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释迦摩尼铜佛像坐像

　　明代释迦摩尼铜佛像坐像

　　作者：王亚庆

　　铜铸佛造像是我国古代造型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类别。铜造像因工艺要求高，加之使用材料的限制，一般形体较小，高大者不多。明代的铜佛像保存至今的较多，但多铸造粗糙，神情呆滞。咸阳博物馆现藏有一件青铜释迦牟尼坐像，形体高大，制作精美，是明代铜铸佛像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咸阳博物馆收藏的这尊释迦摩尼铜坐像，原供奉于咸阳市北十五公里的北杜乡福昌寺内。福昌寺创建于金大定年间，1962年殿毁，佛像移咸阳凤凰台，1964年再移咸阳文庙，即今咸阳博物馆建馆,收藏至今。佛像用黄铜铸成，中空，现呈青黑色。高204厘米，肩宽 96厘米，最宽处146厘米，厚约100厘米，重1吨多。佛双手于腹前作禅定印，结迦趺坐，座佚。头顶右旋式螺发，肉髻呈缓丘状。面庞方圆丰颐，额头较宽，双眉细长，眉间有白毫相，为佛的智慧之眼，双目微闭俯视，双唇微启，两大耳贴面下垂，神情安详。上身内着僧祇支，外着双肩袈裟，肩搭披帛，衣里引出双带于胸前作蝴蝶结下垂。衣领、袖口及膝上饰以缠枝莲花，衣纹转折起伏，自然流畅。胸部坦露较多，正中有一稍凸起的“卐”字符号，为佛的三十二相之一，表示吉祥如意。在佛像的左右肩窝分别阴刻楷书“日”、“月”二字，字径2厘米，字体隽永秀丽。肩部日、月二字象征释迦牟尼佛能够肩担太阳和月亮，以普照大地众生。后背左下部的披巾部阴刻一四角形图案，内有一圆形，圆形内部以小圆点纹为底纹，阳刻楷书“天王”二字，左肋底部同样阴刻一圆形，内錾刻小圆点纹，正中阴刻楷书“天王”二字，此处字体较小。两处“天王”均字体方正，遒劲有力。天王为保护佛法的神，民间用四大天王象征“风、调、雨、顺”，表达了普通民众对生活的美好期望。此造像比例匀称、雕刻精细、造型端庄、厚重敦实，不失为明代汉传造像中的优秀作品。

　　佛教属于偶像崇拜的宗教，寺庙中利于长久保存的金铜造像与泥塑造像互为补充，相辅相成，构成了中国寺庙塑像的大观。早在东汉末年，汉桓帝已于宫中铸黄金浮图以祀，这是中国史册中最早的佛教铸塑作品。至汉献帝，笮融在广陵等地兴修佛寺，“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这里的铜人显然是指佛像而言，说明至迟不晚于东汉末年服务于寺院的铸造佛像已经形成。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寺院造像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隋、唐之后，寺院泥塑造像崛起，迫使金属造像虽然逐步衰落，但仍保持相当的势头。宋、元至明、清时期，寺院金铜造像在北方地区仍存遗风，但就其规模和技艺而言，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趋势。

　　明代继元之后恢复了汉族政权，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商业和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繁荣，尤其是明朝统治者在建国初期就以恢复汉俗为目的，汉族的传统文化得以全面的恢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

　　此外，由于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达，统治阶级对于神祇的需要有所改变，过去在远山僻谷开凿石窟塑造佛像的做法逐渐减少，在城市中建立寺庙则较为盛行。咸阳博物馆现藏的这尊精美的铜铸释迦摩尼坐像原先就供奉于咸阳市北的福昌寺内。明代的汉传佛造像继承了唐宋，特别是盛唐时期饱满丰硕的造型特点，且随着手工工艺的发展，对于表现人物的衣饰更加的工丽细腻，在雕刻技法方面更趋精巧。明早中期的汉传佛教造像，身材比例适中，身躯饱满结实，线条简洁流畅，细部刻画精致。嘉靖以后，特别是万历年间，汉地造像盛极一时，但多头大身长，姿态僵板，无雕塑之美。

　　咸阳博物馆的这尊铜铸释迦摩尼坐像造像，面相丰满端正，表情静穆。衣纹线条雕刻极为细腻、工整、华丽、繁复，工艺水平较高。衣领、袖口等细部且运用了写实的手法，以细密的小圆点纹为底纹，连续的缠枝莲花为主纹，形成一种程式化的图案，层次感强，极富装饰意味，从其造型特点及制作工艺来看，应为明代中期之作。中国的佛教造像，从创始时代起就一直是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云冈北魏大佛，是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写照，明代的佛像实际上也是以宫廷贵族为范本，他们装饰的华丽，自然也就反映到佛像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明代佛像的世俗化。 摄影：刘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