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与广西民间信仰之比较、探析

　　福建与广西民间信仰之比较、探析

　　□林小芳

　　福建沿海地区给外省人最鲜明的区域文化特色应该是这一地区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和神灵传说。这一地区民间宫庙林立，神灵众多，宗教活动频繁，各种迎神赛会绕境巡游声势浩大蔚然成风，成为一种独有的文化现象。笔者来自广西，对此尤其深有体会。广西属岭南地区，环境气候方面与福建相差不大，两地同为历史上的“百越”族居住地，在历史上都是远离历代王朝统治中心的“蛮夷之地”，开发史也不乏相似之处。但广西的民间宗教情况，却远未如福建兴盛。本文试就对这一现象进行初步的比较、探析。

　　首先，由于地理偏僻遥远，广西的开发相对较迟，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缺乏民间宗教兴盛发展所需的经济基础。秦统一以前，从东南沿海到岭南等地，是我国古代越人活动的地区，被人们称为“百越”，其中福建是闽越人居住地，广西是“百越”支族西瓯、骆越(今天壮族)的居住地。秦在统一全国过程中，顺利攻占闽粤地，设立闽中郡，但在岭南地区遭遇越族顽强抵抗，致使秦军“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①，7年后才统一岭南，设立南海、桂林和象郡。中原先进文化渐渐传来，在“百越”地区由北而南传播。三国至唐朝中期，北方汉人为了躲避战乱，渡江南迁，进入福建，也有部分进入广西，汉族原有的对山川水火、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以及天地等自然崇拜向南传播，并以建立各种坛庙进行祭祀的形式得到初步发展。但广西地处低纬，高温多雨，加上森林遍布，荆棘丛生，“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疠，人尤夭折”(《隋书·地理志》)，仍是人们望而生畏的瘴疠之乡。宋元时期，福建社会相对稳定，随着国家经济重心南移，加上原有居民和北方移民的辛勤开垦，经济得到长足发展，进入全国繁荣时期，跻身于全国发达地区之列，民间信仰得到进一步发展，宫庙大量涌现，各种地方神被塑造出来，民间宗教活动更加频繁。而宋元时期的广西，却处于战乱之中。北宋时期，与广西比邻的交趾王朝(今越南)趁北宋忙于应讨北方游牧民无暇他顾，对广西进行长期的骚扰，烧杀虏掠无所不为，严重影响了广西的经济发展。党犹州(今广西崇左)首领侬智高在父兄起事被杀之后起兵反抗交趾，欲借助宋朝声威反受到宋朝猜疑，后打出反宋旗号，受到宋朝兵力全力围剿，最终兵败，历时五十余年。广西经济在南宋时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元朝这一进程中断。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广西是少数民族地区，地位远比已饱受歧视的汉人(北方人)、南人要低，各地民族起义此伏彼起，从未间歇。除壮族人民外，瑶族起义事件也特别多，记载可查有一定规模的瑶族起义，前后共有26次。②从宋元时期开始，广西与福建及其他省份的距离拉开，到明朝，广西才开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开发期，外省人逐年增加，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已难以改变其边陲落后地位。而宋元以后明清时期的福建，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民间信仰已经逐渐成熟，并在移民潮的带动下向台湾和东南亚传播。同为“百越”之地的福建和广西，由于具体地理位置不同，受到中原文化辐射程度本来就不一样，在宋元后更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福建飞跃为全国发达地区，社会经济繁荣，教育兴盛，民间信仰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广西却战祸不断，无暇他顾，民间信仰方面仍沿袭故老相传的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等，呈现出与福建截然不同的文化景观。

