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夏宗教史之西夏佛教的传布及其社会作用

宋辽金夏宗教史之西夏佛教的传布及其社会作用

　　西夏佛教的传布及其社会作用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在我国西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古代王朝。建国前后，他们从中原、辽、金、吐蕃等地分头引进了佛教，使佛教成为西夏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夏国帝传十世，历１８４年，最后亡于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近、现代陆续出土的西夏文佛经的断简残篇，就成为这一古老帝国宗教文化的真实写照。

　　（一）党项族传统宗教信仰与佛教流入

　　党项族的古代社会与中国其他民族一样，流行着原始巫教，有关这方面的史料，最早见于《隋书？西域传》，称党项族 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到唐代后，由于党项族内迁河西走廊，与汉族接触增多，故华夏史籍中有关党项人宗教情况的内容有所增加。沈括《梦溪笔谈》载： 盖西戎（即党项族）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主人及坐其旁。 ①鬼神崇拜在党项族的传统宗教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党项人的心目中，鬼神无所不在，威力无究，凡人尚未认识的事物，皆归于鬼神。在西夏文字典《文海》中，有关鬼神的内容有二十余条，记载着鬼神的明确分工。 神者，神祇也，守护者之谓。 ① 鬼者，害鬼也，魑魅也，鬼怪也，……饿鬼也，鬼魅也，损害之谓。 ②由此可见，神为善，鬼为恶，神的功能是守护、扬善；鬼的作用为损害、惩恶。这种直观对立的二元论，反映了古代先民善恶鲜明的性格。

　　在鬼神主宰的世界中，人若想生活得好，就需要尊敬、供奉、祭祀各路神祇，同时又要诅咒、驱逐作祟于人的诸种鬼怪。为完成这两项任务，具有 超自然力量 的巫者在社会上的作用便显得非常重要了。《文海》解释 巫 字曰： 驱灾害鬼者是也。 驱灾除害是巫师的主要功能。《文海》还描述了驱鬼的具体方法，即在魔鬼作祟之地挖一个坑，然后设法将鬼送入坑中，同时在坑边上咒骂，以达到消除灾祸的目的。

　　《辽史？二国外记》记载了党项人的送鬼之俗： 病者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西夏语以巫为' 厮' 也。 巫师平时可为人驱鬼治病，战时又可 杀鬼招魂. 夏俗不耻奔遁，败三日，辄复至其处，捉人马射之，号曰' 杀鬼召魂'.或缚草人埋于其地，众射而还，以为厌胜。 ③在人们遇到疑难问题不知所措时，还要请巫师占卜吉凶。 凡出兵先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胛骨；二擗算，擗竹于地以求数，若揲蓍然；三咒羊，其夜牵羊，焚香祷之，又焚谷火于野，次晨屠羊，肠胃通则吉，羊心有血则败；四矢击弦，听其声知胜负及敌至之期。④可以想见，在古代部落社会中巫师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①　　 《梦溪笔谈》卷十八。

　　①　　 史金波等《文海研究》，第 70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版。

　　②　　 史金波等《文海研究》，第 3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版。

　　③　　 《西夏书事》卷二七。

　　④　　 《辽史》卷四十五《二国外记》。

　　唐初，党项各部落相继归顺唐王朝，并被赐以李姓，后来由于吐蕃势力的强大，党项民族受其压迫，不断内迁，逐渐定居于今甘肃东部和陕西北部。在内迁以后，党项族迅速走向文明，在接受中原礼教的同时，佛教在西夏社会中很快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宗教。这种宗教信仰变迁的背后，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原因。

　　首先，党项人居住的河西、陇西、陕西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佛教进入中国的河西走廊，在此地居住的汉族与其他民族多笃信佛教。党项人进入该地区后，不可避免地要受当地居民信仰的影响。

　　其次，西夏周边的宋、辽、金、吐蕃、回鹘诸国都是信仰佛教的国家，党项人频繁地与他们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往，不可能不受他们宗教信仰的薫陶。

　　再次，党项人民在几个世纪中饱受吐蕃侵扰之苦，被迫长途迁徒。

　　以后在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中，战火离乱紧随其身。加之西北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各族统治者盘剥无度，使广大民众看不到摆脱苦难的希望。

