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与房山石经

　　澶渊之盟与房山石经

　　杨亦武

　　一

　　北京房山西南的隋唐古刹云居寺，是一座巨大的石刻佛教经籍宝库。云居寺刻经始于隋大业年间，历唐辽金元明，长达一千余载。计刻佛经一千一百二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二卷。所刻经版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一石，藏于石经山九洞和寺内的压经塔下。镌刻石经在北齐时已有先例，如山西太原风峪刻有《华严经》、山东泰山石经峪刻有《金刚经》、徂徕山刻有《般若经》，河北武安北响堂山刻有《维摩诘经》、《胜鬘经》等。此后历代也时有所为。但是此类刻经多为一时之举，刻石寥寥，所刻佛经不过一经数经，因而均无多大影响。房山石经延续时间之长，工程之浩大，所刻经石数量之巨、佛教经籍之完备，则冠绝古今，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

　　房山石经巨大的宗教、文化、历史价值难以估量。对此，中外学者论著颇多。国人视房山石经为“国之重宝”，房山石经镌刻、珍藏之地云居寺被誉为“北京的敦煌。”

　　二

　　纵观房山石经，辽代石经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其一，在绵延千载的房山刻经史上，辽代石经起着起废崇兴、承前启后的作用。房山刻经自隋大业开始，到唐未告一段落，进入五代因战乱而止。石晋割让燕云十六州(938)后，辽人统治了云居寺所在的幽州地区，至辽太平七年(1027)，停顿了一个世纪的房山刻经事业在圣宗的支持下得以恢复。此后，世代相袭，从未间断，至明末而终。

　　从隋大业到唐末，房山刻经不过三百年左右时间。如果不是辽人恢复了五代以来中断了的刻经事业，使之延续下来，房山刻经史将缩短约七百年。如此，房山石经也就失去了其时代久远之特色。房山刻经若是作为兴于一朝(隋)、止于两代(唐)的隋唐旧事，那么它将和北齐时代的刻经一样，所留下的不过是供人凭吊的历史陈迹而已。

　　其二，从房山石经的数量上看，辽代石经与唐代石经相伯仲，居主体地位。贮藏石经的石经山九洞，除五号洞(即雷音洞)为隋大业及唐刻石经、六号洞为明刻石经外，其它七洞均贮有辽刻石经。其中一号洞藏经四十九种，多为辽刻，只有唐刻四种、金刻一种。二号洞藏经九十种，唐刻六、七种，金刻一种，辽刻不少于八十二种。三号洞藏经十四种，主要为唐代刻经，辽金刻三种。八号洞藏经六十九种，多为唐刻，辽金刻十二种。九号洞藏经二百二十一种，多为唐后期刻，辽刻五十三种。云居寺压经塔下藏经五百四十九种，均为辽金刻。在云居寺所藏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一石石刻经版中，辽金经版过万，在万余辽金版中，辽代经版在数量上又占绝对优势。可见，在浩如烟海的房山石经中，辽代石经占很大比重。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辽代石经，房山石经就不会有如此庞大的规模。

　　其三，辽代石经促成了房山石经的完整。

　　辽代刻经之初乃是“补缺续新”，即补唐人未终之石经残卷，续唐人未成之四大部经数。

　　《大般若经》是隋唐刻经中最大的一部，长达六百卷，唐人自天宝元年(742)刻造，终唐之世只完成五百二十卷。此五百二十卷中第三十六、六十八、七十三、一百四十七、二百二十三、二百三十八、二百五十四、二百六十四、二百六十七、四百八十六等卷亦岁久残损。辽人先于太平七年(1027)补刻残损经卷，又于重熙十年(1041)补齐五百二十一卷至六百卷刻成全部《大般若经》。如果没了辽人的努力，唐人累代镌刻的《大般若经》终将是一部石经残卷。

　　此后，辽人又续镌《大宝积经》一部，一百二十二卷。至此，四大部经数续完。

　　辽以前的隋唐两代，虽刻了不少石经，其中包括许多大部头经典，如《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大方等大集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大般涅槃经》、《正法念处经》等。但从所刻佛经的内容看，均以经为主，律、论两类则多未顾及。辽代石经则经律论并刻。

