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管理中的儒家智慧

讲儒学对身为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的郭齐勇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可管理对他却是再新鲜不过的话题。在“全球通名家讲谈”，郭齐勇将儒学与管理碰撞到一起，带领现场观众从先人的生存智慧、处世方略中看到了能够古为今用的技巧，淋漓地展现了儒家文化超越时空的价值与意义。

寻找义、利平衡点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要尊重自己的文明，并发掘它的优点。”郭齐勇一直强调，自己不排斥道家、佛家，也讲老子、庄子。但在内心深处，他始终认定，与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比较接近的还是儒家的东西，只是很多人尚“日用而不自知”。

站在“全球通名家讲谈”的七尺讲台上，郭齐勇再次强调自己的观点：“古往今来的许多儒商，都是依照儒家的原则，来处置自己的生命价值与事业之间的关系的。比如‘见利思义，以义制利’，就是说，在见到既得利益时，还要思考一下此事是否符合道义，以求在‘义’、‘利’之间取得平衡。”郭齐勇将古代商人所尊崇的儒家道德归结为三点：第一，强调诚实守信、买卖公平、童叟无欺；第二，肯定勤俭、开源节流；第三，强调和气生财、礼遇相待、疏财济世。从古代，直至近现代，在中国社会发展中，这样一种“利”与“义”的平衡被商家一以贯之地继承了下来，然后再根据现实的需要，给出细化的解释。

郭齐勇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明嘉庆、万历年间，出身于新安巨贾家庭的“徽商代言人”汪道昆，曾记述了一个名为“长公”的徽商的事迹：癸卯年间，谷物丰收使得‘谷贱伤农’的悲剧在现实中上演，唯有长公以平价面对所有百姓进行收购，并将收购回来的谷物屯于仓中；第二年，饥荒肆虐又使得谷物的价格猛涨，长公却又反其道而行之，将去年的存货以平价卖出，维持了谷物价格的稳定。一买一卖间，他的声誉就这样建立起来，在市井间备受称颂。这对他日后的生意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中国民族企业的先驱荣德生先生曾说：“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正心修身，终至国治而天下平。吾辈办事业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不足百字，却将“诚信”的重要解释得明明白白。天津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宋裴卿，坚持在公司内部悬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有意思的是，1993年，当全世界6500位宗教学家齐聚芝加哥，热烈讨论世界伦理的宣言时，发现只有孔子的这八个字最能概括当今国际社会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语言之间的平和相处之道。世界的认同，让郭齐勇激动万分。

现代管理，制度、人性兼顾

郭齐勇在台上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台下观众则频频点头，不少人争先恐后地提出内心的困惑。本场节目的主持人，曾因解说《话说长江》而全国闻名的陈铎也在现场与郭齐勇“切磋”起来。陈铎问道：“现代管理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温暖人心的情感管理，其二是‘冷冰冰’的制度管理，这二者都有着自己的成功与失败的案例，那结合儒家的管理智慧，您觉得它们哪种更可取？”

“答案已经包含在您的问题之中了。”只用一秒钟，郭齐勇就做出了回答，迅速的反应，缜密的解答，让大家再次见识到郭齐勇的睿智。他解释说：“硬性也好，软性也罢，事实上，这是中、西方管理所共有的两个因素，绝非对立的两极。管理是个综合的概念，一方面强调章法、制度，一方面，情感的调剂也非常重要，二者缺一不可。比如商鞅变法，虽然推进了历史的前进，但他的刻薄少恩、法不容情使他最终死于自创的严刑厉法之下；而另一方面，人性化的管理固然重要，但‘信’也是上天赋予我们的最主要的情感之一，‘恻隐之心’、‘羞辱之心’、‘是非之心’……它们都是仁义礼智的‘起点’。虽然这类性情需要培养，但一旦成功，管理自然就容易上路了。”

“这样的解释，似乎又回到了儒家的经典概念——‘中庸’，就是调整、适应、再调整、再适应，以此来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陈铎仍然兴致勃勃地与郭齐勇交换着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的理解，显然得到了郭齐勇的认同：“没错！中庸所讲求的，也就是一个‘度’，情感的‘度’和管理的‘度’，在广东得到大力推行的方法，到湖北可能不一定用得上；对中层管理者适用的方法，也不一定能管理好普通职工。只有不断地因时、因地、因位、因材对管理进行调整，才能最终求得一种动态的平衡，如此，管理才能充满活力，否则，就只能是一潭死水了。”

为“中国制造”铺垫文明

古今中外的不同元素，就这样被郭齐勇信手拈来。眼看着一个多小时的讲座即将结束，郭齐勇忽而又将话题引到当下备受关注的话题——“中国制造”上。

随着“中国制造”在海外的风行，不少中国人已经习惯于将它视为中国崛起的标志。但是在国外，给“中国制造”挑刺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这些人一味地将目光聚焦于“产品质量的残次，以及制作工艺的落后”。甚至在国内，也有人认为身处现代社会，应该大力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技术，抛弃一切陈规旧习，甚至连儒家等一系列“祖先的观念”，也被他们列入了“老土、保守和现代化阻力”的范畴，主张将其一并打倒。

“这种观点显然过于激进和偏颇！儒家不专属于中国，连那些被我们视为现代化典范的日、韩企业都会利用东方的某些思想进行内部管理，我们有什么理由抛弃我们的祖先！”郭齐勇认为，儒学观念不仅绝不能抛弃，反而应该尽力强化。“孟子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丰田公司的创办人丰田佐吉曾据此为企业锻造出三字经营理念——天地人；到了第二代掌门人丰田喜一郎，新添加的‘智、仁’二字使公司经营理念进一步丰富；第三代掌门人更是将这一信条完善为‘天、地、人、智、仁、勇’。三代、六个字的经营哲学，全部来自于我国的儒家经典，但有谁敢说丰田公司不够现代？还有被誉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他曾公开宣称，自己成功的秘诀便是‘周易的变通原则、老子的自然之道’，他认为，公司不仅应该生产电器，还应该生产人，后者甚至更为重要，于是，每一届新员工轮训的一个重要项目，便是让他们在早操后，面对父母生活的方向背诵孝经。人性化的训练带来的是企业文化的养成，相比起有限的物质生产，这样一种精神更是企业的无限资源。”

老子曾说，“无用之用是为大用”，这也是郭齐勇想表达的意思。只有当管理跨越了按结构计划分工的规章，转而注入一个概念、一种信仰，一个企业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与凝聚力，才能使所有员工为着它的成功努力奋斗。

最后，郭齐勇毫不犹豫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真正的儒商不只是制造产品，还要进行儒家精神的传承；‘中国制造’，不只是制造产品，还要制造人；而人的再生产，不只是繁衍人口，还要将泱泱华夏文化传递下去。我们必须学会拥抱自己的文明，学会如何在养育自己的源头活水中找寻精神粮食和资源，才能有底气，自觉地回应世界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