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高僧社会结构考察——读《宋高僧传》

　　唐代长安高僧社会结构考察——读《宋高僧传》

　　吴以宁

　　一、 长安高僧寺院的分布

　　佛教在我国历经五六百年的传入与发展，至隋唐，已进入创宗立派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唐初“贞观之治”后的一百多年，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文化的繁荣都是空前的。在此背景下，李唐统治者在宗教文化方面多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以儒为主，释道并举，根据政治需要，时有抑扬。总体上看，有唐一代，佛教文化更加昌盛。皇朝允许僧侣们在首都长安以及全国各地建寺造庙，弘扬佛法。寺院经济也不仅来自施主，而且得到国家供养、敕赐田庄，至寺院经济规模空前，成为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有此基础，僧侣们潜心修持、阐释教义、译经讲经蔚然成风。据《宋高僧传》记载，唐代长安高僧大致进行十大佛事活动的寺院有：

　　1.义净在大荐福寺、不空在大兴善寺、日照在广福寺、智道在总持寺、智慧在奉恩寺、寂思在慈恩寺、子邻在大安国寺、般若在醴泉寺、悟空在章敬寺、满月在京师寺院从事繁重的译经工作。

　　2.窥基在大慈恩寺、道世在西明寺、普光在大慈恩寺、园测在西明寺、元康在安国寺、嘉尚在大慈恩寺、彦悰在大慈恩寺、义忠在大慈恩寺、神楷在崇福寺、会隐在广福寺、智昇在西崇福寺、玄逸在华严寺、道氤在青龙寺、良贲在安国寺、潜真在兴善寺、良秀在西明寺、慧琳在西明寺、端甫在大安国寺、乘恩在西明寺、僧彻在大安国寺从事佛经的注疏与解读工作。

　　3．义福在慈恩寺、普寂在兴唐寺、灵著在大安国寺楞枷院、唯宽在兴善寺、智藏在华严寺从事禅宗教义经典的撰述、注疏等工作。

　　4.道宣在西明寺、道成在恒济寺、文纲在崇圣寺、怀素在恒济寺、灵崿在崇圣寺、满意在崇福寺、崇业在西明寺、如净在安国寺、乘如在安国寺、藏用在安国寺、园照在西明寺、道澄在章信寺、慧灵在圣寿寺、慧则在西明寺从事律宗经典的撰述、翻译和注疏等工作。

　　5.威秀在大庄严寺、复礼在大兴善寺、惠立在魏国寺、利涉在大安国寺、崇惠在章信寺、玄畅在福寿寺、道英在法海寺、法秀在京师寺院从事护法佛事活动。

　　6.惠安在西明寺、和和在大安国寺、抱玉在京师寺院从事感通预测工作。

　　7.束草师在普提寺自焚，众皆称叹，民多观礼。京邑信士遂塑其灰为僧形，置于佛殿偏旁，世号束草师，祷祈多应验。

　　8.慧悟在禅定寺、明慧在大慈恩寺、法郎在青龙寺、楚金在千福寺、守素在大兴善寺从事读经和诵经等活动

　　9.法成在京师寺院、文瓉在荷恩寺、僧竭在光宅寺、含光在大兴善寺、唯则在奉慈寺、明准在禅定寺从事兴福活动。

　　10.神鼎、泓师二人在京师寺院、纯陀在镇国寺、欢喜在京师寺院、云邃在千福寺、法真在保寿寺从事杂科声德方面的佛事活动。

　　从以上唐代长安主要寺院繁盛的佛事活动，可见李唐统治者利用佛教崇佛盛况之一斑。

　　二、 社会结构成分

　　据史籍记载，出生在寺院里的隋文帝杨坚在统一了南北对立的局面后，对佛教的扶植支持是不遗余力的。全国修建的佛寺多达四、五千所，所度僧尼多达50万，并写经3万多卷。炀帝杨广也十分好佛，到处建寺、造像、治经、度僧，大力倡导佛教，崇佛、礼佛成为时尚。唐代历朝帝皇多重视并利用佛教为巩固其统治服务。太宗亲自召见西行求法取经归来的玄奘。玄宗皇帝特崇信密宗，对创立密宗的印度僧人“开元三大士”给予礼敬。唐肃宗曾召不空等沙门百人进宫朝夕诵经，并请高僧不空为之灌顶和授菩萨戒。唐代宗不但下令诵经、建寺、度僧，还“常于禁中饭僧百余人”。唐宪宗崇佛之心尤炽，进行大规模的迎奉佛骨的活动。这种利用并扶持佛教而崇佛、礼佛的氛围，吸引了大批中外僧人汇聚到京师长安。今据《宋高僧传》记载归纳如下：

