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合一与全真道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道、释三教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三教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融摄也促进了其自身发展演变,促进了其内部形态的发展与转化。从一定意义上讲,金、元时期全真道的产生就是三教相互融摄的典型代表。全真道以道教传统学说为基础,大量吸收儒、释之思想,明确提出将“三教合一”作为基本教理,为发展和更新传统道教做出了重要贡献。分析全真道“三教合一”的教理特征,探讨全真道“三教合一”思想的文化渊源及其对全真道发展的作用,对我们全面了解全真道、思考全球化时代道教的发展与未来将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一、全真道“三教合一”的教理特征
金元之际在北方兴起的全真道,是道教的一个新生派别。它以“三教圆融”、“识心见性”、“独全其真”为宗旨,以“三教合一”、“性命双修”、“功行双全”、“全真而仙”为基本教理,杂糅儒、道、释三家理论,对传统道教的教理、教义做出根本性的变革,构建出了新的道教理论体系。
全真道的三教合一思想,在其创教祖师王重阳的修道初期即已显现出来。在“活死人墓”修炼之时,他即将儒、释、道三家相提并论:“稳驾青牛古圣人,白牛枝叶出斯因。儒医夫子成三教,垦辟愚迷怕落尘。”儒、道、释三教各有所长,都是使人驱除愚迷而超脱凡世的良药。六朝隋唐以来,儒、释、道三教中虽然都曾出现过不少“三教归一”论的宣扬者,但他们倡导“三教归一”,往往以本教为最高。重阳祖师则完全开放,打破门户之见,鲜明地举起三教一家、三教平等的旗帜,实行三教联合的传教路线,使全真道的“三教合一”理论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1、三教同源。在全真道看来,宇宙万物虽然纷纭复杂,但皆根源于“至道”而生。“道”作为万物之本体、绝对不变之最高理则,是唯一无二的实存。圣人以“心”体“道”,心同道体,“道”即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即“道”,“心”外无“道”,“道”外无“心”,“天下无二道,圣人不两心”。儒、释、道三教皆为圣人创制,其教义、教理皆出于圣人心体实证之“道”。三教虽名称不同,但其实则一,三者皆本于“道”而生,“教虽分三,道则唯一”,三教同源而一致。在论及三教关系时,王重阳一再强调:“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害风故故谒华宗,三教唯公道话同。此际遇逢齐上下,中间会聚各西东。”王重阳以三教共尊的“道”为切入点,把本源性的“道”作为三教合一的契机。道无形,教有迹。老子、孔子和释迦皆为世之圣人,为显迹之神。圣人体道而创制立教,救度众生,三教圆融的基础就在于“道”。“人各认祖宗科牌:太上为祖,释迦为宗,夫子为科牌。……三教圣主、三界圣母,却来救度儿女,名号记显现分明,寿印信为其堪同。……三教者是随意演化众生,皆不离于道也”。“三教者,如鼎三足,身同归一,无二无三。三教者,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树生三枝也。”儒、道、释三教虽鼎足而立,但却同根而生,皆本于“道”而立。三教同根而生,同源而立,三教一家,乃理之自然。
2、三教同功。在王重阳看来,三教不仅同源一致,而且具有相同的社会作用。三教都以扫除人的妄念、救治人的愚迷为己任,都以普度众生为职事。《达摩经》云:“过去言非实,未来不为真。太上炼九转还丹,令人去疾病,了生死。夫子教仁、义、礼、智、信,恐人招业在身,令人修此,亦能治其疾病。”“三教分明,解救平生之苦”三教的不同,只是展现形式的不同、立教的侧重点不同,只是分工的不同而已,而在救治人生、教化社会的根本功用上却没有差别。儒以治世治民,佛以治心治性,道教则是既能修身炼形,又能够治家治国;三教同功而异名,可以并行于世,相互补充。
因此,在论及修行之时,王重阳一再强调,为道者只有博通三教教义,践行三教之理,才能真正体悟大道,证真成仙。“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义理显时何有异,妙玄通后更无加”、“为教同其闵,延年共比彭。并通三教理,远远得期程”、“爇名香、三教俱看,得善芽增长”、“运三车,依三教,永没沉三道”、“了了通三道,圆圆做一团”只有融通了儒、释的“道”,才是“全”,才是“真”。“尽知长与道为邻,搜得玄玄便结亲。悟理莫忘三教语,全真修取四时春”,“三教好,妙理最深幽”,只有三者并重,才能真正成为得道之士。
