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发展研究论坛

　　佛教发展研究论坛
　　魏德平　周齐等
　　[编者按]：佛教发展的现实问题，无疑足当下人们热切关注和希望深入探讨的问题、2009年10月12日，由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佛教发展研究论坛”第一届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召开，这届论坛的主题是： “佛教发展现实问题研究”，主要讨论在所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著重关注的中国佛教发展的现实问题是什么?我们迫切需要著手研究的重要课题是什么?
　　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李华蓉秘书长、贾维鳌会长助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书记曹中建，副所长金泽，研究员王志远、魏道儒、黄夏年、周齐、纪华传、周广荣、杨健等参加了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系魏德东教授，友促会葛海亭研究员、赵志研究员，河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柏林禅寺方丈明海法师，鞍山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明佛法师，中国佛学院咸毓法师，海藏法师、弘安法师等应邀与会、卓新平所长做了卓有见地的重要发言，与会学者十分积极地参与，不仅见解深刻，更是尽显关怀之情。
　　本刊选登部分学术观点，希望更多的人关注佛教发展的现实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宗教博学高级研修中心主任 王志远：
　　“以人为本”是现阶段佛教健康发展的现实纲领

　　最近作了些思考，或许可以概括为，把佛教的健康发展作为目标，将“以人为本”作为纲领，对佛教的信仰核心理念和清规戒律加以强调，同时启动对多元化、多样化的探讨，针对汉传佛教的传统、佛教财产的所有权以及国家的宗教事务管理制度，提出建议。
　　一、中国佛教走上历史新阶段的思想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了，这六十年是值得庆祝，也是值得思考的，对我们六十岁上下这一代人而言，切身感受到，历史大致分成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後一个阶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特别突出的两个不同的时代特色，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前进的主流是不可能没有时代特色的。
　　至於六十年之後向何处去?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已经指出了方向，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提供了具体的思路。所以我们面临一个大的形势，难道佛教能够脱离这个形势吗?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佛教发展的现实问题，第一，要认清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和这个历史阶段发展的核心特点是什么?我觉得当代有两个显著的特徵，一个是讲“和谐”，另一个就是“以人为本”。虽然我们天天都在讲“和谐”，讲“以人为本”，但是，是不是真正意识到了造就是当下的时代特徵，不要脱离这两个特徵来思考问题，我觉得还是需要提醒的。
　　中国佛教的发展必须注意到这两个特徵，而且这两个特徵要成为我们思考的前提，成为一种平常心态。作为根本理念，现在基本上没有人反对“和谐”和“以人为本”，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有些人不直接说，但是对两个提法都有怀疑和看法。禹什么会出现怀疑和看法?因为只要一联系现实来谈如何贯彻“和谐”，如何“以人为本”，就不太容易了。
　　譬如说我们单就从佛教而言，“以人为本”怎麽去理解?我觉得作为学者还是有很多人在论证这个问题的。就佛教而言，“以人为本”，是有理有据的，在经典上有根据，在现实中有道理。也就是说释迦摩尼初转法轮、演说四谛，无一不是围绕人来立论的。那麽佛教哲学最大的特点也是在缘起论、四谛论、五蕴论、十二因缘论……的基础上，将人生乃至社会状况、自然环境全部归结於人自身，是人自己在决定主观世界的同时，也决定了客观世界。
　　那麽生活在今天的人，按照佛教的说法就是你有福报。你能生在今天，有这么一个环境，是你修来的，你的正报带来了你的依报。生长在什么样的时代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来到一个美好的世界是由於功德福报。正报和依报的关系，解释了佛教对现实中的种种现象产生和存在的理论根源，是围绕著人这个主体来立论的。
　　二、中国佛教能否适应现代社会转型
　　几年来在提出“人本佛教”概念的过程中，和一位僧人有过交流。他从朴素的情感出发，提出“佛教怎么会以人为本?要以佛为本”。我觉得“为本”两个字，起码在这个地方，是表示要以某种对象为关怀的客体，要尊重客体的需求，实现客体的愿景，而不是以某种对象为信仰主体，甚至於把这个主体变成一切思想和行动的依据。所以，这位僧人提到是“以人为本”还是“以佛马本”，不仅仅是一个情感的问题，它所反映出来的，是中国佛教能否适应现代社会转型的大问题。
　　当代中国佛教，不能重新走“把佛变成有求必应之神”的老路。当然，我们一直在主张多元化和多样化，因此，这条老路，对於一些寺院裹的一部分僧人而言，他愿意保留，我们也不主张废黜。这是明清以降的很强势的一个传统，“我就是来祈福的，我就是来烧香的，为我个人来求的，像求神一样来求佛的”，应该给予理解和宽容。可是这并不等於我们认为中国佛教的主体发展将来就应该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我认为没有生机，没有出路。
　　特别是在人文科学日益昌明的新时代，对比当下世界宗教发展的潮流，对比基督教的现实发展，佛教要想再创历史辉煌，就不能完全走老路。我们这些研究佛教的学者往往不知不觉地就站在了希望佛教健康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单纯地理解“以佛为本”，乃至推崇“僧侣至上”，树立对个别根本不够高僧资格的“高僧”的盲目崇拜，反倒会招来多数人的鄙夷和嫌弃。这种笼统模糊的理论往往会造成错误的导向。目前存在的现实状况，就是有这样的僧人，自己剃度了，就觉得超乎常人了，他的这种态度反过来伤害了信众的感情，败坏了佛教形象，会引发一些人反倒不去亲近佛教，使佛教出现边缘化的危险。我认识许多僧侣，包括尊敬的长老、大师，他们其实是平易近人的，以佛弟子自律，并不是要你们都匍匐在他的面前。我注意到许多大和尚，当别人向他礼拜时，他往往让在一边，代佛受礼。这种谦逊虽然只是瞬间小事，却反映了一个人的襟怀，影响是很深远的。
　　简而言之，在佛面前，目前尘世上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尚未觉悟的人，达到顿悟解脱的只是极少数，在成佛之路——成为觉悟者的道路上，只有多知与少知的差别、善解与钝解的差别、先觉与後觉的差别，不存在神与人的差别，也不存在佛与人的差别，因此，必须以人为本，相互善待，给一切寻求觉悟解脱的人以平等心的帮助。高高在上，脱离群众，颐指气使，作威作福的神权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
　　三，佛教“以人为本”的几个层面
　　“以人为本”，对佛教而言，或许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推演。
　　1、对於僧人来说的“以人为本”。
　　首先，我觉得“以人为本”应该尊重僧侣作为人的权利。其次，应该尊重僧侣作为公民的权利。为什么提出这么两个看法?当然也是针对现状。
　　中国佛教的现状，大家都加以肯定，基本是兴旺、发展，比起三十年前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到基层去看，到各处去看，除了一些能引以为骄傲的高僧大德，还有後起之秀，同时也存在着触目惊心的现象。如何去认识这些现象，需要从理论上加以剖析。
　　如果仅仅从某些人个人的行为上解析，结论可以是出现问题是因为具体某个僧人的个人素质不好。如果一种现象比较普遍存在，就要考虑是不是可能有体制的问题，这正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所谓的触目惊心现象，说白了就是不遵守清规戒律而带来的很多问题，抹黑了佛教的传统形象，同样造成了一些有时候甚至是很恶劣的影响。佛教一方面得到很多人的尊崇，另一方面也受到不少人的非议和鄙夷，非议和鄙夷都是这些负面现象所引发的。当有些人特别深入地进入到佛教内部，他们甚至感到失望，失望的原因是期望过高，与现实形成落差。
　　古人讲的很深刻：“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大学》)古人认为，率仁施仁，率暴施暴，从言行一致的角度看，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前者是仁主，後者是暴君，性质定了，大家心中有数。惟独讲仁义而施暴政，老百姓无法接受，因为那是伪君子，最卑鄙。
　　因此，如果你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僧人，非常传统的佛教团体，那麽你就必须严格地遵守制度，遵守这个传统。你标榜什麽，就要做到什麽。这样才能赢得大家的尊重。如果做不到，就会受到非议和鄙夷。
　　在这方面，起码有三件事，即汉传佛教的三大特徵：僧装、素食、独身。僧装基本没什么问题，不管是非常优秀的僧人，还是表现不好的僧人，对穿僧装都没有意见，；因为穿了僧装才能表明身份，人前显贵，这个几乎没有人反对。但是在素食和独身方面就或然出现问题，这也是虔诚信众和一般群众对某些僧人加以指责的一个原因。
　　我是赞成继承传统的，对坚持清规戒律的僧众十分敬重，同时为某些不轨之徒盗用僧名败坏佛门感到愤慨。但是，除此之外，我现在多了一层思考。