　　从西方来唐的高僧甚多。其中到京都长安较著名的有不空、寂默和般若等。《宋高僧传》卷一记载：“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梵名阿月佉跋折罗，华言不空金刚……本北天竺婆罗门族，幼失所天，随叔父观光东国。年十五，师事金刚智三藏，初导以梵本《悉昙章》及《声明论》，浃旬已通彻矣。”显然，不空是来自北天竺国的高僧。

　　又据是书卷三记载，京兆慈恩寺寂默是他的中国名字，原名牟尼室利。唐德宗贞元九年（793）由那烂陀寺出发，“拥锡东来。自言从北印度往此寺出家，受戒学法焉。十六年（800），至长安兴善寺。十九年（803），徙崇福、醴泉寺。”可见，寂默也是一位来自天竺的僧人。

　　再据是书卷三另载：唐醴泉寺般若，瀱宾国人。在京师充义学沙门。宪宗敦崇佛门，深思翻译，般若于贞元中翻译乌茶国王所进的《华严经》，后分四十卷。

　　是书卷三又载：“释满月者，西域人也。爰来震旦，务在翻传瑜伽法门，一皆贯练。”“与菩提嚩日罗、金刚悉地等重译出《陀罗尼集》四卷。”“又有般若斫迦三藏者，华言智慧轮，亦西域人。……述《示教指归》，共一千余言。”

　　还有，是书卷五记载：京师西明寺慧琳，疏勒国人。“始事不空三藏，为室洒，内持密藏，外究儒流。”

　　是书卷十七载：京兆大安国寺利涉“本西域人也，即大梵婆罗门之种姓”。

　　如果将唐长安以外的西土东来的僧人加以汇总，其数量一定相当可观，他们在我国传经、译经，以及参与各项佛教活动，对我们佛教文化的发展无疑的是作出不小贡献的。

　　在73位唐代长安高僧中，更多的则是来自全国各地。

　　如，是书卷一唐京兆大荐福寺的义净，姓张，范阳人。卷三京师总持寺智通，姓赵，陕州安邑人。京师奉恩寺智严，姓尉迟氏，本于阗国质子。京师大安国寺子邻，姓范氏，兖州乾封大范村人。章敬寺悟空，京兆云阳人，姓车，后魏拓跋族后裔。唐代长安高僧的贯里，还有京兆长安、伊阙、潞府襄垣、太原、长安高陵、河中虞乡、夏州朔方崇道乡、蒲津、上党、天水、范阳大房山高丘、潞州铜鞮、蒲州河东、绵州巴西、资州、衢州信安、泉州、豫州上高、平原、丹徒、会稽、南阳、京兆蓝田、吴郡昆山、杭州、宣城、姑苏、京兆盩厔、晋阳、齐安、会稽诸暨。用今天的省区归类，可涵盖北京、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陕西、甘肃、四川、江西、江苏、安徽、福建等十三个省市自治区。

　　此外，尚有大慈恩寺普光，未知何许人；西明寺园测，未详氏族；安国寺元康，不详姓氏；大慈恩寺嘉尚，未知何许人；大慈恩寺彦悰，未知何许人；广福寺会隐，不详何许人；京兆西崇福寺智昇，未详何许人；千福寺怀感，不知何许人；西明寺乘恩，不知何许人；大安国寺僧彻，不知何许人等共十八人，约占唐长安73位高僧的24.6%，其贯里涉及面更广则是无疑的。

　　在长安高僧中，他们的家庭出身也多有不同。

　　有出自帝王外戚的。如卷五：唐京兆华严寺玄逸，“姓窦氏，即玄宗神武皇帝从外父也。……逸乃风神秀朗，潇洒拔俗，悟色空之迹，到真寂之场。”玄逸不但走入佛门，而且“后不知所终”。

　　有出身官僚的。如卷二六《周京师法成传》云：“释法成，本姓王，名守慎，官至监察御史。属天后猜弍，信酷吏罗织，乃避法官，乞出家为僧。”这是身为监察御史而不堪武则天“酷吏罗织”的打击，被迫出家的高僧。

　　有出身拓跋魏贵族后代的。如卷三所记：唐上都章敬寺悟空，“京兆云阳人，姓车氏，后魏拓跋之远裔也”。显然，高僧悟空是鲜卑贵族的后代。

　　有出身李唐开国元勋家庭的。卷四记曰：唐京兆大慈恩寺释窥基，字洪道，姓尉迟氏，京兆长安人。尉迟之先与后魏同起，号尉迟部，如中华之诸侯国，入华则以部为姓也。……考讳宗，唐左金吾将军松州都督江由县开国公。其鄂国公德，则诸父也，两《唐书》有传。可见尉迟敬德是高僧窥基的伯文。

