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利用

　　江苏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利用

　　李玉用

　　摘 要:江苏宗教文化,尤其佛道二教中,蕴含着异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历史悠久且影响深远。建构切实可行的保护、传承和利用体系,既要积极借鉴国外如日韩等国家的成功做法,又要认真总结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利用等方面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宗教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B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10-0035-05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1]非物质文化遗产深深根植于民间,融入老百姓的生产生活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它是确定民族文化特性、激发创造力、增强历史认同感的重要因素;它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人类生活的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它在不同文化相互宽容和相互协调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日本和韩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走在世界前列,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借鉴。日韩两国都利用立法的形式作为保护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为改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乏人的局面,日韩两国通过“国家命名”的方式吸引传承人,并确定其相关的责任和相应的义务。除了保护政策的有效实施外,韩国还积极研究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同现代观光旅游结合起来,在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提升旅游产业的品质的同时,努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可持续”。

　　中国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条约于2003年10月通过,2006年4月正式生效)的签约国,长期以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十分重视,取得了显著成效,并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也正如《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所指出的,“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许多问题,形势严峻,不容乐观”,尤其与走在该领域前列的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就以中国传统佛道二教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言,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亟待探讨和解决。例如,中国佛道文化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如何更好地唤起全社会对中国佛道文化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如何更好地挖掘整理并推进中国佛道文化中更多有价值的东西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如何在当下加强对中国佛道文化中那些容易流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等等。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既关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乃至整个文明成果的继承与发扬,同时,也直接关涉到中国佛道等宗教文化的延续与发展。

　　在我国,宗教文化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与佛、道等五大宗教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外,还包括与民间宗教信仰、少数民族信仰相关的各种内容。[2]从某种程度上说,宗教文化涉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包含的方方面面。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多宗教国家,几千年来,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形成了灿烂的文化,如宗教造像、石窟、建筑、书画、音乐、舞蹈、节俗、仪式,等等。国务院2006年5月批准公布的首批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属于或与宗教文化直接相关的就达23项。第二批和第三批通过的名单中也有不少是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瑰宝,比如道教的道情和佛教的佛乐等。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还在文学艺术、自然地理、医药卫生等社科领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促进中外民间交往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江苏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走在全国前列的省域,同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比较丰厚的文化大省。目前,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等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加之一些地方对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认识等不到位,缺乏行之有效的规划和保护措施,少数地区宗教非物质文化资源遭到不当开发,资源破坏和流失情况比较严重,宗教艺术传承后继乏人,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等工作形势还很严峻。因而,保护、传承与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亟需加强,关于江苏宗教尤其佛道二教文化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利用研究的课题也应适时尽快展开。佛教传入中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道教自诞生至今也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佛道二教在与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习俗的不断碰撞、冲突和融合中,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文化成果,其中,就包括异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宗教历史悠远,包括佛道二教在内的丰富而灿烂的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应得到研究、保护和传承,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进行江苏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研究,一方面可以增强人们对江苏作为文化大省的内涵、底蕴的深刻认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进人们对宗教文化的认识和了解,从而在实践中真正发挥宗教文化在建构文化大省工程中的积极作用。

　　二

　　根据我们的调查和研究,南京宗教文化遗存总的特征大体可概括为“历史悠久”、“遗存丰富”和“影响深远”三个方面。就物质文化遗存而言,佛教遗存远比道教遗存更为完好与丰富;就非物质文化遗存而言,佛道二教遗存的影响力同样十分深远而广泛。

　　历史悠久。据最新版《南京民族宗教志》记载,佛教文化传入南京始于东汉献帝(公元189-220年)末世。孙权建立东吴政权定鼎建业(今南京)之际,佛教南渐。公元222年,精通汉文、梵文等六国语言的西域大月氏人支谦从中原洛阳来到吴地,孙权闻其博学有才,十分器重,拜为博士。支谦就在南京传授佛教,翻译佛经。此可谓南京佛教初传。东吴赤乌十年(公元247年),西天竺沙门康僧会至金陵(今南京)营建茅庵,设立佛像,进行传道。自此之后,南京始有佛寺,此寺初名为建初寺。建初寺的建立开风气之先,自此以后,江东吴地,佛法大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均以今南京为都城,在上述五朝的大力支持和提倡下,南京佛教进入了一个广泛传播和迅速发展的阶段,可谓隆盛。大批西域和天竺名僧前来当时的南京,译经事业空前发达。随后,佛教与中华儒道思想交流争鸣更加突出,促进了佛教义学的蓬勃发展,出现了丰富的著述,并形成各派学说。江南各地大规模建造寺庙,佛教徒众不断增加,南京俨然成为全国佛教的中心。隋唐时期,南京佛教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五代、两宋是南京佛教发展的繁荣时期。明清时期,南京佛教文化仍然比较兴盛。清末以来,南京成为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播、研究中心。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办了金陵刻经处(金陵刻经处业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致力于佛典的搜罗、整理、刻印,是我国第一家融经籍、收藏、雕刻、印刷、流通和研究为一体的佛经出版机构。杨仁山居士还创办近代著名的居士道场,培养了欧阳竞无、太虚等僧俗一流佛教人才。