3、三教平等。全真道的三教合一之说,并非是以道教来统摄、涵融、消解儒、释二教,而是在论证三教同源、三教同功的同时,倡导三教平等之说。“平等者,道德之祖,清静之元,为玉华、金莲之根本,作三光、七宝之宗源”。儒、道、释三教各有至言妙理,不可偏废,“天地人生,同来相遇,应将甚、昭彰显务。道门开,释门阐,儒门堪步。……禀三才,立三教,得三光,三丹宝聚”。在组建民间教团之时,王重阳亦立足于三教平等,以“三教”命名,如文登“三教七宝会”、宁海“三教金莲会”、福山“三教三光会”、登州“三教玉华会”、莱州“三教平等会”等,“凡立会必以三教名之者,厥有其旨哉”!其目的就是以示三教平等,“三教合一”、“不独居一教”之意。
王重阳反对三教间非要一争高低、誓分优劣之态度,在创教之初,他即摒弃门户之见,着意论述三教同源、同功,高举“三教一家”、三教平等之旗帜,协调儒、道、释三教之关系。“释演空寂,道谈清静,儒宗百行周全。三枝既立,递互阐良缘。尼父名扬至圣,如来证大觉金仙。吾门祖,老君睿号,从古至今相传。玄玄,同一体,谁高谁下,谁先谁后,共扶持邦国,普化人天。浑似沧溟大海,分异派、流泛诸川。然如是,周游去处,终久尽归源”。三教同一体,无谁高谁下、谁后谁先之分。为道者,应长怀平等之心,包容诸物,对天地万物无分别心,无排他意,一视同仁,一体皆爱。“平等常施为大道,清静不退得真慈”。三教间亦应平等相待,和谐共处,亲如一家。“云朋霞友每相亲,滑辣清光养气神。满座谈开三教语,一杯传透四时春”。
4、三教并用。王重阳不仅在理论上肯认三教同源、三教平等和三教同功,倡言三教一致,而且在实际的修行和教化弟子生众的过程也是杂取三教,不拘一格,实行三教并用之方法。“真人劝人诵《般若心经》、《道德、清静经》及《孝经》,云可以修证”。“凡接人初机,必先使读《孝经》、《道德经》,又教之以孝谨纯一;及其立说,多引六经为证据”。“王喆聚徒宁海洲,立三教平等会,以《孝经》、《心经》、《老子》教人讽诵,而自名其教曰全真”。把三教经典完全相提并论,并筛选出其中最为精炼简明的典籍向社会普及三教教义,真可谓用心良苦。
在《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中论述“五行之法”时,他强调:“第一先须持戒,清静忍辱,慈悲实善,断除十恶,行方便,救度一切众生,忠君王,孝敬父母师资。”就其内容来看,这显然是一条三教并用的戒律,其中既有道家的清静,也有佛教的慈悲,还有儒家的忠孝。在《赠侄》诗中,他也再次指出:“一首新诗赠七哥,予言切忌莫蹉跎。遵隆国法行思义,谨守军门护甲戈。饮膳共为通礼让,言谈歌出用谦和。先人后己唯长策,伫看归来唱凯歌。”行义、守法、爱国、礼让、谦和,显然是运用儒家教义来要求、教育子弟。在道友问及修行之事时,他亦回答曰:“洁己存心归大善,常行恻隐之端。慈悲清静亦频观。希夷玄奥旨,三教共全完。”在论述性命、丹道等重要理论问题时,他也常和会三家,引证儒、释来阐明道理。如《金关玉锁诀》述内丹,而引证佛教《心经》;《重阳授丹阳二十四诀》引证儒家仁、义、礼、智、信及佛教《金刚经》无诤三昧等等。由此可见,三教并用已构成全真道修持要求的重要内容,体现于心性和功行修炼的各个方面。重阳祖师不仅以此教导、要求弟子,而且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在对自己所作的评价中,他也称自己是“谑号王风,实有仙风。性通禅释、贯儒风”。
王重阳不别门户,广交僧徒儒士,遇佛言佛,遇儒言儒,和同三教,倡言三教同源、三教同功、三教平等,使全真道的“三教合一”理论呈现出了鲜明的特色,同时也为全真道其他教义、教理的构建奠定了基础,成为全真道立教修行的准则。
二、全真道“三教合一”的文化渊源及其时代基础
全真道和同三教,高倡“三教合一”,并不是历史的偶然。从当时的思想文化发展趋势来看,全真道“三教合一”理论的提出,既是魏晋至隋唐以来三教间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必然结果,又与道教内丹学发展紧密相联,同时又与其创教者自身的思想和当时的社会情势密切相关。全真道“三教合一”理论是传统道教中“三教合一”思想发展的圆满完成,对道教的繁荣与兴盛起到了重要作用。
1、“三教合一”理念在中国传统思想界的产生,至迟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广弘明集》卷一载有《吴主孙权论儒佛道三宗》一文,同时提及儒、道、释三家,牟子《理惑论》中亦论及了儒佛思想的一致之处;道安曾以《老子》语解佛教《般若经》;僧人康僧会也曾论述:“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这些都可以说是三教一致的最初意见。经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儒、道、佛三教都有了充分的发展,出现了三教鼎立和三教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儒、释、道兼习成为隋唐时代士人及其家族的普遍趋向,三教之间的交融与会通日渐增多,三教间从外在功能上的互补逐渐转向到内在思想上的融通,三教合流成为当时社会思想发展的主要趋势。
