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的儒学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儒家学说是与教育密不可分的。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又是伟大的儒学教育家。马一浮自语直接孔孟，一生笃信和深研儒学，并以讲学、刻书为手段弘扬儒家绝学，成为近现代的儒学大师、儒学教育家。纵观马一浮一生的儒学教育实践，其教育思想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五个方面：

　　一、马一浮的教育宗旨是“复性”

　　“复性”即复明那个仁义道德的“善”的本性。“复性”，是唐代李翱作为修养论提出的。马一浮继承了这一思想，并上升为教育的宗旨，还用“复性”来命名其创办的书院——复性书院，足见“复性”之重要。马一浮在创办书院之初给国民党的行政院提出的《书院之称旨趣及简要办法》中说：“书院，古唯以地名，如鹅湖、白鹿洞是也。近世始有以义名者，如诂经尊经之类是也。今若取义，鄙意可名为复性书院。学术、人心所以纷歧，皆由溺于所习而失之，复其性则然矣。复则无妄，无妄即诚也。又尧舜性之，所谓元亨，诚之通。汤武反之，所谓利贞，诚之复。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教之为道，在复其性而已矣。今所以为教者，皆囿于习而不知有性。故今揭明复性之义，以为宗趣。”①马一浮确立以“复性”为教育的宗旨，与他对所处时代的理解息息相关。他所处的时代，是我国饱受外敌侵扰，政府腐败无能，内部社会动荡，人心堕落的年代。与春秋时代的孔子一样，面临着“礼崩乐坏”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马一浮认为要挽救儒家道德和人心，挽救国家，作为儒生只有通过研究儒术，讲述和弘扬儒术去达到。１９０５年底，马一浮从镇江回到杭州后，在给其舅父何稚逸先生的信中就谈了这个宏伟的誓愿：“窃惟王迹中迈，九洲云拢。群鹿竞逐，黔首愁苦。将欲雍容决策，咄嗟树义，却虎狼于西土，驱狐鼠于中原，使功高泰山，国重九鼎，斯非常之烈，魁桀之事，非介夫素士所能预……甥虽不敏，窃有志于二宗。欲为儒宗著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纪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将以汇纳众流，昭苏群惑。悬艺海之北辰，示儒术之总龟，振斯道于陵夷，继危害于将绝。体制草创，篇帙未具，并力缀辑，皓首为期。贮以铁函，藏诸石匮，亦经甘樵苏之弃，未敢希国门之悬耳。”②这就是说，马一浮认为自己虽没有扭转乾坤之才能，但作学问，示儒术，昭苏群惑，还是可以的。

　　但马一浮追求的教育，又不是中国的现代教育，而是古典式的儒学教育。他认为现代学校教育由于受西方的影响，有着一个根本缺陷，这就是使学术成为获利的工具，它使人沉溺于世俗社会和现象世界，导致人性的堕落。由此，马一浮坚决主张教育以“复性”为宗旨。马一浮的“复性”教育宗旨，自然还有其儒学的人性论基础，这就是孟子的先验的人性善论和程朱的人性二重论。马一浮笃信孟子的人性本善。人生来本具有恻隐、辞让、羞耻、是非之心。而人之所以有善有恶，都为习所凿，复其性则同然矣。所以他在心性问题上，又十分重视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他认为：“义理之性，无有不善。气质之性，有善有恶。善者为义理之显现，不善者为义理之障蔽。然义理之性，虽有隐现，并无增减。”③马一浮还对如何恢复义理之性，作了一个形象的譬如。他说：“义理之性，有如泉水。当其发于山谷，本自清明，迨后流入田野，则渗入许多泥沙，遂成混浊了。如下一番功夫，将泥沙滤净，则水清明，还是原来的水。学者用力，要在去蔽复初，古人所谓变化气质是也。”马一浮正是基于对儒学人性论的这种理解，为了复性，去确立其教育的目的。为此，他把其创办书院的培养目标规定为：“讲明经术，注重义理，欲使学者知类通达，深造自得，养成刚大贞固之才。”马一浮从复性这一教育宗旨出发，规定书院不授学生以资格。他说：“来者，志在以义理自淑，非将以为羔雁也。几曾见程朱陆王之门有发给文凭之事？”⑤他认为，不授予学生任何资格，可以避免书院沦为“取得资格之途耳”。

