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政府的宗教事务管理机构

　　历代政府的宗教事务管理机构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自从汉武帝（公元前一五六——八七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一直把儒家思想成为其立国之本，对儒家之外的其他宗教（主要是佛、道两教）一般都是根据当时皇帝对佛道教的好恶，采取利用或排斥或两者兼之的政策。其实，利用也好，排斥也好，扶植与抑制也好，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坐致天下太平”。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国家政权的不断巩固和国家机器的不断完备，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也不断完善。

　　中国历史上最初对宗教（主要是佛教）事务管理的机构是由朝廷鸿胪寺兼管。但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僧尼人数的不断增多，国家便从僧人中选拔任命僧官，协助政府管理佛教僧尼事务。据史书记载，一般以后秦姚兴于弘始三年（公元四○一年）任命僧契为“僧正”作为中国设立僧官的开始。僧官的主要任务是：编制僧尼户籍，制定寺院建制、僧尼定额，发放度牒，任命下属僧官及寺庙住持，主持重要的建寺、塑像和译经活动，管理僧尼日常生活及处理违法事件等。

　　“僧正”为全国最高的僧官，地位相当于侍中。下设“悦众”、“僧录”，协助僧正管理僧尼及日常事务。东晋设僧正、僧书、僧司等职。到了北魏，中央一级的僧官机构为“监福曹”，后改为昭玄寺（昭玄曹），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统管全国僧尼及司掌造寺、造像、法会、度僧等事务。监福曹还在州、郡、县设分支机构。此外，在佛教寺院内，也设寺主和维那。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到寺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佛教管理系统。

　　到了隋朝，隋文帝重建鸿胪寺，并下设典客、司仪、崇玄三署，其中崇玄署主管佛、道二教事务。初唐承隋制。天下僧尼隶鸿胪寺（一度改称司宾寺）。到武则天之后，将崇玄署隶属礼部祠部。凡要出家当僧、道者。首先必须从师学经修行，经师傅推荐，参加考试，合格者由祠部发给度牒（证明书），才能成为合格的僧道，才能免除徭役。度牒是唐朝加强对僧道管理的一种制度。这表明，唐代对佛、道教事务集中在中央常设官署进行管理，并以俗官为主，僧官为辅。但在寺院管理中，僧官的权力仍不断加强。这种制度一直延至后世，五代及宋代大体沿用此制。

　　元朝在中央管理宗教事务上设置宣政院（前身为“总制院”），管理佛教和西藏政教事务。宣政院设有院使、同知、副使等官员。院使由正二品升为从一品。宣政院的地位与枢密院、中书省、御史台并列，成为元代中央四大机构之一。地方上设行宣政院，管理地方宗教事务。宣政院后改为广教总管府。

　　在僧官制度上，元代最高僧官称“国师”；四京（北京、南京、东京、西京）各设僧录，僧正；州设都纲；县设维那。僧官任期三年，以德行学问较高的僧人充任。元代的僧官是“军民通摄，通俗并用”。就是说僧官可由俗人担任，僧官不仅管理僧尼之事，亦掌管军政、民政事务。这是元代独有的政教混杂、僧俗并举的僧官制度，以后各朝均不沿用。

　　元朝专管伊斯兰教事务的是“回回掌教哈的所”，官秩品级低；专管道教的是集贤院，主管长官官品二级，在宣政院从一品之下。专管也里可温教的是崇福司，秩从二品。崇福司下属机构为各地的掌教司所。

　　明代专制政治高度发展，中央由礼部统管宗教事务。僧录司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僧录司长官称“善世”，设左、右善世各一员，正六品；左、右阐教务一员，从六品；左、右讲经各一员，从八品。府设僧纲司，设都纲一人，从九品，副都纲一人。州设僧正司，设僧正一人。县设僧会司，设僧会一人。僧录司主要负责寺庙住持的铨命，掌管度牒的填发，管理全国寺院花册和僧尼名籍册，定期编制汇总上报礼部。此外，明朝在地方还设藩汉二僧纲司，以藏僧任僧官，管理藏传佛教。

　　明朝礼部还设有道录司管理全国道教事务。内设左右“正一”二人（正六品）；左右“演法”二人（从六品）；左右“至灵”二人（正八品）；左右“元义”二人（从八品）。

　　明代，对伊斯兰教实行政教分离、政法分离的政策，取消伊斯兰教“哈的”（教法官）职务，司法权统归朝廷掌握，教工只管传教事务。

　　清朝定都北京后，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立寺僧衙门和道教衙门，管理佛、道两教事务。官职基本上承明制。乾隆年间，清廷宣布废除佛教中的度牒制度。从此，出家不受限制，出现佛教僧尼成份混杂，水平低下的景况。朝廷尽管废除度牒制，但对不法僧尼清廷仍依照《大清律例》的法律条文，严加惩罚。同时也明文规定，《大清律例》中惩罚僧人的条文，全部适用于道士。

　　清朝对边疆事务的管理机构是理藩院，它是“掌外藩蒙古及喇嘛、回部、金川事。”这样，藏传佛教的事务完全纳入国家管理的轨道。理藩院负责对藏传佛教首领达赖、班禅名号的册封，使他们拥有法定的政治和宗教的地位；建立大喇嘛定期朝贡制度；负责喇嘛度牒、札付，办理敕印等事务。清朝在加强蒙、藏地区宗教事务管理中，最突出的便是确定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灵童的选定，必须经过“金瓶掣签”。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年）为革除达赖、班禅两大活佛转世活动上的种种弊端，皇帝特颁发两个金瓶，一置北京雍和宫，一置拉萨大昭寺。凡在理藩院注册的藏传佛教蒙藏大活佛转世时，选定的若干名（一般为三名）灵童的名字写于象牙签上，置金瓶中，由理藩院尚书或由驻藏大臣监督掣签认定。这实际上是中央政府掌管、确认转世灵童，封授大喇嘛的一种权力，防止当地贵族争权夺利、患害地方，以确保中央权威和边疆地方的稳定。此后就成为一种历史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