在道教发展的历史中,以自身为主体来融会儒、佛二教,明确提出“三教一致”思想的当属晋代著名道士葛洪。为使道教思想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葛洪融儒家思想于道教体系之中,提出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的观点,即所谓“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修长,治国而国太平。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于儒家的纲常名教结合起来。在《抱朴子·自叙》中,他自称:“《内篇》言神仙方药、鬼神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外篇》讲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儒、道一外一内,内道外儒,用道养生,用儒应世,内外相补相辅,兼行而不相悖,儒、道双修,方可得道长生。
南北朝时期,道教内部会通儒、佛的思想趋势更加明显。儒家的“孝”、佛教的因果报应、五道轮回、地狱托生等思想已屡见于道经之中。在道士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中黄帝、尧、舜、孔子、颜回等儒家圣贤也被引入道教,与老子并列于神仙谱系之中。陶弘景本人也是儒、道、佛三教兼修,他既著“《孝经》、《论语》集注”,又自称是“释迦佛陀弟子”,常率弟子诵读佛经,并“诣鄮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
隋唐时期,儒、道、释三教的日趋合流已成为意识形态发展的必然趋势。道教融合儒、佛也更为深入。道教学者吸取儒、释思想,对道教的教理、教义和修炼方术作了全面的发展。在佛教思辨理论的影响下,唐初道教形成了佛教意味颇浓的道派即重玄派。“重玄派主要是融合老庄哲学和佛教中观哲学而成,同时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具有较强的义理性和思辨色彩,对道教教理教义的发展和演变,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吸收佛、儒思想构建道教思辨理论体系的同时,道教学者还借鉴融合佛教心性论和儒家人性论,构建道教心性理论,进一步对道教修行理论和实践加以完善,无论司马承祯、吴筠、王玄览,还是《常清静经》新道经,都将“心”与“道”相联,主张修心、主静,将心性的炼养作为得道的关键。隋唐五代是道教迅速发展的时期,道教理论在三教融合中得以发展和完善,虽然道教学者主要还是立足于本教而融摄其他两教以丰富发展自身,但它却为唐以后三教思想理论上的进一步融合奠定了基础,成为全真道三教合一理论的思想渊源。
2、在三教合一日渐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流趋势之时,道教内部也在悄然发生着变革。道教理论逐渐由外丹论转向内丹论。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三教间的融合促进了道教内丹学的兴起,但同时,内丹理论的发展又为道教进一步融会儒、佛二教提供了基础,成为道教融摄儒、佛的内在动因,也成为全真道三教合一理论的建构基础。
从道教的发展来看,道教由崇尚黄白、烧炼之术的外丹学说转向内丹理论,既有其内在的理论根据又有外在的客观需要。隋唐时期,道教炼丹术也发展到了极盛,烧炼黄白之术盛行于世,有些道士名为炼外丹以求成仙长生,实际却在烧炼药金银以谋财利。如《太平广记》卷四百引宋戴君孚《广异记》中便说,隋末有道者居太白山炼丹砂,合成大还丹,化赤铜为黄金。这些药金银乃伪物,在社会流行便成一害。因此,外丹术亦被人视为欺人之术,加以鄙弃。
同时,外丹理论的盛行,也诱使不少达官贵人和修道之士热衷于服食金丹以求长生、成仙之道。正是由于富贵者及术士们的实践,外丹论的弊害也逐渐显露出来。“欲求长生,反致速死”的许多惨例,使人们对金丹服食产生了普遍的怀疑和不满,同时也促使道士们转而另觅成仙之道。在当时儒、道、释三教普遍重视心性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道教的外丹术逐渐向内丹炼养术转化,以修炼内丹而期成仙为主旨的钟吕内丹派逐渐兴起。道教内部开始孕育着一场重大变革。
以“天道与人道合一”、“匹配阴阳,纯阳为仙”等为主要特征的钟吕内丹理论对以钟吕继承者自居的全真道的教理、教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为全真道以心、性为基点兼采三家之说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提倡三教合一之说奠定了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真道教义、教理是隋唐至北宋以来道教中三教合一的趋势继续发展的产物,是钟吕内丹派之学与儒、佛之说进一步融合的结果,正是这种学术文化渊源决定了全真教的基本理论面貌,使全真教在基本理论方面大异于此前的道教教派,呈现出自身独具之特点。
