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角下的城市和谐宗教

　　社会学视角下的城市和谐宗教——以上海为例

　　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姚南强

　　“和谐宗教和城市文明”的主题，包含了宗教、城市、文明、和谐这四个概念，实际上是研究宗教如何能在城市中可持续地生存、发展，如何对城市的文明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这是一个需要综合视角的研究课题，而社会学、特别是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应该说是最具有综合性的一种视角。城市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最初源于美国的芝加哥学派，现在己形成了决定论、因素论、子文化论、生态论、空间论、政治经济学派、亚文化都市论、新马克思主义论等不同流派，本文综合起来，从若干层面分析宗教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并以上海为例，作一些初浅的探讨。

　　一、城市生态与宗教生态

　　宗教要在城市生存、发展，有一个外部环境，这就是城市生态，分为自然生态，如土地、空气等，又有社会人文生态，如人口数量、质量，经济发展水平、可利用的政治、文化等社会资源。

　　就上海这样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它的市区地域已比解放初翻了几倍，中心区域人口密集化、郊区城镇化程度非常高，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强势政府，较高水准的人口素质，对外交流、开放程度较高。这些自然、人文生态对上海的宗教提出了特定的要求。一方面这是一个资源丰富的环境，无论从资金、物资、信众资源而言都是充沛的，不象穷乡僻壤的清苦。另一方面上海的宗教要面向社会，关怀人生，力争与社会和政府的和谐相处。上海的宗教界要“讲政治”、懂政策，行为规范，要与国家的政治大气候相适应，与政府的管理机构相协调。既要守法服管，又会充分利用各种政治资源，积极参加“两会”(政协、人大)参政议政，要与上层领导建立良好的关系，以求取得宗教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社会和政治环境。

　　上海的宗教又注意“文化建寺、教育兴寺”，要积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开展多种文化活动，吸引、适应有文化信众的需求，提高宗教产品和宗教服务的品位。随着城市居民经济、文化水准的提高，上海中心区宗教信众阶层结构有向白领化、中层阶级化的发展趋势，例如，2002年据对玉佛寺1000名信众的调查，其经济和文化构成如下：

　　文化程度：

　　小学80人占8％

　　初中390人占39％

　　高中和中技330人占33％

　　大专以上200人占20％也就是说高中文化以上的占53％。

　　经济状况：

　　低、温饱110人占11％

　　中等800人占80％

　　富裕60人占6％也就是说中等以上收入者占86％。

　　又据有市关方面透露，上海基督新教2007年受洗6083人，抽样调查其中2087人，60岁以下占75％，高中文化以上47％，而五年前是60岁以上占一半。又如静安区怀恩堂有264人受洗，其中硕士以上学历达达47人。

　　上海的宗教界要适应市场经济条件，善于理财，懂经济、懂管理，生财有道，取之有道、用之有道。既能充分利用财源，又注意建立有效的制度，尽量规避金钱的负面作用。

　　上海的宗教又必须是注重环保的，要文明进香，保持空气清醒，要节约使用土地，螺丝壳里会做道场。在寸金寸地的都市，不强求盖几十亩、上百亩地的大庙。在日常生活中提倡不使用一次性餐具，减少使用化学洗涤剂，垃圾分类、绿色食品、资源回收、节水、植树、放尘等。

　　宗教又是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上海的宗教要注重对外开放和交流的宗教。在五大宗教中，上海是近现代基督新教和佛教的中心，中国基督教爱国会总公至今仍驻节上海，上海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都与国外有广泛的联系，佛、道教与港、台的关系尤其密切。上海是对外进行宗教文化交流一个主要窗口。例如，玉佛禅寺是上海乃至全国接待海内外宾客和外国元首、首脑最多的寺院之一。平均每天要接待外宾和台港澳同胞干余人次。自1978年对外开放以来，曾先后接待了外国元首和首脑人物250多批。多年来，前任住持真禅法师和现任住持觉醒法师，先后到20多个国家和台港澳地区弘法访问。

　　总之，生态和谐、共存共荣本是各大宗教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二、城市空间和宗教场所

　　据上海市民宗委提供的材料，迄止于2003年底，上海共有信徒约84万，场所369处(含以堂带点3处，暂时缓登记1处)目前上海的宗教场所与人口的比例是每万人0．23座。与我国台湾省约每万人7．8座；香港约每万人2．54座比，上海宗教场所的数量过于悬殊，至少预示着还有相当的发展空间。从空间上说，目前每平方公里才有0．08座宗教场所，或者说，每12：47平方公里才有一座场所，分布也过稀。以道教为例，1949年上海有道观236座，1961年有26座，1965年有28座。目前，经过二十余年的落宗政策，到2004年底，也只恢复了“座(其中已开放15座，正在修建准备开放的3座)，考虑到从1949年到2005年上海人口数的大量增加，道教宫观数下降十分厉害。

　　就上海的城市变迁而言，中心城区向外扩展，郊区城镇化程度高是一个重要的特点。中心城区高度商业化，土地级差上升，这就必然排挤非生产经营性的宗教场所，除了少数经典性的寺庙宫观，相当多的宗教场所都要外移，宗教场所从总体上有一种郊区化、边缘化的趋势。如沪西清真寺正迁到更外围的胶州路北段。