　　于是佛教关于因果轮回、西方净土。涅槃解脱的说教便给人们一种精神慰藉，社会的苦难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最后，随着党项社会的进化，人民文化水准的提高，原始巫教已不足以继续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者一方面利用佛祖自神其说，维护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又要用佛教思想安抚百姓。《文海》在 佛 字下注解曰： 佛者是梵语，番语（西夏文）觉之谓也，教导有情者是也。 ①显然党项族统治者也注意到佛教化导众生的社会功用。统治者的依返与倡导是佛教兴盛的重要动力。

　　在文献资料中，党项人有确切记载的佛教活动始于西夏建国前的李德明（元昊之父）时代。宋景德四年（公元１００７年）德明母葬，他向宋朝要求到宋朝北部的佛教圣地五台山 修供十寺.得允诺后，遣阁门祇侯袁瑀为致祭使，护送祭品到五台山朝圣。①可见佛教当时已成为党项贵族的一种重要信仰。宋仁宗天圣八年（公元１０３１年），李德明正式向宋朝提出求赐佛经的要求， 丁未，定难节度使李德明遣使来献马七十匹，乞赐佛经一藏，从之 ②。宋赐《大藏经》送抵党项人手中，推动了当地佛教向更高水平发展。

　　（二）西夏统治者与佛教

　　景宗元昊是西夏的开国之君。他不仅创造了西夏文字，而且 晓浮图法 ， 通汉文字 ③，对佛教和汉文化都深有研究，并对佛教抱有信仰。西夏文字的创造为佛经扩大传播提供了条件。宋景祐元年（公元１０３５年）十二月，元昊效法其父，又一次向宋朝求赐佛经。在西夏立国的当年（公元１０３８年），元昊组织大批僧俗信众开始用西夏文翻译佛经。为了安置宋朝所赐《大藏经》，开办译场，元昊于天祚十年（公元１０４７年）

　　下令修建规模宏大的高台寺。据《西夏书记》卷十八载： 于兴庆府东一十三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

　　广延回鹘僧居之，演译经文，易为番字。 他还在全国广建佛塔，吸引 东土名流，西天达士 ，前来进奉佛舍利。由于帝王的支持，佛教社会地位急骤提高，寺院、僧尼之数大增。

　　①　　 史金波等《文海研究》，第 577页。

　　①　　 参见史金波《西夏佛教》，第 26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②　　 《资治通鉴长篇》卷一○九。

　　③　　 《隆平集》卷二十。

　　元昊死后，毅宗谅祚幼年登基，其母后没藏氏代为执政。没藏氏入宫前曾于戒台寺出家为尼，号称 没藏大师 ，当了太后仍然好佛。她承元昊余绪，继续推进译经事业，并且在垂帘听政的第三年，即天祐垂圣元年（公元１０５０年），开始 役兵民数万 ，大兴土木，建承天寺。

　　寺成之后 延回鹘僧登座演讲，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 ①。太后携幼帝临寺听讲，无疑是对社会的一种号召与示范。毅宗执政后，又向宋朝求赐《大藏经》，加强了与中原王朝的宗教交往。另外又向辽朝进献回鹘僧、金佛、《梵觉经》，以宗教为载体扩大了与契丹族的文化联系。

　　惠宗秉常时期，母后梁氏执政，仍推行扶助佛教的政策，于天赐礼盛四年（公元１０７２年）再一次向宋朝求赐《大藏经》，促进了西夏文佛经的翻译事业。现北京图书馆藏有一幅西夏译经图，图中描绘梁太后与秉常分坐译场两旁，督导译经的情景，表明了朝廷对译经事业的重视。

　　这一时期所译出的多部佛经都署名 天生全能禄番祐圣式法皇太后梁氏御译，就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御译.当然，日理万机的太后与皇帝是无暇亲自动笔的，这个 御译 只能表示此经是在太后与皇帝的督导下译出。惠宗朝还大规模开凿、重修、妆銮敦煌莫高窟和万佛峡榆林窟，许多圣迹至令仍保存了下来。

　　崇宗朝乾顺执政时，仍由梁太后垂帘，此梁太后是惠宗朝梁太后的侄女。她秉承了姑母的崇佛传统，继续支持译经事业，终于在崇宗天祐民安元年（公元１０９０年）完成了３５７０卷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工作，从此我国佛教史上又出现了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写成的《大藏经》。天祐民安四年（公元１０９３年），梁太后与崇宗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修建凉州感通塔及寺院，并立碑赞庆。在碑文中记述了凉州地区群众事佛的隆重场面： 况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辏交会，日有千数。