　　有出身佛门世家的。如卷二十七载，唐长安禅定寺明准，“生缘本天台灵墟道场，出俗游方”。卷二十六记，唐京兆荷恩寺文瓒，出身佛门，“幼事师于并州崇福寺”，“学该群籍，控带三乘”。卷二十七又曰，唐京师光宅寺僧竭，“生在佛家，化行神甸”。出佛门的高僧甚多，此不一一。

　　有中进士后弃官出家的。如卷五所记，唐长安青龙寺道氤，俗姓长孙，长安高陵人也。父容，殿中侍御史。母马氏梦五色云覆顶，因有娠焉。母常听讲读大乘经，晓夜不辍……（道氤）神气俊秀，学问详明。应进士科，一举擢第……荣耀亲里。后与梵僧晤谈，终而“乞愿出家”。

　　有出身名门望族的。如卷五云，京师安国寺良贲，郭姓，河中虞乡人。“世袭冠裳”，“外通坟典，内善经论，义解之性，人罕加焉”。永泰中，高僧不空盛行传译，实难其人，良贲预其翻度。代宗请为菩萨戒师。一位满腹经纶的名门望族之后，不但步入佛门，而且经籍注疏著作颇丰。又如卷五载，京师兴善寺潜真，姓王氏，太原华族，亦名门望族之后。其“幼好佛书……甫及弱冠，投迹空门”。再如卷六所记，京师大安国寺端甫，俗姓赵，天水人。“世为秦著姓。”乃三秦大地的望族出身。

　　也有出身于官宦家庭的。如卷六记曰，京师崇福寺唯悫，俗姓连氏，“齐大夫称之后，本冯翊人，官居上党，为潞人也”。因母氏昆弟归于法门，从其受教，“冠年纳戒”，皈依佛门。又如卷十四云，京兆西明寺道宣，钱姓，丹徒人。父申，“陈吏部尚书”。“十五厌俗，诵习诸经，依智頵律师受业”。再如卷十六所记，京师章信寺道澄，梁姓，京兆人。“父涉中书舍人”。亦系官僚家庭出身。

　　有小吏家庭出身的。如卷十一载，京兆华严寺智藏，黄姓，豫章上高人。“父为洪州掾。藏随父入报国寺，见供奉皓月讲《涅盘经》，微体经意，乐入佛门。”掾，只是衙门里的属员，小吏而已，社会地位并不高。又，卷十四记曰，京师恒济寺怀素，南阳人。“父强，左武卫长史。”其社会地位显属一般。

　　也有出自低微人家的。如卷二十三所记，京兆菩提寺束草师，“常负束稿，坐卧于两廊下，不乐住房舍，或云此头陀行”。卷二十四亦记，京兆大慈恩寺明慧，不知何许人。但他“简默恭己，约志蠲明，耐乎寒馁，誓求大乘”。字里行间可见，束草师与明慧似乎都出身于低微人家，否则立传不会不予明示。

　　《宋高僧传》中还有一些唐长安高僧并无出身记录者，究其原因，或因出身太过寒微，或曾有瑕疵有损高僧声誉，抑或确无史料记载而不妄加编撰，故而从略。

　　三、专业分工

　　唐代佛教文化的繁荣，表现在佛教发展的规模、专业分工的明确，以及译经、著述及思想学说之丰富等方面，其中佛教中国化后宗派的创立则是其重要的标志之一。

　　我国佛教宗派的创立肇于隋盛于唐，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首先，随着政治上的统一而出现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使会通佛教诸说、融会中印思想的佛教宗派的创立成为可能。其次，隋唐王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学说持宽容和利用的政策，遂使宗派的创立与发展成为现实。再次，从佛教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佛教的发展，各宗派如何从理论上阐释教义、教派在佛教中的地位，遂有“判教”这一构建自身学说的过程。如天台、华严等各宗派总要标谤自己一派具备最正统完满的教义。最后，从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中华文化，本是多民族长期融合的文化，统治者采取三教并举、并用的政策，更为佛教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这一切，在《宋高僧传》中得到充分的证明。