　　浦东新区更为典型，据反映，开发商希望不要有宗教场所，有的宗教场所搬了，整块区域被吃掉，新址只能选得越来越边上，现基本都向东、向偏僻处迁移。对历史上既存的庙宇，也只能以维修补偿为主，进行处理，其规模越来越小，扩大场所的困难较大。浦东新区佛、道教原有422座庙，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证齐全的庙仍有120座，而现只开放了12处。浦东570平方公里，200多万人口，只有35个宗教场所。佛、道教的尤其比较少，布局不合理。1993年以来，已有50多处拥有两证的宗教场所被处理掉，共达2万多平米。

　　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宗教场所的布局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中心城区，信众密集，而场所不足，城市外围新区，由于缺少预先规划，宗教聚会点只能设在居民居住区内，造成扰民现象，如基督教的闵行梅陇点、普陀区绿杨挢的李子园聚会点等。

　　设在居民楼内的绿杨挢李子园聚会点(2005年)：

　　2005年普陀区基督教的普安堂要移建在镇坪路，只批给了1亩多地，1000平方，教界呼吁面积小，不能满足信众活动需要。但从城市经营角度出发，有一个经济利益问题，给教堂一个平方就只有一平方的经济效益，给开发商一个平方就有十个平方的利益。所以宗教场点常常为了争几平方米，多次交涉而无果。

　　宗教场与所在城市社区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二者需要有一定空间隔离，才能相互不干扰。例如沪西清真寺是1990年在常德路拨地2．5亩就近移地重建的，是文革后上海第一座重建的清真寺，带有典型阿拉伯风格建筑，成为沪西地区的一个亮丽的景观。但在都市化的发展中，周边逐步成为商业区，原有的信众纷纷外迁，贴近造了一圈高楼，现在的寺院变成了一个盆地，寺里的活动又影响周边居民生活，以至发生了从高楼上向寺内扔猪肉骨头的事件，由此才有现在新的迁移。相反的例子是闵行诸翟的关帝庙的扩建，其虽处于镇中心，但门前有一大块休闲广场和树林，形成了较好的空间间隔。当然，这种情况有时也不能一概而论，作为都市中的宗教场所，山于空间狭小，很难与周围居民小区和商业区完全隔开。相反，有些宗教场所兼为重要旅游景点和市民的休息场所、文化活动场所，反而要与社区密切融合，如上海的神隍庙与豫园地区，龙华寺与龙华庙会等，宗教场所只能是闹中取静。

　　三、宗教在城市精神建设和心理协调中的积极作用

　　1．宗教的心理调适作用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都市环境人口密集，个体不断受到物质和社会刺激的冲击，更易产生厌倦、孤独、退缩、焦虑等不良心态。

　　美国的沃思。也认为，身份、社会距离差异的密集人群拥挤在城市中，形成了个人间的冲突和群体暴力，城市生活方式的高节奏，这些都造成了神经紧张和焦虑，由此需要一种对刺激的“屏蔽”保护，而宗教正是这种“屏蔽”之一。

　　宗教可以为人们提供心理慰藉，消涂焦虑和恐惧。宗教组织内信徒可以相互沟通、关爱，满足人们爱的需要。宗教提倡宽容忍让，可以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宗教也可以使人对生活中各种烦恼超脱一些，达到心态平衡。宗教还有临终关怀的功能。著名佛学家陈兵把佛教的心理功能归为“十心”即：以正信正见安心，以智慧观心，以方便对治调心，以忏悔洗心，以慈悲庄严心，以喜乐养心，以舍宽心，以忍炼心，以精进励心，以禅定心。伴随此“十心”又有种种具体的修烁方法。

　　2．对构建城市文明和城市精神的积极作用

　　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币的象征，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形象、城市文明程度和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体现。有人曾把上海的城市精神概括为：“海纳百川，服务全国，艰苦奋斗，追求卓越。”这十六个字可以说是概括了上海所具有的良好的社会公德、精神风貌和社会风气。各大宗教教义中的一些积极因素都可以支持和丰富上海的城市精神。以佛教为例，佛教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普度众生”就是一种海纳百川，服务于人类的宽广胸襟。佛教的五戒和精进可以与“艰苦奋斗、追求卓越”的精神相通。

　　四、宗教在城市公共服务中的积极作用

　　宗教如果要在自己信众之外，对社会施加影响，就必须向社会提供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公益服务。公益性是现代社会中宗教与社会发生联系的主要渠道。宗教界致力于社会公益活动，助学济贫，救济孤寡病老等。这方面台湾的佛教界是走在前面，如前所述，慈济会和佛光山都是声誉载道。内地的佛教界近年来在这方面也丌始重视起来，玉佛寺在这方面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称之为“又一张入世名片”：设立“真禅专项帮困基金”、“觉群慈善公益基金”，成立“觉群慈爱功德会”，举办“觉群慈善公益周”，提出“斗行一善，快乐365”，举行义诊、义卖、义演，成立志愿者大队、资助少数民族大学生、慰问特殊病儿等活动。去年汶川地震募集善款530多万元。2009年7月玉佛寺荣获《中国公益事业十大突出贡献集体》称号。

　　结语客观地讲，中国的城市宗教还存在种种问题，社会上颇有议论，比如什么宗教失位，敛财敛色，追名逐利，什么“华丽的宗教”、“富人的宗教”、“庙堂之上的宗教”或“旅游的教”，宗教的“贵族化”、“商业化”、“政治化”等，宗教界还有一些不文明、不和谐的现象。这些问题的解决既须要宏观大环境的改善，更需要宗教界的自律和自净。还要说明的是，以上所涉及的主要是体制内的合法宗教，造成宗教与城市文明不相协调和谐的还有体制外的宗教，如某些非正常宗教活动、邪教以及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等，但这些涉及其他体制上的宏观问题，须另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