　　故憧憧之人，无不瞻礼随喜，无不信也。 ①西夏第五位帝王仁宗仁孝执政长达５３年，这一段时期政治相对稳定，与宋、辽、金诸国战事较少，故西夏国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佛教事业也发展到了高潮。仁宗朝大规模的赎经、译经活动已经结束，转入刻印佛经阶段。从目前保存的刻有年款的西夏刻本佛经看，仁孝时期所出最多，木刻印刷术成为扩大佛经传播的重要手段。仁宗本人笃信佛教，经常在国家的重要节庆或佛教节日上大搞佛事活动。如仁宗在为刻印汉文佛经《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所作发愿文中讲： 朕亲睹圣因，遂陈诚愿。……于神妣皇太后周忌之辰，开版印造番汉共二万卷，散施臣民。仍请觉行国师等，烧结灭恶趣中围坛仪并拽六道，及讲演《金刚般若经》、《般若心经》，作法华会，大乘忏悔，放神幢，救生命，施贫济苦等事，恳伸追荐之仪，用答勤劳之德。 ②此发愿文不仅记述了此经刻印的缘起、数量及发放情况，而且述及为发放佛经所举行的各种宗教活动。又如乾祐十五年（公元１１８４年）仁宗年逾花甲寿辰之时，刻《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 印造斯经番汉五万一千余卷，彩画功德大小五万一千余帧，数串不等五万一千余串，普施臣吏僧民，每日诵持供奉.为发放佛经、彩画， 亦致打截截，作忏悔，放生命，喂囚徒，饭僧设贫，诸多法事 ①。从上述两则记载可知当年佛事活动规模盛大，花样繁多。在西北地区不太发达的经济基础上，如此辅张地大搞宗教活动，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这也是西夏王朝早衰的原因之一。

　　①　　 《西夏书记》卷十九。

　　①　　 转引自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 35 页。

　　仁宗以后还有五位帝王，但时间仅３４年，属于王朝的晚期。当时统治者不顾日见消乏的国力，仍搜括民脂大搞佛事。现存前苏联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的印施发愿文载：为发此经，罗太后一次度僧三千员，斋僧三万五百九十员，施佛像、佛经、数珠共达八十万帧、部、串，又举行了旷日持久的大法会，消演番、汉大乘经六十一部，作大乘忏悔一千一百四十九遍，散囚五十二次，设贫六十五次，放生羊七万七百七十九日，大赦一次。如此奢费的佛事活动只能加速衰弱的王朝走向灭亡。

　　西夏国灭亡后，作为一个朝代的佛教史可以划上一个句号了，但作为党项民族的宗教信仰，佛教依然存在。在元朝，党项作为色目人，为国内的第二等级，党项僧人特别受到朝廷的重用。其中一些人出任全国宗教事务管理机关——宣政院的最高长官，或担任管理地方佛教事务的长官。如党项僧杨琏真伽，元世祖时曾任江南释教总统，其子杨暗普任宣政院使。河西人日尔塞曾任宣政院使，甘肃释教总统。西夏皇族嵬名氏之后韩嘉纳和哈兰朵尔在元顺帝时曾任宣政院使，并监河西宪。显然，元朝主要用西夏人后裔管理河西地区党项遗民的宗教事务。到了明代，党项人渐与当地汉民融合。

　　（三）西夏的赎经、译经与印经

　　在西夏佛教史上，赎经、译经和印经是一项前后连续，紧密衔接的活动。

　　为了系统引进汉文《大藏经》，西夏统治者数次派人去宋朝求取佛经，并贡献一定数量的马匹作为印经工值，名义上有以物赎经的意义，故称其为赎经。西夏的赎经主要集中在建国前后的四十余年中，目前载于文献的共有六次：（１）李德明时期（公元１０３１），（２）元昊时期（公元１０３５），（３）谅祚时期（公元１０５５），（４）谅祚时期（公元１０５８），（５）谅祚时期（公元１０６２），（６）　秉常时期（公元１０７３）。