　　如辽大安末年(1093—1094)，通理大师主持刻经四十四帙，计经石四千零八十片。其中选刻大乘经三帙，律五帙，大乘论则三十六帙。由是补足前缺，使佛经之大乘经、律、论三藏得以完备。

　　辽代刻经的最后年代是保大元年(1121)。通理弟子善伏完成石经十三帙，一百余卷。

　　有辽一代从太平七年(1027)到保大元年(1121)近一个世纪的刻经，构筑了房山石经的藏经体系，使房山石经成为大乘经、律、论三藏、小乘经、律、论三藏具全的佛教经籍宝库。如果没有辽代刻经，房山石经将是隋唐遗留的体系肢离的零散经籍，那么，房山石经的价值也就逊色多了。

　　其四，辽代石经使《大藏经》善本《契丹藏》得以保存。

　　藏经之刻，始于北宋。开宝四年(971)，北宁在益州(今四川)雕造，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世称《开宝藏》或《蜀藏》，此藏经早已失佚。在《开宝藏》刊刻稍后，北方契丹国(即辽)也编刻一部《大藏经》即《契丹藏》，约始于统和年间(983)，至清宁十年(1064)编成。和《开宝藏》一样，此藏经也早已失传。很久以来，世人对《契丹藏》的面目一无所知，直到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契丹藏》残本十二卷，才了解到《契丹藏》的局部。后经专家将此十二卷《契丹藏》与房山辽刻石经对照，发现其千字文编号、版式、行数、字数完全一样，进一步研究证实，辽代石经是以《契丹藏》为底本的，是《契丹藏》的覆刻。权威界认为，这一发现，不独是佛教史上一件大事，也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足见《契丹藏》在佛教及文化意义上的价值之大。

　　在木刻本失传的情况下，使《契丹藏》得以保存下来，这不能说不是房山石经的一大功绩，而这个功绩应完全归于辽代。

　　关于辽代石经，著名专家周绍良先生曾有精辟论述，他在《房山石经与<契丹藏》》一文中指出；“房山石经之镌刻，固然肇始于隋唐，但继起完成这项艰巨工作的却是辽代。没有这一代人的努力，隋唐时代的创举，仍然不过像响堂山的刻经一样，表现不出它的特色来。”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辽代石经也就没有房山石经。

　　三

　　考幽州史，辽会同元年(五代晋天福三年<38>)晋遣使于辽，献燕云十六州图籍，云居寺所在的幽州地区归辽人统治。辽人恢复云居寺刻经的太平七年(1027)，整整是辽人统治幽州地区的第九十个年头。此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重大事件，这就是“澶渊之盟”。

　　辽统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1004>)，辽圣宗与辽萧太后率辽兵大举攻宋，深入宋境，宋真宗与宰相寇准也?每年输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约为兄弟国。因澶州亦称澶渊郡，史称“澶渊之盟”。辽人正是澶渊之盟(1004)以后(1027)恢复云居寺刻经的。

　　而从石晋割让燕云十六州(938)到澶渊之盟(1004)，辽人统治幽州地区已达半个多世纪。在如此长的时间内，辽人何以未恢复房山石经的雕刻呢?这就需要回顾一下这一时期的历史了。

　　五代晋初(938)，辽人入主幽州后，幽州地区的战乱局面并未因此而结束。相反，由于幽州为辽人所据，幽州地区成了中原政权与辽人争夺之域，辽人或为了确保幽州而南伐，中原政权或为收复幽州而北征，幽州地区干戈屡兴。其中包括辽太宗灭晋(943—946)，中原汉民起义抗辽(947)，周世宗北伐(959)等。五代结束后这种局面更为激烈。北宋建国之初，就把收复燕云十六州列入统一大计，宋太祖特设“封椿库”，贮积金帛，和则作为赎取燕云的贷价，战则作为攻取燕云的兵费。自宋辽对峙形成，幽州局部战事时有发生，而在澶渊之盟以前的宋辽交战中，辽人实处被动不利的局面，宋人曾先后两次大规模进攻幽州。一次是“高梁河之战”，辽乾亨元年(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宋灭北汉后，乘胜移师河北，幽州外围的易涿顺蓟诸州望风迎降。宋太宗亲临指挥攻打幽州城，围城十五日，城几下。另一次则是“雍熙之役”，辽统和四年(宋雍熙三年<986>)，宋以曹彬为统帅分三路北攻燕云，曹彬出雄州，岐沟、涿洲、固安、新城皆克；田重进出飞狐，沿桑干河进攻幽州背后的军都山；潘美、杨继业出雁门进攻云州。