　　赞宁在撰述《宋高僧传》时，分十六篇展开高僧传的叙述。

　　《译经篇》分为三卷，记述了32位传主，突出这些高僧擅长佛经的翻译，专业分工明确，其中尤其对京兆大兴善寺不空的记载，称誉有加，令人赞叹。对大荐福寺义净的记述，同样赞不绝语。义净兼通梵汉，其译经被视为在我国仅次于玄奘的译师，至有56部、230卷之巨。不空的译经数，则有111部、143卷。同为译经，但各有所长：义净着重律典，不空专于密教，而般若则面面俱到。他们各有侧重，明确分工。

　　《义解篇》分列四卷，对72位传主进行记述，突出了这些传主擅长各类佛教经典的注疏与诠释。充分肯定长安高僧的义解工作。如对京师西明寺道世的成就详记曰：“又著《善恶业报》及《信福论》共二十三卷，《大小乘禅门观》及《大乘观》共十一卷，《受戒仪式》、《礼佛仪式》共六卷，《四分律讨要》五卷，《四分律尼钞》五卷，《金刚金集注》三卷，十部都一百五十三卷。”

　　《习禅篇》计分六卷，对103位传主进行记述，突出这些传主的酷信与研习过程。如对京兆兴善寺唯宽的记述云：“初，宽说心要法三十年，度黑白众殆及百千万，应病授药，安可既乎？白乐天为宫 赞时遇宽，四诣法堂，每来垂一问，宽答如流，白君以师事之。门弟子殆千余，得法者三十九。“此谓唯宽不但笃志习禅，而且还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佛门师傅。

　　《明律篇》凡三卷，记述了58位传主，突出了这些传主对佛律的研究和修持的过程。如京兆圣寿寺慧灵，大中七年（853）六月，宣宗敕补灵为新寺上座。“灵居寺职，清众咸序，帝所钦重。”灵公“曾预代宗永泰中参译证义”。足见慧灵因其在明律上的成就与实践而深受皇上的器重和佛门弟子的信赖。

　　《护法篇》，虽只一卷，则对18位传主详加记述，突出他们对佛门、佛法的维护。如对京兆大安国寺利涉的记述为：“开元中于安国寺讲《华严经》，四众赴堂，迟则无容膝之位矣。檀施繁炽，利动人心。”此谓利涉宣讲佛法护法时，达到轰动效应，长安信众为之倾倒。

　　《感通篇》共五卷，对89位传主作了记述，突出他们对佛教思想的感悟、融通以及对某些事件的预测。所记京兆法海寺道英、京兆法秀、长安西明寺惠安、京兆抱玉等高僧多能预测未来，感悟人生，深受帝王、大臣以及信众们的喜爱。

　　《遗身篇》一卷，记述了22位传主圆寂火化的过程。所记京兆菩提寺束草师的火化过程即给人以启迪。

　　《读诵篇》共二卷，对42位传主进行了记述，突出了他们对佛教经典虔诚诵读与顶礼膜拜的事迹。如记京兆大兴善寺守素，“居京兴善寺恒以诵持为急务”。 “素誓不出院，诵《法华经》三万七千部。夜恒有貉子驯扰，来听经。”其诵经之诚，堪称感天动地，连动物都来听他诵经。

　　《兴福篇》计三卷，记有36位传主，突出他们专修功德、思寻圣迹、化行神甸，以及“护珠言戒，止水澄心”之诚。如京师光宅寺僧竭、京兆大兴善寺含光等皆然。

　　《杂科声德篇》共二卷，记载45位传主，是对传主除了上述九卷之外的性状的记述。如对京兆神鼎“狂狷而纯直”性格的刻划，对京兆泓师“语则瑰怪，颇善地理之学，占择茔兆”等性格和本领的记述。