　　我们能不能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在某些体制上有没有可能给那些不能坚持素食、独身的“佛教专职人士”一个空间?而这最终造成的效果又是什么?从正面讲，就是传统汉传佛教原本只有一种单一的形式，因为这个单一的形式是一个很好的传统，所以历来是引以为豪的，但是这个“引以为豪”的後面，就不是引以为豪了，反而是引以为耻的东西。因此，应该把与此传统不相符的“引以为耻的东西”分离出去，就是让汉传佛教出现多样性，一部分人是非常传统的，另一部分人可以建立新规矩。我们需要肯定的一个前提是，这“另一部分人”依然是虔诚的佛教徒，只不过他们的所谓“新规矩”在某些方面对传统作了修正。但是“新规矩”公开，可以讲给每一个人听；公平，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所以我想，在坚持传统这个问题上不能采取“堵”的思路和方式，实践证明堵是不可能完全堵住的，不如加以“疏导”。
　　经过实践的检验，到底是传统的佛教受到社会的欢迎?还是新制度的改变形式的佛教受到社会的认可?要给它一定的宽容度，是否能在社会上生存，不能人为设定。
　　其次，关於信仰，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佛教专职人员，作为公民，只要不违法，他信什么和怎么信?应该受到法律保护；而且法规应该大於行规，如果行规触犯法规，行规必须服从法规。所以，如果一种社会组织不能容忍违背其行规的人们继续存在於其组织之内，是否也允许违背其行规的人们另行组建与其同类却不同行规的社会组织，而不应该垄断这类社会组织所处的某个行业?这个话说得似乎过於抽象过於宛转，实际上就是说协会组织不能只容忍与我身份相同的人，要给同类却不同身份的人一席之地。
　　2、对於教会来说的“以人为本”。
　　我在南方边疆省份做国情调研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因为那裹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都有的一个区域，他们有一些新的想法。
　　比如说省佛协，他们觉得叫“省佛教联合会”也许比叫“省佛教协会”更合适。因为如果是一个省出现三个佛教协会，遗三个佛教协会一个是汉传的，一个是藏传的，一个是南传的，三个协会各有自己的会长，这三个协会合在一起可以叫“省佛教联合会”。联合会是三个会长联合执政，就是汉族的、藏族的、傣族的会长，每一届就换一个民族做正会长，这样一方面是在民族上感到平等，另一方面是在佛教传承上感到平等。因为他们那裹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以前三家虽然合在一起，但是当讨论藏传(或汉传或南传)问题的时候，其他两派就只能去睡觉，既不能参与，又没有兴趣。所以他们觉得实际上也是分三块，还不如自己管自己的；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些共同的事，譬如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为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等等，因此需要建立联合会来共同面对。
　　造就给我一个启发，如果从现实问题考虑，如果要促进中国佛教能够有一个更健康、更蓬勃的发展，那就不能仅仅有一个单一的组织，而是要像基督教一样，建立各种各样的团体。比如说既然有基督教青年会，还有基督教女青年会，那中国佛教为什麽不可以有佛教青年会、佛教女青年会、佛教僧侣青年会、佛教居士会……?最高的组织可以称为“中国佛教联合会”。联合会裹面既包括非常传统的僧人组织，也包括一些新形式的僧人组织，甚至於佛教女青年或者佛教尼众的组织，还可以有一些居土的组织。
　　这些组织共同组成了一个中国佛教的联合会，这个联合会有它的一个好处，就是促使中国佛教以各种各样的群体，依据自己的特点和能力，适应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需要来发展，也可以更加健康，也避免了某些个别人在特定的时刻独自为大的局面。
　　中国佛教协会最初建立的时候，裹面有很多的居士，有很多地位很高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参与。但是趟朴初会长去世以後，中国佛教协会从会长、副会长几乎全都变成了僧人。这样对佛教、对僧人反而不利。
　　所以“以人为本”只是一方面，不能忘记第二个时代特征：“和谐”。和谐就是和而不同，而不是说大家都一个声音。完全都一个声音就不叫做和谐了，这个和谐是要谐声共振。多元化和多样化，都是为了达到一种真正的和谐。
　　3、佛教教育也要“以人为本”。
　　建设最传统最正宗的僧团，就是要培养出色的僧伽人才。佛教的组织内部建立了初、中、高三级佛学院，全国有数十家，这是和世俗的初、中、高(大学)相对应的，中国佛学院裹面还开设一些研究生部，数十年来培育了许多出色的人才，大多成为今日佛教的顶梁柱。但是问题也很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如何既保持传统，又适应现代。由於师资匮乏，教材零乱，目标模糊，因此一般说来，教学质量、社会威望还不足以与社会所办的教育机构比肩。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对“宗教与教育分离”的政策理解片面。宗教与教育分离，政教分离，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普遍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要取消宗教专职人士作为公民教育的权利。虽然宗教信仰不同，身份不同，或许教学的内容也有所不同，但是不能不让他享受正常受教育权利。二是佛教社会团体对社会参与办学是否会造成信仰淡化，有所顾虑，采取消极态度。三是历史的和视野的局限，无论是在家的一方，还是出家的一方，中国的教育界对现代的佛教大学都缺乏认真的探讨和大胆的实践。
　　因此，建议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和佛教的社会团体应该联合考察一下欧美和日本、韩国等各国联合宗教团体办学的案例，结合中国的现实，创办由国家行政部门承认并管理、由佛教团体出资兴办的现代中国佛教大学。
　　现在的中国佛学院、中国佛学院教育学院等等，已经投资很大，可以作为中国佛教大学起步的物质基础，但是其整体机制要和社会发展协调，成为“普世教化”的范例。
　　日本有很多的佛教大学，使人感受很深，这些佛教大学在社会上的威望是非常高的，包括爱知大学等等。他们办学是为社会服务的，所以招收的学生，无论僧俗，信仰与否不受限制，但是身在其中，会明显地感受到佛教的优良文化传统是这种大学的基调；其中一部分优秀的毕业生，不仅是出色的俗世人才，更是能够承担弘法重任的法门龙象。未来僧人能不能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办好佛教大学将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点。
　　4、制度和法规的“以人为本”。
　　当代佛教的理论体系必须得到充实，可以说目前佛教自身发展的理论研究严重匮乏，缺少可以产生推动力的新观点。这也是我对“人间佛教”理论的看法。因此我一直在谈：这个理论除了“人间佛教”四个字很吸引人，具体的内容是经不住推敲的。所以在此之前，我们提出来“人本佛教”，虽然文章是我写的，实际上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提出来，抛砖引玉。现实的问题如果缺乏一种理论的指导，最终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理论的指导，必须落实於制度和法规，否则便是空谈。
　　譬如，要关心一辈辈僧人的成长，应该完善僧人的资格认定管理制度。这种认定古已有之，唐玄奘的“三藏法师”，并不是自封的。佛教内部的评定，最终还是要让社会了解和认知。并非只要剃度了、光头了就一样了，大家都是僧人，僧人和僧人没有区别；而是要普及一种常识：僧人的资格是有差等的。这样才能鼓励僧人在佛教内部的上进，同时也提升佛教僧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以教内认可的真实资质得到社会尊重。
　　北京师范大学有一位老教授何兹全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关於僧人私有财产的概念。他认为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不如把它拿到桌面上来。由於时代的变迁，现在也许已经无法完全执行原始佛教的戒律所规定的僧人“不蓄金银财宝戒”，有些僧人持有一定数额的货币甚至私产，已经成为客观事实。目前应该认真研究僧人的经济来源，怎麽界定其性质，怎麽保护其合理合法的成分，同时限制其不合理不合法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也许是一项“安心工程”，既安僧人的心，也安信众的心，更安关注此事的舆论的心。
　　中国佛教界的资产性质是很特殊的，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叫社会所有制，但是具体理解非常不同。应该尝试有一部新的法规对佛教资产性质加以明确界定，否则将从内部出现蛀虫恣意腐蚀，或者是从外部出现伸手进行宰割。
　　有些人认为，现在佛教成了富人的佛教，其实使人信佛而富的佛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要变成一个因富而腐败的佛教，所以当年释迦摩尼讲“要警惕狮子身上的虫”，现在如何针对这些来自教内外的“虫”去解决问题，就不仅仅是佛教内部的戒律所能掌控的，而是应该有一部法规。既然何教授作为一个学者在将近八十年前就提出了这方面的研究，当下我们就应该动员更强大的学术力量来协助佛教做好这方面的事情。

　　河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柏林禅寺方丈 明海法师：
　　应坚持出家人宗教神圣性的象征意义；
　　重视调整寺院功能错位问题

　　我们通常讲到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就是讲儒释道三教，不管是中国文化的历史上，还是就现实来说，佛教信仰、佛教文化资源对中国人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佛教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很具影响力的一个构成部分。
　　因而，我们现在讨论到佛教的现实问题，谈论佛教遇到的诸多现实挑战的时候，在我们思考佛教发展的方向和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时候，关注的不应该仅仅是佛教本身，佛教不仅仅是佛教徒的，不仅仅是僧团的，它同时是社会大众的，它具有社会陆，它是我们国家重要的文化遗产，重要的文化资源。这个遗产和资源，不管是不是佛教徒都有责任来保护它，让它更好的发展。