　　②　　 转引自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 39 页。

　　①　　 《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发愿文》。

　　《续资治通鉴》记载第二次赎经活动的情况曰： 已巳，赵元昊献马五十匹，以求佛经一藏。诏特赐之。 ①宋王朝统治者认为佛教有 抚众 ， 柔远 之功效，所以每次都满足了西夏的要求，有时还退还马匹，免费赐藏。从赎经的时间看，当时仅有《开宝藏》印刷完成，故数次传入西夏皆为此藏，《开宝藏》亦成为西夏文《大藏经》的底本和准据。

　　引进大量佛教经典后，用本民族的文字加以翻译，这是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相结合的最初步骤。西夏文《大藏经》翻译的起止年限史书无明确记载，只是一些佛经所附发愿文中有所涉及。如北京图书馆所藏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卷末附有一篇元朝皇庆元年（公元１３１２年）刻印发愿文，简略介绍了佛经在西夏翻译、流布的情况；夏国风帝新起，兴礼式德。戊寅年中，国师白发信及后禀德岁臣智光等，先后二十二年为头，令依蕃译。民安元年，五十三岁，国中先后大小乘半满教及传中不有者，作成三百六十二帙，八百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

　　这段发愿文提到的翻译开始年代是在 夏国风帝 的 戊寅年 ，帝位及年号皆不详，但翻译结束的年号 民安元年 却很明确，为西夏崇宗的天祐民安元年（公元１０９０年）。由此上溯５３年，那么译经开始年代当为景宗元昊的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公元１０３８年），恰为戊寅年。

　　在短短５３年中，译出西夏文《大藏经》３５７９卷，这个速度在国内各民族译经史上当名列前茅。众所周知，６０００余卷的汉文《大藏经》大约用了１０００年时间才陆续译出。相比之下，西夏文《大藏经》所用时间之短，效率之高确实令人赞叹。取得如此成果，固然与西夏引入的汉文大藏本身系统已很完备有关，与西夏王朝对译经事业的大力支持也是分不开的。更为重要的是，西夏僧人借鉴了中原地区译场成功的经验与方法。

　　宋代译经场不仅有相当的规模，而且建立了明确、合理的内部分工制度。

　　译场除主译外，还有证义、度语、笔受、润文、梵呗等数十人助译，一篇译文往往是分工协作，集体劳动的结晶。北京图书馆保存的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前有一幅木刻版译经图，详细描绘了译经场的工作情况。图上部中央端坐一位高僧，像上横刻一条题款，译成汉语为 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 ，乃当时著名的回鹘高僧。在图中他比别人大许多，表示他是主译。他的左右各有八位僧俗人像，题款译为 相佑助译者，僧俗十六人.其中八位人像上还有姓名，分别为： 北却慧月、赵法光、嵬名广愿、昊法明、曹广智、田善尊、西玉智园、鲁布智园。 从姓名看他们属于不同民族。他们面前有一长条几案，上置经卷及笔、墨、纸、砚。这些助译者有的右手握笔，左手执经卷，正在写作；有的并未执笔，手作不同姿态，表示他们在译场中担任不同职务。可惜对他们的分工没有详细说明，使我们对西夏译场的情况无法进一步研究，但估计与中原译场也不会相距太远。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五。

　　从内容上看，西夏文佛经大多数译自汉文。在现存西夏文佛经残本中，汉文《大藏经》中宝积部、般若部、华严部、涅槃部、阿含部等主要经典已经译完，律藏中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揭摩》、《月光菩萨经》、《佛本行集经》等都有西夏文译本，论藏中的《大智度论》、《金刚般若论》、《瑜伽师地论》、《阿毗昙达磨顺正理论》等重要著作亦皆有译本发现。可以说西夏僧人对汉文《大藏经》的翻译是相当完整的。此外，西夏文《大藏经》还有相当一部分译自藏文，如《圣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圣大乘胜意菩萨经》、《圣胜慧到彼岸八千颂经》、《圣摩利天母总持》、《大密咒受持经》、《坏有渡母胜慧到彼岸心经》、《佛母大孔雀母王经》等等。一般讲，西夏早期所出佛经多译自汉文，晚期所出佛经多译自藏文，从中亦可以反映出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传入的时间差异。