　　二、以儒学为教育内容

　　马一浮一生把弘扬儒学视为己任，因而他办学自然要确立以儒学为教育内容。他认为，中国儒学绝非封建社会之糟粕，乃人类思想之精粹。圣贤一流，实有其人。性德发露，确有其事。基于这种认识，他坚决主张尊孔读经，反对现代学校废除六经。早在１９１２年，他就反对蔡元培废除六经的主张，并力主学校恢复读经科。辛亥革命成功后，蔡元培被孙中山委任为教育总长，而蔡元培与马一浮既是好友，又仰慕马一浮的学术和名望，就委任马一浮为教育部秘书长，襄助部务。马一浮出于友谊接受了委任。当他到了南京后得知蔡要废除六经，并已公布了《小学校令》废止读经科；公布了《中学校令》废除“读经讲经”；公布了《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取消“经学科”，便非常不满，要求蔡收回部令。“道不同不可为谋”，因两人意见相左，于是马一浮到职不到三个星期，就辞谢了这份差事，事后，马一浮在追忆此事时写道：“南京临时政府收罗人望，以蔡孑民长教育。蔡君邀余作秘书长，余至而废止读经、男女同学之部令已下，不能收回，与语亦不剩又劝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蔡君河汉吾言，但云时间尚早，遂成搁置，而余亦去”。⑥马一浮不仅对中国现代学校废除经学不赞成，同时还对现代学校的学术分科多也不赞成。他认为，中国现代学校的另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学术分科很多，当代学者往往执着于某一偏狭的领域，抓不住一个根本的东西，也不能融会贯通。为此他断言说：“古人论学主通，今人论学贵别，今之所谓专家者，得之于别而失之于通。因此读书之道，不能为纷歧多变的现象所迷惑，要从中抓住一个根本的东西。”他说：“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大学》所谓知本知至，便是这个道理。知本是知其所从出，知至是知其所终极。华严家所谓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与此同旨。”⑦那么，应如何抓住那个根本的东西，来融会贯通各门学术呢？马一浮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儒家学术，六艺是一切学问之根本，而西方的一切学术以及中国的诸子百家均是六艺之所统摄，是从那个根本的源头演化出来的，西方学术只能抓住部分和技节，是末、用，而儒家六艺源于人的性，是本、体。

　　他认为，圣凡心行差别，只是一由性，一曰习。中土大哲之言，皆从性分流出。若欧美哲学，不论古近，悉用习气安排，故无一字道着。因此，要复性，必须学习儒家学术，这样才能举本该末，以一御万，观其会通。故他创办的复性书院，其教育内容就规定为主讲儒学。马一浮在《书院之称旨趣及简要办法》中谈到讲学内容问题时说：“宗趣既定。则知讲明性道当依六艺为教，而治六艺之学必以义理为主。六艺该摄一切学术，不分立诸科，但可分通治、别治二门。通治，明群经大义。别治，可专立一经。凡诸子、史部、文学之研究，皆以诸经统之。”⑧故此，书院课程就分为通治、别治二门。前者共同修习，以《孝经》、《论语》为一类，孟、荀、董、郑、周、程、张、朱、陆、王诸子附之。后者相当于选修，以《尚书》、《周礼》、《仪礼》、《礼记》为一类，名、法、墨三家附之。《易》、《春秋》又一类，道家附之。在书院的刻书阶段，马一浮以使儒学有传、智种不断为主旨，也是刻儒术著作。他说：“吾曾有意编纂三书：一为《群经统类》，取六经大义可以为学术纲领者。……二为《诸子会归》，取诸子之言，不悖经义者；三为《儒林典要》，取先贤言语，为学子所当知者。今则以垂暮之年，无力及此，望汝辈能继吾之志而完成之。”⑨他在亲自起草的《复性书院拟刻诸书简目四种》中，就规定拟先刻的诸书。这就是：《群经统类》四十二种；《儒林典要》三十六种；《文苑菁英》二十种；《政典先河》十六种。马一浮为使儒学有传，坚持教育以儒学为内容，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在那种反孔废经的氛围下，始终不渝地坚持学校教育要学儒术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这对今天倡导各级各类学校学点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道德，也是有启示的。但是，其过分强调、甚至夸大儒学在现代教育内容中的地位，则显然是不足取的。

