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宗教社会学的“聚”与“散”

　　当代中国宗教社会学的“聚”与“散”

　　郑筱筠主持

　　郑筱筠：今天很荣幸地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师宁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魏德东教授、北京大学卢云峰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李向平教授来“学术空间”做客，这次讨论的话题是当代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现状。很多人认为当代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存在“聚”与“散”的现象。所谓“聚”指的是宗教社会学研究在学者们的推动下，成为近年来中国学术研究领域聚焦点；但就学科内部而言，中国宗教社会学还处于散点研究的状态，此所谓“散”。各位专家对此有何看法?

　　高师宁：宗教社会学研究在当代中国是逐步繁荣的景象。与以前相比，不论是在学科建设、资料收集，还是在研究范围和方法上，学者们的学科意识更加强烈。近年来，这个领域的学者总称使用实证方法的研究为“宗教社会科学研究”。这一字之差却有很多内涵，它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主要表现为，一是它整合了中国宗教研究学界参与实证研究的各路力量——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民俗学的、民族学的、经济学的、政治学的、法学的，等等研究宗教的力量，逐步组成了中国宗教学界“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二是它鲜明地表现出与传统的宗教研究在关注对象和方法上的不同——强调以当代社会和贴近生活的宗教状况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三是它改变了中国宗教学研究中人文进路曾独占鳌头的局面，使社会科学进路旗帜鲜明地加入宗教研究大军。四是它表现出一种视野和胸怀——看得更高，看得更远，看到这个领域的在中国发展的新趋势，使宗教的实证研究纳入科学的体系，并在社会科学的统领之下，强化、深化、细化中国宗教的实证研究。

　　郑筱筠：近年来，“宗教社会学”一词的出现频率较高，研究队伍在不断扩大，西方宗教社会学的理论被不断地介绍到中国，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目前，大家关注最多的是宗教市场论或宗教经济学。

　　魏德东：在现代化条件下，宗教为什么没有衰弱、消亡，反而生机勃勃?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全球宗教学家的难题。20世纪90年代，西方宗教社会学家在历经30多年的艰苦探索之后，终于有了突破，提出了新的理论范式，这就是宗教市场论。其核心人物是美国的罗德尼·斯达克，他认为当代宗教变化的主要根源取决于宗教产品的供给者，而不是消费者。如果宗教市场完全受市场驱动，没有外在管制，必将导致宗教的多元和竞争。在宗教自由竞争的前提下，为了赢得信众，教会必定竭力奉献符合社会需要的宗教产品，最终形成宗教超市。竞争或许会造成具体教会的兴衰，但在总体上必定提高社会的宗教消费水平，促进宗教的繁荣。相反，如果宗教市场由国家垄断，必定产生懒惰的宗教供应商和无效的宗教产品，引发该宗教的衰弱。斯达克得意地说，把经济学的这一基本原则应用在宗教现象上，将会取得极为巨大的解释力。

　　郑筱筠：其实信众不是完全被动的宗教产品的消费者，他们的取向也左右着教会，不然教会也不会千方百计地“赢得信众”，这是个互动的过程。高教授认为宗教社会学正在成为一门“显学”，魏教授则进一步指明理论焦点聚光何处。这都是中国社会学研究领域“聚”的方面，从目前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研究现状来看，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宗教社会学，开始运用介绍进来的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宗教，同时也有很多学者开始反思西方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宗教现象，甚至试图去建构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理论，但当下的中国宗教社会学尚处于一个散点研究的状态——对于西方宗教社会学理论缺乏全面了解，同时自己的理论体系却未建立起来。

　　李向平：对于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是建构适合自己的学科理论。我尝试着提出了关于中国宗教信仰的“关系—信仰模式”，把信仰理解为个人的终极关怀方式，而把宗教视为群体行动而制度化的信仰共享形式。我希望以信仰与宗教之“实践逻辑”的梳理和描述，理解中国宗教信仰者群体行动的制度化环境，建构一种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理论叙述的架构，最终建构出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解读方法。

　　魏德东：市场论是否能够用于对中国宗教的解释呢?显然有困难。宗教市场论的前提是美国式的宗教自由，即政府与教会比较彻底的分离，这与当代中国宗教的背景有所不同。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理论，宗教市场论也受到了批评。

　　卢云峰：事实上，西方宗教社会学一直都在发展，并不断地自我调适，不断探索建立适合自己的学科。我认为宗教市场理论过分关注西方社会的排他性宗教，忽略了对东亚社会中兼容性宗教。不只是宗教市场理论，几乎整个学科都如此，因此有人曾戏称宗教社会学实际上是基督宗教社会学。如果我们用传统宗教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兼容性宗教，那么势必会出现桔淮北而枳的情形，比如宗教委身和改教一直是西方宗教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但在华人社会这两个概念可有可无。又比如，如果我们用教派—教会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宗教组织，那么我们可能会忽略诸如祭祀圈以及庙会、香会等草根的宗教组织，而这些组织在华人远比教派更为常见。我们希望对中国宗教的研究有助于纠正宗教社会学的基督教中心主义，对整个学科的发展有所帮助。

　　李向平：是的，目前中国宗教研究领域其实正被两种对立的理论倾向主宰。一是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对立，现已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感情化，成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一是与此相关的理论和经验的对立，如同把理论和经验截然分开。所以，必须要超越这两种对立，做出有目标的选择和融合，并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宗教社会学新理论。

　　卢云峰：我很同意李老师的提法，世事很少非此即彼。宗教市场理论的中国适用性问题需要反思，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其实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宗教市场理论能产生很好的问题，非常适合构造中层理论，对中国的宗教研究很有启发。我最近的一些研究就试图运用该理论解释华人社会中的宗教现象。李老师提到研究不要感情化，这很有意思，也很到位。理论是用来超越的，而不是用来崇拜的。但超越靠的是扎实的研究，而不是感情用事。宗教市场理论觉得世俗化理论有误，所以就逐个对世俗化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命题进行辩驳，用事实说话。同样，如果我们觉得宗教市场理论站不住脚，那么我们也应该遵循相同的规则，用理论指导的经验研究来与之论辩。

　　高师宁：越来越多的宗教学研究者都已经发现，要解释中国的宗教现象，首当其冲的，是要了解当今中国社会的宗教现象究竟如何，不同地区的宗教状况有何差异等等具体问题。此外，任何解释宗教的理论都必定以宗教事实为基础的，而宗教事实的获取又必须走出书斋进人田野，这也是近年来许多宗教研究者的共识。同时还要求每一个加入宗教社会学或社会科学队伍的研究者，不仅要具有一种更高、更广的情怀，坚持此学科的实证性、科学性，坚持我们自身的学术独立性，而且要有深人了解中国宗教现状，关注中国宗教与中国社会之关联，了解世界宗教新格局对中国宗教影响的意识；不仅要运用前人已经提出的理论，还要敢于用我们自己的研究来证实、反思、质疑、推敲甚至修正那些理论。

　　郑筱筠：各位专家的发言令人深思。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宗教社会学理论体系?如何在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拥有自己的话语权等等，这些问题具有共性，已是远远超出中国宗教社会学的学科建设的“部门”问题，它们对于整个宗教研究领域的发展也是颇具启发性。“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任重道远。再次感谢四位教授，让我们祝愿中国宗教社会科学研究这片“树林”在将来成为茂密的“森林”。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