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历代法宝记》所见蜀地和长安之间的佛教交流

敦煌写本《历代法宝记》所见蜀地和长安之间的佛教交流——张子开

敦煌写本《历代法宝记》是上个世纪初发现的敦煌遗书中篇幅最长的禅宗文献，也是现知有关唐五代禅宗净众派和保唐派的最完整、最详尽的史料。迄今为止,围绕该种文献的研究，一般集中于版本对勘和翻译、禅学思想辨析、史学和文学价值探讨等几个方面[①]。虽然成果颇伙，却仍然留下一些疑惑和空白点，如与长安佛教的关系即似尚无专论。缘此，特撰小文以献芹于大方。

净众派和保唐派一脉相承，其活动中心为当时的剑南道北部，而当时的长安位于京畿道，二者之间虽然隔著山南西道[②]，但却一直存在著文化交流，佛教领域自莫能例外，从《历代法宝记》即可窥其一斑。

《历代法宝记》直接提到“长安”者有两处，一是谓智诜禅师于“长安二年六日”传付袈裟并留下遗言曰：“此衣是达摩祖师所传袈裟，则天赐吾。吾今付汝，善自保爱。”长安二年，武则天时代年号，即公元702年。二者，紧接六祖惠能事迹之后：

自教法东流，三百年前尽无事相法则。后因晋石勒时，佛图澄弟子道安法师在襄阳，秦苻坚遥闻道安名，遂遣使伐襄阳，取道安法师。秦帝重遇之。长安衣冠子弟诗赋讽诵，皆依附，‘学不依道安法师、义不中难’，此是也。智辩聪俊，讲造说章门，作僧尼轨范、佛法宪章、受戒法则，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坐，二曰常六时礼忏，三曰每月布萨悔过。事相、威仪、法事、咒愿、赞叹等，出此道安法师。近代蜀僧嗣安法师造斋文四卷，现今流行。

苻坚取道安（312～385）之后，道安在长安与“衣冠子弟”（士大夫或缙绅阶层[③]）的关涉，梁慧皎《高僧传》卷五《释道安》详细颇详：

……既至，住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大弘法化。……安外涉群书，善为文章。长安中衣冠子弟为诗赋者，皆依附致誉。时蓝田县得一大鼎，容二十七斛，边有篆铭，人莫能识。乃以示安。安云：‘此古篆书，云鲁襄公所铸。’乃写为隶文。又有人持一铜斛，于市卖之。其形正圆，下向为斗；横梁昂者为[1]斗、低者为合；梁一头为籥，籥同钟容半合；边有篆铭。坚以问安。安云：‘此王莽自言出自舜皇龙[3]集戊辰，改正即真。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小大器钧，令天下取平焉。’其多闻广识如此。坚敕学士内外有疑，皆师于安。故京兆为之语曰：‘学不师安，义不中难。’”[④]

可见，由于道安“多闻广识”，当时长安的士大夫连制作诗赋也要学习或信赖他以搏求高名。《高僧传》所记京兆[⑤]地区所传“学不师安，义不中难”之语，与《历代法宝记》所书“学不依道安法师，义不中难”相较，言辞略异。《历代法宝记》的这一段记载，主要是为了突出道安广受长安僧、俗两界皆尊崇也。当然，这段记载本身也表明，道安的影响远不止于东晋或长安地区。

我们知道，唐时长安，多数时间又称“西京”。按，以“长安”为“西京”，其称始于东汉，隋袭之；唐肃宗至德二年（757）以前，称“西京”或“西都”；至德二年收复两京，一度改为“中京”，称凤翔为“西京”，直到上元元年（760）止[⑥]。

《历代法宝记》在两处述及净众派开创者智诜禅师与“西京”的关系。一是在智诜化迹部分称，智诜“后至万岁通天二年（697）七月，则天敕天冠郎中张昌期于德纯寺请，遂赴西京。后因疾进奏表，却归德纯寺”。二者，此前的惠能传记部分，更为细致地描述了智诜在长安的遭遇，以及返回德纯寺的前因后果。首先，惠能所得传信袈裟，辗转归于智诜。武则天即位后，于长寿二年（693）派天冠郎中张昌期前往韶州漕溪请惠能，惠能托病不去。万岁通天元年（696），再派使者，求取达摩传下来的袈裟：“能禅师既不来，请上代达摩祖师传信袈裟，朕于内道场供养。”智诜返回资州所驻寺前，武则天“敕赐新翻《花严经》一部、弥勒绣像及幡花等，及将达摩祖师信袈裟”，“将归故乡，永为供养”景龙元年（707）十一月，武氏派内侍将军薜蕳至曹溪，另赐惠能“摩纳袈裟一领，及绢五百疋，充乳药供养”。虽然有人怀疑，但这段记载的真实是很大的[⑦]。特别是，唐王朝实有以袈裟等赐与杰出僧人的传统，如《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