　　在今天的现实社会中，佛教的发展其实很困难，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这不仅是佛教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将成为社会的问题，社会的损失。我也正是这么来理解今天这个研讨会的召开，学者、政府与各界佛教徒一起来讨论佛教发展的现实问题，我本人非常感动。
　　讲两点。其一是世俗化与神圣性问题。刚才王志速老师就讲到这两个问题，这也是我自己一直在思考和关注的问题。我本人是在管理寺院的第一绫，每天都接触很多具体问题。王老师讲的僧团的世俗化问题，就是我一直思考和面对的问题，但是我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现在有一些和尚不守戒，但是他享受身披袈裟给他带来的种种权利，而这种权利远速超出普通人通过劳动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得到的。我个人觉得，僧团的建设还是要坚持汉传佛教的传统。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很多，概括来看主要有：出家人的社会功能、社会价值、社会角色，僧团给社会提供的价值与功能，我们要把它制度化，甚至上升到法规或者准立法的程度。
　　僧团是应该更多坚持宗教神圣性呢?还是在有些方面可以世俗化?这个问题我同意王老师的见解，要建立自身的行业自治组织，因为现在的佛教组织难以起到这种作用。所有在僧团中发生的问题，由一种类似行业自治的主体来解决，这是在自身建设、自我管理的一个重要层面。但是另一方面僧团有社会责任，有社会价值，社会对僧团也应该有要求。我们的僧团应有怎样的质量，应有怎样的自我要求，是首先应考虑的，然後是发挥相应的社会作用，同时也会享受相应的权利。这一点应该上升到制度层面，应该有透明、公开不留太多死角的具体制度要求。
　　即如现在我们在寺院里面所感受的，出家人要有不一样的制度要求，别人吃肉、你和尚要吃素，世俗人结婚、你和尚要独身。现实社会生活中是需要这样一些坚持不一样生活制度的人，也许他不用讲什么大道理，但是他的行为榜样就能提供给大众一个崇敬和礼拜的符号，对於社会的稳定，对於人们信仰需求的满足，这些方面是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的。
　　这也是出家人很重要的一个社会责任，实际上就是一种神圣性的象征。所以，做出家人的话，你要明白，你要牺牲很多世俗的东西。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我们知道藏传佛教的活佛，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一般的儿童的自由，玩耍，还有父母的亲情都不能享受了，这些世俗的东西都牺牲掉了，从小就在很枯燥的学习环境和训练环境中。那么结果是什么?就是很多人都很崇敬他，很多人礼拜他，供养他。但是他的世俗牺牲的成本很大。普通出家人其实也应这样，出家人作为信仰的符号、神圣的符号，当他发挥这种社会功能的时候，事实上他也应是有成本的。但是现在问题是，你享受了权利，有一些人没有付出任何成本，只是靠著佛教信仰的历史资源。这样就是在侵蚀佛教的资源。出家人是一个神圣的符号，应该给人们这种信心，这是不可轻视的问题。
　　第二，世俗社会对於僧人的要求是希望僧人能够答疑解惑、能够有很高深的学问、有很高超的智慧，等等。即使把僧人群体放在社会的角度来看，的确有这样的社会责任、社会价值。因此，一方面要进一步重视提高僧人的素质教育，一方面也还要加强对寺僧社会功能错位问题的重视。
　　现在政府认可的佛教的载体就是佛教的活动场所，不管你是佛寺还是念佛堂，在法律法规上叫佛教活动场所，绝大多数都是佛教寺院。在这样政府认可的佛教的主要场所载体，现在普遍存在功能的错位，功能错位应该说与我们的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有关，佛教自身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要求佛教寺院的功能是什麽?正常来讲，是发挥他的信仰功能的作用，可以普度人心，信众到寺院烧香，乃至进一步跟师父交谈请教，解疑答惑，他们就可以解决很多现实心理问题，这就是最基本的为和谐社会做贡献。
　　这里之所以讲寺院功能严重错位，主要的意思就是，在过去的近三十年来都是强调以经济建设马中心，全国上下围绕这样的口号行事，寺院裹也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很多寺院的功能变成了旅游，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等，使寺院功能严重错位。所以造成目前佛教表面的繁荣，寺院很多，但是僧人很少，社会大众真正的宗教需要不能得到满足，这就是寺院功能严重错位的一个方面。
　　我在管理寺院的过程中，经济问题也是突出的问题，但我们柏林寺不卖门票，尽量地不让寺院裹有商业的氛围，商业应该不是寺院的主业。但是，现在很容易随著经济的大潮跑，坚持佛教主业反而是非常难的，坚持信仰本位真的是很难。当然佛教界也有很多寺院是坚守住了，他们都是在山里面，不在旅游区裹的可能容易一点，但只要在城市裹面在旅游区裹面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这个问题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和具体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主编 黄夏年：
　　开於佛教的“世俗化”问题——以少林寺为例
　　有学者讲到少林寺的现实问题，我也有同感。关於少林寺争议很多，特别是在世俗化问题上，关於少林寺的大多数是负面报导。如何看待少林寺，就是佛教发展的一个现实问题。
　　我自己不赞同佛教世俗化的看法。我的理由是，佛教从来就没有什麽世俗与非世俗之分，因为佛教一直都在走与时俱进的道路，始终要与社会相适应。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少林寺无非是在走与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上步子迈得大了点，所以对其具体做法会有不同的理解，这是正常的。具体说，就是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尝试而已。所以，我提出“理解少林”，四月份在少林寺参加少林问禅论坛时提了出来，并以一些历代从事寺院经济的例子作为论据。
　　比如在佛教传人之後，到了南朝时佛教界里有“无尽藏”与“长生库”之类的做法，到了宋代以後长生库的运作已经非常成熟了。长生库的作用，用现在的术语讲，就是集资，然後放贷，再收利息，再用所得的利息来做慈善的活动。由现在金融界的做法来看，这个长生库类似於现在的基金、股票，应该说古代佛教界所运用的长生库做法，就是现代金融界的资金管理与运作方式的先驱，而这在一千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就已经运用了，从文献上来看，似乎还可得到当时人的认可，那麽，是不是那时佛教就世俗化了呢?或者说那时就违背了佛教的戒律呢?可是我们从现在的古籍中没有看到当时有人对这种做法有批评的言论，或者说反对这种做法，这么说来，古人也许是认可这种做法的。当时批评佛教，主要是说寺院太有钱了，或者是寺院裹的一些僧人道德上有问题，比如在男女关系方面做得过分一些。当然作为外来的佛教，更多的批评是说佛教是夷人或胡人的宗教，不是汉人的宗教，所以他的礼制不符合中国传统，有悖於中国的传统儒家的孝道思想。
　　既然古人就有佛教经济一说，那麽现在佛教界做经济活动就是历史的延续了。但是我参会回京以後，在网上看了一下，议论是不少的，特别是对我说的“理解少林”有很多人都不赞同。大家不赞同我也是理解的，但是佛教史上的确有这样做法的，现在少林寺只不过是在这种做法上予以延深而已，至少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正常的历史延续，所以我才提出“理解少林”的问题。
　　我还特意谈到，佛教发展寺院经济的必要性，比如，在少林寺我们坐在宽敞的禅堂里坐而论道，如果没有丰厚的寺院经济，少林寺怎能建造这麽庞大的禅堂呢?再放远看，近年来，中国佛教界在慈善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贡献，仅“5·12”大地震，佛教界的捐款就不少於三个亿，如果寺院不去发展经济，这麽多钱从哪里去筹呢?可见寺院经济发展，才能让寺院做更多的善事，换一句话说，佛教才能有自我发展的可能。我们常说宗教界要形成自我造血的功能，如果一味地只去接受外来的施舍与香火钱，是没有办法把佛教事业做大的，那麽佛教也不可能去为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所以佛教寺院经济是必要的。我很赞成星云法师的话，他主张佛教要发展经济，但是发展经济的目的是看你取得财富之後怎样去用，如果用在自己的享受或不正当的用途，那麽你是造了恶业，是应该受到批评和惩罚的，但是你如果用在了正当的方面，比方说慈善和解人于苦的方面，那麽这种做法是做了善业，是应该得到表扬的。所以，发展寺院经济本来不应该成问题的，但是现在却似乎成了一个问题，这就非常蹊跷了，对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是要从教育人手，要大家知道佛教经济是怎麽回事，不能只看到佛教界有了钱就认为变坏了，实际上我接触的僧人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有正见的，他们都拥有一颗慈悲心，努力为社会做贡献，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少林寺的问题之所以成为现在佛教界和社会上很突出的现象，我自己认为，这与少林寺的知名度有关系，永信法师始终想让少林寺的事业做大，於是他用了佛教界不常用的方式，而这些方式则是世俗社会常用的方式，所以引起了争议。寺院经济的事情，是一般人忌讳谈的事情，但是永信法师把他做在了表面上，於是受到诟议。这些似乎看上去不正常的事情，只是我们从哪个角度看而已，从西方学者的眼光和理论上看，这是世俗化，缺少神圣化，我们现在受到西方思想影响太大了，於是老是将神圣化与世俗化对立起来，其实两者应该是统一的，从来不能割裂开来。现在我们不是讲与时俱进吗，这是中国文化与中国佛教的品格，既然如此，我们为什麽就不能从与时俱进的角度来看呢?特别是中国佛教现在正在处於发展的时期，既要发展就要做大，要做大就需要有经济支撑，那麽寺院经济的发展也在议题之中的，所以没有必要老是纠缠这个问题，我认为关键还是看钱用在哪里，这就是佛教讲的发心是什麽，如果发心对了，是为了大众与众生，造就应该肯定，应该理解。