　　三、马一浮的教育原则为“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亦即古代儒家教育的“随机指点”。这就是根据弟子各人的学业基储志趣、特长、问题和心志，有针对性的进行施教。对“因材施教，随机指点”，马一浮有时也借用佛教说法“四种悉擅”中的“为人悉擅”和“对治悉擅”来表述。“为人悉擅”是根据众生的根机，各应其人而说；“对治悉擅”是针对众生之恶病进行除遣。这实质就是“因材施教，随机指点”。“因材施教，随机指点”是马一浮对儒家教育原则的领悟和发扬。在马一浮看来，从孔子到两宋濂洛关闽，以及陆王教人都是随机指点，因病发药，“为对治悉擅，因人因时而异”。

　　马一浮的“因材施教，随机指点”的教育原则，贯彻到教育实践中，则具体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去矜”。所谓去矜，就是说为学一定要虚心，不要自负贤能。马一浮说：“天下之书，不可胜读，真是若涉大海，茫无津涯。”他对学生的教育，自始至终贯彻了“学而不厌，诲而不倦”的精神。他反对骄矜，倡导谦慎。马一浮最早收录的大弟子——袁心粲，一生尽力教育，不于仕官。在同门中，以行履笃实见称。他从师马一浮时，就带了一本自撰的《阳明学说浅释》前去求教。马一浮翻阅后微微一哂，竟毫不客气地说：“你懂什么王阳明！”心粲听后不服，当下就开展了辩论。马一浮则博引旁证，从孔孟程朱以至康德杜威，时而古文，时而洋文，加以论述，使心粲从此心悦诚服地拜在马一浮门下。张德钧，是马一浮在复性书院的高材生，马平日对他比较喜爱。

　　１９４１年秋，马一浮的挚友谢无量到四川乐山复性书院看望马一浮，相见甚欢。一日，马一浮通知书院学人齐集尔雅台谒见谢先生，请谢先生向诸生开示。这位高材生张德钧骄矜自负，想考考谢先生的学问，首先发问：“什么是无明？”无量微笑未答。马一浮觉得张生此问出于胜心，必须析之，乃代谢先生答曰：“你这一念，便是无明。何不返躬自看。”张生惭而失色。在座诸生，莫不敛容，惕然有剩可见，马一浮对学生的教育是一贯提倡谦虚，反对骄矜的。二是从学生的学业基储志趣和特长的实际出发，指导学生学习。马一浮最早的弟子袁心粲信程朱，也希望自己的女儿袁卓尔从学程朱。１９４６年，袁卓尔正在嵊县中学任教，袁心粲就命其辞去教职，到书院读书一年，以领受马一浮的教导和指点，并指望她能在马一浮先生的指点下读点程朱陆王的理学书。然而马一浮考虑到她的喜好文学及文学基础，就指导她研读文学著作。马一浮根据袁心粲指点其女儿读书的请求，在沉吟了半晌后说：“卓尔不是喜好文学吗？我看这样，这一年就用来熟读《庄子》、《楚辞》、《昭明文逊。其它浏览什么自定。”袁卓尔听了十分高兴，深感马先生是很能因材施教的。

