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佛教的社会参与

　　亚洲佛教的社会参与

　　朗加纳·穆口帕提亚著 苗月译

　　佛教从印度向亚洲各国和欧洲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20世纪佛教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积极致力于构筑和平、人权问题、环境保护、社会开发等各种社会活动。如斯里兰卡的人人平等运动、泰国等东南亚僧侣的社会开发事业、日本佛教的世界和平运动等，类似的社会运动事例不胜枚举。

　　近年，因为佛教徒社会意识的觉醒和积极参与社会的行动，产生了engaged buddhism这一词语，日语译为“佛教的社会参与。。 “佛教的社会参与”是一位名为释广德的越南僧侣提出来的。他当时是为动员僧侣们参与反战活动而提出的。随之，佛教徒及佛教研究者也用这一词语表达由佛教徒开展的社会活动。

　　现在欧美的佛学研究正把佛教的社会参与作为一项重要的课题。有关佛教社会参与的研究并不单纯是对佛教社会活动的介绍，还有对佛教社会行为可能性进行的研讨。本文作者在其著作《日本佛教的社会参与》一书中对“佛教的社会参与。作了如下定义： “‘佛教的社会参与’一词意为佛教徒不只是参与传教、教化等所谓的宗教活动，还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将佛教教义实践化，其活动影响不只限于佛教界，而且影响到一般社会，展示佛教的社会态度。”也就是说，佛教徒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如战争、环境问题、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等是佛教社会参与的方面。

　　一，亚洲“佛教社会参与”的出现

　　亚洲“佛教社会参与”现象是以亚洲各佛教国家的内战、与他国的战争以及现代化所带来的传统社会秩序的破坏等社会的、政治上的困难为背景的。如上面所提到的“佛教社会参与。一词的由来，可以追溯到越南战争时期由僧侣们开展的反战运动。为了申诉越南战争的悲剧，越南僧侣不得不选择烧身自焚这种手段。越南僧侣释广德为了说明自己和师傅及同伴间这种过激的反战运动而使用了“佛教社会参与”一词，这一词最早出现在1963年出版的释广德的著作中，被作为书名使用。

　　目睹越南战争所带来的灾难的释广德要求佛教徒正确判断自己所处形势，积极参与社会。 1964年到1966年间，释广德设立了“互即互人教团”， “互即互人”意味着“相即”，释广德用这一词语阐明所有的相互关系，特别是被害者与加害者的关系及个人的精神和平与世界和平的关系。 ”，作为引导教团参与社会的指导原则制定了14条戒律， 如第4条戒律规定： “不要逃避与痛苦接触或在苦难面前闭上眼睛。不要失去对世界生活中存在的苦难保持觉醒。想办法通过各种途径与那些正在受苦的人接触，包括私人接触、拜访、图片、音讯等。通过这些方法使你自己和他人对世界苦难的现实保持觉醒。”释广德推进非暴力的社会活动，在盼望越南战争终结的同时，为难民设立学校、医院，对孤儿给予社会援助。因为参与反战活动，释广德被越南政府流放，1969年，在他去世的地方——法国设立了“越南统一佛教会”，其后展开国际和平运动，并在世界各国设立禅暝想中心。