　　从中国佛教的历史来看，政教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在过去，而且到现在仍然如此，可以说在任何时候都是这样的，这里面所贯穿的，是作为佛教，具体地说，就是听从政府，为国服务就是爱国，然後再是爱教，佛教不可能脱离这个模式。所以我们现在考虑各种问题是在这个框架下来进行调整的，用“十七大”的话讲就是要为经济社会服务，佛教界能怎麽来服务这个经济社会，说具体一点，就是除了为旅游经济服务之外，还有就是在文化方面作出贡献。传统文化的，就是儒释道三教，现在也有人提出了包含各个民族的宗教，也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但是不管是什么文化，肯定是离不开佛教文化了。
　　佛教在中国人生活当中很重要。有的学者说，儒家的影响更大，恢复传统文化就是恢复儒家文化，因为儒家文化一直在中国社会里面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我们的传统道德的建构与人际关系和家庭伦理都是儒家文化的具体体现。我不否认这一点，也非常赞成复兴儒家文化。但是现在恢复儒家文化也比较困难，因为文化是需要有载体的，儒家没有儒生，也没有祠堂，也就没有载体了，所以要恢复或复兴儒教，就要有平台或载体。当前我们社会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很深，儒家要重新建造自己的平台，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现在一些地方举办的文化节，恢复了祭天祭孔的大典，这些看似是在恢复文化，搭建平台，但是更多的是为旅游经济服务，节日过去了，这些活动就不再有延续性了，殊不知文化的建设是一顼长期工程，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就是在不断地宣传与官方的扶持下而最终融人到人民血液里面。现在你没有这样做了，只是在每年固定的时间里做一做摆设，要谈恢复谈何容易?反而是你逼著自己萎缩了。而佛教则不一样，因为佛教的基础没有毁灭，佛教的傅承人和寺院仍然存在，也就是说，佛教的平台仍然还在搭著，有了这个平台，就可以唱戏，而且传统宗教裏面佛教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缺他不可，所以要把佛教的事业做大，这是有可能的，特别是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让佛教里面好的那一部分思想与社会道德相结合，还是有可能的，也就是佛教可以做得更大，在社会上发挥自己的最大影响。
　　现在中国是鼓励宗教界为经济社会服务，而且实行的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这个形势下来判断佛教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佛教商业化都是与政府需求有关的，并不是庙裹想去发展寺院经济，我想任何一个寺庙都不会同意的，重要的是政策已经鼓励宗教界人士要为经济社会做贡献，宗教界是在响应政策的号召，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因此有了合法性而已。如果我们在这个思路下再去理顺宗教发展的绫索，对当前宗教发展的判断就会有了理性认识。
　　有人认为大陆的佛教现在还是不行的，参照的是民国，那时中国就有五万余所寺院，但现在整个大陆不过几千所寺院而已。僧人，民国期间曾经有八十万和四十万之说，但是现在没有那麽多人了。如果仅从数字上判断，这个认识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就远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我认为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现在大陆佛教应该是最好的局面。我们翻翻历史就知道了，有哪个朝代、哪个社会会拿出十几个亿打造一个寺院，或者一个圣地?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事情。而且，现在社会拿钱修庙越来越普遍了。如果仅从数字上来做判断，你是不会得出这个结论的。
　　所以，我们要承认，现代意义的寺院与过去的寺院不可同日而语。过去寺院数量多，但是规模小，有的寺院只是一两间民宅而已，而现在的寺院，动辄占地几十亩，面积达百亩或者上千亩的也不是少数，如果要加上土地面积的总数，也许比过去少不了多少，甚至也可能超过过去。从人数上来讲，我们现在僧人的数量可能没有超过过去，但是在质量上看，我们现在的出家人的质量远远超过了过去。以前很多出家人连书都没有念过，有很多人都是在寺庙裹接受教育的，也就是说寺庙培养了出家人的文化素养。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教育普及化，使出家人都是在受到了一定程度教育之後进入寺院的，不是过去一个字不识再到了寺院，这也是与过去根本不同的情况。
　　因此，你要承认了这两种根本不同，就应该承认佛教现在是处於很好的情况，当然现在佛教界里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是在任何时代佛教都存在著这样或那样不足，关键是我们怎样去改变这种不足，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现在仍然不承认佛教有很好的局面，那麽在这个思路下，你去看待中国佛教的不足，然後再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或者说提出一些改革的发展要求，我觉得这不可能帮助佛教发展，反而会害了佛教。
　　这就像有人觉得现在的佛教不好，要回到过去的印度佛教，愿望是好的，但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21世纪了，佛教的发展早就与过去不一样了，我们再强调回到过去的佛教，不仅违背常识，也不会有结果。我们翻开佛教的经典，同样也能看到当时的佛教也存在诸多问题，就是在佛陀生活的时代，也有不少佛弟子向佛请益，询问有关戒律的问题，这说明在佛陀生前，佛教界裹也不断出现各种与戒律有关的问题，所以佛陀一直在解答这方面的问题，不断地完善戒律，在他圆寂时还特意强调了要以戒为师，所谓的“以戒为师”，就是要後人正确对待戒律，不要轻易地去改变戒律的性质。而这个“性质”，就是说在保持佛教原则的前提下，去努力适应社会的发展，拿当前来说，就是佛教一直在强调的道风建设问题。
　　我们讲要整顿佛教，其思路不是要把佛教整顿回去，而是要把佛教的优秀传统继承下来，再用与时俱进的眼光来认真的对待佛教的现实，尽可能在忠於佛陀初衷的基础上，让佛教重新充满阳光，重新焕发出生命力来。如果一味地执著於过去的佛教，那你实际上是犯了大忌，结果可能就是把自己给整顿掉。所以，如何看待现实佛教，首先是一个立场问题，有了正确的立场，才能够契理契机，中国的佛教才在未来有美好愿景，我们才能真正地让佛教焕发出其特有的生命力。

　　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研究所 魏德东：
　　关於当代佛教所面对的商业化挑战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商业化对佛教发展的影响日益显现，改变著中国佛教的面貌，也对中国佛教的未来发展产生著深刻的影响。本文简要讨论当代中国佛教发展的经济背景，目前中国佛教寺庙的四种类型，以及中国佛教面临的商业化挑战。
　　一、佛教复兴与经济腾飞的相遇
　　按照西方传统的宗教社会学理论，在现代宗教的发展过程中有个很重要的命题，叫做世俗化。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宗教止步於工厂的大门之前。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随著现代化的发展，那种宗教与经济合为一体的情况被打破了，现代工厂有现代工厂的逻辑，佛教有佛教的逻辑，世俗化的一个重要的特徵就是在经济活动中把宗教驱赶出去，宗教退出了经济生活。宗教止步於工厂的大门前，大门裹面起支配作用的是经济活动的规律，大门外面宗教才可以发挥作用。
　　最近三十年来中国佛教的发展出现了不同的景象。不同於西方社会的世俗化模式，中国宗教不是止步於工厂的大门之外，而是与经济紧密联姻，这种现象最鲜明地体现在中国佛教当中，现在也慢慢延伸到中国的道教和民间信仰。宗教作为一个经济资源，普遍性纳人商业运作，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同时也是最大的挑战。
　　在人类历史上，中国佛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况，这就是中国宗教的复苏与中国经济的腾飞相遇。中国经济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种影响是世界性。现在东南沿海的经济稍微发展了一下，中国就成了“世界工厂”，其实也就是广东、福建和浙江，再加上江苏，搞了些外贸出口，已经让全世界受不了了。实际上中国还有十多亿人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呢，如果这些人都像广东人一样的话，整个世界的格局就会真的改变了。
　　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恰恰遇到了宗教的复兴，这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经过1949年後三十年的宗教“促退”之後，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人重新从正面理解宗教的价值，恢复宗教应有的社会地位。经济腾飞与宗教复兴於是相撞，激起冲天浪花，其中最大的一朵就是商业化。
　　二、当代中国佛寺的四种类型
　　所谓商业化，是指佛教寺庙运用商业操作的手法，经营佛寺，获取经济利益。从正面说，商业化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但同时也使宗教经受著商业化的空前挑战。就目前的情况看，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已经出现了四种类型的佛寺，不同程度地受到商业化的影响。
　　一是和尚庙，也就是传统佛寺。但就是这种传统的和尚庙，现在也有很多的商业诉求。有些商业活动是可以接受的，如卖点香火、经书等宗教物品，这在西方宗教中也是有的，目的是满足信众的宗教生活的需求：但有些商业操作，脱离了宗教生活的需要，令人难以接受。