秋七月景申，夏罢，又施法师纳袈裟一领，价直百金。观其作制，都不知针线出入所从。帝库内多有前代诸纳，咸无好者，故自教后宫造此，将为称意。营之数岁方成。[⑧]

其次，智诜与西国婆罗门的交锋。智诜受请从资州德纯寺到京后，在内道场供养。到久视年（700），荆州玉泉寺秀禅师、安州受山寺玄赜禅师、洛州嵩山会善寺老安禅师皆被请至内道场，然武则天常偏敬重的是西国三藏婆罗门。此时，智诜因患病，思念归乡。“其邪通婆罗门”因有知晓他人心思能力，曰：“彼与此何殊？禅师何得思乡？”智诜先后起“身著俗人衣裳，于西市曹门看望”、“身往禅定寺佛图相轮上立”之意，三藏皆知。智诜再“当处依法，想念不生”，三藏于三界内寻看不得，于是归依。其三，武则天睹此事，倍加敬重。因问神秀、玄约、老安、玄赜等人：“和上等有欲否？”独智诜顺其意曰：“有欲。”并说：“生则有欲，不生则无欲。”武氏言下悟，智诜趁机奏请归乡。此婆罗门与智诜之事，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亦有载：

又诜禅师本传云：日照三藏诣诜，诜不迎接，直责之曰：“僧何为俗入嚚湫处？”诜微瞚，亦不答。又云：“夫立不可过人头，岂容摽身鸟外？”诜曰：“吾前心于市，后心刹。三藏果聦明者，且复我。”日照乃弹指数十，曰：“是境空寂，诸佛从自出也。”[⑨]

“诜禅师本传”，盖即《历代法宝记》。西国“三藏婆罗门”，当指日照。据《宋高僧传》卷二、《华严经传记》卷一、《开元释教录》卷九，日照（613～687）乃梵名Divākara之意译，音译为“地婆诃罗”。中印度人，“洞明八藏，博晓五明，戒行高奇，学业勤悴”。“以天皇[⑩]时来游此国”，仪凤四年（679）开始翻译所赍经夹，至武则天垂拱末止。按，垂拱为则天年号，计四年（685-688）。垂拱三年（687）十二月，于东太原寺入寂，享年七十五。考虑到日照辞世距智诜到西京之间，尚有十余年之久，二人怎么可能在久视年（700）会面？然观日照“咒术尤工”，且深受武氏敬重，“天后亲敷睿藻，制序冠首焉”，“每进新经，锡赉丰厚”[11]，或许当年确有斗法事，只是《法宝记》年代有差舛？

智诜之孙、净众无相之徒保唐无住，凤翔郿县人。郿县属于紧邻京畿道西边的岐州。曾代父在朔方[12]展效，后舍官访道。天宝九载（750），在五台山坐夏满，出山至西京安国寺、崇圣寺。按，安国寺，开元元年（713）唐玄宗创建于长安，内中安置弥勒菩萨。《佛祖统纪》卷四十“玄宗”条：“开元元年，敕以寝殿材建安国寺弥勒佛殿。”[13]卷五十三：“玄宗敕以寝殿材建安国寺弥勒殿。”[14]该寺为唐朝名刹之一，一些国家级佛事活动在此举行，寺内亦驻过一批名僧。[15]崇圣寺，位于长安崇德坊西南偶，其前身为京兆王寺[16]。《续高僧传》卷十《隋彭城崇圣道场释靖嵩传？：“上柱国徐州总管乞符令和，率其所部，同延住前京兆王寺。具状闻奏，有敕给额为崇圣寺焉。”[17]天宝十载，无住离开西京，前往北灵州[18]。至德二年（757），从北灵州出，南行到凤翔，再辗转至成都。