　　像释广德这样开展基于非暴力和平运动的僧侣还有柬埔寨的玛哈哥沙纳达法师，他也被称为“柬埔寨的甘地”。玛哈哥沙纳达法师致力于结束柬埔寨长年内战、实现和平，并致力于复兴在波尔布特时代处于被消灭危机状态的佛教。他最知名的和平运动被称为“法的行进” (巴利语的音译)。 “法的行进。运动就是柬埔寨僧侣及在家信众行进在该国不稳定地区活动，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们。这一运动来源于佛陀率领弟子在包含战场在内的处于各种状态的地方进行说法。哥沙纳达的这种和平做法学习借鉴了日本日莲宗妙法寺的创立者藤井日莲。哥沙纳达1953年在印度留学期间结识了与印度独立之父甘地有亲密交往的藤井日莲(藤井日莲是日莲宗僧侣，是宣扬绝对非暴力主义、和平主义的日莲系佛教团体的创立者。1930年到印度见到了甘地，受到其非暴力主义的强烈影响)，拥有了非暴力主义对抗运动与和平行走的智慧，1965年在泰国期间学习了以佛教思想为基础的社会思想。在泰期间，柬埔寨形势恶化，大量的柬埔寨难民涌人泰国境内的难民营。1978年，访问过泰国的一家难民营以后，哥沙纳达开始了在柬埔寨难民中的传教和救援活动，在难民营内建寺院，与此同时在有着众多柬埔寨逃亡者的美国、加拿大等地建立了30多所寺院，井在访问各国将柬埔寨形势告知世界的同时，协助国际团体的人权监督及联合国的和平交涉，积极致力于构建和平活动。于1992年(即在联合国指导下签订和平协定的第二年)哥沙纳达组织了由僧侣、在家信徒及海外志愿者组成的团队，开始了从泰国境内难民营到首都金边的第一次“法的行进”活动。之后每年举行“法的行进。活动，在内战持续的地区进行心灵净化活动。这项活动对安抚饱尝内战创伤的人们的心灵、构筑柬埔寨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哥沙纳达在多种场合表明， “法的行进。活动的理念是“从中立的立场出发以非暴力手段解决纷争”。柬埔寨内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同的主义、党派、政党的冲突，哥沙纳达的“中立立场”看上去是非常取巧的立场，但其理念的根据是佛教的中道立场。哥沙纳达所著一书《微笑的祈祷》中有这样一首诗： “和平从每个人的心中一步一步生起”； “达到和平的道路是中道，超越二元论、对立，也称为心灵的平静”： “中道就在现在这个瞬间、现在这个场所，现在正在举行的活动中”。也就是说，正确的觉知之心才能步人中道，这就是哥沙纳达的主张，他的实现和平的主张。

　　哥沙纳达去世后，这一和平行进活动仍在继续，截止目前， “法的行进”发展为国际范围内各宗教的运动。

　　二、佛教与开发

　　亚洲发展中国家引进西方开发模式推进经济发展，但其经济至上主义的开发使森林遭受过度采伐，环境遭到破坏，加之开发政策欠缺对当地社会构造，文化特征的考虑，造成新的社会弊病(经济差距，过度消费，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低下等)。在这种“自上的。、

　　“开采性的。的开发受到质疑的时候，一些僧侣将目光转向农村开发、环境保护活动这种

　　“自然产生的”， “有持续可能。的开发模式。致力于恢复农村共同体运动，森林保护运动的僧侣被称为“开发僧。或“环境僧。。

　　这种“开发僧。或“环境僧。出现在以泰国为中心的东南亚上座部佛教圈内。开发僧的活动理念是重视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开发，僧侣们在开展农村开发事业及森林保护运动中，不单要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美化环境，更要通过暝想对人们进行“心灵开发。，使人们觉悟。通过这种开发，防止物质主义和环境破坏。对开发僧活动有着深人研究的日本学者樱井义秀说： 。开发僧的发展观是使农民的自尊心得以维护，在自力更生的生活水准上拥有幸福感，放弃资本主义衡量富裕的客观尺度，而学会基于佛法的主观尺度”。

　　开发僧的社会活动主要有应对农村贫困对策、为使其自立而灵活运用农村社会互助传统的生活协同组合、储蓄组合等共济组织的建立等。环境保护运动主要有与环境保护NGO合作，采用自然农法与复合农业，为防止森林采伐举办树木得度仪式。开发僧的活动并不局限在农村开发，也积极致力于都市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如关怀艾滋病患者，为应对传统价值观遭到破坏及道德低下等问题进行道德、伦理教育，在贫民窟开展教育事业、职业训练，应对毒品问题，开设暝想道场对现代人的心灵给予关怀。

　　泰国最知名的佛教活动家和思想家菩塔探

　　(buddhadasa bhikkhu)比丘根据佛教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僧侣社会参与以及在家佛教徒的社会活动提供了伦理根据，赋予泰国佛教改革运动以巨大影响。菩塔探比丘开设了名为“解脱之园。的修行道场，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修行、教理研究及传教。 “解脱之园”的基本态势是回归到佛陀时代，如在“解脱之园”没有本堂，勤行(读经、祈祷)与说法都在大地上进行。为了让普通人了解新尝试，他们利用幻灯片、出版各种图书，开设英语讲座等多种形式吸引人们参加。