　　首先比较棘手的是门票问题。与佛寺相关的门票有两种，一是景区的门票，二是佛寺门票。1992年我第一次去五台山，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山门票了，大概几十块钱。现在这部分的价格已经增长了很多倍，四大佛教名山风景区的门票都是数百元，穷人已经很难去这些地方拜佛了。第二是寺庙自身的门票，1992年五台山的每个小庙也还是要交钱的，当时每个庙大概是5毛钱、2毛钱，现在则已变成了三五块钱。佛寺自身卖门票，在佛理上很难说得通，但如果出於生存需要，象徵性地收一点，大体还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收费很贵。就不妥当了。许多学者和媒体都曾呼吁取消佛寺乃至风景区的门票，至少也要不涨价或逐步降价，但现在的情况是，门票越来越贵，成为信众和大众的经济负担。
　　部分和尚庙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扭曲传统的佛教活动方式，开发新的创收产品。比如说开光，传统开光的对象是佛像或法器，仅仅是宗教目的；现在则发展到对汽车开光，对手机号开光，最後陕西电视台播出广告，高僧给内裤开光。这些开光颠覆了其宗教本意，损害了佛教的声誉。 一些佛寺还发展出卖高香。高香者，表面看就是很高很大的香。少林寺的高香曾引起很大争议，有人说价格上万。我自己去问过，僧人说六七千吧，也不说个准数，给人的感觉是很没有神圣感。前不久由国家旅游局牵头，六部委共同规定烧香不能烧高香。但烧香现在成了社会的问题。有些导游和佛寺串通好，将游客弄去以後，糊裹糊涂地就烧香，最後的价格成千上万；游客带钱不够，佛寺就拿来POSS机，让游客刷卡。这样的结果是把宗教场所弄得铜臭气十足，百姓怨声载道，完全违背了焚香礼佛、净化心灵的本意。
　　有些佛寺甚至将宗教活动的权利也切割出售了。最经典的表现就是和尚庙里卖头香，头钟。大年初一，第一个烧香，第一个敲钟的，收费很贵。有些寺庙甚至发展到拍卖头香、头钟的活动。在北京，最早搞这些的是潭柘寺，作为社会新闻公开发表。後来，一些重要的全国性寺庙如法门寺等也都在卖头香，撞头钟。佛教是主张众生平等的，现在将民众的宗教活动权利以金钱多少为标准予以区分，应该说违背了佛教的基本原则，也有悖於社会的公序良俗。
　　还有一个问题是和尚算命，这也是很普遍的现象。一般来说佛教是不算命的，但目前很多和尚都在佛寺为大众“解惑”，实际上就是算命。导游对游客说，这个屋子有高僧在解惑，你去一下吧。游客一进房门，就算被套住了，没有几百元钱是走不了的。很多游客都感觉被骗了。这种现象目前在很多佛寺都存在。当然真真假假的和尚在佛寺门口算命的就更多了。
　　走进五台山、少林寺这样一些著名的佛教活动场所，给人的感觉是，今天的佛寺已经不再仅仅是宗教活动场所了，也是商业重镇。网络上因此引发的对佛教的批评，汗牛充栋。
　　二是旅游庙。现在个别旅游、园林、文物等部门很喜欢盖庙，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宗教信众。这些部门的意思是什麽?大家都知道。对於地方旅游、园林、文物部门来说，佛教以及民间信仰场所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中国的旅游与全世界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中国旅游的核心可能就是看庙。所谓“上车睡觉，下车看庙”，三十年前就是中国旅游的基本模式，到现在还是这样。当然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国佛教的光荣，佛教成为展示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基地。
　　基於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很多地方旅游、园林、文物部门发展出一种盖庙模式。造就是先划定一个旅游风景区，然後在里面盖一个佛寺或道观，再请和尚和道士人住，再批准为宗教活动场所。这样的旅游庙，经济利益多是旅游、园林、文物部门的，宗教人士成为打工仔。
　　如果说和尚庙的商业经营力量还有限的话，旅游庙的掘金能力则是无限的。放眼全国，或许有一天，要把山河大地也圈起来卖钱。没钱就不能欣赏大自然，当然更不能过宗教生活。山河大地是大自然给人类的恩赐，佛教场所是一代代祖圣先贤累积的文化遗产，人人都有享受的权利。现在将这些都圈起来卖钱，是无法向历史交代的。
　　第三种是老板庙。寺庙有如此好的经济效益，老板当然也喜欢盖庙。我亲身就遇到两起事件，都是老板盖了庙，招聘和尚做方丈，和尚开完光，待不了几天也许就走了。因为这些老板只是利用和尚获得宗教活动的合法性，并不希望和尚在这裹如法如律地修行。老板庙的目的就是牟利，对他来说，之所以盖庙是因为投资一个佛寺比投资一个工厂的效益更好。
　　第四种庙就是百姓庙，也就是老百姓自己盖的庙。因为前面所说的宗教活动场所门票越卖越贵，进入的门槛越来越高，越来越向钱看，老百姓就越来越多地因地制宜，修建属於自己的寺庙。这些寺庙一般没有常住的僧人，而由乡村的佛教居士、退休干部教师或其他有宗教声望的人物负责。这些寺庙根据当地的习俗，或者整天开放，或者初一、十五节假日开放。有些时候，他们也会邀请和尚为其举办法会，甚至邀请宗教学者讲座。他们名目众多，有的则叫老年中心，有的叫文化站，等等，许多不被登记为宗教活动场所，但也在行使宗教场所的职能。
　　依据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宗教活动场所是由政府宗教部门认定的。但上述四种佛教寺庙，只有第一种，也就是和尚庙是符合当前的政策要求的，其他三类实际上都是很模糊的。这一状况表明，有不少的宗教活动场所，还没有被宗教工作部门纳人管理范围。
　　三、中国佛教遇到的商业化挑战
　　基於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中国佛教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挑战。特别对於那些中规中矩的和尚庙来说，甚至遇到了减顶之灾。
　　以河北趟县柏林禅寺为例，和尚庙自己不商业化，但老百姓在使寺庙商业化，最终还是影响了佛寺的形象及管理方式。柏林禅寺恢复於1997年，仅仅是宗教活动场所，不是旅游活动场所，从来都不卖门票，百姓自由出入。但随著寺庙的名气越来越大，外地来的游客香客越来越多，其中蕴含的经济效益逐渐被开发出来。到目前为止，仅仅依附寺庙生存的不正规导游就有300人之多，另外还有卖香的，年销售额达几百万元，成为当地村庄的经济支柱。三年前我在柏林禅寺做调研，跟那些导游走了好几圈，我觉得解说得不错。三年的时间下来，情况就有了很大变化，导游之间互相抢顾客，互相打架，最终发展到2009年春节期间打顾客。柏林禅寺无奈之下关门三个月。除了这些导游、商人以外，柏林禅寺周围还出现了假和尚，冒充柏林禅寺的和尚行骗。柏林禅寺是不算命的，结果在佛寺旁边出现了一位假方丈，专门算命解惑，见面费是一万元。
　　2009年夏天我又到柏林寺调研。与村民聊天时，他们说，柏林寺也不光是和尚的，也是我们村的，也是老百姓的。柏林寺养了当地三百多村民，每年产值好几百万，村民的经济利益已经不能视而不见了。对於柏林寺来说，因为本身是一个强大的商业资源，因此你自己不做商业经营，也一定会有其他人来商业经营。
　　值得注意的是，柏林禅寺的游客呈明显的增长趋势。我到石家庄去做调查，问为什么这么多人去柏林寺，答案是：柏林禅寺已经成为石家庄人首选的旅游场所，“只要来了客人，说咱们出去转转吧?去哪儿啊?去柏林寺转转。”柏林禅寺的方丈明海法师对此非常无奈，他说：“我们使劲不要钱，一切都免费，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结果工作做得越认真，影响越大，来的人越多，村民的经济活动也越活跃，相关的欺诈行为也越多。但这些却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最终不管也不行。”
　　很显然，柏林禅寺正在面临历史性的转折，正由比较纯粹的宗教活动场所，急速转向旅游与宗教活动并行的场所。相应的，柏林禅寺传统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模式，就面临著挑战，需要丰富和扩展，以适应日益发达的旅游活动的需要。如果依然恪守原来的管理寺院的模式，就难以处理目前遇到的问题。
　　实际上柏林禅寺的管理模式也已经在改变。今年初夏开始，地方政府在柏林禅寺的门口成立了一个“柏林广场综合治理办公室”，负责协调柏林禅寺周围的商业秩序。其实，今天中国的大多数有名气的宗教活动场所，都有类似的机构在帮助协调有关事务。如在北京的雍和宫，除了寺院的管理系统外，还有一个“雍和宫管委会”，负责相关的商业买卖、防火、文物保护等事务，而僧人则主要管理宗教事务。就柏林禅寺这一类型的宗教活动场所来说，在具有一定的知名度，香客游客越来越多之後，在体制上，就需要主动寻求对旅游事业的有效管理。这也是中国佛教寺庙的一个普遍性的时代课题。
　　柏林禅寺遇到的挑战还是温和的。在有些地方，和尚庙直接遭受社会邪恶势力的摧残。最极端的例子，某地有个和尚庙，某公司要开发此庙。和尚不同意。突然来了一批打手，令人震惊。
　　换一个视角看，就中国的佛教团体来说，从事商业性的活动古已有之，中国佛教有丰富的应对商业化挑战的经验。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最早的金融机构、当铺，最早的桥梁管理机构，都是佛寺。从这一点上说，佛教中国化除了理论上的发展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原因，我认为就是佛教徒填补了中国社会公共空间的不足。当然，佛教团体介人这些领域，并不是以牟利为目的的，相反是为社会公共生活服务的。在中国传统社会，政府和百姓之间的中间社会，异常薄弱。儒家的宗法制度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有很大的局限性。佛教进人中国之後，和尚们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中间社会的角色，他们负责金融、桥梁管理、驿站、养老院，等等，满足了中国社会的需求。这对今天中国佛教的发展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宗教是社会公益事业的最好载体，这将是中国佛教很重要的一个走向。
　　简而言之，我们身处一个商业化的时代，任何社会活动包括宗教，都要经受商业化的洗礼和考验。佛教主动或被动地进人商业活动，从正面说，为宗教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效的经济保障；但与此同时，佛教与商业的相遇，也是火中取栗，面临被商业化吞噬的危险。这种危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败坏了佛教的社会声誉，使大众感觉佛寺就是谋财骗人之所；二是带坏了佛教团队，使一批僧人走上唯利是图的道路。我所担心的是，当中国宗教迎来发展的春天，各种宗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互竞争共同繁荣之时，中国一些佛教寺院已经提前摔倒在物质财富的诱惑之下。“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不可不慎也!

