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信仰根底

梁启超在1925年7月10日写给梁令娴（思顺）等孩子的一封信（《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中，这样写道：

思成前次给思顺的信中说“感觉着做错多少事，便受多少惩罚，非受完了不会转过来”。这是宇宙间唯一真理，佛教所说的“业”和“报”就是这个真理，（我笃信佛教，就在此点，七千卷《大藏经》也只说明这点道理。）凡自己造过的“业”，无论为善为恶，自己总要受“报”，一斤报一斤，一两报一两，丝毫不能躲闪，而且善与恶是不准抵消的。……并非有个什么上帝作主宰，全是“自业自得”，……我的宗教观、人生观的根本在此，这些话都是我切实受用的所在。

梁启超虽研佛学，但很少谈到他自己的个人信仰，这次是在给孩子的信中谈到，可谓深入肺腑，语重心长。记得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次读到这封信时，颇有点吃惊：以前不知在这位非常“启蒙理性”的人的心底，竟也有这样的一点神秘。

虽然这些都是常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以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等等，但将之作为一种内心的根本信仰以及立身的基本准则，却仍是不凡。这里的“善”、“恶”都是指切切实实影响到了他人的“善行”、“恶行”，而“报”则是相应的对自己所发生的结果。昔日西汉飞将军李广战功至巨，却不得封侯，他人为之抱不平，他后来自己倒有一个解释：他曾经坑杀过降卒。这也或许可以说是一种“业报”。

但之所以说树立对此“业报”的信仰并坚定奉行还是不凡，是因为现实生活中还是有不少善行未得善报、恶行未得恶报的情况。对此或可解释为：有许多报应固是“及身报”，但也还有些似乎是“报在子孙”：先辈的德行庇荫了后辈，直接或间接地给他们带来福泽；先辈的恶行则带来了后辈的灾难。所以俗话有“为子孙造福”还是“为子孙造孽”之分。吾父是土改干部，参加工作不久，就遇到“清匪反霸”，内定要将一位当地的小学校长——这位常被请去排解纠纷的乡间权威作为地方一“霸”斗争处死。吾父不忍，暗中将这一消息传递给这位校长，这位校长遂走避他省，虽然几年后仍被抓回，但风暴已过，逃得一命，只判了几年徒刑，日后的家族还在改革开放后繁荣致富。当时父亲的所为被发现后，虽被组织念其刚参加工作不久还可录用，但从此背上“阶级阵线严重不清”的“错误”而致仕途受限。吾家人多，也有过一些艰困的时候。而后来我们几个孩子都还算自立争气，有了一点出息，除了父母养育，细想也还有父母“为儿女积德”之因，尤其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或在冥冥中庇荫了我们，静夜思之，油然地深谢父母之恩。

普通人如此，如果观察近代以来的名人伟人，是否也能发现一些这样的联系呢？比如林彪虽自奉甚俭，但作为名将，自然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然而毕竟对建国大业功不可灭，如果善保晚节，未尝不可以终其天年。但其后来积极帮助发动“文化大革命”，大搞阶级斗争，整肃“反党集团”，伤害了不少人。结果最后不仅自己夫妻身死异域，一个仅有的“虎子”也同机殒命（其子小名“老虎”，行事倒也有乃父之风），而惟一的女儿也很快堕入监禁和随后过着长期阴暗的日子。民间还有一说：“为子孙留余地”，即自己不将权力财富名声等各种资源占尽，为后代留一些福分。

冥冥中是否有一种神秘的因果？常人不得而知但还是可能会有所尊重。而且，对这种“报”也还是可以有一些理性的解释的，比如说善行自然比较容易带来他人善的回报或社会的奖赏，恶也会引发正义力量的惩罚或招致别人恶的报复；父母善良的品质和作为会影响到儿女的行为和品德，乃至形成一种家风；而父祖一辈的恶行和树敌也会带来宿怨，从而影响后辈的行为和生活品质。甚至父祖辈太大的光环、太多的财富，太大的名声也可能使后辈或意志消蚀，好逸恶劳；或意气消沉，不愿进取。所以，西方的一些亿万富豪在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事业成就之后，反而有一种散财之道，他们还是会努力给儿女最好的教育，但却不是给他们留下最大的财富。或者说，体现在这种散财之道中的“德育”本身，也是一种最好的教育，而这种“散财”既是一种泽福广泛的公益事业，也便是一种更有远见的“为儿孙造福”。

梁启超及家人在卧佛寺附近有一个幽静的墓地，在那里盘桓的时候，我曾深感做名人或伟人的儿女虽然可能大都不易，但梁启超的九个儿女却都相当出色，在近代中国的名人伟人子女中总体来说大概是最有出息的。有人说这是由于墓地的风水好，我却认为除了他们自己的努力，更多地还是和其先人的德而非葬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