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竹木花卉文化的儒释道因素概说

　　庐山竹木花卉文化的儒释道因素概说

　　李田

　　东晋末至南北朝初期,儒释道的代表人物陶渊明、释慧远、谢灵运、陆修静等,开始在庐山传播他们各自的文化思想。他们崇尚自然,热爱庐山,寄情庐山景物。彭泽县令陶渊明辞官归隐,扎根庐山,身存松菊风骨,胸怀桃源理想;东林寺主释慧远与山水诗人谢灵运,忘年相交,弘扬佛法,广结善缘,心如白莲纯洁,志似孤松凌云;著名道士陆修静身居道观,广植松竹,白日迎松风采药,黄昏听竹雨著经。他们将自己身居庐山的内心情愫,寄托在庐山的竹木花卉之中,使之成为庐山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关键词]庐山;竹木花卉文化;儒释道因素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3-0223-05

　　李田(1971一 ),男,江西省林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林业与林业文化。(江西南昌330006)

　　自古以来,庐山以其雄、奇、险、秀的自然风光令人神往。其丹崖翠壑、怪石悬空、瀑布飞湍、古木参天、名胜古迹、神话传说、湖光山色、气象万千的秀丽景色,使之成为旅游胜地、避暑名山。庐山不仅有丰富的地理文化、山水文化、寺庙文化、旅游文化等,而且有寓意深刻的竹木花卉文化。这是庐山文化多元化的一大特色。

　　众所周知,魏晋之后,庐山才真正闻名于天下。尔后,东晋建都建康(今南京),长江流域便逐渐发展和繁荣起来。而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庐山,便成为不少官吏和文人雅士往来的要地。另外,由于当时社会不稳定,战乱频仍,许多文人学子、僧侣道徒纷纷南下谋求发展,他们趋之若鹜地走向山水林泉,寄居庐山。特别是东晋末至南北朝之际,各地名流云集于此。其中,最具影响力者有陶渊明、释慧远、谢灵运、陆修静等,他们是当时儒释道的代表人物。他们对庐山竹木花卉的颂扬与敬仰,实际上就是他们崇尚自然、寓意教义的精神寄托,这就是说,庐山的竹木花卉文化是儒释道多元化文化的一种载体。所以,研究庐山竹木花卉文化,亦是研究儒释道文化在庐山传播与交汇的一个重要窗口。

　　庐山竹木花卉文化为何饱含儒释道文化因素?其原因是儒释道三家在对待人生、社会、大自然上有比较相似或相近的看法与解读。“无论道家、佛家都讲究体验,讲开悟,也就是经过修为,用心去领悟那无形无声、不可言说的真谛。其实,儒家何尝不是如此?儒家讲言、行、思合一,而其最高级的境界也是不可言说的。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对这句话,其弟子和后人也只能仔细地慢慢地领会。”儒释道三家在与庐山的山水竹木花卉的亲和中,丰富了体验,提高了对大自然的审美能力,心灵得到了补偿,精神得到了升华。他们的文化思想也必然影响到庐山竹木花卉的文化内涵,这也是他们对大自然的体验与开悟的结果。

　　下面,我们拟对儒释道的代表人物陶渊明、释慧远与谢灵运、陆修静等在庐山的文化活动分别予以简析:

　　一、彭泽县令陶渊明辞官归田,他身存松菊风骨、胸怀桃源理想,遂儒家文化扎根庐山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田园诗人,又是一个内儒外道的隐者。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庐山人,他的家乡在庐山脚下的柴桑(今江西九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他隐居家乡生活的真实写照。南山就是庐山。他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庐山的诗篇,但这东篱采菊之名句却在中国文学史上流传了一千多年。人们只要提到菊花,立刻就会想到他的诗句。菊花也因此而声名大噪。他在《饮酒二十首》之七写道:“秋菊有佳色,?露掇其英。”菊花在秋天开放,诗人不避露水沾湿衣裳,采摘它的花朵用来酿酒,封存一年,第二年的九月九日,便可饮用,称为“菊花酒”。从中可见,诗人对菊花傲雪迎霜之气质以及健体强身之功效,是何等的赞赏与喜爱。此外,他还在《和郭主簿二首》之二的诗句中盛赞松树:“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他赞美芳香的菊花在树林中耀眼地开放,苍翠的松树在山岩的高处排列成行。松菊具有坚贞秀美的姿色,独立不倚,确实是霜下的豪杰。他还在《饮酒二十首》之八中说:“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即是说,青松生长在东园,众草掩没了它的英姿,寒霜使众草凋零枯萎,在其映衬下,青松的枝条才显得傲然挺拔。陶渊明如此盛赞松菊,其原因就是:松菊品格乃是他的人格象征。