　　菩塔探还对佛教教理进行合理主义的解释。对“轮回转生”、 “缘起”、 “功德”进行了新的解释。认为根据原始佛教经典，佛陀本身并没有谈到死后的世界，佛陀的说教没有讲“来世。，只是告诉我们该如何度过今世。否定缘起说最初来自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的说法，认为缘起就是明示人们如何减少因日常发生的事情而产生的苦恼。菩塔探批评在家信徒用给僧侣布施来积德的行为。他认为应消除“圣”与“俗”、 “现世”与“来世”、“僧人”与“俗人”的界限，认为不仅僧侣可能达到涅，在家信徒也可以达到涅，给涅概念以新的解释。针对平常不参加工作的上座部佛教僧侣，菩塔探总是说“劳动是佛法实践”，劳动的时候也可以获得戒、定、慧三学(遵守戒律，通过禅定使心平静下来，获得智慧，是佛教的基本实践)。”’

　　菩塔探社会实践的重点来自他的也就是佛教社会主义的概念。菩塔探认为，资本主义及与之相结合的自由主义性质的民主主义使人们把物质利益的开发优先于心灵的开发的做法妨碍民众自我管理，自我开发。菩塔探认为，人类是得到自然与社会的诸种恩惠才得以生存，所以保护环境是人类社会的义务，只有回馈社会才能达到佛教无我的境界。菩塔探的佛教解释赋予人们的社会义务，社会贡献活动以宗教意味。

　　对于当时社会上不认可僧侣参与社会活动的泰国社会来说，菩塔探的社会思想显得有点过激。但因其思想扎根于泰国宗教文化的基础上，因而为僧侣及在家信众的社会活动提供了伦理根据，为信众的社会参与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学习菩塔探的社会思想，僧侣们集中到解脱之园，学生、具有反体制思想的政治家以及与NGO、NPO有密切关系的新中产阶级也渐渐接受其思想。

　　在泰国的邻国柬埔寨，因波尔布特政权压制而衰落的佛教近年正逐步复兴。僧侣们参与社会开发活动这种社会参与模式成为佛教复兴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柬埔寨，佛教寺院是农村社会的中心，僧侣们也有担负如修桥、筑路、挖掘池塘、森林保护、对寺院附属学校的教师及村里的人们进行生活指导等责任的传统。内战结束后在佛教复兴的过程中，寺院、僧侣的这类传统社会作用也开始复苏。

　　僧侣恒莫尼差达(音译)所代表的佛教开发(bUddhiSm for deVelOpment， 简称BFD)就是柬埔寨佛教开发的典型事例。恒·莫尼差达在越南军队进攻柬埔寨后逃往国内的难民营，在那里曾剃度为僧。之后来到泰国境内的难民营，开设佛教学校，在高棉人佛教研究所开展活动。内战结束后，恒·莫尼差达以西部巴塔邦州(音译)为中心从事开发事业。BFD意识到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希望建立一个重视佛教与柬埔寨传统文化的道德社会。恒莫尼差达认为所谓佛教开发就是让人们了解佛陀的精神，用慈悲与智慧提升人们的生活。认为要复兴柬埔寨，保存高棉人文化与农村开发极为重要，而把握这一关键的人是僧侣。在恒莫尼差达的开发方针中，要把在共同体中居于领导者地位的僧侣作为地区开发的重要人物，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此倾注力量培养僧伽人才，邀请全国各地年轻的僧侣、宗教省，农村开发局召开专题研讨会。BFD的开发事业主要开展了应对农村贫困对策及为提升生活水准用大米银行、动物银行等进行融资的活动，召开与保健卫生相关的讲习会，致力于艾滋病问题，并且通过促进民众参加人权教育、自治体运营等方式谋求柬埔寨社会民主主义化。

　　近年，柬埔寨僧侣的社会开发活动引起世界关注，也得到国际方面的援助。并且，柬埔寨佛教团体与当地及国际NGO保持网络联系，开展更有效果的社会事业。柬埔寨僧侣社会开发在继承佛教社会参与传统的同时发展扩大其活动内容与范围，使得其社会的、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柬埔寨僧侣传统的社会活动。

　　南亚佛教农村开发运动最为知名的是斯里兰卡的人人平等运动。1958年，身为教师的A·T·阿利亚拉托内与其学生一道开始了为贫困农村奉献活动。现在，人人平等运动涉及斯里兰卡15000个乡村，开展保健、教育、农业、福利、地区产业、小规模融资等活动。”，