3、王重阳以“三教合一”为旗帜,大量糅合儒、佛二教之内容,构建新的道教理论体系,既是当时“三教合一”思潮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是金元之际“三教合一”思潮在道教内部的表现,是道教内部改革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高倡“三教合一”,主张三教同源、三教同功、三教平等,也与其自身的思想渊源和思想特点有着密切之关联。
王重阳,名中孚,字允卿,又名世雄,字德威,入道后更名为王喆,字知明,道号重阳子,故后人称他为王重阳。京兆(今陕西)咸阳刘蒋村人,生于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自幼熟读儒书,“幼小入学明师训,九经圣典苦习攻”,受到良好的儒家教育,后来又经异人指点,修炼道教内丹,对儒、道两家有着深刻的体认和领悟。在他皈依道教的过程中,也曾学佛参禅多年,研究过佛学经典,他曾自称“七年风害,悟彻《心经》无挂碍”。独特人生经历,使他能够在开创全真道之初,积极顺应当时正十分兴盛的三教合一潮流,将“三教圆融”作为创教的宗旨,力倡三教同源、三教同功、三教平等,和同三教教义,对道教传统的教理、教规、教仪、修炼方法、传播方式等进行了重大变革,为其后全真道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全真道宣扬三教同源、三教平等、三教同功,兼用三教,高倡三教一家,也与道教的社会地位和当时的社会情势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全真道谋求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
长期以来,道教是三教中力量最弱的一家。道教全盛的唐代,全国道士女冠的总数不及佛教僧尼的二十分之一。在全真道兴起的金初,整个道教皆处于最为不利的境地。女真族素无道教信仰,在金立国之前,佛教就传入女真族中,从金太宗起,金廷就建寺赐田,礼遇名僧,对佛教的尊崇有过于北宋。金熙宗、章宗皆亲诣孔庙拜祭,金世宗并命以唐礼祀孔,颁印儒家经籍,以儒学开科取士。儒学在金代仍居统治思想核心的地位。与儒、佛二教的社会地位相比,道教明显处于劣势。
因此,在道教势弱力微的情况下,全真道以三教为标帜,高唱三教归一,是颇合时机、富有号召力的。它一方面便于适应当时社会人士对三教兼容并蓄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又可借助于儒、佛二教的优越地位和深广影响,把人们吸引入全真道之中。元刘曜的《三教平心论》卷上,即站在佛教的立场阐明了这一道理:“谓佛教与道教同,则庶不启道教之争,倡三教可以合一,则若儒若道,皆可诱而进之于佛。”王重阳虽未公开点明他倡导三教归一的真实用意,但其以三教归一诱人进之于道教的目的,在当时情形之下,也可以说是不言而喻。强调三教平等,则有争取全真道与儒佛二教鼎足而立的地位之用意;鼓吹三教一家、三教同源同功,则便于缓和三教矛盾,防止儒、佛二教对全真道的排斥。
三、全真道“三教合一”与道教的未来发展
就当时的文化发展与交流而言,全真道“三教合一”是对不同思想文化因素的一次成功整合。王重阳杂糅三教,高倡“三教合一”,既顺应思想发展的潮流,适应了当时社会之形势,同时也促进了道教的改革与发展,在文化融合的大趋势下为道教的发展开辟出了新的路向。这一成功范例对现代的思想文化建构、对传统道教的未来发展和中国21世纪的文化战略的构建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今的时代是多元化的时代,是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并存的时代,也是不同文化体系、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大融合、大交流的时代,在不同文化、不同思想流派的冲突和交融中,如何立足于时代之需要,消解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传统与现代的隔阂与冲突,整合不同文化系统和思想流派的积极因素,积极主动的吸收其他文化发展的新的成果,适时调整自身,促进自身的转化与发展,在与其他文化、其它宗教的共处中保存、发展和完善自身,是每一种文化、每一种宗教信仰都面临着的问题,道教也不例外。解决这一问题,全真道“三教合一”理论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全真道的“三教合一”,既不是以己来消融、吞没其他教派,也不是将自身消融于其他教派之中。