　　佛经译出后，又用西夏文刻印流行。西夏文字参照汉字笔划创造，四角饱满，字体端方，疏密得宜，多用斜笔，生动活泼。现在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刻印本皆工整秀丽，清晰美观，不少堪称书法佳作。前文已提及，不少王公贵族为积功德、还愿，经常刻印数万册经文分施送人，推动了佛教向民间普及。由于西夏国内除党项人外，还有其他民族居民生活，故社会上也有汉文佛经和藏文佛经流行。在西夏人雕版印经的基础上，元世祖忽必烈下令雕刻西夏文《大藏经》版，至成宗大德六年（公元１３０３年），共雕刻经版３６２０余卷，印出３０藏。此时印藏比西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公元１０９４年）所出３５７０余卷稍多出５０余卷，所增之数大约是崇宗朝以后零星补译的。元成宗后，又有三次大规模印刷西夏文《大藏经》，共１５０藏。如此大量的经文，主要在河西信佛教的党项族人中流行，这也说明元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重视。

　　关于印经最后还要提到一点，许多西夏文佛经都包括序、跋、发愿文和各种题款，这些资料记载了佛经在西夏流布、翻译、印刷的情况，如译者姓名、翻译年代、刻印者姓名、以及为刊刻、发行佛经举行的法会情况。由于西夏国早已消亡，党项族人又已融入其他民族之中，世上所留关于西夏国的记载文字极少，因此这些佛经前后的序、跋、发愿文便成了今人研究西夏佛教的主要史料。

　　（四）西夏的僧人、流派和僧官制度

　　由于史料的大量湮没，亦由于中国古代统治者不太重视统计工作，故关于西夏僧人总数始终未见可资凭据的直接材料。不过通过一些间接史料，可以推知西夏僧人数量一定不少。首先，西夏寺庙数量非常多，不少书籍记载西夏境内寺塔林立，洞窟成群。古人留有 云锁空山夏寺多 的诗句，正是对当时佛教繁盛情景的描述。寺院是僧人居住的场所，寺多当然僧多。其次，西夏僧人在政治、经济、法律上享有不少特权。

　　高级僧侣可以经常出入宫禁，与闻机要，寺院土地可以少纳税或不纳税，僧尼本人可以免除徭役，僧尼犯法可以从轻发落，……这种种优惠自然会诱使大批贫苦农民涌入山门，剃度为僧。西夏天盛年间政府曾用法律对出家条件进行规定，可见出家人太多已对社会稳定构成了威胁。再次，一些佛经所附刻印发愿文提到，施放佛经、彩画、数珠的数量都相当大，如天盛十九年一次刻印番、汉佛经２万卷；乾祐十五年印经５。１万卷，制彩画５。１万帧；乾祐二十年一次大法会施经２５万卷；桓宗时罗太后一次施经１７万卷；……如此多的人领受佛经，其中固然有不少俗人，但专以念经为生的僧人也不会少。最后，文献记载帝王作法事，多次度僧、斋僧。如罗太后为追荐仁宗，一次度僧３０００员，斋僧３。５万人。在人口总数不多的西北小国，这个数字还是相当可观的。

　　西夏佛教主要来自中原和西藏，自然会受到汉、藏佛教宗派的影响。

　　如《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载： 佛之去世，岁月浸远，其教散漫，宗尚各异，然奉之者无不尊重赞叹。 显然西夏僧人对内地佛教宗派的情况有所了解并皆尊奉，但是很遗憾，至今未发现有关西夏佛教宗派流传情况的僧传、语录或宗谱，我们只能根据各宗派信奉经典遗存的情况，推测当年各宗的流布。

　　西夏历来崇敬北方佛教重地五台山，多次派人礼佛、朝圣，并依据五台山寺庙的样式在贺兰山中建寺。五台山是华严宗传教中心，西夏僧人受华严宗较大影响是完全可能的。目前发现了大量西夏人抄写、刻印的《华严经》。据西安文管处保存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九末所附西夏文押捺题记载：当时一次便刻印了５０部《华严经》，并且还有一部泥金手抄《华严经》问世，于此亦可见统治者对此经的重视。另外，西夏僧人还将《华严法界观门》、《注华严法界观门》、《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华严金师子章》等汉地华严宗的重要论著译成了西夏文，研习者一定不少。