　　总之，赞宁所撰《宋高僧传》，让人们对唐长安高僧的宗派体系、专业特长、性格影响等有了较为翔实的印象，对后人研究唐代佛教在我国佛教发展史中的地位无疑的也是一大贡献！

　　四、年寿探索

　　在唐代长安73位高僧中，确有年寿记载的有24名，不知所终者有22名，不记春秋年寿、亦不言所终者27名，今就确实年寿者稍作分析。

　　义净 春秋七十九 不空 享年七十

　　日照 享年七十五 悟空 六十余

　　窥基 春秋五十一 义忠 年七十二

　　道氤 俗寿七十三 良贲 春秋六十一

　　潜真 春秋七十一 慧琳 春秋八十四

　　端甫 俗寿六十七 普寂 年八十九

　　灵着 享寿五十六 法玩 春秋六十五

　　唯宽 报龄六十三 恒政 年八十七

　　道宣 春秋七十二 文纲 春秋九十有二

　　怀素 俗龄七十四 园照 春秋八十二

　　慧灵 年百奇岁 慧则 受生七十四

　　玄畅 俗龄七十九 楚金 春秋六十二

　　其中俗寿最短者乃窥基，最长者为慧灵。他们年寿平均为73.2岁。这在当时无疑属长寿者。究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首先，社会安定，无国难寺患之虞。高僧们得以静心专注地修行。上述高僧大多生活在太平盛世年间，他们历“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开元盛世”，尤其自武则天、中宗以降，皇室崇扬佛教，大兴寺院，僧尼激增达数十万之众。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高僧们同样得益于斯。他们在此优越的社会环境下潜心崇佛、造像、建寺、研佛、扬佛，以及取经、译经、诵经、讲经、藏经，终而得以身心舒畅地颐养天年，从善而终，高僧长寿者多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高僧们所居寺院的自然环境多幽雅清静，阳光充足，草木茂盛，空气新鲜。此乃现代养生学所提倡的人类最佳生存、长寿的自然条件。佛教传入中土不久，寺院的建制就由印度的以佛塔为中心、中国化为多以南北中轴线上的主殿为中心、再前后左右铺开的殿宇楼阁式的建筑。为绝尘脱俗，佛寺多建在山野中、摩崖边，或蛰伏于高山峰峦里，或修建在丛林秀水间，不少寺院所处近乎人们梦寐以求的人间仙境。即使寺院建于城镇居民区，也因多辅有庙产寺田而占地广阔。庙宇殿堂，为四时接纳信众礼佛诵经，以及做道场法会之需，亦多宽畅雄伟，遍植花草树木，终可脱尘离俗，闹中取静。唐代诗人李绅的《晏安寺》诗，就是对寺院幽雅生态的赞美。诗曰：“寺深松桂无尘事，地接荒野带夕阳。”高僧们多生活在天然氧吧间，又无烟尘声光污染之患，多能长寿也就是天然的了。

　　再次，高僧们，既进了山门，必一心向佛，专注修行，这就为高僧们长寿夯实了内因的基础。众所周知，私欲膨胀，杂念必多；贪欲无度，乃养生之大忌。向佛而脱离尘世，心静而却除邪念，少了心烦意乱这百病之根，必会收到清心寡欲、延年益寿的良效。作为高僧，修行必更虔诚、更无私，并以追随佛祖超度众生为己任。释加牟尼出家之初的四愿，即愿济众生困厄、愿除众生惑障、愿断众生邪念、愿度众生苦轮。高僧之修持，必以此为己愿。此愿唯无我，只有众生，其宽广之胸怀、高尚的境界、烦恼苦闷或心烦意乱自当无藏身之所。修行的过程就是行善积德的过程，也是除私欲、绝邪念的过程。不断修炼这些养心、养性的内功，无疑的成为高僧们长寿的定力！再者，从消极方面讲，佛门自有佛规。东晋之后，汉化了的中土佛教有了自己的戒律，除悉去父姓改释性，更立有居士守五戒、出家而未受戒之沙弥和沙弥尼要守十戒、而受戒的和尚更有比丘戒250条、受戒尼姑则有比丘尼戒348条。凡此种种，乃强制僧尼远离尘世、脱俗去邪、一心向佛、一意修持。至此，人际间必谦谦礼让、脉脉和谐，其精气神必更加旺盛更有活力，当然更利于健康长寿。

　　最后，高僧们的日常生活，作息有时，生活有节，饮食清淡而且新鲜，劳逸结合，此姑且可视为高僧们较长寿的物质基础。寺院不分大小，晨钟暮鼓，早晚礼佛诵经为必修课；日复一日，从不间断，是为定制。这不但养成僧人们早起早睡的良好习惯，有规律的生活，也是养生长寿所要求的。做早晚功课或各类法会时，辅以鼓乐齐鸣，伴随抑扬顿挫的诵经声，是那庄严肃穆、悠扬舒缓的种种佛教音乐的旋律。这声声经文、阵阵乐音，让僧人及信众超凡脱俗，慢慢地净化着心灵，绵绵中进入新的意境，经常无形中促进、增强人体健康。此外，不少寺院自用的粮食或四时果蔬来自寺田自产自用，既天然新鲜，又富含营养，尽管他们长年素食，但享用的却是绿色食品，对健康长寿是大有裨益的。

　　高僧们长寿的秘决或许更多，仅择要于上，未悉然否？

　　首届长安佛教学术研讨会在即，仅以拙文抛砖引玉，并就正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