　　王伯尹是书院的高材生，人很聪颖，懂诗道，向马一浮请益达十载。而马一浮则有意培养他入作者之林，经常为他改诗，直至该生病重前的最后一首《秋阴》。王伯尹去世后，马一浮很为惋惜，曾作《哀王伯尹》诗一首以志怀念。他在诗前的小序中写道：“病前曾以《秋阴》五言属为点定，予和以短律。不谓未及旬日，遂成绝笔。因作此以志吾哀，使死而有知，亦冀抒其悒郁耳。”①０马一浮不仅根据学生的基储志趣和特长进行指导，还十分重视针对学生在学习中存在和提出的问题施教，他在复性书院的《尔雅台答问》是其教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回答学生的问题，不仅认真严肃，还非常深刻、极富启发性，并成为马一浮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是马一浮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心志教育。他说：“吾虽知医，不轻为人处方。尝谓医生不可为，良医治未病，其次治初玻病久而重，治之甚难。”①１所以他当学生中一有思想与义理不符之处，即抓紧“初脖以防治教育。复性书院在１９３９年于四川乐山开办后，因一时找不到合适人员，马一浮先生就派学生乌以风兼掌事务，乌认为自己是学义理而来，不大乐意接受这种管管钱米的工作。马一浮知道后，就教育他说：“理事本来不二。事上有差错，正是由于理有未明。未有理明而不能治事者。世人不求明理，专在事上计较，把理事打成两橛，此是俗学，与书院教人宗旨不类。”又道：“理是无形的，但不是空洞。理须在事上见，不可离事求理，亦不可悖理以治事。高明离事求理，世俗悖理治事，把理事割裂开，同是错误。”①２一番开导，使乌生高兴地担任了这个工作。后来，乌生因家里有事请假回乡，马一浮又派另一学生王倍德兼管这项工作。而王培德过后不久，又向马一浮提出辞去兼职事务工作，马一浮也及时对他进行了思想教育。讲了金牛长老作饭头的故事，又引庞居语云：“神通及妙用，运水与搬柴。兼教之云：“邪人说正法，正法亦是邪；正人说邪法，邪法亦是正”，意思是说，雅人作俗事，俗事亦是雅；俗人作雅事，雅事亦是俗。在马一浮看来，学习义理的人对性分内的事，运水也好，搬柴也好，是不应该有所拣择，无所退避，这样才算是有气度。在马一浮的教育下，王培德得到了很大的启示，并乐于继续做此事务工作。

　　上述马一浮的三个方面的教育实践，也就是其教育原则——“因材施教，随机指点”的具体内容。马一浮用“因材施教，随机指点”的教育原则，去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关怀学生的身心健康，确是卓有成效的。四、马一浮十分重视读书的方法，他的《读书法》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一浮在复性书院开讲时，专门讲了《读书法》一讲。在《读书法》中，他不仅阐发了格物致知的理学思想，还着重论述和总结了读书的方法和经验。马一浮认为，读书须先调心，也就是要定心，要集中精力。他说：“欲读书，先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读书，事半功倍。随事察识，语语销归自性。然后读得一书，自有一书之用，不是泛泛读过。”①３马一浮在《读书法》中，不仅谈了读书须先调心，还反复谈了读书一定要穷理、穷理要切己用力。他说：“学必资于读书，而但凭读书，实不足以为学。学有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闻见之知，亦有浅深、小大、邪是不同，然俱不是真知。德性之知，方是真知。”而“获得真知，达到穷理尽性，不仅需要自证自悟，同时也需有实践功夫。”①４他认为，学者若不切己用力，只记他人言语，犹如站在岸上看人操舟，有何用处？须是自己下船摇桨，用过一番力气，亲身经历过几次风浪，然后才见省力处来。马一浮在强调读书一定要穷理时，又指出：“读书而不穷理，譬犹‘买椟还珠’。守此筌蹄，不得鱼兔，安有用处？”①５他认为，这种读书方法，禅家斥为念言语汉。俚语谓之读死书。马一浮还指出：读书“记得许多名相，执得少分知解，便傲然自足，顿生狂见，自己无一毫受用，只是增长习气。”①６因此，马一浮语重心长地勉励学生说：“故读书之法，第一要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切不可以成见读书，妄下雌黄，轻言取舍，如时人所言批评态度。”①７马一浮在进一步谈到穷理的要求时说，穷理要达到“说理须是无一句无来历，作诗须是无一字无来历，学书须是无一笔无来历，方能入雅。”他认为，要达到这个要求，在读书时就不能囫囵吞枣，浮光掠影，而应在“忠信笃敬”四个字上下功夫。他说：“若言功夫，更无一毫不尽才是忠；更无一毫不实才是信；真积力久，无一息间断才是笃，精严缜密，无一线走作才是敬。”他认为，只有在“忠信笃敬”四个字上下过功夫，才能取得“沉著痛快”之效果。马一浮还对这四个字作了具体解释。他说：“沉者，如巨石落水，块块到底；著者，如好手发箭，箭箭中的；痛者，如吃棒受刃，透骨沏心；快者，如痼疾新除，久渴得饮，脉畅筋舒，神清气爽。”①８在《读书法》中，马一浮还着重阐述了具体的读书方法，即读书之道。他认为，读书之道应该从四个方面去努力：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局与杂为相违之失，烦与固为相似之失。执一而废他者，局也。多歧而无统者，杂也。语小而近琐者，烦也。滞迹而遗本者，固也。他说：“通，则曲畅旁通而无门户之见。精，则幽徽洞彻而无肤廓之言。密，则条理谨严而无疏略之玻专，则宗趣明确而无泛滥之失。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辨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于此矣。”①９马一浮在总结了四条读书经验之后，又从古到今举了“局而不通”的不正确的读书法，并认为这就是一些人所以斤斤于派别之争的原因。马一浮在谈了儒佛之争、佛老之争、儒家朱陆之争、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等之后指出：“万派千差，莫可究诘，皆局而不通之过也。”②０在读书的方法上，马一浮还十分重视为学向内求的方法。他认为，如今一般为学方法，只是向外求事物上之知识，不知向心求自心之义理。读书人或以见闻广博而炫炽，或以才辨和文辞而自骄。马一浮在批评了这种学习方法后指出，古人所谓学问，却不是这样。此外，马一浮对考据之学也持批评态度。他说：“守目录校雠之学，而以通博自炫者，不可以语于畜德也。习文蔽，违于读书之道也。”②１总之，这些方法都向外在世界去寻求，执着于闻见之知，而不知返求内心之义理，使人变得偏狭、自私，其结果是徇物忘己，使读书求知成为争名夺利的工具，导致人性和道德的堕落。马一浮是位大学问家。他博览群书，学贯中西，是自学成为大家的。他的读书法，不仅是对朱熹读书法的继承，也可说是其读书经验的结晶。