　　净土宗因其简单实用，在中原流行很广，宋代开始成为天下共宗。

　　净土宗尊奉的《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净土求生顺要论》等经论也都有西夏文译本。当时西夏是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净土宗宣扬只要 口宣佛号 ，便可在死后凭借阿弥陀佛愿力往生西方净土，如此简单法门自然容易适应西夏国情。

　　禅宗是一个彻底中国化的佛教流派，他们号称得佛祖 教外别传 之心法，不必读经、拜佛、坐禅，只要能自证本心，便可即心成佛。实质上，禅宗的 教外别传 不过是佛教思想与中国儒、道两家思想高度冥合的产物，至宋代已成佛教中最大流派。西夏统治者在政治上以儒立国，又主要从汉地输入佛教，国内流行佛儒合流的禅宗亦在情理之中。

　　目前发现的《坛经》西夏文译本，与敦煌出土的法海本较为近似，是一种早期流行的古本。此外西夏僧人还译出《禅源诸诠集都序》、《禅源诸诠集都序之解》、《禅源诸诠集都序择拒记》、《禅源诸诠集都序纲文》、《中华传心禅门师资承袭图》、《修禅语要》等等禅宗著作，介绍了中原禅宗的师承及其思想。另外，西夏一些僧人亦以禅师自居，如贺兰山佛祖院的平尚重照禅师，乾祐二十年曾在大度民寺作大法会，并延请了禅法师。西夏刻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疏序》后附施经发愿文中提到了惠照禅师和西天禅师。禅师的存在证明禅宗可能已形成流派。

　　西夏佛教中后期，影响较大的则是藏传佛教。河西与吐蕃地域相邻，人民密切往来，统治者亦有通婚的情况，吐蕃僧人经常来西夏弘法。藏传佛教号称得法身佛大日如来秘密单传的真言密法，不可公开传扬，只能授予得灌顶礼的弟子。藏传佛教僧人经过长期宗教实践，往往炼出一套类似特异功能式的功夫，所以很能吸引民众。到仁宗天盛年间颁布法典《天盛旧改新定律令》中明确规定：番、汉、西蕃僧人可以担任僧官，但其人必须会背诵十多种经咒，其中藏文经咒占半数以上，并由西蕃僧人主持考试。仁宗乾祐二十年（公元１１８９年）举行大法会， 念佛诵经，读西蕃、番、汉藏经 ，竟把藏传佛教列于首位。西夏晚期罗太后举行一次大法会， 度僧西蕃、番、汉三千员 ，亦将藏僧置于首位，可见统治者对其重视。可惜不知多少党项族人成为得法弟子。

　　近代以来，对以黑水城为中心的西夏国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汉文、西夏文、藏文佛教经论，但西夏人自己撰写的佛教著述极少，显然还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宗教思想体系。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以下几点：（１）西夏立国时间较短，使党项族僧人还来不及消化浩如烟海的佛教文献，更来不及根据自己民族的情况有所创新。（２）西夏地区经济落后，民族文化水平也低。（３）西夏兴佛时期，汉地正流行不立文字的禅宗，禅宗的传播也不利于西夏形成独特的佛学理论体系。

　　西夏佛教僧尼众多，民族成份复杂，自然需要一套制度加以管理。

　　在这方面，汉地有现成的经验可学。不过，西夏统治者在学习汉地僧官制度的同时又有所损益，以适应自己的国情。西夏中央政府设功德司全权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功德司一名出自唐朝，西夏人运用时又有所改造。

　　西夏政府共设三个功德司：和尚功德司管理境内僧人，出家功德司掌管度僧名额，护法功德司维护佛门戒律。功德司使在西夏五品官阶中位居二品，地位较高。同时与唐、宋僧务多头管理体制相比较，西夏的僧籍管理，日常僧务，戒律纠察统归僧官负责，僧官权力很大。功德司设司正为最高长官，下设司副为其辅佐。《天盛旧改新律令》第十章规定：护法功德司一正，一副，一判，一承旨；和尚功德司一正，四副，一判，一承旨；出家功德司有言过处六，承旨六，粗略规定了功德司的建制。

　　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辞典《杂字》中，僧官名称还有僧正、僧副、僧判、僧录等，大约属于地方僧官。在一些大寺中，还有提举、僧正、僧副、僧监等职务，为寺院管理人员。