因曾在长安驻锡约一年，无住在西京当有一定影响。其师金和尚逝世后，在地方官员的大力支持下，无住继承了金和尚衣钵。西京胜光寺僧净藏因闻“僧俗咸言，云和上嫡嫡相传授，得金和上法”，知金和尚衣钵已传授无住、无住禅法必定“不可思议”，故远涉来投，自称：“小师曾看《维摩》章疏，亦学坐禅，是太白宗旨。”所谓“太白宗旨”，或指无住曾住一夏的太白山上禅师的禅风？无住为破除其执著，即为说法：“无忆是道，不观是禅师。不取不舍，境来亦不缘。若看章疏，即是相念喧动。若学太白宗旨，宗旨坐禅，即是意相攀缘。若欲得此间住，一生来所学者，尽不得在心。”无住见净藏诚心听取，堪为法器，遂再为说法：

一物在心，不出三界。有法是俗谛，无性第一义。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无念即无相，有念即虚妄。无念出三界，有念在三界。无念即无是，无念即无非。无念即无自，无念即无他。自他俱离，成佛菩提。正念之时，无念不自。

此后，净藏更改法号曰“超藏”。

当留意者，陇州[19]开元寺觉禅师弟子知一师，时人号为“质直僧”，前来投依，无住因其志性淳厚，有忠孝心，改名为“超然”；登州[20]忠信师“博览诗书，释性儒雅，舍诸事业，来投和上”，听法后悟解大乘，改名号“超寂”：无住给门下这三个弟子更改的法名中皆“超”字，或喻指其超越原来所学、修习境界更上层楼吧。

在智诜一系的禅师中，保唐无住说法有两大特点：随机应变，能够根据弘法对象，采取适当的言说方式；生动通俗，经常使用诗偈、寓言等方式，明白易晓。如引用谚语“有缘千里通，无缘人对面不相识”，援王梵志诗：“惠眼近空心，非开髑髅孔。对面说不识，饶尔母姓董。”如其言谈颇有关中风格，称四处闲逛曰“浪”：“迷子浪波波，巡山礼土坡。文殊只没在，背佛觅弥陀。”[21]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无住某次说法时，说过一则“缘起”：

和上向倪朝说：“吾虽此间，每常与金和上相见。‘若欲不相识，对面千里。’吾重为汝说一缘起。佛昔在日，夏三月，忉利天为摩耶夫人说法。时十六大国王及一切众生，悉皆忆佛，即令大目犍连往忉利天请佛。佛降下阎浮时，须菩提在石室中，闻佛降下，即欲出室，自念云：‘我闻世尊说：若在三昧，是即见吾；若来，纵见吾色身，有何利益。’便即却入三昧。是时莲华色比丘尼拟除恶名，即欲在前见佛。诸大国王龙神八部阖匝围绕，无有路入。化身作大转轮王，千子围绕，龙神国王悉皆开路。莲华色比丘尼还作本身，围绕世尊已，合掌说偈：‘我初见佛，我初礼佛。’说偈已，作礼而立。尔时世尊告比丘尼：‘于此会中，汝最在后。’比丘尼白世尊：‘于此会中，无有阿罗汉，云何言我在后？’世尊告比丘尼：‘须菩提在石室中，常在三昧，所以得见吾法身。汝纵来，见色身，所以在后。’佛有明文，无住所以不去。”