　　人人平等运动意味着“一切觉醒”，它并不只是应对贫困和进行农村开发，还提出谋求国家觉醒的理念，重视宗教、传统文化以及精神、道德价值，目标是建设基于自立生活模式的社会。人人平等的概念来自甘地的非暴力的和平主义。A·T·；阿利亚拉托内把佛教的慈悲、施舍以及觉醒加入其中，加以佛教的解释。阿利亚拉托内说： “人人平等理念的信奉者，也就是祈祷人人幸福的人们必须接受非暴力、慈爱的精神，所以非暴力是人人平等的基础，这样说并不是说人人平等没有认识到大多数人处于匮乏与悲惨的现代社会结构中。佛陀认为‘欲望’是所有苦恼的原因要加以拒绝，同时清楚地表明不能助长人与人之间的营利欲，奖励无我与获得幸福之路的善行。非暴力不损害人类的尊严、价值，也成为结构改革非常有效的方法。人人平等所尝试的是在为消除我们的社会所存在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政治上的弊端与不公正的活动中引入佛教原理。” 对人人平等运动颇有研究的美国佛教学者、活动家约翰娜·梅西(音译)对于人人乎等运动之所以成为人人觉醒的座右铭有这样的解释：贫困、妨碍经济发展的一个原因是人们的无意识与无力感。为此，人人平等运动的提倡者意欲开发人们的心灵，发挥人们身体、精神以及知性方面的潜力，随之进行社会改革。 (3)

　　三、比丘尼、女性佛教徒的

　　“社会参与”

　　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但实际在佛教内部、僧伽中存在着不平等，特别是男女僧侣的社会、宗教地位不平等。比丘尼不能像比丘那样受戒，甚至受地区文化风俗的影响，比丘尼即使出家也不能得到学习与修习的机会，处于被比丘使唤或作为寺院无偿劳动者的境地。这种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和宗教地位也反映在佛教徒的社会参与方面。近年，在对佛教性别问题的关注持续高涨的过程中，为了改善比丘尼的状况，她们及在家女性信徒做着各种努力。如，在引入藏传佛教传统的印度查谟州拉塔库地区，为了改善比丘尼们的教育及生活状况，1996年身为比丘尼的藏医塞琳·帕鲁嫫设立了拉塔库比丘尼协会。 因为拉塔库地区没有比丘尼院，所以比丘尼即便出家还是和家人住在一起，因此无法接受佛法教育，只能从事家务劳动和田间劳作。丘尼僧协会在拉塔库各地设立尼僧院赋予尼僧们研修佛法、识字、学习西藏传统医学的机会。

　　在一些佛教国家或地区，我们可以看到由台湾僧侣或尼僧积极开展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尼僧的社会参与活动更是格外显著。 “慈济基金会”是由台湾比丘尼证严法师创立的、世界最大的佛教类NGO。证严法师师从将。人间佛教。理念引人台湾佛教界的台湾著名僧人印顺法师(1905年一2005年)，印顺法师主张现世实践佛教。证严法师继承印顺法师佛教行动主义的教理创立社会服务团体“慈济基金会”。“慈济基金会”的社会活动以该会的出家人及在家会员开展积极的志愿者活动、社会活动为特征。该会的主要活动领域为在医疗援助事业方面在台湾岛内设立了综合医院(慈济花莲综合医院)等医疗设施、由“慈济会”开展志愿者活动。并且通过在海外的救援活动不断扩大该会在国际上的医疗援助事业。包括医疗援助事业在内， “慈济基金会。创立了“四大志业八大脚印。事业，开展社会贡献活动。这些“志业。，也就是志愿者事业，它们是：①慈善事业、②医疗事业、③教育事业、④文化事业，⑤国际事业、⑥骨髓捐赠、⑦环境保护、⑧地区志愿者。