　　陶渊明的松菊品格千百年来一直被历代诗人称颂不已,如唐代白居易、宋代苏轼、辛弃疾等。特别是清代龚自珍在《舟中读陶诗三首》之二中说:“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卧龙”本语出辛弃疾《贺新郎》词:“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他们以松菊来赞颂陶渊明,表明陶渊明的人格何其高尚。此外,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说:“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即是说,进入庭院的小路长满了小草,荒芜杂乱,可是,那松树和菊花还生长茂盛,令人欣慰。很显然,诗人是在借青松自喻,借芳菊自比,以表其坚贞的情志。他慨叹自己的高贵品格在是非不分、贤愚不辨的社会里被“众草没其姿”,不被人所认识。因此,陶渊明借此来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残暴。

　　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这是以松柏耐寒来比喻经得住严重考验之人。这是儒者的品格,也是儒家文化的品格。儒家主张“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陶渊明是一个大儒者,有尊孔的品德,所以他才会借松柏而言志。这也就是松树文化的品格。

　　陶渊明有两篇关于柳与桃的散文:

　　《五柳先生传》是一篇言志之作,通篇诗人没有对柳树的外形及其本质特征作任何描绘与述评,而只是借柳树以自譬。这里,诗人给我们留下了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先生不知何许人也”,是否意谓他无法言明自己的社会地位?“亦不详其姓字”,是否意谓他担心自己失去人格尊严?“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是否意谓他贫贱志不移?“不慕荣利”,是否意谓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宅边有五柳树”,是否意谓他没有门阀望族的高贵身份?从这五个方面,我们能否窥见五柳透露出来的一些值得探讨的消息?或者说,这是否为《五柳先生传》的核心所在?由于没有什么确凿的历史资料,我们也不能得出这种推测性的结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五柳先生传》中诗人着力表现现实:“渊明以彭泽令辞归。后刘裕移晋祚,耻不复仕,号五柳先生。此传乃自述其平生之行也。”([清]吴楚材等《古文观止》卷七)“通篇结构,总画出个‘不知何许人’意,若曰:知先生者,先生也。”([清]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卷十·写照)退而言之,从植物分类的角度来看,柳树并非名贵之木,且木质不坚硬,不能制作栋梁与重要器具,故不被人们重视,亦不必精心栽培,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是也。一根柳条插在泥土中,只要有水分则能成活。或许,诗人从自己长期生活的农村的传统经验出发,认为既然辞官归田,就该落地生根,随遇而安,过上清贫而自在的日子。这恐怕是他借柳自慰的原因吧。总之,一句话:五柳先生者,陶渊明是也。

　　《桃花源记》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佳作。“世外桃源”一语已成为我国人民心目中理想王国的代名词。《桃花源记》并非一篇描绘桃树的文章,纵观全文,也只有轻描淡写的几句:“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这是一个朴质自然的外化世界。这个幻想中的桃花源,对于生活在虚伪黑暗、战乱频繁、流血不断的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令人神往的!这个桃源世界,在社会制度与性质上,是与阶级社会“异源”的无阶级社会;在政治上,无皇帝年号的“纪历志”,否定了君权的政治压迫;在经济上,“靡王税”否定了封建剥削;在思想形态上,否定了猾黠巧诈的智慧与尔虞我诈;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上,主张相互激励而“肆农耕”,人人劳动,共在平旷的土地上赢得“怡然有余乐”,交互“出酒食”、“欢游诣”。所有这些,都标志着陶渊明这种具有新思想高度的桃源思想的成熟。

　　从上述陶渊明对柳树与桃树的寓意中,不难看出,陶公内心充满着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心理。这种“柳暗花明”的文化本质,是儒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第八》)的真实反映。

