”，也是人们维持善行和提高品格的一种动力，如同信仰康德的绝对“道德律令”一样，对社会和谐与人民福祉是有益的。就是说，用宗教教义来化解人们无所顾忌的心灵，为人们犯错误建立起一道心理屏障，也是宗教为社会和谐做贡献的一种方式。

参考文献：

[1]魏武．世界佛教论坛的和谐主题[J]．瞭望新闻周刊，2006．

[2]秋石．社会主义的宗教论[J]．中国宗教，2003．(5)

[3]葛兆光．中国(大陆)宗教史研究的百年回顾[J)．二十一世纪．1999．(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作者：张曾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