　　道教最早传入南京的具体时间,有关方志、文献并没有详细记载。根据台湾著名道教学者丁煌的研究,东汉末、东吴孙权主政南京之际,已经有道教神仙信仰的传入,为后来道教在南京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南朝萧梁时期的高道陶弘景,人称“山中宰相”,虽处茅山,然其对南京朝廷的影响却不可小觑。隋唐时期,南京道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受江南上清道和天师道的影响。五代两宋时期是南京道教发展的繁荣时期。明清时期,南京道教文化仍然比较兴盛。清末以来,才呈现出衰颓之势。

　　遗存丰富。南京的佛教寺塔建筑始于三国,南朝达到极盛,“钟山帝里,宝刹相临;都邑名寺,七百余所”。明清时期,南京仍有许多寺庙,据《金陵梵刹志》记载,明代南京有灵谷寺、报恩寺、天界寺3大刹;栖霞寺、鸡鸣寺、静海寺、弘觉寺和能仁寺5座次大刹;清凉寺、瓦官寺等32座中刹以及华严寺等128座小刹。[4]1983年,江苏境内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重点寺院13处,其中,南京有栖霞寺、灵谷寺;省级重点寺院21处,其中,南京有鸡鸣寺。除了上述国家、省重点佛寺外,据调研,现存寺院还有建宁路上的天妃宫观音寺、将军山风景园区里的龙泉禅寺、江宁陶吴镇上的陶吴上国安寺、六合区境内的金光禅寺、浦口区的泰山寺、浦口区的定山寺遗址、溧水县的杨树山宝鼎寺和无想禅寺,以及高淳的花山玉泉寺、汉府街的毗卢寺等。上述寺院遗存都包含异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栖霞的新年钟声、定山的达摩第一道场传说等已经成为彰显南京人文底蕴的城市新名片。

　　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南京现存道观主要有朝天宫(又名冶山道院,但已经无道教活动),下关区的天妃宫以及不久前才被清理出的白下区天后宫。白下区天后宫是南京保存至今的唯一一处清代早期和中期妈祖纪念建筑,据专家介绍,天后宫原为福建会馆,因为福建人多信奉妈祖,所以后来扩建成了纪念妈祖的天后宫。从其遗存的两块石碑中,人们解读了它的身世,原有六进,现只剩两进,不过,最主要的二进大殿保存完整。还有高淳县的高淳关王庙,在高淳县老街中段,至今仍有香火活动。除了上述宫观遗存外,十余种流传在高淳乡间的道教古曲调目前还在一般婚丧嫁娶中普遍使用;1989年于高淳县发现的数百幅明清道教神像,在高淳县文化局的支持下,已结集成《明清道教神像画》出版。道教神像画采用中国传统绘画方法,“画以立意”,图解教义,杰出体现了道教美学思想对传统绘画和美术的渗透,目前,高淳已建立起国内唯一的道教神像展览馆。江苏境内共有“洞天福地”10处,其中,南京市玄武区的钟山(今紫金山)为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之第三十一洞天“朱日太生天”。以上这些构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南京道教文化遗存的重要内容。