　　其次，广西境内大量少数民族和汉族交错杂居，没有像福建那样形成民间信仰发展所需的共同祭祀圈，缺乏民间宗教信仰兴盛发展所需的社会土壤。福建在宋元经济发展基础上曾出现规模浩大的造神运动，并呈现本土化倾向，即北方汉人信仰与福建地理、人文相结合，造出一批具有福建区域特色符合当地民众心理需要的地方神，如庇护海上航行的“天上圣母”妈祖、扶胎佑童的“临水夫人”陈靖姑、救死扶伤的医神“保生大帝”吴真人等等，这些地方神灵受一方香火佑一方百姓，信徒遍及闽台甚至东南亚一带。广西是个以壮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地区，有壮、汉、苗、瑶、侗、回等12个民族。其中，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有92.2%的壮族聚居在广西，成为广西境内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和汉族互相融合，他们既接受汉族的文化传统，也保留了自己部族固有的原始信仰图腾崇拜，形成了今天广西境内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如壮族的“牛魂节”(纪念牛王诞生)，侗族有与此相近意义的“送春牛”节；瑶族的“达努节”(“达努”即不要忘记，此节用以缅怀瑶族祖母娘娘密洛陀)；毛难族的“庙节”(纪念养牛创始人三界公爷)，彝族的“祭公节”(类似于福建畲族对祖先盘弧的纪念)等等。广西境内的汉人有历代流官、谪官、流放人员、走卒贩夫和各种移民，他们和少数民族交错杂居，保留了汉民族原有的自然崇拜，天地崇拜以及对先贤先烈的缅怀，但没有像福建那样形成一批具有普遍号召力的地方神灵。据《广西通志》记载，桂林府里人们祭祀的坛庙多为社稷坛、先农坛、神祇坛、龙神庙、火神庙、北极真武庙、东岳庙、城隍庙、虞帝庙、关帝庙、文昌庙、诸葛武侯祠、乐将军庙等等以及其他有地方特色的名宦祠乡贤祠和古庙，其他州府的坛庙情况也大体如此。③甚至有的士绅还崇奉儒学，反对淫祀，如嘉靖年版《广西通志》编修者黄佐，嘉靖年间出任广西提学期间“修书院，撤淫祠，行射礼，举节孝，立乡社，择土民及瑶壮之子弟教之，风化大行”，在其编修《广西通志》时认为寺观为“不可以类者”将之列入外志，④这种思想对当时的士人阶层，不免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样，各少数民族的部族崇拜和汉族的传统信仰交错并存，无法形成一批具有普遍影响力的地方神和一个遍及大部分民众的共同祭祀圈，这是广西民间信仰不发达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和福建特殊的沿海侨乡地理位置，成为福建沿海民间信仰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明清时期，福建移民大量外出，横渡台湾海峡到台湾定居，或到东南亚一带经商定居。中国人历来重视乡土观念，随身携带的乡土神既可以寄托移民怀乡追远的情怀，又成为他们彼此认同团结的精神纽带，福建民间信仰就这样流传到台湾和东南亚一带。20世纪80、9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下，福建的民间信仰在吸引外商外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种“桑梓神”迎来了无数的台胞侨胞，他们参拜祖庙神灵，捐资兴建祖庙，顺道考察大陆投资环境以作进一步的投资计划。这就是当时在福建广泛流传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实际上就是宗教文化搭台，经济跟着唱戏。⑤可以说，当今福建民间宗教信仰的繁荣兴盛，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侨乡特殊地理位置和台湾及东南亚移民的推动。而广西本来就不发达的民间宗教信仰，经过建国后的“破四旧”等运动，几乎消失殆尽，虽然后来政府实行宗教自由政策，但民间信仰已是日渐式微。

　　综上所述，福建和广西虽然都属于古代“百越”族的生活地区，有相似的开发历史，但由于具体的地理位置不同，受到中原文化的辐射时间程度不同，社会发展水平有异；境内人文情况不同，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变迁中的轨迹有别，导致了两地在文化上截然不同的区域特色，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独特景观，也共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注　释：

　　①《淮南子·人间训》，转引自《广西风物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56页。

　　②黄体荣遍编著《广西历史地理》，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12月，113页。

　　③(清)谢启昆修《广西通志》卷七，建制略，4056~4221页。

　　④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广西方志提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3～5页。

　　⑤参见林国平《闽台民间信仰与两岸关系的互动》，刊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四期，12页。

　　《福建史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