　　中国佛学院　戒毓法师：
　　关於佛教自身根本宗旨、佛法外化及僧人
　　实际生活问题的思考

　　首先，在佛教发展过程当中，佛教自身宗旨问题，始终是要重点关心的问题。
　　佛教的根本宗旨，是实践解脱的问题，也就是佛教的终极关怀。佛教要关怀的终究还是人生，教人从痛苦当中如何解脱，这是佛教始终不移的宗旨。如果不重视解脱原理，淡化佛教出离世俗的特点，大众疾苦不关怀的话，所谓的佛教世俗化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关怀疾苦、实践究竟解脱之道，是不能丢弃的，是佛教的根本宗旨。
　　第二，佛教的外化问题。佛教真正能带给世人的是什麽东西呢?这是要经常思考的问题。佛教能够给社会提供很多身心健康的资源。尤其是现在的时代，物化倾向严重。但是物质的追求是有限的，精神追求则永无止境。我们可以通过对文化的关心，对艺术的追求，来帮助提升精神追求，在这方面佛教有潜力可挖掘。
　　现代社会面对很多严重问题，让很多人想到到佛教来求解答，就像常说的一句话，“无事不登三实殿”。现在佛教在这方面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有些社会问题，尤其是青少年问题，如何对青少年进行精神与信仰的引导，佛教在这方面的社会教育是远速不够的。我读中学时，当时是把宗教等同迷信的，使得青少年在精神追求方面，没有宗教的途径可以选择。
　　今天上午有教授谈到，现在我国社会有科普、有法普，如何让宗教知识普及化呢?教科书上有了对宗教的解释，但是很不全面，甚至有误导，可以说一般的民众普遍的对於宗教有很多的误解。甚至今天很多大学生，也大都不懂宗教。比如我们这样著和尚装出去，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是什麽身份。
　　我们经常谈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既然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人不知道的话，不但是对佛教的认识缺失，而且是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不到位。
　　第三，佛教自身现实生存问题。常被大家关注的寺庙，可能都是比较有名的，如杭州灵隐寺、河南少林寺、趟县柏林寺、上海玉佛寺等等。著名大寺院寺院经济支撑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还有很多的寺院，没有受到关注。但大家有没有考虑到那些没有名望的寺庙，经济是不太景气的，甚至生存都比较困难。
　　不能获得可保障的正常性的经济收入，也是佛教生存发展的一大障碍。
　　以前民国时寺院还有庙产、中国佛教禅宗有伟大的创举“农禅并重”，印度佛教是托鉢乞食，但今天的中国佛教已经没有庙产，寺院想种地也没有可能了。社会的变革，对佛教生存资源的冲击非常大。佛教如何继续健康生存下去，是值得大家重视的。
　　名山古刹知名度高的寺院，代表不了整个佛教。很多一般寺庙，乡下的寺庙，他们没有经济收入，很多寺庙没有旅游收人，有些寺庙甚至也搞不到香火，那怎麽办?大部分寺庙没有经济支撑，很多出家人生活存在问题，很多出家人过得很清苦。
　　出家人的医疗、养老等问题，大家也很少关注到。不少出家人的医疗、医保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很多出家人自身也面临很多的危机感。出家一辈子到老了没有人供养怎麽办?医保问题，是很多出家人的现实问题，也是佛教发展的现实问题。
　　社会急剧的转型，佛教面临着很多挑战。在经济上、自身建设上的问题，是佛教界大德们要思考解决的，这也是当代大德们的使命。

　　中国佛学院　海藏法师：
　　当今佛教应提倡精英引导下的修学并重的僧团

　　很多人都讲了大传统和小传统的问题，使我获益良多。佛法的目的本来就是修行、解脱。解决的问题就是平时生活中的种种烦恼，以烦恼的“寂灭”为终极目的。当然，我们还不能忽略这样的问题：我们除了要断除烦恼，还要考虑因什麽问题给我们带来烦恼；也就是说我们在解决烦恼的同时，还要解决带来烦恼的这件事情的本身。
　　佛法是建立在个人体证的基础上。烦恼的解脱是个人的体验，核心问题还是个人问题。不可能把这种个人超验的经验扩大规范为社会大众的所共许的价值。所以对於佛教，我个人理解是精英式的教育，以一个有修有证的高僧带领一群以实践修行为主体、或者以研究教义为主体的僧团，那是最理想的僧团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研究佛教、实践佛法的过程中，是不是可以作一个统一性的连贯性的思考呢?
　　佛教讲“六和敬”，即，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和合的意思应该包括两层：一是大众的如法和合共住，创造良好的修学氛围；二是个人身心依律地和合安住，由戒生定，由定发慧，而悟人诸佛之道。
　　那麽，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首先，是个人身心的和合。个人通过闻思佛法(经、律、论三藏十二部)，身心通过止观实践，也就是通常大家所说的“理论指导实践”，而达到烦恼的止息。这是个人的问题，表现在身心的和合上。
　　第二、个人与僧团的和合。这襄面涉及到戒律，以及後来产生的清规。
　　第三、僧团内部的和合，就是管理。这裹同样是涉及到戒律和清规。不过，这裹更注重的是僧团内部的管理问题。比如说，佛法的延续，是以师父、徒弟的相承而实现的。还有，男众和女众的日常学习、交流等等问题。这些必须以条文确定下来，以维系佛法传承和传播的稳定性。
　　第四、僧团与信众的和合。这里讲的信众是指已经皈依并对佛学有一定的见解的在家学佛者。释迦摩尼赋予佛弟子使命是有差别的，出家人有传承和传播佛法的责任，在教信徒则有护持佛法的重任。所以我们现在老讲到的寺院建设，其实真正的经济承担主体是在教信徒，而不是出家人。当然，出家人苦行募捐的作用，是不能否认的。僧团和在家信徒，构成了佛教和传播佛教的主体。传播佛法的对象就是那些潜在的佛教信徒，这是我们发挥佛教济世功能的具体体现。
　　第五、僧团与其他团体乃至国家的和合。这裹僧团概念上已经有所延伸，僧团已经包括了在家众和出家众两部分。在佛教团体与社会其他团体、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等等相互交流中，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佛教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佛教在现代社会发展、兴盛的原因很多，难有标准答案。而且佛教发展的题目太大了，但是微小的重要问题纳入到整体性的考虑和构建当中也是有必要的。

　　中国佛学院　弘安法师：
　　不应片面看待“老板寺庙”等寺庙形式，应注重僧格的提高和弘法的贡献

　　在“文革”之前，佛教界大约自1957年传授了最後一次三坛大戒之後，经历了“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佛教界大约有近二十年的时间没有传三坛大戒，这就是说，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没有举行确认出家人身份的活动。宗教政策恢复之後，佛教界有许多事情要办，但是存在僧人缺少，寺院被破坏等问题，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与支持下，长老们积极培养年轻的僧人，他们与广大信众一起，为寺院的重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改革开放以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在这三十年之中，佛教界逐渐解决了僧人青黄不接的问题，使佛教的今後发展有了保证，佛教现在确实处於难逢的大好时期。
　　1、应正确看待所谓“老板寺院”。现在寺院确实有几种不同的类型，传统气派的大丛林与民间小庙就是两种有巨大差别的寺院，这种差别历史上亦如此。但现在有一种所谓的“老板寺院”，很受大家的关注。提起老板寺院，直觉的印象往往是商业操作，但这种认识有时却是片面的。大家都知道，寺庙可大可小，老板寺院也有大有小，也有许多不同的类型。许多老板也是很有信仰的，他们以前到寺院拜佛，在家设个佛堂；现在是自己建一个寺院，天天都可以在寺院拜佛。不是很好吗?不但自己建寺院，还把僧人请到自己建的寺院里，可以共同研讨佛学，可以说三宝具足了。现在确实有老板把寺院建成之後交与僧人自己管理的。老板当然有许多朋友了，当老板把朋友带到自己建的寺院中来，大家共同领悟佛法，感悟人生，知道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是什么，知道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当然是令人愉快的事情。
　　2、应提高僧格和弘法水平，让“老板寺庙”发挥弘法作用。某市有老板建了座有点儿规模的寺院，交与几位比丘尼师父来管理。过了一段时间，师父们有了分歧，就去找老板解决，结果有两位师父离开了。又过了一段，还有问题，又找老板。老板本来希望由师父们解惑，反倒带来了烦恼。可见，作为出家人，不仅要有因缘福报，自己的人格、僧格、学识能否达到要求，也是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的。不然就不能自利利他，就不能发扬大乘佛教精神。若修行还不够，那就要好好发心住丛林，培养福报，努力修持，也一样是自利利他的大乘佛教精神。
　　3、寺不在大，重在发挥好宗教作用。现在有的地方建寺院，过於急於求成，希望寺院建得越快越好，规模越大越好。寺院作为一种宗教文化载体，首先要发挥它的宗教作用。其作用不仅仅是让人观赏的金碧辉煌的外观，更重要的是要发挥它的社会凝聚力及调控其所涉及的社会关系的作用，即应该把寺院的宗教功能与作用放在首位。不同的寺院，由於历史、地理、经济等诸多原因，情况是不同的。所以，所建的寺院应该与其实际情况相符，不要急於追求建筑的完成，要边建设边发挥寺院的功能与作用更好一些。
　　4、社会各方面应该一起来杜绝假和尚等危害佛教的现象。现在各地仍然有一些假和尚、假尼姑，穿著出家人的衣服，到处化缘，兜售佛像、护身符，街头表演、卖艺等等，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在某一名山，见到这样的一幕，一个人剃著光头，穿著出家人的黄色大褂，穿著皮鞋，叼著烟卷，在那里摆个固定的摊位向游客推销佛教物品。还有，也是在一座名山，在一座小庙的门前，一个人抱著一袋米，见人就说：“庙里的老师太九十多岁了，不容易，买袋米供养吧。”这些不仅仅破坏了佛教的形象，也同时破坏了当地的社会形象。我们都知道佛教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宗教，中国现在又是北传佛教的中心，与佛教有关的个人的公共行为，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佛教的事情，也是与国家、民族的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类似的事情还很多，这些现象具有随机性、长期性、复杂性，因此，解决这些现象，仅仅依靠佛教界自己的宣传是不够的，是解决不了的，相关的负责部门要注意与解决。