　　影响重大。历史上南京是六朝古都、十朝都会,拥有2480余年的建城史和1780多年的佛教文化发展史。“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既是人们对当年佛教文化兴盛的追忆,也是南京以佛教文化隆盛于中国的佐证。从东汉末年佛教东渐江南到清朝末年杨仁山创立金陵刻经处,南京在中国佛教文化的兴衰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丰厚的佛教文化底蕴,众多的佛教文化遗存,以及流淌在南京城市血脉中的佛教精神,见证了南京与佛教的殊胜姻缘。历史上许多高僧大德如康僧会、法显、道生和达摩等都曾在南京翻译佛经、弘扬佛法和革新佛学,尤其竺道生的“一阐提人皆得成佛”,孤明先发,使得佛性论在中土大倡,并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佛学的发展方向。此外,汉传佛教的诸多宗派都与南京有着深厚的渊源,如禅宗初祖曾驻锡定山寺,三论宗和禅宗的牛头宗、法眼宗均创建于南京,智者大师天台宗思想也形成于南京。上述这些不仅在江苏佛教史上,即便在整个中国佛教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就道教而言,南京道教物质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虽远没有佛教丰富,但其影响力一样深远和广泛。譬如,上述提到的高淳道教神像画是中国目前累藏数量最多、保存品种最齐全的道教神像画系列,有着非常高的文物和学术价值。神像画经整理数量达329帧,纸质,分神轴、斗牌两类,绘画风格为工笔彩画,包括了全部二十八星宿(角木蛟、亢金龙等)、十殿阎罗(秦广大王、楚江大王等)的神像,以及三十六天罡中的天勇星、天威星等二十四天罡神像,七十二地煞中地蒸星、地煞星等四十五地煞神像。这批神像画作人物脸部神态刻画细腻,色彩鲜艳,衣冠服饰为宋、明时期风格。绘画内容按照“三清”体系有日月星官、诸天神将、五岳山神、洞天府君及地祇仙真,集道教神祇之大成,受到道教界和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

　　三

　　南京宗教文化遗存特色鲜明,价值突出。以下主要从宗教文化遗存的社会文化意义和经济旅游等角度合理评估上述遗存的价值,并尝试探讨建构起政府主导、教界自觉和社会参与的保护、传承与利用体系。

　　1.南京宗教非物质文化遗存的价值评估

　　南京的许多佛道文化遗存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化(文物)价值,而且还具有较高的经济(旅游)开发价值。如全国重点佛教胜地灵谷寺、栖霞寺,具有道教色彩和影响的紫金山、朝天宫、天妃宫等不仅是宗教圣地,而且也都是所在景区内的旅游亮点。以下分别以非物质文化遗存“达摩驻锡定山寺的传说”和“高淳道教古乐”为例来评估其价值。

　　定山寺位于定山狮子峰下一箕形山坳里,背山面江,远望如群山之大门。据地方志《江浦埤乘》记载:“定山寺,旧在定山狮子峰下……四周山绕,南辟如门,与雉堞楼橹掩映相望,苍松夹道,岫岭参差,诚天然图画也。寺凡屋三层,门外古银杏三,古桧三,皆数百年物。”现今,定山寺景区环境幽静,内有定山寺遗址、达摩画像石刻、卓锡泉等古文物景点,吸引着众多善男信女。定山寺号称中土禅宗第一道场是与达摩过江后驻锡定山寺的传说分不开的。传说达摩祖师应梁武帝之邀从海上来到南京,本拟将佛法传给梁武帝,可惜梁武帝终不能悟,于是达摩祖师不辞而别,折苇渡江,驻锡定山寺。定山寺也是达摩祖师驻锡过的唯一一座寺院,由此,奠定了定山寺在中国禅宗史和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如今到定山寺仍可寻到许多遗迹,在定山狮子峰下,有一较为突出的崖石,后人称为“达摩岩”。在达摩岩下的“面壁处”还留下了达摩的“宴坐石”,石上达摩的掌痕清晰可见。相传有一日,达摩因思念故乡西域之泉水,以锡杖凿地,泉水竟汩汩而出,后名“卓锡泉”。在卓锡泉东面不远处,还遗存着一块明代弘治四年的达摩画像石碑,达摩络腮圆眼,拱手立于渡江芦苇之上,图像清晰,栩栩如生,是国内现存最早的达摩祖师造像碑。

