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综述

　　“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综述

　　邢 蕾 孙 泓

　　2010年8月19至21日,“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在新疆新和县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与新和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新和县文体广电局承办。参加此次会议的有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安徽、甘肃、湖北、湖南、山东、广东、海南、陕西、辽宁、新疆13个省市和自治区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和新闻理论媒体代表,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30余篇。专家学者围绕丝绸之路综合研究、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史、汉唐时期的龟兹文明、推动丝路文明和龟兹文明交流的历史人物与事件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此次会议能够在新和县隆重召开,一是因为新和县地处历史上龟兹国的中心地区,作为龟兹文化的发源地,境内文化古迹众多;二是当地政府对龟兹文化的高度重视。专家学者通过三天的讨论及考察丝绸之路,推进了龟兹文化的研究。纵观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时间跨度大,空间范围广,内容涉及文化史、政治史、交通史、宗教史、人物评价、历史地理、考古学、医学等诸多领域,许多论文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关于早期龟兹文化的研究

　　龟兹是中国古代西域重要的城邦国之一。时间跨度自西汉至元明,对于早期龟兹文化的研究有:新疆拜城县史志办主任任克良的《浅谈史前龟兹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一文,对史前龟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了研究。从古龟兹地区出土的众多考古资料,证明了龟兹古国是古代中国西域举足轻重的大国,是西域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的中心,这些考古资料的出土,也是中原王朝对古龟兹地区的统治和治理的历史证据。

　　陕西榆林学院政法学院教授马少甫的《两汉上郡属国龟兹县考略》一文,对西汉龟兹县的设立时间、有关龟兹故城的位置等作了探讨,认为龟兹县既不始于秦代,也非创设于西汉武帝时期,而是建置在宣帝神爵年间。有关龟兹故城的位置因《水经注》记录不详,且迄今为止,考古发掘的遗址与文献记载不相符合,其位置仍难以确定。

　　关于汉唐以来龟兹文化的研究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国灿就《唐代屯田与新和》做了大会主旨发言,认为古龟兹所在的新和县藏有40多座汉唐古城,文化底蕴深厚,令人向往而神秘,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龟兹学研究无论学术内涵,还是文化价值,都堪与敦煌学研究、吐鲁番学研究相比肩。

　　新疆新和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邢春林研究员的《新疆渭干河西岸唐代烽燧遗址的调查与研究》一文,通过对渭干河流域的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对渭干河西岸烽燧、关隘的分布情况进行了调查,认为新疆渭干河西岸唐代烽燧遗址群是一个完整的军事预警防御体系,烽燧遗址既环绕驻军屯田遗址群,又兼顾丝路中道烽燧线的布局及完整,具有卫护丝绸之路中道和唐安西都护府军事基地的双重功能,是特点较为突出的一段烽燧遗址群。他的新见解使我们对该地域的烽燧体系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朱悦梅的《从出土文献看唐代吐蕃占领西域后的管理制度》一文,探讨了吐蕃势力从青藏高原进入西域后,面对不同自然地理环境、不同生产生活方式、不同区域文化特征的新占领区,其军事建制体系运作的特征与管理体系的演变轨迹。从而考查吐蕃的管理模式在其制度体系内如何实现转换,以保证吐蕃新占领区利益与本土利益保持政治生活的平衡关系。

　　新和县委史志办杨持纲的《由“李崇之印”与“汉归义羌长印”引发的一些历史思考》一文,从李崇的身份及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作用等认为,“李崇之印”与“汉归义羌长印”在新和县的出土,是汉代中央政府对西域管辖的最好物证。

　　新和县委党校朱顺金的《浅谈隋唐时期龟兹白氏政权之始末》一文,通过对白氏政权的建立、灭亡过程的阐述,总结了白氏政权对西域长时间统治的特征,对研究古龟兹地区众多佛教文化遗址具有现实意义。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李树辉的《西天山南北地区归属喀喇汗王朝的时间及相关历史——兼论龟兹石窟的始毁年代》一文,通过对西天山南北地区居民所属部落及其语言、西天山南北地区归属喀喇汗王朝的时间及回鹘文文书反映的历史背景的研究,认为西天山南北的布古尔以西地区和伊犁河流域,于11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被喀喇汗王朝攻占。龟兹石窟便是在这期间开始损毁的。