　　四、马一浮的古典书院式教育

　　在办学方式上，马一浮孜孜追求的是古典书院式的教育形式，而不是现代大学的教育方式。他认为，只有像宋明时代的古典式的书院，有着优美宁静的山水，充足的供给这种从容和闲暇的环境，才能和宣讲儒家学术相一致。但是，马一浮的这个办学理想的实现，整整经历了２７年的漫长历程。马一浮设书院的想法，早在１９１２年与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促膝谈心中就提出来了。马一浮对蔡元培说：“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聚三十岁以下，粗明经术小学，兼通先秦各派学术源流者，一、二百人，甄选宁缺勿滥，优给廪饩，供给中外书籍，延聘老师宿儒，及外国学者若干人，分别指导。假以岁月，使于西洋文字精通一国，能为各体文词，兼通希腊、拉丁文，庶几中土学者可与世界相见。国本初张，与民更始，一新耳目。十年、廿年之后，必有人材蔚然兴起，此非一国之本，亦世界文化沟通之先声也。”②２然而，马一浮的这个建议，蔡元培又以时间尚早而搁置。马辞谢回杭后，仍向往和追求儒学书院式的教育，并于同年自费考察了南洋群岛，即今之新加坡。他对闽人办的《道南学堂》以兴儒为宗旨，倍加赞赏。回国后，由于当时国内绌儒的氛围和学校废止经科，便一概谢绝来聘。直到１９３８年，马一浮出于无奈，才以大师名义，出斋到浙大讲授国学。他在当时浙大的所在地——江西太和和广西宜山主张了国学的《六艺论》和《义理名相》。但是，由于马一浮对现行学制的否定性看法，自然无意长期在浙大讲学。再加上他也不愿居住在宜山那种“出郭少嘉树，四野唯荒菅”的凋弊的环境里。因此，他在与弟子寿景伟、刘百闵等的通讯中，流露了愿找一处山水胜处，创办一所古典式的书院讲学的想法。这个愿望由其弟子辗转传到国民党最高当局，得到了认可。在成立书院董事会后，书院董事会于１９３９年３月间正式聘请马一浮为复性书院主讲，总持讲学事宜，实现了马一浮长期追求的愿望。复性书院设在四川省乐山县（古称嘉定）乌尤山的乌尤寺，位于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交汇处的江中心，风景绝佳。山上除乌尤寺外，尚有“尔雅台”，相传是晋人郭璞注解《尔雅》的地方。复性书院以“讲明经术，注重义理，欲使学者知类通达，深造自得，养成刚大贞固之才”为主旨；书院课程分通治、别治二门；书院为纯粹研究学术团体，不涉任何政治意味；书院不授予学生任何资格；书院设主讲、讲友、都讲，并有肄业生近３０人，加上参学人不足４０人。书院很讲究礼仪，马一浮认为，讲学是一件大事，是弘扬大法，启迪后学，故不敢不敬。书院在正式讲学前，举行了隆重的开讲礼，马一浮斋庄盛服，立讲舍（乌尤寺之旷怡亭）前正中位，讲友、都讲及诸执事分立左右。学生在后依序立。由引赞王静伯唱先行谒圣礼，师生向先师位北面三礼，梵香读祝复三礼，谒圣礼毕。次行相见礼。礼毕，主讲马一浮开示。以后，马一浮每次开讲前，先写好讲稿，命人誊清，并将尔雅台前的旷怡亭扫除清洁，再将鲜花一束置瓶内虔诚肃穆地放置讲桌上，待讲时既到，学人齐集，然后由都讲乌以风捧讲稿随待在后，俟马一浮升座定位，再将讲稿双手捧持顶礼以献。

