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老的爱国爱教情怀

　　赵朴老的爱国爱教情怀

　　学诚

　　一、赵朴老爱国。赵朴老早在青年时代就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这段历史早已为国人所熟知。1950年12月，当朝鲜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之时，赵朴老发表了《全国佛教徒一致起来，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奋斗》的文章，他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中国人民当前的神圣任务，也就是中国佛教徒当前的神圣任务。”(第27页)赵朴老号召中国广大佛教徒“当本大悲的心地，以无畏的精神，坚决站在和平阵营里面作保卫和平的战士”。(第29页)1952年10月，朝鲜战争进行了两年后，赵朴老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于10月19日为首都佛教界人士作了题为《佛教徒应积极行动起来，学习并执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各项决议》的报告，指出“和平是我们佛教徒的中心愿望，我们全北京市和全中国的佛教徒，不分男女老少僧尼居士，都应该马上行动起来，学习大会所有的决议，并为实现这些决议而贡献出我们一切的力量”。(第45页)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时，赵朴老于6月14日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时指出：“佛教徒对祖国和人民有报恩的义务”，“报国土恩、报众生恩是我们每天都要忆念的经文”，而“不惜身命，为今群生咸得安乐则是佛教徒的誓愿”(第65页)，并对全国宗教徒发出呼吁：“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宗教徒应当毫无犹豫地投入反对侵略和保卫和平的斗争，这是我们神圣的任务。”(第65页)

　　作为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赵朴老一开始就自觉地把个人的事业、宗教的前途与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994年11月25日，赵朴老发表了题为《宗教界应当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著名讲话，总结说：“从古到今，爱国主义一直是我国宗教界的主旋律。在开展宗教界的爱国主义教育中，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包括宗教界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将更加激励广大宗教徒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积极参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壬义的宏伟事业，并且能够把爱国爱教有机地统一起来，办好我国的宗教事业。”(第1284页)1997年，台湾“中国佛教会”邀请达赖访台，赵朴老随即发表声明，严正地指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是海峡两岸广大爱国爱教的佛教信众的共同心愿”，并“严正警告达赖喇嘛不要继续做伤害两岸广大信众感情、破坏民族团结的蠢事”。(第1653页)赵朴老始终如一地把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和热爱中国共产党紧紧联系在一起。尤其令我们感动的是，1999年7月当李登辉疯狂鼓吹“两国论”时，已是耄耋高龄且重病在身的赵朴老毅然发表讲话，严厉谴责李登辉分裂祖国、卖国求荣的丑恶行径。直至生命垂危之际，他依然心系祖国统一大业。赵朴老不愧为中华民族的爱国典范，不愧为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不愧为中国佛教的光荣和骄傲!他的爱国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后辈佛子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二、赵朴老爱教。赵朴老为新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更是呕心沥血，奉献一生。新中国成立后，赵朴老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主任，与虚云、喜饶嘉措、圆瑛等诸位大德一起筹备、组织，并于1953年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从此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宗派的佛教徒有了一个全国性的佛教组织。赵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的报告申明确阐述了协会的宗旨：“团结全国佛教徒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参加爱护祖国、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联系各地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第51页)在1956年1月发表的《佛教在中国》一文中，赵朴老写道：“中国佛教徒在长时期的历史经验中证实了一个真理，就是佛教的利益必须与众生的利益结合起来。”(第149—150页)在1956年10月赵朴老为第四届世界佛教徒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国的佛教》一文中，全面介绍了中国佛教的过去、现状和未来努力的方向，并指出：“佛陀的指示，从来不是宿命的预言，而是指示我们努力的方向”(第198页)，这些精神一直引领着并将继续引领着新中国佛教健康发展。为了恢复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和破坏的中国佛教，“文革”刚刚结束，1977年11月赵朴老就致函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就开放寺院、培养佛教专业人才等问题积极建言献策。(第416—423页)其爱教之切、护教之诚感动了无数国人，也因此赢得国人和四众弟子的爱戴。1981年1月，在《对宗教方面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和体会》(第458—478页)一文中，赵朴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宗教问题基本理沦的角度，全面反思了当时一些人在宗教问题上存在的“左倾”思想，厘清了一些人对马克思列宁壬义宗教理论的误解和曲解；从宗教存在的基本社会特征(即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人手，阐述了宗教工作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从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立场出发，对如何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主张。高超的理论水平和突出的现实针对性使文章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文章所表达的思想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1995年3月，赵朴老在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在我国现今的条件下，在我国宗教的社会政治状况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宗教不再是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上层建筑的残余，而是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不仅宗教实体、宗教文化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而且宗教思想信仰体系中的积极精神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第1302页)这一沦断表明赵朴老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认识已经跃升到了崭新的高度。1998年3月，赵朴老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重申了这一观点(第1418页)，并且从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高度给予更加系统的阐释。1997年3月，赵朴老在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要团结广大的各民族宗教徒，调动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关键在于以科学的理论和正确的政策来认识和对待宗教问题。”(第1366页)1999年3月，赵朴老在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始终是我国宗教的主流》的讲话，指出：“宗教要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要圆融宗教。这是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第1440页)赵朴老几十年的理论思考、政策主张和实践努力使越来越多的人对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了更加全面、准确和深人的理解和把握，不仅令佛教受益，而且惠及其他宗教。赵朴老由此不仅赢得了全国佛教信众的深深敬重和爱戴，同时赢得了其他宗教界人士的钦佩和赞叹。

　　《中国宗教》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