其合一,是以悲闵人生、普度世人、救治社会为目的的合一,是在充分肯认自身价值和三教之功用基础上的合一,是三教间积极因素的整合,是三教间的互补,三教合一之“合”是一种积极的“合”,是对道教自身的补充和完善。借鉴全真道“三教合一”之经验,道教要在多元文化的竞争中确立自己的地位,谋得繁荣与发展,首先就要在尊重和认可其他宗教和文化中的优秀成份的同时,充分发掘自身的积极因素,展现自身对于时代之价值。道教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其贵生乐生的生活态度、崇俭抑奢的生活信条、顺应自然的行为原则、慈爱和同的处世方式、清静恬淡的精神境界、抱朴守真的价值取向、天人和谐的生态理念等等,对正确处理当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价值。我们要善于发掘道教文化的精华,努力开发道教文化中的优势资源,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将其转换成现实有效的资源和力量,使其成为道教与其他文化体系和不同宗教派别对话与沟通的基石,成为道教融摄与整合其他文化中积极因素以补充和完善自身的基础,在文化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建构起适应时代要求的道教文化体系。
全真道以“道”为基础,高倡“三教合一”,主张三教同源、三教同功、三教平等,融三教教义为己所用,促进了道教的繁荣发展。其“三教合一”是着眼于发展自身,而不是立足于抑制、消灭对手。三教合一,实际上体现了道教人士宽广能容的开放胸怀。在当今多元竞争的时代,要进一步促进道教的繁荣与发展,为道教文化争得其应有的地位,扩大道教文化的影响,我们也应有兼收并蓄、开放、包容之心态,有海纳百川之胸怀,融各派之长,采诸教之善,促进道教的发展与完善。“道”是道教文化的立论根基和最高信仰,也是其会通和容纳各种不同文化的基础。“道不仅是一切人间秩序和价值观念的超越的理想世界,而且是人类理性思维延伸的极限,它是惟一的终极的绝对真理,……道在本体论上的无限超越性又可作为宗教的终极信仰,使之成为理性的科学、哲学与非理性的宗教的交汇点。……也必将成为世界文明相互交融的凝聚点”。“道”具有最高的超越性和最大的包容性,大道能容,“道”的这一特性使道教不仅可以包容儒、佛思想之精华,而且还可以融会和接纳东西方不同文化体系、不同宗教派别的优秀思想成份。因此,我们要敢于以道教的教义、教理接引现代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中不同文化体系的先进因素,积极吸收和借鉴其他宗教的有利因素,在与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融汇交流中不断完善道教教义、教理,建构起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普世价值的道教文化体系。
全真道立足于时代要求和文化发展趋势,以三教合一为理论基石,整合儒、道、佛三家教义,对传统道教教义、教理做出改造,构建起独具特色的道教理论体系。其三教合一,鲜明地体现了道教人士的改革精神与创新勇气。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不同文化间的广泛交流与融合已成为当今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在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也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取向,这就对道教教义教理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道教要成为一个能为社会中多数人接受的宗教,要为自己赢得更多的信众和更好的社会地位,使自己在与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对话中取得更有利的位置,就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积极主动地吸收其他文化发展的新的成果,不断创新理论,改革自身,适时的对原有的教义教理做出调整与改变,在改革与创新中实现自身的完善、转换与发展,在创新与改革中展现道教文化对当代社会和现实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使道教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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