　　二、东林寺主释慧远与山水诗人谢灵运在庐山初识,他们相交忘年,弘扬佛法,深结善缘,遂使佛教文化成为庐山竹木花卉文化的重要内容

　　佛教在汉魏两晋时期从印度传入中国,不久,庐山便是全国八大道场之一,并一度成为全国佛教的第二中心。释慧远本是雁门烦楼(今山西原平县)人,20岁离俗出家,晋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奉师父之命,来到庐山宣扬佛法。第二年,他在庐山创建了东林寺,成为我国佛教净土宗(莲宗)的发源地。释慧远精通儒释道三家要旨,具有卓出的声望。他的佛教思想体系空前广泛地汲收了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他晚年曾这样追忆道:“每寻畴昔,游心世典(即儒经),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便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苟会之有宗,则百家同致。”这就是说,慧远之学是从儒家出发,中经道家,最后皈依佛教。但释慧远认为,以佛教为核心仍可以兼容儒、道等各家学说(即“苟会之有宗,则百家同致”)。可见,释慧远的佛教文化观对庐山儒释道文化同尊共补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在讲学时,创设“莲社”(亦称“白莲社”),倡导弥陀净土法门,鼓吹死后可往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即干净的土地。由于他对佛教的传播与贡献,后世尊他为净土始祖。如今,寺东罗汉松传为慧远手植,古松苍劲挺拔,碧绿繁茂如盖,象征佛法精神天长地久,与世同存。

　　释慧远是一个文学素养很高的人,能诗善文。他在庐山于佛事活动外,还常与弟子游览庐山风景,写诗著文。据载,他所著论序铭赞诗集为十卷,五十余篇,名曰《庐山集》或《匡山集》,巳散佚,今存甚少。其中《庐山诗》、《庐山记》、《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等为历代文人所重视。《庐山诗》既写景物,又写感悟,由于诗中渗透着佛家气息,故诗句显得晦涩难解。虽如此,它仍是一首山水好诗。《庐山记》、《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等游记对庐山奇秀的山水石木等自然景物的描写形象生动。如写树有“南对高峰,上有奇木,独绝于林表(树梢)数十丈”、“其中鸟兽草木之美,灵药万物之奇”等语以及“柽松芳草,蔚然光目”之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庐山记》乃现存有关庐山最早期的作品,是我国山水散文的先声,曾对我国山水散文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是佛教文化在庐山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在30余年漫长的岁月中,释慧远在佛门闻名遐迩。对佛祖顶礼膜拜、对佛经钻研颇深的谢灵运,约于晋安帝义熙八年(公元412年)慕名来到庐山。他是当时山水诗的鼻祖,是一个博览群书、才华横溢、擅长书画、多才多艺的青年人。他出生于东晋一个显赫一时的士族家庭。他的曾祖父谢玄,因在淝水之战中击败秦将苻坚而使家族荣耀;他的外祖父是东晋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王羲之,这使他从小就受到渊源家学的熏陶。他与陶渊明身世有其相似之处:当他们出仕之时,家境早已今不如昔。当时,执政者是出身比较寒微的刘裕之辈,他们与王谢士族存在着不可抗拒的矛盾。因此,谢灵运便一次又一次遭到排斥与打击,心中充满着忧愤与不平。为了追求短暂的适意,让自己受伤的心理得到一些慰藉,他只好肆意漫游,寄情山水。谢灵运是一个忠实的佛教信徒,所以,来到早已心想往之的庐山时,他自然要竭诚朝见东林寺主释慧远。这一老一少很快就成了心心相印的忘年交。谢灵运虽然平时“负才傲俗”,但在佛学界德高望重的慧远面前,却显得肃然心服。而慧远也非常看重谢灵运的诗名才资,把他看成是弘扬佛法的难得人才。他们二人的忘年交情,大概就是佛门常说的缘分吧!