　　佛教文化主要体现在佛教仪轨、绘画、书法、建筑、雕塑、音乐等形态中,包蕴具体的、种类繁多、各呈异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上述的佛教传说(故事)、佛教庙堂建筑及其装饰、佛教造像雕刻艺术等。它们不仅具有较高的文物、美学和学术研究价值,如能保护、利用得当,还可以转化成旅游资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道教音乐有着丰厚的内在价值、学术价值和巨大的社会价值。道教音乐的内在价值一是表现为唯一性:道教音乐是道教斋醮活动中使用的音乐,其产生与发展与古代祭祀音乐、宫廷祭祀音乐以及各地民间音乐有密切关联,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音乐。二是表现为不可替代性:由于各地的方言不同,即使同一旋律的赞、颂、偈等在各地的行腔和旋律装饰也都各不相同,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例如,高淳道教古乐用古高淳话演绎,别有一番风味。三是表现为独特性:很多道教音乐是靠道士口传心授而得以传承,所以独具特色。道教音乐的学术价值体现在:道教音乐历史悠久,是研究中国音乐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道教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音乐则是道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如高淳道教许多曲目中还保留着深刻的时代印记。道教音乐研究对地方音乐研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道教音乐的社会价值在于有助于打造新的城市品牌,扩大社会影响,增加经济旅游价值。南京高淳道教古乐的巨大潜力和价值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的发掘和探索。

　　2.南京宗教非物质文化遗存的保护、传承与利用

　　指导思想:在科学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利用。南京的宗教文化资源非常丰厚,然而研究工作却十分欠缺,特别是关于南京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研究显得尤为不足。如关于陶弘景等南京道教人物与南京关系的研究,关于达摩祖师驻锡定山寺传说的研究,关于南京北部即长江以北属地的佛道教文化遗存的研究均十分薄弱,要切实着力改变这种局面,须整合南京宗教文化资源,发挥综合优势。南京的宗教非物质文化资源特色鲜明,潜力巨大,然而相比省外其他地方(如浙江、四川等),其整体优势还不太明显,亟待整合。

　　保护性开发的原则和设想:根据目前南京宗教文化遗产的实际情况,对于大多数宗教文化遗存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应采取以保护为主的原则,根据具体情况有重点、有选择地开发利用若干宗教文化资源。灵谷寺和栖霞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特色鲜明、影响重大、潜力深厚,应加大力度予以保护,尤其是加强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恢复道教宫观朝天宫的相关配套建设。虽然南京的道教文化遗产十分丰富,然而,目前南京尚无一座具有一定规模的道教寺院。在南京境内恢复建设一座具有一定规模的道教寺院,不仅可以满足当地信众从事宗教活动,而且对聚集人气、发展南京的文化旅游从而带动南京的地方经济皆具有重要的意义。朝天宫在中国道教史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是明代南京最大、最著名的道观,占地面积300多亩,有各种殿堂房庑数百间,立体建筑有神君殿、三清正殿、大通明宝殿、万岁正殿等。明洪武年间(公元1384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赐名为“朝天宫”,取“朝拜上天”、“朝见天子”之意。清末,朝天宫改为江宁府学和文庙,是江南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一组古建筑群。朝天宫为典型的明清殿宇式建筑,其建筑格局、样式、营造手工技术等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尤其明清建筑重要而难得的资源,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建构政府主导、教界自觉、社会参与的保护体系。南京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坚持政府主导、教界自觉、全社会共同参与,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一个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该区域现存的文化记忆以及区别于其他区域独特发展的标识,是维系区域认同感和联系世界的纽带。但就目前南京来看,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部分在民间流传,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文化氛围和文化环境的改变,民间的自发传承日益困难。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应当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在规划、财政、人才建设等方面应当有所举措。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普查、确认、登记,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方式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对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建筑物、场所、遗迹及其附属物作出标志说明,建立专门档案并予以保护。

　　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真正需要的是活态传承,以及能够使活态传承下去的自我生存能力。譬如,佛教的晨钟暮鼓、过堂、早晚殿、颂戒、安居、传戒等寺院传统,道教的巡回、礼经、拜神等道场仪式,不仅目前仍在海内外宗教场所现实存活,而且对信众具有良好的引导和教育作用。这就需要教界自觉担负起整体的、群体性的、能够自然传承的保护。遗产只有以活态的形式楔入民众日常生活空间,才具有持续稳固的生命力。为了宣传和继承江苏的优秀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应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成立研究机构,兴办专题博物馆,开设专门展,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展示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求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展示和传播本地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

　　离开宗教文化,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不完整的,政府需要以更明智与更开放的态度对待宗教文化。宗教文化,比如栖霞寺新年钟声、茅山道乐等,其影响和内涵远远超过了宗教文化本身,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去掉传统文化中的宗教文化。我们要唤醒民众对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N].

　　[2]陈炜.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9(4).

　　[3]丁煌.汉唐道教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3.

　　[4]葛寅亮.金陵梵刹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戴群英

　　出自: 《唯实 》 2010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