　　西夏政府还有国师、帝师之设。在许多西夏文佛经译者姓名前，标有国师称号，如白智光、白法信、嵬名思能、兰山智照等人。国师不是僧官职务，而是政府授予僧人的一种荣誉称号。汉地自南北朝便有国师之设，但西夏不仅有国师，还有帝师，为汉地所无。如刊刻藏汉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首列汉文提款一段，罗列汉译、梵译、证义、校勘者姓名，其中一名校勘者为： 贤觉帝师讲经律论功德司正偏袒都大提点■卧勒沙门波罗显胜。 波罗显胜一生宗教活动不详，帝师职权如何亦未见于其他史料，但 帝师 一词显然在元代以前便已出现了，元代帝师制亦有其滥觞。总之，由于西夏效法中原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僧官制度，从而使佛教发展与社会各方面关系协调，未出现大起大落的波折。

　　（五）佛教与西夏社会文化

　　佛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可以说伴随了西夏王朝的始终，在西夏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都留下深深的印痕。我们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点：

　　１。佛教与政治

　　党项民族在唐代尚处于氏族部落社会，它是在汉族封建文化的影响下直接进入君主专制社会的。但是在西夏建国之后，其社会内部仍局部保存着奴隶制、部落制、氏族制组织的残余。在意识形态方面，旧社会的遗风更是比比皆是，如人与人之间 以齿不以爵 的民俗，宗教信仰上的自然崇拜、鬼神崇拜、巫术崇拜等等。这些古代观念的遗存对党项社会进化有不利的影响，导致党项各部之间互不统属，彼此离心的倾向，纠纷战乱，叛服无常。党项统治者在学习儒家礼乐的同时也引入了佛教，佛教中尽管有众多的神祇，但佛祖释迦牟尼凌驾于众佛、菩萨、金刚之上，众神之间形成了一种尊卑等级关系。向群众头脑中灌输这种折射着人间等级差别、礼义名份的宗教思想，有利于排除反映原始平等观念的传统宗教，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尊长敬上，维护王权的氛围，有利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巩固。党项族统治者大力弘扬佛教，除了个人信仰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把佛教当成辅助治国的工具。

　　西夏地处我国西北地区，由于干旱少雨，地广人稀，人民长期过着动荡不定的游牧生活，因而民风骠悍，好勇尚武。不过总括西夏王朝近２００年的历史，文献记载中人民起义的例子并不多见，这与西夏佛教的盛行肯定有着重要的联系。佛教教义以一种虚幻的天国麻痹了人民的斗志，使他们为了彼岸的幸福隐忍了现实的痛苦。

　　西夏王朝的历史正处于我国民族关系史上一个错综复杂的时期，西夏周围是宋、辽、金、回鹘、吐蕃、元等由不同民族建立的国家。这些古代民族国家之间既存在着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又经常因利益冲突发生战争。在这种复杂的民族关系中，佛教作为大家共同的宗教信仰，经常起到沟通心理，缓和矛盾的作用。比如在西夏与宋王朝关系比较紧张时期，佛事活动并未停止。西夏通过派人赴五台山朝圣，求赐佛经，互遣僧人访问，在敌对政权之间起到了润滑作用。平时，僧侣以一种超然政治之上的姿态，穿梭往返于各国之间，沟通了人民的心理，为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２。佛教与人民文化生活西夏王朝崇佛，每逢国家重要庆典，皆举行隆重的佛事活动。如为庆祝崇宗十周岁的生日，于天祐民安四年（公元１０９３年），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修葺凉州感通寺塔及寺庙，寺成之日又举行大法会，并立碑庆赞。天盛十九年（公元１１６７年），曹太后 周忌之辰 ，举行了印施番、汉经书、办法华会等活动。乾祐十五年（公元１１８４年）为庆贺仁宗 花甲本命之年 ，组织了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佛事活动，包括施放佛经、佛画、讲经诵咒、烧施结坛、施食供养等。天庆乙卯年（公元１１９５年），罗太后为了纪念死去二年的仁宗，作大斋会，施经，放生，度僧，饭僧，花费巨大。再加上佛教本身的 浴佛节 ， 成道日 ， 盂兰盆节 等等节日，佛事成为社会的重要节日，人民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左右着人们的衣食住行，精神风貌。