　　释慧远结识谢灵运之后,经常得到这位谢家望族子弟的一些资助。谢灵运为了表示对佛法的尊崇,曾帮东林寺“穿凿流池三所”,种上白莲,名曰“白莲池”;同时,谢灵运还在寺四周植上松竹之类以美化环境,这充分表达出对佛祖的虔诚之心意。

　　我们知道,莲即荷,生于浅水之中,夏月开花,有红、白等色。对佛教而言,莲花当视为神圣之物也:佛像之座位作莲花状,故名佛座,或曰莲台。唐代释道世《诸经要集》一“三宝敬佛”云:“故十方诸佛,同出于淤泥之浊,三身正觉,俱坐于莲台之上。”唐代王勃《观佛迹寺》诗言:“莲座神容俨,松崖圣迹馀”。可见,莲花已成为佛教的象征神物,超凡脱俗,纯洁高尚,令人敬佩。

　　在留驻东林寺期间,谢灵运潜心钻研佛经,他抄写的经书贝叶,一直被当作珍品保存在寺中。至唐代,鉴真和尚亲访东林寺时,虽双目失明不能亲睹,但还是用双手去抚摸贝叶经书。这是佛教文化在庐山流传的一曲动人乐章。

　　谢灵运与释慧远在庐山相处不久就分别了,但他们心似白莲纯洁,志如孤松凌云,友情绵远深厚。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年),释慧远在东林寺刻石立佛影,特派弟子道秉从庐山赶到京城,请谢灵运作佛影铭。谢灵运欣然遵命,不久,即写出著名的《万佛影颂》。三年后,释慧远圆寂,谢灵运得知噩耗后,不胜悲痛,特地为他作了一篇《远公祖师塔铭》,他满怀深情地赞其为“孤松独秀,德音长往”者,表明谢灵运对释慧远充满着沉痛缅怀与无限敬仰之情。

　　根据释慧远生前主张:一个人死后,“行古人之礼,露骸松林之下,即岭为坟,与土木同状。”遵照释慧远遗愿,弟子们将其安葬在香炉峰下,墓四周苍松巨杉,郁郁葱葱,相传这是释慧远生前亲手所植。

　　综上所述,释慧远与谢灵运之间的亲密交往、深结善缘,主要是出于对佛法的虔诚与崇拜。他们爱护万物,追求解脱,通过参悟竹木花卉的本真来完成认知,提升生命内涵,其赞颂青松、白莲,目的是把它们视为佛法教义的一种载体,即佛教文化寄于庐山竹木花卉文化的托体之物。

　　三、道教名人陆修静在庐山建观,广植松竹,弘扬道教,使道教教义与庐山的竹木花卉紧密结合在一起

　　继佛教之后,道教亦于东晋时传入庐山。著名道士陆修静,曾于庐山紫霄峰南麓构建精舍,后人称之为简寂观。

　　陆修静(公元406—471年),字元德,吴兴东迁(今浙江吴兴)人,他在道教中的地位和声望,可与同时期的释慧远相提并论。为使道教适应封建统治者政治上、思想上的需要,陆修静对道教的一些戒律进行了创新与扩充:他接纳和吸收了儒家的思想影响,将忠孝礼义等宗法伦理道德,作为道士必须遵守的教规。同时,他又用神仙世界的等级差别,来为世上不平等制度辩护。这便使官方道教从形式到内容,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健全。因此,道教文化在庐山和长江流域一带广为流传。

　　南朝宋元嘉年间(公元425—454年),宋文帝刘义隆闻陆修静声名显赫,曾多次邀请他去京城讲道。陆修静感到当时道教正处于方兴未艾之时,须以传道为重,不肯受命,继续在长江流域漫游。南朝宋武帝刘骏大明五年(公元461年),陆修静才登上庐山,筑道观,并在四周亲手栽松植竹,建“听松亭”。在庐山七年中,他采药炼丹,撰写道教理论著作,使道教文化在庐山盛传一时,而简寂观也成为庐山最重要的宫观和最大的道教修炼场,鼎盛时住有道人五、六百人,香火极盛,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道藏宝地。因此,他居庐山简寂观时,白日迎松风采药,黄昏听竹雨著经,为传道教,他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宝贵的时光。

　　南朝宋明帝刘彧泰始三年(公元467年),再三请陆修静去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并专门为他兴建崇虚馆。陆修静自知不敢抗命,不得不告别庐山,前往建康。十年后,陆修静逝世,终年72岁,诏谥简寂先生,故他在庐山的旧居便被称为简寂观。据载,他在临终前也曾遗命:死后将遗体装入布袋,投放于崖谷松林之中。人们于心不忍,将其送回庐山安葬。