这一则有关见佛层次高低的故事，无住自称为“缘起”。“缘起”也者，主要有三个义项：有为法乃因缘和合而生之理论（pratītya-samutpāda），是为历代种种佛教宗派的理论根基；依其叙述形式及内容，将原始佛教经典分为十二类即十二部经[22]，其中之一部即“缘起”或“因缘”（nidāna）；中国华严宗教义，指宇宙诸法现起之时，是为从因位境界说事物之现起，是为因、属普贤法门[23]。十二部经之一之“缘起”，记载的是佛陀或历代祖师宣说或撰述三藏的原因（缘由），如诸经之序品；后世叙述立寺造像、记载高僧大德弘法奇迹等之种种来由的文字，亦称为“缘起”。佛典分类法中早于十二部经的，为九分教。有关九分教的各种说法中，“小乘九部”有“因缘”[24]，而“大乘九部”[25]并无“缘起”，据说乃因大乘菩萨没有犯戒之举[26]。要言之，“因缘”这种形式早在佛陀时代当已存在，因为释迦说法时，颇为注意使用世俗化、大众化的比喻等[27]，如《杂阿含经》卷四十七：“诸比丘！过去世时，摩竭提国有牧牛人，不愚不痴者，有方便慧。夏末秋初，能善观察恒水此岸，亦善观察恒水彼岸，善度其牛至平博山谷好水草处。彼初度时，先度大牛能领群者，断其急流。次驱第二多力少牛，随后而度。然后第三驱羸小者，随逐下流。悉皆次第安隐得度。新生犊子爱恋其母，亦随其后，得度彼岸。”[28]《中本起经》卷下〈尼揵问疑品〉：“譬如农夫，宿有二业：一田业高燥肥沃，二田业下湿瘠薄。于春和时，等力兴功，下种应节，耘除草秽。至秋获实，斗斛悬殊。”[29]

然无住所说“缘起”，虽源于佛陀说法方式之一、九部经和十二部经的“缘起”，却更与中土独特的说法方式“唱导”有关。考“唱导”本谓前导或领先，《后汉书·荀爽传》：“兽则牡为唱导，牝乃相从。”或指倡导，《三国志·魏志·刘晔传》：“﹝郑宝﹞欲驱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晔高族名人，欲强逼晔使唱导此谋。”而与佛事活动有关的汉语辞则源于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五〈从地踊出品〉：“是四菩萨，于其众中最为上首唱导之师，在大众前，各共合掌，观释迦牟尼佛而问讯言：‘世尊！少病、少恼，安乐行不？所应度者，受教易不？不令世尊生疲劳耶？’”[30]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中“行香唱导”条：“舍利弗多辩才，曾作上座，赞导颇佳，白衣大欢喜。此为表白之椎轮也。”[31]据此，则佛世已有唱导矣。道宣《高僧传》卷十三《唱导·论》言，唱导在佛教初传中土时即已存在：

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其后庐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先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受，遂成永则。故道照、昙颖等十有余人，并骈次相师，各擅名当世。[32]

显然，唱导本用于斋集[33]，在半夜（中宵）方始讲说。庐山慧远制定了唱导的规则：“先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在这种佛教文学[34]活动中，“因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特点是通俗感人，“爰及中宵后夜，钟漏将罢，则言星河易转、胜集难留，又使人迫怀抱、载盈恋慕，当尔之时，导师之为用也。”[35]《续高僧传》卷三十《释智凯》：“至于唱导将半，更有缘[36]来，即为叙引，冥符众望。”[37]虽然《高僧传》专门列有唱导科、记录了十余位唱导师事迹，《续高僧传》、《广弘明集》等亦收录了数篇唱导时所用文本，但“因缘”究竟若何，却乃模糊不清。《历代法宝记》所载无住所说的这一则“缘起”，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实例，颇有助于佛教法事活动和佛教文学研究。——鉴于无住曾在唐时弘法中心长安呆过一段时期，他所说“缘起”，或许正是从长安带入成都地区的？

智诜之徒处寂，在其师奉旨赴西京时，“遂担大师至京，一肩不移。身长八尺，神情禀然。于众独见其首，见者钦贵。”以肩而担，是乃供养父母之法。唐爱同录《弥沙塞羯磨本》：“供养父母法(佛告诸比丘：‘若人百年之中，左肩担父、右肩安母，于上大小便利、极世珍奇衣食供养，犹不能报须臾之恩。从今听诸比丘尽心尽寿供养父母。若不供养，得重罪。)。”可见处寂视其师如双亲也。

当然，《历代法宝记》所记净众派和保唐派与外界的交流并不止于西京佛教界，还有东京体无师、绥州禅林寺一行、惠明兄弟等；也不限于缁流，另润及成都、茂州等剑南道多个地区的官员民众，庆州慕容长史、夫人并女等举家大小，苏宰相女妹（妹妹）。这方面的内容，还待继续研究。

[①]参考张子开《敦煌写本〈历代法宝记〉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2期，第11-9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第65-66、40-41、52-53页。

[③]《汉书·杜钦传》：“茂陵杜邺与钦同姓字，俱以材能称京师，故衣冠谓钦为‘盲杜子夏’以相别。”颜师古注：“衣冠谓士大夫也。”

