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第五届青年论坛会议综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第五届青年论坛会议综述

　　李林

　　2009年11月10日至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第五届青年论坛”于北京红栌山庄召开。来自所内的4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有22位青年学者在会上做重点发言。

　　在开幕式致辞中，卓新平所长强调，近年来宗教学科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呈现出“群星灿烂”、“群雄争鸣”的格局。与宗教学科发展的总体趋势相一致，世界宗教研究所也涌现出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学者。学术传统需要传承，故多年来我所一直将“扶老携青”列为工作重点。在世宗所走出国内，迈向国际学界的过程中，青年学者应当有所担当，扮演重要角色。卓所长还语重心长的嘱托青年学者，要担当好这一重任，必须做到两点：一是苦练内功，即努力提高自身学术水平、学术素养；二是注重“外功”，即加强学术组织和联系。只有内外结合才能为我所增光添彩。曹中建书记在致辞中对此次青年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对本次青年论坛的组织工作提出了表扬。此外，曹书记还提到，本次青年论坛无论从议程安排，还是提交的文章内容上较之以往都有显著提高。特别提到博士后、访问学者的参与和交流也为此次青年论坛增色不少。

　　本次青年论坛从会议组织上，一改往年按照各研究室研究领域划分场次的惯例，尝试以纵向的研究方法为组织脉络，打破学科各自为政的畛域，按照“历史研究”、“思想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三种研究进路，将此次论坛划分为五节。

　　第一节是“历史研究(上)”共有五位学者发言。李志鸿的发言《大乘正教宗谱初探》以在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最新发现《大乘正教宗谱》为中心，钩沉索隐，厘清了流行于闽、赣边界地区的民间宗教南传罗祖教的道统传承。我所佛教室博士后郑永华的发言题为《清代乾隆年间道教史事考订两则》。他依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原始档案，揭示出清代道教史上影响甚大“天师降级”事件的真相，为考订这两件重要的道教史事提供了切实依据。其意义不仅在于指出《清史稿》记载的不实之处，更可堪纠正国内外学界由此误导而辗转产生的种种争讼与讹误。僧官制度是中国封建统治者管理汉传佛教事务的重要措施，杨健的《清代湖南衡山县的僧官制度》依据原始资料，通过详尽分析湖南衡山县僧官制度的特殊性，证明清代的地方僧官机构虽然是依据行政体制建立起来的，但它们之间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这一结论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对于当代宗教管理政策的制定也具借鉴意义。众所周知，活佛转世是蒙藏地区佛教特有的制度。嘉木扬·凯朝的《浅谈蒙藏佛教活佛转世制度》阐明了活佛转世制度的由来及其在当地宗教生活中的重要影响。目前正在世宗所做访问学者的西藏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布琼首次参加我所青年论坛，他以《隆钦然绛巴与宁玛巴》为题，探讨了藏传佛教高僧隆钦然绛巴在宁玛派传承中的重要地位。这一场五位学者发言的共同之处显而易见。他们都以文献考证为依托，或澄清历史公案，或介绍宗教现象，所引用材料多为档案馆或田野中发现的一手材料，其研究都具有以小见大、以点带面的特点，不仅有新资料，还有新观点，所引申出的理论意义不容忽视。

　　第二节“历史研究(下)”共四人发言。从时间跨度上看，与上一节注重历史问题不同，本节主要关注近现代以来的现实问题；就内容而言，第一节以佛道与民间宗教为主，而本节焦点则集中在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李维建的《乌干达伊斯兰教与土地制度》运用美国学者提出“相互责任”理论解释乌干达的宗教演变史。认为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打破了基于“相互责任”基础上的土地制度，伊斯兰教在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失去了土地，故发展趋于缓慢，而新教、天主教则抓住此机遇，形成了与伊斯兰教形成鼎立之势。晏琼英的《对泛伊斯兰主义的再思考》深入探析了泛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制度化以及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影响。马景《马魁麟与民国穆斯林的出版业》根据文献资料，对马魁麟及其创办的清真书报社进行了个案研究。袁朝晖的《天主教教会与当代社会的调试》援引《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揭示了梵二会议之后，天主教会内部发生的巨大变革，即基督徒视域不应仅仅局限在彼岸世界，更应适应当代社会的变迁。

　　从第三节开始进入了“思想理论研究”的新天地。第三节“思想理论研究(上)”共有四位学者展露风采。郑开的发言题为《论道教世界的形成》，从内视与外视、内神与身神、内景与外景等角度，勾勒出一幅道教世界的全景。戈国龙的《性命双修语境下的“顿渐”问题》解答了道教内丹学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究竟除了渐修的方式，是否能够以顿悟方式实现命双修，从而论证了内丹学传统顿悟顿修丹法之可能。肖雁的《儒学与以“天”“祖”崇拜为核心的中国人宗教信仰系统的发展》围绕中国人核心的宗教观念“天”与“祖”展开，结合文献考证与田野调查所获得的一手资料，论证了儒家文化与生俱来的“二重性”：既有对天命、鬼神和祭祀的肯定，又有对人文理性精神的张扬。这一特点就决定了儒家文化同宗教之间始终保持着适度张力，也从侧面揭示了利玛窦等基督教传教士入华宣教注定以失败告终的深层文化原因。赵法生《孔子人性论的三个向度》力图申明孔子的人性论乃多向度的，而非单向度的。自然性、道德性与超越性的有机统一才构成了孔子完整的人性观，因此孔子的人性论既超越了单纯性善论或者性恶论的局限，并且能客观而全面地反映出人性的本来面目，从而构成儒家各派人性论的共同思想源头。