　　陆修静在道观四周泛栽松桂,广植竹子等,不仅仅是为改善居住环境,以期达到延年益寿之目的,更主要是为体现道教尊重自然规律的“道法自然”之人生理念。《诗经·小雅·斯干》:“如竹苞兮,如松茂兮。”“苞”,谓植物丛生;“茂”,即兴盛。竹因笋丛生而本固,松叶经冬不凋。陆修静推崇竹,可能寓意了道教兴盛,经久不衰。同时,竹子挺拔秀丽,岁寒不凋,自古以来备受人们普遍喜爱和赞誉。所以,古人常以“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焚而不毁其节”来比喻人的君子之气节。陆修静在庐山简寂观作出的贡献,给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难怪南朝诗人张正见《游简寂观》诗曰:“幽桂无斜影,深松有劲风。”诗人用幽桂飘香来赞美陆修静在庐山创立道观的理念,用松风来颂扬他为传道而树立的坚定信念。宋代苏辙《题简寂观》诗中有:“门外长溪净客足,山腰苦笋助盘蔬”。传说这竹笋便是陆修静手植竹林所萌生的。这当然不是他当初植竹的本意所在。据载,当年陆修静在道观旁广植苦竹,而笋味却很甜,传为山中佳肴。清代诗人商盘在《简寂观》(其一)中写道:“演经捣药已无踪,古观丹崖翠壁重。只识庐山先辈面,含情一抚六朝松。”据说,陆修静曾在简寂观前手植松树数十株,而今,历千余年而犹存,故被后人称为“六朝松”。至清代,这古松仍“龙鳞雪斡,蔽日干霄”,大者数围。在这里,松是作为志操坚贞、历久长存的象征。

　　我们知道,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既具有世界宗教所必备的一般宗教特征,又有不同于世界其他宗教的民族文化特点,那就是现实主义的宗教精神。佛教追求“来生”,认为死后灵魂进入天国,即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而道教独重“今生”,主张修道成仙,长生不死,如若不成,也要延年益寿。这种重人贵生的思想,是道教教义的精华,是中华民族一种十分宝贵的思想。据释慧远《庐山记》载:“汉董奉复馆于岩下,常为人治病,法多神验,绝于俗医。病愈者令栽杏五株,数年之间,蔚然成林。”董奉在庐山为人治病,因医术高超而久负盛名。他治病不收钱,重病愈者只栽五株杏树,轻者植一株。买杏者以谷换取,董奉得谷物后用以赈济穷人,故后人以杏林称颂医家。直至今日,“杏林”仍是中医的代名词,而医家也每每以“杏林中人”自居。这种杏林文化亦是一种道教文化。这是庐山竹木花卉文化中最具影响、流传久远的道教文化的生动例证。

　　总而言之,儒释道三教虽然教义各殊,但它们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支柱,在中华文化的大包容下,它们各自经历了创立、发展、理论系统化的几个阶段。初期在庐山,三家已开始相融共生,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种情形,可从“虎溪三笑”中初识端倪。据传,释慧远在东林寺时一心修行,深居简出,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次出寺送客或散步,都以虎溪为界,从不逾越。有一次诗人陶渊明和道士陆修静来访,慧远和他们交谊很深,谈话时情洽意投,不肯分手。慧远一直把他们送出山门还往前走,不觉走上了虎溪桥。结果,后山老虎果然吼叫起来,三人才恍然大悟,相视而笑,后人称之为“虎溪三笑”。这个传说,如果按真实历史来审定,肯定是荒谬可笑的。因为他们三人年龄相距较远:释慧远比陶渊明大40多岁,陶渊明又比陆修静大40多岁。有记载,释慧远请陶渊明入莲社,陶渊明因与慧远哲学观念不同,攒眉而去。而陶渊明与陆修静的相见并无历史记载。陆修静第一次上庐山是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公元461年),当时他已56岁了。此时,释慧远已圆寂44年,而陶渊明也已逝世34年了。假如说,陆修静生前漫游浔阳等地传道,路过柴桑与陶渊明相见,或许还有这种可能。而陆修静与释慧远相见,更是史无记载。所以,“虎溪三笑”难以令人置信。但是,我们透过这个传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很有意义的思考:儒释道文化在庐山创立初期并非相互排斥与诋毁,而是形成了儒道互补、道释同尊的局面。有记载称:山南山北寺庙道观布满峰谷,山上山下名僧老道摩肩接踵。从中表明,庐山的儒释道三教是相融共生的,这为后来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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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张丽】

　　出自: 《江西社会科学 》 2010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