　　宋人的进攻，给幽州以很大威胁。辽统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1004>)辽圣宗与萧太后攻宋的澶渊之盟一役，正是辽人为确保幽州，解除宋患所作的军事努力。

　　因此，在澶渊之盟以前，辽人必须把主要精力用于确保幽州的战事；连年的战乱，使幽州地区民力凋敝；战祸兵劫且直接殃及云居寺。云居寺能“寺不坏于平地，经不坠于东峰”已然不易了，更无力恢复石经的雕刻。

　　据辽应历十五年(965)王正《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记载，辽人于应历年间曾较大规模修复云居寺，其原因是寺院经“风雨之坏”及“兵火之残”。这表明，此前战乱确曾毁及云居寺，并致使云居寺年久失修。修复过程中，重建殿宇超过六十五间，可见战争对云居寺破坏之严重。应历年间云居寺所以得以重修，恰是因为辽太宗灭晋后，幽州地区出现十年(948—958)相对的和平稳定。应历九年(后周显德六年<959>)，周世宗原至沧州指挥后周军北伐幽州。幽州地区战端再起。辽与后周的战事似应当影响云居寺的修复，所以到应历十四年(964)，寺主谦讽使草结工程。翌年，王正撰《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记其事。结果，此碑“顷因兵火，遂至伤缺”。(辽统和二十三年(1005)智光《重镌云居寺碑记》)

　　应历十五年(965)后，幽州地区殃及云居寺的首次战事乃是高梁河之战。是役，宋太宗率兵渡易水、占金台，进幽州城南。云居寺为北宋大军必经之地。兵戎所及，寺院为燹，王正碑“遂至伤缺”。

　　此后的雍熙之役，云居寺亦有被兵迹象。据《大清一统志》记载：“雍熙三年，李继宣战契丹于拒马河上，追至孤山口，契丹引去。”孤山口，地名。在云居寺北。宋将李继宣与辽兵交战的拒马河，当是云居寺西南的南尚乐至张坊一线的拒马河段。李断宣追击辽兵至孤山口，云居寺正当其途。处于交战路途的云居寺，必难幸免。

　　值得一提的是，应历十五年王正《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到统和二十三年(1005)，由其子王教“出俸钱再修”(即重镌)，可见此碑破损之甚、云居寺寺战祸之甚。再修王正碑的统和二十三年(1005)，在澶渊之盟(1004)翌年，此碑则损于澶渊之盟二十五年前(979)的高梁河之战。二十五年不得完一碑之工，何况恢复规模巨大的刻经事业呢?

　　1956年至1958年，在对云居寺石经整理中发现，辽代经版年代最早的是统和十三年(995)刻《般若心经》残片。这足以表明，澶渊之盟以前，辽人确曾企图在云居寺恢复刻经，但没有成功。

　　澶渊之盟以后，辽宋间化干戈为玉帛，百年和好，终辽之世无战事。幽州地区也因此社会太平。《辽史·圣宋本纪》这样载道：太平五年(1025)十二月，圣宗至南京(即幽州城)，“燕民以年谷丰熟，车驾临幸，争以土物来献……至夕，六街灯火如昼，士庶嬉游，上亦微行观之。”事在澶渊之盟以后二十一年、辽人恢复石经雕刻的前两年。

　　辽人从太平七年(1027)到保大元年(1121)的云居寺刻经事业，正是由于澶渊之盟结束了战争，实现了和平，幽州地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结果。如果没有澶渊之盟，辽宋间的战争持续下去，辽人在云居寺恢复刻经是不可能的。因此，没有澶渊之盟也就没有辽代石经。

　　如果说没有辽代石经就没有房山石经，那么没有澶渊之盟也就没有房山石经。

　　注：

　　1、本文主要参考书目：《房山石经之研究》、《辽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等；

　　2、文中涉及石经山九洞排列顺序，依1956年中国佛教协会发掘拓印时编次，各洞藏经情况参见吴梦麟《房山石经述略》。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