[④]T．50, no. 2059, p. 352c- 353a。

[⑤]即京畿，指国都及其行政官署所辖地区。

[⑥]参考：（1）《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8月第2版，第83-84页。（2）《汉语大词典》“西京”条，第8卷。

[⑦]项楚、张子开等撰《唐代白话诗派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6月第1版，第443-445页；简体字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第297-299页。

[⑧] [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藏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4月第1版，第151页。

[⑨]《四部丛刊初编》本。

[⑩]天皇，唐高宗李治。

[11]《宋高僧传》卷二《周西京广福寺日照传》，范祥雍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8月第1版。

[12]唐方镇名。开元元年（713），改朔方行军大总管置，治所在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又，唐时还有朔方县，贞观二年（628）改岩绿县置，治所在今陕西省靖边县境内。（《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朔方”条，第223-224页。）考无住曾至北灵州、居贺兰山，故此“朔方”当指方镇。

[13] T．49, no. 2035, p. 373a-b。

[14] T．49, no. 2035, p. 464a。

[15]西京之外的各道、府及州，亦间有安国寺。参李芳民：《唐五代佛寺辑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7月第1版）。然氏是著未提及西京安国寺。

[16]李芳民：《唐五代佛寺辑考》，4-5页。

[17]T.50, no. 2060, p. 501c。

[18]灵州，唐辖境相当于今宁夏中卫、中宁以北地区。为朔方节度使治所。《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灵州”条，第133页。

[19]唐武德（618-626）初，改陇东郡复置。辖境相当于今陕西千水流域及甘肃华亭县地。《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陇州”条，第136页。

[20]唐武周如意元年（692）置，治所在牟平。神龙中（705-706）移治蓬莱。辖境相当于今山东蓬莱、黄县、栖霞、海阳以东地。

[21]无住所诵出诗偈、谚语及其文学价值，参考项楚、张子开等撰《唐代白话诗派研究》，第448-454页；简体字本，第301-305页。

[22]又称“十二分教”、“十二分圣教”或“十二分经”。

[23]与之相对的为“性起”，即从性而起、从佛果境界说事物之现起，是为果、属卢舍那法门。

[24]是为修多罗（sutta）、祇夜（geyya）、伽陀（gāthā）、本事（itivuttaka，亦译“如是语”）、本生（jātaka）、未曾有（abbhutadhamma）、因缘（nidāna）、譬喻（avadāna）、优波提舍（upade?a）。见《法华经·方便品》。《大集法门经》卷上、《十住毗婆沙论》卷九念佛品所载九部，稍异。

[25]是为修多罗、祇夜、伽陀、和伽罗那（veyyākaraNa，受记）、优陀那（udāna）、本事、本生、毗佛略（vedalla）、未曾有。见巴利文《善见律毗婆沙序》、《长部经注序》、南本《大般涅槃经》卷三。

[26] [东晋]庐山慧远、鸠摩罗什《大乘义章》卷一，[唐]窥基《法苑义林章》卷二。

[27]季羡林：《朗润琐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第244-245页。

[28]T．2, no. 99, p. 342a-b。

[29]T．4, no. 196, p. 162b。

[30]T．9, no. 262, p. 40a。

[31]T．54, no. 2126, p. 242a。

[32][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第1版。

[33]道俗于斋日（如八关斋）集聚而修行。《华严经传记》卷五“华严斋记一卷”条：“右竟陵文宣王撰。自齐梁已来，每多方广斋集，皆依此修行也。今益州宏法师，亦以《华严》为志，劝其士俗清信等，或五十人，或六十人，同为福社，人各诵《华严》一卷，以同经部。每十五日，一家设斋，严道场高座，供主升座，余徒复位，各诵其经毕而方散。斯亦斋集之流也。”T．51, no. 2073, p. 172a-b。

[34]胡适《白话文学史》第十章，将唱导作为一种文学，“唱导文”也是一种文学体裁。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莱阁丛书”之一，1999年12月第一版，第126-131页。

[35]《高僧传》卷十三《唱导·论》。T．50, no. 2059, p. 418a。

[36]此“缘”，即为因缘、缘起。

[37]T．50, no. 2060, p. 705a-b。

作者：张子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