　　有一次我们几位出家师父去朝拜某地的祖庭，由某市出发去某县，坐的是汽车，我们一上车，乘务员对我们很客气，主动每人少收5元钱。到站後，我们在一个店铺门前等当地出家师父来接，当我们无意之中说出这位师父的名字之後，店铺老板就走过来问我们是认识某某师父吧，对我们非常恭敬，因为他是在家佛教徒，之前没有搭理我们，是怕我们是假和尚。店铺老板马上打电话给另一饭店老板，说有几位师父过来朝礼祖庭，让他立刻准备素斋。很快饭店老板就接我们到他饭店去了。饭後，饭店老板又联系了去祖庭的车，我们搭著方便车，进入了大山，顺利到达目的地。这例子说明，佛教现在仍然有著深厚的群众基础。当地是一个贫困县，但我对那里却有著深深的敬意，时常想将来若有机缘，会去那里住几年。
　　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古老的佛教确实面临许多问题与挑战，因而，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弘扬正法，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佛教一定能良性地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纪华传：
　　关於当代汉传佛教发展的两大传统的问题

　　从汉传佛教传统看当代佛教，谈佛教发展的现实问题，应该对传统脉络有个清楚的梳理和了解，才会有正确的参照。前几年流行一个口号“今日的台湾佛教，就是未来的大陆佛教”，我不认同此观点。大陆佛教与港、台地区的佛教，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近代以来，至少有两个传统值得重视。一个传统是以禅宗为主体的汉传佛教传统。另外一个是20世纪以来，由太虚大师所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发展形成的传统。这两大传统，不管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对当代中国汉传佛教产生著深远的影响。
　　民国年间，谛闲、圆瑛和印光大师等非常重视维护佛教的传统，与太虚大师一起围绕著新与旧、传统与革新，在思想义理、佛教组织建设、丛林制度等诸多方面，两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时甚至存在著尖锐的矛盾。这场所谓的保守与激进之间的争论，伴随著民国佛教的始终。除这两股思潮外，在居士佛学界，以欧阳竟无为代表的支那内学院派则主张回复到印度佛教唯识学的真义，对中国佛教传统的宗派及其立论的基础如《大乘起信论》等予以激烈的批评。无独有偶，在佛教界，太虚大师的弟子印顺法师则主张从《阿含经》等印度佛教经典中抉择佛陀的本怀。支那内学院和印顺法师虽然其出发点、致思趋向和思想主张有著很大的区别，但是在批评以如来藏思想为基础的中国佛教宗派天台、华严、禅宗、净土和密宗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形成了一股反中国佛教传统的思想倾向。
　　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无疑是这一时期佛教发展的主旋律，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最马重要的一笔精神财富，被学者誉为“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智慧的结晶”，现已成为两岸四地佛教界思想上的共识，甚至不少佛教高僧大德及佛教学者认为人间佛教将成为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主流。人间佛教契机、契理思想的提出，适应社会、人生，为佛教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太虚大师针对明清以来中国佛教过於强调生死解脱，充斥著“死”与“鬼”的低俗迷信倾向的弊端，相继提出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思想，成为影响深远的佛教内部革新运动。太虚的弟子印顺法师从原始佛教淳朴与亲切的人间性出发，阐发了大乘佛教的菩萨利他精神，对人间佛教理论作出新的发展。20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地相隔，然人间佛教思想却不约而同得到进一步的提倡和发展，成为新时期两岸佛教界的最为重要的思想。新中国成立以後，大陆佛教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从80年代初，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趟朴初居士就开始倡导人间佛教。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二次会议正式把人间佛教的思想确立为中国佛教协会的指导方针。现在新一任佛协领导人也都在积极地推动人间佛教在新时期的发展。太虚、印顺的人间佛教思想对1949年以後至今的台湾佛教界有很大影响，无论是慈济功德会的慈善事业、佛光山的积极弘法事业，还是法鼓山的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无不洋溢著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精神。台湾的各个佛教团体，不是单纯停留在人间佛教理论的探讨上，而是进一步把人间佛教付诸实践，甚至推向全世界，使人间佛教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经过中国佛教高僧大德们近八十年来的不懈努力，人间佛教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海峡两岸佛教界的共识，在关怀众生、奉献社会的文化、教育、慈善等实践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近代佛教的这三种思潮中，虚云大师则独树一帜，保持超然的态度。他从未参与到新与旧、保守和激进的斗争中，而是与各派均有密切的往来。虚云曾请两派的高僧大德讲经说法、创办佛学院。同时他也没有与支那内学院所主张的飞楞严经》、《起信论》为伪经伪论”进行过争论，尽管他对《楞严经》等推崇备至。1918年，欧阳竟无与吕潋到云南为支那法学苑筹措经费，虚云还请他们同住圆通寺，并邀欧阳竟无讲《摄大乘论》。所以虚云大师在近代各种势力中是“择善而从”，凡是对佛教有利的，他都能接受。虚云和尚对近代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重兴了云南鷄足山祝圣寺、昆明云栖寺、福建鼓山涌泉禅寺、广东曲江南华禅寺、乳源云门大觉禅寺及云居山真如禅寺六大禅宗祖师道场，修复了大小寺院庵堂八十余座。虚云大师作为禅宗师匠，恢复祖师道场固然出於不忍其衰落，而有饮水思源，知恩报恩之意，但其深层原因则是继承中国佛教的传统，为佛教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虚云和尚传承鼓山曹洞宗法脉，兼嗣临济，中兴云门，匡扶法眼，延续鸿仰，以一身而系五宗法脉，马海内外佛教界所公认的禅宗泰斗。作为禅宗的祖师，虚云十分重视禅宗法脉的传承，注意留意培养堪当大任之僧才。现当今海内外最具影响的长老尊宿如本焕、一诚、净慧、传印、圣一，及已去世的宣化、佛源等均为虚云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成为中国当代佛教的中流砥柱。这是特殊时期的方便之举，意在维系汉传佛教种子，通过付传法卷的形式为後世佛法复兴奠定基础。虚云大师在复兴禅宗祖师道场时，特别注意丛林制度建设，他所留下来的禅宗丛林规矩，是当今佛教中非常宝贵的传统资源。
　　概而言之，虚云在近代各种佛教思潮中，继承中国佛教传统而不拘泥保守，救治现实佛教偏弊而不极端冒进，适应时代发展而又坚持佛法的根本。在当代中国大陆汉传佛教发展中，虽然人间佛教思想依然是整个佛教界发展的主流和思想上的共识，但是改革开放以後从太虚的很多弟子相继去世，其传承後继乏人，人间佛教思想多成为佛教界一个口号或者符号，而缺乏深刻的内涵。在实际僧团中，丛林制度建设、禅宗传法嗣法的风气，似乎沿著虚云老和尚的路子在走，特别是丛林中有影响的尊宿长老多为虚云老和尚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年轻的法门才俊亦多接虚云造一系的法脉，可以说虚云的门下弟子成为了中国佛教的中流砥柱。这一点在中国大陆佛教与港台佛教有著很大的差别，显现出大陆佛教深厚的传统基础。相信随著中国的国运昌盛，佛教的复兴必将指日可待，届时虚云一系的禅宗传统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将会更加显现出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周广荣：
　　以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胸借鉴其他宗教的发展经验

　　针对“佛教发展现实问题研究”，我们不妨可以把视野放得更开阔一些，既考察、借鉴其他宗教的现实问题与经验，同时也从佛教历史上汲取各种有益的给养，给当前佛教的发展开具某些富有启示意义的良方。结合自己的闻见与研究领域，我想就三个问题谈谈个人的感想。
　　一日他山之石。
　　2009年9月22日至10月3日，我曾到安徽当涂县作过一次基督教的调研，在此期间，参加了当涂县基督教堂及其附属堂点的系列宗教活动，采访过基督教牧师、长老与一般信徒，对当涂县基督教的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有个基本的了解。目前，基督教是当涂县的第一大宗教，信徒人数当已超过15000人，且仍以较快的速度在增长。与基督教的勃勃生机相比，当涂历史上曾经兴盛、繁荣过的佛教、道教却了无生气。道教在新中国成立後即停止活动，为数不多的道教徒也改做他行。佛教虽有23处活动场所，僧尼72人，但其发展速度与影响力远不如基督教，比如位於采石矶公园内、始建於东汉兴平元年(194)的广济寺，也仅剩殿宇一座，僧众数人。基督教与佛教形成的兴衰之别颇令人感慨，个中原因不必深究即可以明白，就是基督教目前可以满足当涂民众的信仰需求。所谓“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也可以倒过来讲，就是“只有合理的才能存在”，正是因为基督教可以为当涂民众提供富有成效的宗教生活，它才在那儿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
　　说到当涂基督教富有成效的宗教生活，有几点我的印象颇深：