　　西夏国创造文字，当然不仅仅是为了传播佛教，但译经、写经、印经却不失为西夏文的主要用途。从目前出土的西夏古文献看，佛教经籍所占比重最大，佛经成为西夏文献中最系统的文化知识。西夏文字自身也是在译经、抄经、刻经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的，可以说佛教的传播促进了西夏文字的发展。

　　佛教的侵兴也刺激了西夏印刷术的发展。印刷术是推动佛教传播的重要手段，受宋王朝刻印大藏经的影响，辽国刻印了契丹藏，金国刻印了赵城金藏，党项人也不甘落后，不仅印有大量番、汉文经籍，并终于在元代刻出了西夏文《大藏经》，其书法之谙练，画技之娴熟，都表明西夏镌刻技术之精湛。

　　由于西夏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染上了佛教色彩，故党项族著名学者骨勒茂林在编著西夏文、汉文双解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时，首先列入佛教的内容， 或作佛法，修盖寺舍，诸佛菩萨，天神地祇…… 说明佛教在民俗中占有重要地位。有人统计，在人事部的语词中，佛教术语几乎占了１／４，如烦恼缠缚，起贪嗔痴，三界流转，远离三途，十地菩萨，等觉妙觉，证圣果已，昔因行愿，演说法门，菩提涅槃，六趣轮回，苦报无量，修行观心，得达圣道……佛教术语在辞典人事部中所占的比重，应当与佛教思想在人民生活中所占份额是同比的。

　　３。佛教与西夏艺术佛教艺术在河西地区盛行已久，西夏立国于此，自然继承了南北朝以来逐渐形成的这一宝贵文化遗产。同时他们又在绘画、雕塑、书法、建筑等艺术门类里注入了党项民族的特色，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西夏佛教艺术，为中华民族的艺术宝库贡献了一朵奇葩。

　　西夏艺术的精华，集中保存在敦煌和榆林石窟中。据统计，西夏时期共在敦煌莫高窟新开１７孔洞窟，重修９６孔，在榆林峡重修１１孔。在这些西夏石窟中，壁画无数，彩塑多尊，异彩纷呈，美不胜收。从艺术风格上看，西夏早期壁画、彩塑多承袭隋唐风格，在构图、题材上尚未形成特色。中期在吸收中原艺术风格的同时又采纳了回鹘艺术的样式，逐渐形成本民族艺术性格。尤其是人物形象与服饰，基本反映了党项人的体格特征与面貌，为我们保存了西夏人衣食住行方面许多宝贵史料。

　　西夏晚期壁画的民族风格更臻于成熟，同时藏传佛教的影响也进入洞窟，密宗本尊大日如来和十一面观音成为壁画的坛主，反映了西夏国内各民族文化共生的事实。

　　从西夏壁画的内容看，仍以佛像、佛说法图、经变图、菩萨像为主。

　　壁画构图完整、技法精湛，以娴熟的线条，丰富的色彩，将净土世界的诸神描绘得栩栩如生。在西夏榆林２窟中，出现了以唐僧取经为题材的画面。唐僧态度安祥，双手合十，礼拜菩萨，孙悟空手牵白马，立于唐僧身后。这是同类题材中所见最早者，对于研究《西游记》故事的形成与演变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又如榆林３窟东侧壁画，中为千手千眼观音，在菩萨下方左右对称绘有犁耕图、踏碓图、酿酒图、锻铁图各一幅，把西夏人民的世俗生活刻划得细致入微，情趣盎然。这幅画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宗教的天国不过是现实世界的折射与反光。

　　在莫高窟与榆林石窟中有三十几窟西夏彩塑。这些彩塑既带有盛唐浓郁的浪漫风格，同时又部分地受到了宋代写实主义的影响，自成一家。

　　如莫高窟４９１窟三尊西夏彩塑，人物皆修眉长眼，鼻梁与额齐平，具有北方民族的相貌特征。其中一尊女供养人像，头梳垂环髻，身著挂衣，脚穿分头鞋，额宽颐小，唇微开而露齿，一身西夏贵妇装束，雍容华贵，典雅大方。除了莫高窟和榆林窟的彩塑、壁画，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水城西夏遗址，还出土了一大批卷轴，亦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可惜其中许多珍品被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于本世纪初劫往俄国。

　　总之，由于西夏国统治者的重视与提倡，为河西地区自唐末、五代开始衰落的佛教艺术注入了生机。西夏的佛教艺术水平很高，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