　　虽然同属“思想理论研究”之路，但与第三节以中国传统儒家、道教为探讨对象不同，第四节“思想理论研究(下)”更多从宗教学理论、西方宗教乃至当代宗教的角度展示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曾传辉在题为《鸦片隐喻的历史文化解读》的发言中对“宗教是鸦片”的隐喻进行了颇具后现代主义风格的解读。通过对“鸦片”一词的词源学考证，他认为令人们将鸦片、毒品和宗教联系起来的秘密就隐藏在“权力”这个词中。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宗教就像19世纪的鸦片一样，是西方与中国、殖民者与反殖民者之间在知识、经济、政治以及人权等领域博弈的工具。李林的发言题为《“理想”与“经验”的龃龉一20世纪比较宗教学与宗教现象学之争》。他通过对当代北美宗教研究领域内的两大流派，即分别以威尔弗雷德·史密斯和米尔恰·伊利亚德为领军人物的比较宗教学与宗教现象学在研究宗旨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深入比较，分析了两者的分歧所在。并由此更进一步，揭示出这两大流派的争论在西方宗教学界所具有的典型意义在于反映了西方宗教研究中由来已久的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冲突。杨华明的《基督教历史观的辩证解读》通过“线与点”、“开端与终结”、“内在与经世”、“时间与空间”等四个要点对基督教历史观进行辩证地解读，揭示出基督教历史观的独特性，即基督教历史观是发生史观、终末史观、三一史观与神秘史观之综合，也是基督教历史观之辩证法的根源所在。刘国鹏的发言题为《“新野蛮主义”——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分析报告》。初窥之下其标题颇有些出人意表，但其所谓“新野蛮主义”其实指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所面对的传统中断和价值失落、迅猛现代化以及经济膨胀等社会问题。而他也承认此“野蛮性”所带来的结果并非全然消

　　极，一方面，它有可能导致价值缺失和秩序失范；而另一方面，也赋予当代中国人积极进取的态势和空前的创造力。黄奎直率地提出《不宜将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称为“信仰”》。他从近来“信仰”一词屡屡见诸媒体的现象出发，认为“信仰”一词成为时尚固然有其必然原因，却不宜“滥用”，特别是不宜将共产主义称为一种“信仰”。这是因为共产主义不同于一般宗教信仰中的“彼岸世界”，而是指一种客观的历史规律与现实远景。

　　本次青年论坛的第五节，也是最后一节是“实证研究”。以往国内学界易于忽视从实证角度对当代中国的现实宗教现象的研究。本次青年论坛将“实证研究”列为历史研究与思想理论研究并列的一大研究类型，反映出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研究重心正在发生调整和转型。郑筱筠的《现代社会中的中国南传佛教》结合近年来的田野调研资料以及思考心得，从信众的信仰意识、佛教的政治作用、佛教寺院经济以及僧团建设等方面入手，探讨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南传佛教中出现的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变化和新特点。陈进国《霞浦明教研究》依据2009年在福建霞浦县田野调查寻获了一批与摩尼教相关的史迹以及林氏宗谱等文献资料，回溯了摩尼教在福建的传播过程及其对当地特有的宗族、佛道与民间信仰的适应与混合，不愧是以往为数不多的摩尼教研究之外的又一新发现。孙艳燕《英国基层基督教会个案研究》根据在英国伯明翰地区基督宗教各主要宗派十家基层教会的实地调研，揭示出不同宗派教牧人员面对英国宗教世俗化挑战所采取的不同立场。王潇楠《北京教会问题反思》以田野调查获取的一手资料为凭，对当代北京教会的发展演变以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思考。唐晓峰《闽、豫、蒙三基督教会对照及研究》以问卷调查数据为主，对福建厦门、河南永城与内蒙赤峰三地基督教会的现状进行了对照与比较。

　　本次青年论坛的一个特点是会议每一节都邀请本所资深学者和青年学者分别担任评议人和主持人，这与以往惯例不同，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会后不少担任评议人的前辈学者坦言，如此跨学科的评议对他们而言的确是一项挑战，但也从中重温青春，获益匪浅。另外，为了鼓励青年学者积极进取、力争上游，本次青年论坛在全部发言结束后，设立评价环节，经全体参会人员不记名投票，评出一、二、三等奖各一名，获奖者分别是陈进国、杨华明、刘国鹏。

　　在会议闭幕式上，几位所领导一致强调，我所学者在今后的研究中，重中之重就是要做好自我定位，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来指导宗教研究工作，按照陈奎元院长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党和国家的思想库智囊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这三项标准来要求自己，以这三个角色进行自我定位，只有如此才能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有所作为、有所贡献。

　　出自: 《世界宗教研究 》 2009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