　　首先，基督教能为其信众提供较为系统、组织性的宗教活动。这一点最为关键。除了每周一次的周日崇拜活动，当涂基督教会还组织信徒举办各种丰富多彩的宗教活动，比如每周四晚的诗班活动，每周六下午的老年识字班、周六晚上的青年团契活动等，其他，如义工培训班、主日学、培灵会等，诸如此类的活动都能为其信徒提供富有组织的宗教生活，使信徒之间的相互联络与沟通颇为方便。信徒之间不分长幼尊卑皆以兄弟姊妹相称，把教会的事务稻为家裹的事务，每个信徒都愿意为“家裹的事”尽心尽力。相比之下，佛教信众的组织性则要涣散得多。中国有些俗语对这种现象描述得颇为贴切，像什麽“无事不登三宝殿”，像什么“临时抱佛脚”，像什么“现求佛现烧香”等，都非常准确地揭示出佛教信众组织的无序与涣散状态。
　　其次，基督教“福音”的传播是积极、主动的，乃至富有创意的。我在当涂调研期间，非常真切地感受到牧师、长老、传道员、普通信徒传播福音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初次见面，他们就给我宣说基督这位真神的伟大，为我祈祷，并让我们跟著他们唱赞美诗。在一个乡镇的教堂里，两位年长的女信徒不厌其烦地为我用地方小调歌唱《圣经》经文，给我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这使我联想到商品的销售方式，在基督教那里，代销、传销、直销(专卖店)等各种销售方式一应俱全，灵活多变，从而使基督教能以颇为快捷的方式传播。相反，佛教则等著信众来烧香，来求佛。不过，在佛教初传汉地时，佛教徒曾经也是积极、主动地布道的。只是到了後来，其锋芒渐失，便以山林佛教为主，退守寺院。近年来，国内不少大都市都在积极弘法，主动参与社会，这一点值得肯定。不过，这种弘法与参与，通常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不少寺院更侧重发展官僚佛教、富人佛教、白领佛教，而对普通大众则不甚关心。上午，听到法师说，他们寺院也在组织僧人到乡村弘法，这是令人欢喜赞叹的举动。
　　再次，基督教有系统的神学思想，其崇拜活动颇为庄严肃穆，能激发起人们崇高的宗教信念，引导人们过一种宗教生活。相比之下，佛教的神学思想颇为庞杂，在一般人看来有些凌乱，令人无所适从，尤其是禅宗把宗教的神圣性消解得不能说是荡然无存，但也所剩无几。动不动就说什麽“乾屎橛”、“柏树子”，这对极少一部分有较好的佛学根基的人是开悟的钥匙，但对绝大部分信徒而言，则是阻止其树立正念，依法修行的绊脚石。
　　其二曰“各领风骚”之说。
　　近代著名基督教学者谢扶雅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预言，即二十世纪中国将是基督教的时代。这个命题的言外之意，是说儒教的时代、道教的时代、佛教的时代都已经是明日黄花，过了这个村，就不会再有这些店了。倘若结合基督教在当前中国广泛传播的情形，谢扶雅的这个预言并非是空穴来风，一厢情愿的憧憬。中国古人对此也有诸多非常形象化、诗意化的描述，诸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春云夏雨秋夜月，唐诗晋字汉文章”等。
　　面对所谓的“基督教时代”的来临，其他宗教又该如何?这就涉及到事物发展观的另一方面，即佛教、道教乃至儒教能否与时俱进，注新酒於旧瓶，推陈出新，现出新的生命力?这里我想以自己最近关注的“印度教”的发展情形为例，来对这一问题作些讨论。
　　“印度教”是一个比较含混的概念，它既可以指印度所有的宗教，也可以指包括吠陀教(Vedism)、婆罗门教(Brahmanis真真)、印度教(Hinduism)在内的印度正统宗教的统称，也可以专指在婆罗门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印度教。吠陀教指雅利安人於公元前2000年前後进人印度河谷後逐步发展起来的以《梨俱》吠陀为中心的宗教，他们适应、改造了此前的印度河谷文明，崇拜种种神化之自然力与祖先、英雄人物等。婆罗门教则是在雅利安人进入恒河河谷，由早期的畜牧业转入农业社会，并出现了种姓制度之後，於公元前十世纪前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宗教，其核心教义即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印度教约形成於公元4世纪，尔後经商羯罗的改革，而逐渐定型，它是以婆罗门教传统为基础，吸收上古以来的印度土著信仰，融合耆那教、佛教等教义，经长期孕育、演化乃成。吠陀教、婆罗门教、印度教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是吠陀崇拜，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它们之间的相互更替，乃是印度古代的宗教家与思想家适应时代的变化与各种思想或文化挑战，而推陈出新的结果。这就如同中国的传统儒学，有孔孟之儒学，有程朱之儒学，还有近现代梁(漱溟)、熊(十力)等人的儒学，孔孟儒学乃其根基，程朱之儒学乃吸收佛学之後的新变，梁熊儒学则又是继程朱儒学之後，吸收现代西方文明而出现的再次新变。
　　因此，面对“基督教时代”的来临，其他各种宗教，佛教也好，道教也好，乃至儒教也好，是否也可以取他山之石，在维持不变的根基时，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呢?但如何实现这种跨越呢?这就涉及到我想说的第三个问题。
　　其三日“人能弘道，道藉人弘”。
　　每一种宗教在面临时序的更替与外道的挑战时，要想使自身的宗教焕发出新的生机，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人，即具有担当意识且具大智慧的宗教家出现。比如刚才我提到的改革婆罗门教的商羯罗，他在面对来自佛教、耆那教等非正统的沙门思潮的挑战时，梳理婆罗门教的旧说，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其他宗教或教派的学说，发展出新的吠檀多哲学，重建吠陀的权威性，确立了印度教(Hinduism)的正统地位。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亦是如此。我们说佛教的最终目的是求解脱，但对中国佛教史上的诸多高僧而言，所谓的解脱并非真的是摆脱生命轮回，永生佛国，而是一种超越世俗的羁绊与束缚之後，达到的一种充盈丰沛的生命状态；它不是世人所想象的那种消极遁世，而是自觉觉他的慈悲情怀，一种“人能弘道，道藉人弘”的担当意识。
　　回到我们这次的主题——“佛教发展现实问题研究”，毋庸置疑，在当前的中国，佛教的发展面临著诸多问题，其中既有时代的挑战，也有来自其他宗教的挑战，如何响应这些挑战，使佛教契时契理的走出新路，焕发出新的光彩，委实需要一批具大智慧、有担当意识的高僧。一句话，佛教在中国的前途如何乃在於佛教内部能否出现真正的高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周齐：
　　在保护和提倡批评精神的前提下大力提倡“扶正论”

　　我只是个做佛教研究的学者，关注书本问题多於关注现实问题。但由书本也可知，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支撑。中国古代社会，即便在主张独尊儒术的情况下，也还是整合出了由儒、释、道三家构成的社会文化结构，而且，一定程度上，社会的稳定性就是因为这个文化结构的稳定性在起作用。其中，佛教就是这个结构中的重要方面。
　　如今，佛教仍然流行，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重视，即如大家反复提到的，因为现今的整体环境是对佛教发展最为有利的时期。
　　历史地看，佛教发展是起伏跌宕的，在大浪淘沙的历史长河中能够遗留下来被後世人称道的历史痕迹是什麽呢?应该说是一个时代佛教的发展水平和高度，是推动了社会、文化等方面进步的具体贡献。
　　鉴於此，对“佛教发展的现实问题研究”，简单谈两点：
　　其一，我们审视今天的佛教发展的现实问题，坚持批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批评关系到树立和维护价值观和评价标准的问题；而且，批评还关系到引导和保障良性发展方向的问题。历史上，“法门陵夷”这个词很早就出现了，而痛心疾首地批评“法门陵夷”现实问题的，也往往是那些关怀佛教发展和注重佛教普度众生作用的高僧大德。一定程度上看，也正是因为有那样一代代注重纠正法门弊病和拨乱反正的人，佛教才一次次地复兴和发展，成为人类历史上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精神文明财富。
　　所以，佛教发展，不应忽视批评，而且应该著重保护批评精神和提倡批评。
　　其二，同时，也不妨审视一下，在正面地积极地推动佛教的进步、文化的进步上，我们具体思考了什麽、具体推动了什麽?我了解情况不多，只能讲一点一般性建议。
　　比如说，今天的佛学水平不大高，比较而言，的确如此。试问，佛教的发展如果没有佛学可不可以呢?肯定是不可以的。但是，佛学不发达是不是佛教就不发展了呢?好像也不尽然，事实上，如今佛教流行得也还蛮广的，而且看起来还是很繁荣的。因而，至少目前看，一时一地佛学的不发达，并不会在根本上动摇佛教，因为有几千年发展历史的佛教其根基很深，佛法雄厚，传播很广。而且典籍的保存和流布也比较好。况且，你这裹不发达，别人那裹会发达。因而，佛教跟世界上其他一些仍然流传至今的古老文明一样，生命力很强，依然熠熠生辉。
　　那麽，现今佛学水平不高到底影响了什麽呢?可以肯定的是，它影响了我们这个时期我们这个区域的佛教发展的水平，影响了我们一些人的历史价值和社会贡献的高低。
　　再比如说，讲人才少、僧才少，这的确是严重的现实问题。但是，试想，如佛教这样经过历史反复选择的宗教，应该会吸引很多有才华的正人君子才对呀，况且社会的人心良知不泯，自然会有人很真诚地信仰佛教或者欣赏佛教裹的精华。或许，也不妨反思一下，僧才少，是不是在鼓励倾向和评价标准方面出了问题呢?是不是评价机制不利於或者埋没甚至扼杀了潜在的僧才呢?
　　所以，按此思路，我在此大力地提倡“扶正论”。
　　既然公认现在是有利佛教发展的最好的时期和最好的环境，而且还有相关宗教的政府机构，那麽，在这样大好的时机，大力地具体地提倡正道，坚持持续地鼓励和扶持积极於正道事业的寺、僧，当为社会之幸。
　　那麽，什麽事就叫正事呢，事实上，对於佛教而言，这是不需要反复讨论的问题，因为佛陀早就教导了，历代先贤也有很多的教诲，历史上也有举不胜举的事实榜样。
　　或许有人会说，社会发展到今天，与时俱进，很多内容都不适用了。那麽，是不是“正”的标准也变了呢?应该说，真理的根本性是不变的，就像佛教讲求的究竟法，是不会因为世事之染而有变一样，变的主要在解释层面和形式层面。对於这样的问题，大家不妨展开讨论，相信，社会自有公道，人们会不断地选择，历史会不断筛选，各种说法也会不断地整合。而这样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扶正的过程，也就是树立正气的过程。
　　其实，现在教内教外有关方面已经做了很多“扶正”的具体工作了，希望有更多具有长远意义的“扶正”建议能够提出并且能够真正切实地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