　　书院从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５日开始讲学，到１９４１年５月２５日停止讲学，前后共一年另八个月。之后，书院就专事刻书。刻书的主旨，是要使儒学有传，智种不断。马一浮认为，先儒说经诸书及文集语录为学者研索所必资者，当今或传本已稀，亟待流布。或向有刊本而今难观。欲为择要校刊，以响后学。虽一时编类难以尽收，庶使将来求书稍易，不患无书可读。他还多次对弟子们说：“多刻一板，多印一书，即是使天地间能多留一粒种子”。马一浮对书院的建立，是满意的，并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和心血，他对书院的成就，亦是满心喜欢的。他曾说：“书院成才，不同于今之学校。期望从学之士人人能为王者师，方尽得儒者本分。孔子门下，从学三千不为多，其中只有颜回、曾参不为少。希腊柏拉图学园，只成就一个亚里士多德，亦足以继往开来，为西方哲学宗师。”②３马一浮一生的教育实践，大体分为三个时期：抗战以前在杭州讲学为第一时期，其特点为在书斋接纳弟子施教，即“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在这个时期，接纳为弟子的有袁心粲、乌以风等９人。抗战开始至１９３８年在浙大讲学为第二时期，其特点是以大师名义受聘于浙大讲国学。在浙大讲学期间，虽然成为及门弟子的仅王驾吾一人（时任浙大教授），但受其教益者很多。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９年在复性书院讲学、刻书为第三时期，其特点是他既是书院主持，又是书院主讲，真正园了其办古典式书院的梦；其特点之二即通过刻书方式育人。在这期间，接纳为弟子的有金景芳（现任吉林大学教授）、吴林伯（现任武汉大学教授）等，听过课、问过学的学生有：王敬身、张德钧、张伯珩、王白尹等多人。

　　此外，在１９４９年后，接纳的弟子有二人，一为蒋庄主人蒋苏庵，一为研究佛经有素的龚慈受，算是关门弟子了。另外，虽未收为弟子，但受其教益者还有许多，而且现在国内外的儒学二传三传也不少。综观马一浮的教育思想和一生的教育实践，归总来说，他所追求和实践的是：以复性为宗旨、以儒学为内容的古典书院式的教育，这是马一浮对儒家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尽管这种古典的书院式的教育已不适合今天现代教育的形势和要求，然而其教育思想中崇尚德育、培养德智双全人才的方针以及教育指导原则和一整套的读书法等，是有其合理内容的，是可以借鉴的。特别是他在教育实践中，始终坚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在今天也是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