　　由比丘尼设立、积极开展社会活动的另一台湾佛教团体有“弘誓学团”。该教团开展了关注女性问题、爱护动物等活动，并设立了“佛教弘誓学院”。

　　四、日本佛教的社会参与

　　——日本佛教的社会活动

　　日本佛教在社会参与方面同样具有悠久传统。

　　行基(668-749年)是奈良时代(710—794年)著名法相宗僧人之一，他所从事的架桥、挖渠、免费住宿以及社会事业，成为后世僧侣的榜样。平安时代(794—1192年)指导挖水渠、为平民教育开设综艺种智院的空海(774-835年，日本真言宗教祖)、开展盲人保护事业的法性，向各国派遣弟子、在传教的同时进行土地开发、土木建设等事业的最澄(767—822年，日本天台宗教祖)等僧侣所开展的慈善事业不胜枚举。镰仓时代(1192—1333年)，在戒律得以重振的同时，睿尊及其弟子忍性尽其所能救助贫民和麻风病患者，特别是忍性建立悲田院、疗病院、麻风病院等医疗设施。明治时代以来佛教的慈善事业越发活跃，大正时代是日本佛教从旧式救济活动向现代的社会事业、社会福祉发展的转折点。近代以来，日本佛教的社会活动包括扶贫、医疗保护、教育感化、司法保护、儿童保护等。在社会福祉领域，日本佛教特别热心致力于儿童福祉。几乎所有的宗派及其麾下的寺院都设立、运营儿童保护设施、保育院等。佛教徒儿童福祉是作为扶贫活动、监狱教诲或医疗保护的一环在进行。明治时代，作为佛教界救恤贫困儿童、育儿事业有由经佛教各宗派努力而开设的“福田会。和“福田会育儿院”。 “福田会育儿院”是以佛教慈善为基础的福田思想而创建的。二战后，把保护因战乱而无家可归的孤儿、流浪儿以及返回家乡的孤儿作为优先考虑的课题，佛教徒们着手建设儿童保护设施(如儿童保护收容所、少年教护院、育儿院、医院等)。目前佛教儿童福祉除保育院(所)外，设立、运营的有知识障碍儿童设施、身体残障儿童设施、育儿收容保护等保护设施。1929年成立的“日本佛教保育协会”目前加盟该会的佛教幼稚园、保育园以及培养机构达千所以上，进行调查研究、佛教保育者的培养、出版和际合作活动。

　　日本宗教团体中妙智会1990年成立。感谢基金会”， 为全世界的少年儿童在人权、生存和发育在教育、医疗等领域进行援助，对难民和受害者提供紧急援助。并于2000年成立了致力于为世界各地孩子提供援助的宗教徒及宗教组织的网络组织一“为了孩子宗教徒网络。(简称GNRC)。

　　在日本佛教的社会参与活动中，和平运动占有重要的位置。战后日本的佛教团体，特别是佛教系新宗教团体积极致力于和平活动，如立正佼成会、妙智会等新宗教团体以宗教间对话作为世界和平实践，在国内设立了“新日本宗教团体联合会” (新宗联)，在国际上积极参与“世界宗教和平大会。、 “国际自由宗教联盟”、 “亚洲宗教和平会议。等的设立，通过这些团体致力于推进各种国际合作活动，海外援助事业、和平运动等。作为日本佛教和平活动的一环，佛教徒，佛教团体所开展的国际志愿者活动也格外活跃，主要参与反对核武器扩散、防止破坏环境，救济难民的志愿者活动等方面。在日本佛教的国际合作中，佛教系新宗教团体的海外援助事业占有重要的位置，活动的内容有宗教合作运动、反战争运动、援助国际开发事业、援助联合国的活动等。如创价学会通过本会国际部门推进教育事业特别是和平教育、文化教育活动、灾害紧急救援事业等国际合作活动。

　　小 结

　　所谓的“佛教社会参与。不是简单由佛教徒开展的社会贡献活动，佛教徒通过社会活动如何将佛教教义贯穿于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佛教徒在直面社会问题的时候通过佛教教义从中寻找解决的办法，用行动进行佛教社会实践活动。佛教所进行的和平运动、慈善事业、环境保护等一切活动的指导原则皆为“慈悲。、 “缘起”、 “菩萨行”等佛教教义。佛教徒不只是要拯救人类的肉身，更要提升人类的精神。

　　“佛教的社会参与”虽然是以亚洲为中心的地域性活动，但同时也具有全球性发展趋势。现在，这一运动与思想的支持者遍布世界，这类佛教运动发展成为多国籍，多文化

　　(有的情况下成为各种宗教)的国际运动。日本佛教的国际志愿者活动。特别是对亚洲发展中国家佛教运动的援助是全球化、国际化中日本佛教社会活动的新拓展。像这种超越国界的倾向是“佛教社会参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因战争、政治迫害等原因，亚洲一些佛教徒逃亡到其他国家，由此扩大了海外特别是欧美各国的佛教运动，并且欧美国家对佛教思想的接纳与社会运动对佛教理念的采用，以及像佛教徒国际联合会这样积极致力于在世界各地社会活动的国际网络组织的设立，是促成“佛教社会参与”国际化的要因。总之，在全球化时代佛教的社会活动逐步超越地域文化的特殊性，正在发展成为宣扬世界和平、人权、环境等普遍性课题的超越同界的运动。

　　《宗教与世界》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