　　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

　　龟兹一度是西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作为横跨欧亚的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其文化呈现出多元荟萃的特征,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疆艺术研究所研究员牙生·木合甫力作了《维吾尔歌舞艺术与它的伴奏乐器》的学术报告。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华强的《龟兹文化与佛学东传》一文,主要讨论了龟兹文化与佛学东传的关系,认为龟兹佛教改变了中原佛教的面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博士后孙泓的《从考古资料看西方动植物纹饰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及影响》一文,通过考古资料证明了西方装饰艺术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及对东亚三国装饰艺术的影响,认为西方装饰艺术主要是随佛教通过西域地区传入东北亚地区的。同时,中国在传播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并指出西方装饰艺术在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的传播都存在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研究员杨森的《民间所谓的和田“羊脂玉”和敦煌五代文献中的“燕脂表玉”》一文,通过对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17窟出土的五代时期的一份写本文书的研究,纠正了以往专家关于“羊脂玉”是现代民间的叫法的错误,认为实际上从中古时期可能就已经有这种类似的称呼了。

　　新疆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平的《新和“龙马纹”陶器及其相关问题》一文,对新和出土的“龙马纹”陶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龟兹龙马文化是西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华龙文化的传播与丝绸之路的缩影,也是中华龙文化根植于龟兹的历史见证。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高凯的《从麻风病的传播看汉唐时期中印佛教间的几个差别》一文,认为麻风病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胡僧及商人足迹的扩张,在古代中国开始肆虐起来。今天中国麻风病的多发区和中等发病区,实际上都是历史上佛教高度发展的地区。印度佛教中注重浴室修建、个人卫生的整理、治病方法与理念等都深深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中国佛教,但由于中印两国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差异,因而使得汉唐时期中印佛教存在着一些差别,从而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推动丝路文明和龟兹文明交流的人物研究

　　对于古龟兹文明而言,人是文明交流的主体,研究人物会大大推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耿昇的《伯希和对库车地区的科考及其所获汉文书》一文,对伯希和西域探险团在库车地区、都勒都尔—阿乎尔、苏巴什的考古发掘及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希和库车汉文写本特藏的概况做了详细介绍,为我们研究唐代龟兹地区的历史、地理、军事、人口、语言文字、经济和行政组织提供了详尽的资料。

　　新疆龟兹研究院研究员霍旭初的《关于鸠摩罗什“破戒”问题》一文,从文献记载对鸠摩罗什的破戒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称《高僧传·鸠摩罗什》是“曲笔”是不公正的。安徽敬亭书院院长余雷的《龟兹名僧鸠摩罗什与佛教文化传播》、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研究员项一峰的《丝绸之路佛教大师鸠摩罗什传教几则小议》、新和县编委办肖燕的《弘法中原的龟兹名僧》等文,也都对龟兹名僧鸠摩罗什作了研究,肯定了他在佛教文化传播上所做出的贡献。

　　龟兹文化与现实问题的研究

　　历史遗迹是古人留下的伟大遗产,如何合理利用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这是与会专家学者特别关心的议题。新和县文体广电局局长鲍自斌的《浅谈新和县的历史文化》一文,详细介绍了新和县的基本历史情况和历史文化遗产,使与会学者得以了解新和县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并希望通过对历史文化的挖掘、整理、研究,彰显龟兹文化的灿烂和辉煌。

　　新和县文联魏强的《新和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传承艺人的管理及保护——新和县对民间艺人管理保护的一些做法》一文,详细介绍了新和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传承艺人的管理及保护,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政策的出台极大地调动了民间艺人的工作积极性,为弘扬新和乃至龟兹地域民间优秀文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亦为新和县农村文化阵地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保证。

　　新和县旅游局副局长徐苏豹的《打造汉唐屯田文化下的新和县旅游产业探究》一文,对新和县汉唐屯田文化旅游产业情况、汉唐屯田文化旅游发展现状、汉唐屯田文化旅游资源打造存在的问题等作了介绍和分析,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研究。

　　广东肇庆学院政法学院教授王超杰的《西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浅谈》一文,通过对西域各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作初步的调查分析,认为在西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上,可初步确定采用的内容包括:土著知识、土著群落、人种与种族、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革新与习惯、传统与地方知识、技术、诀窍与惯例等,从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确定提供了参考。

　　众多学者还对丝绸之路进行了综合研究,为我们研究丝绸之路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如西北师范大学教授李并成的《渭干河绿洲与丝绸之路》,论述了渭干河绿洲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教授石云涛的《唐诗中的丝绸之路西域道》考查了唐诗中所涉及的西域地名和交通情况的内容,为我们研究丝绸之路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元林、暨南大学临床医学院副教授王妤的《浅议地理环境对北方、南方陆上丝路及海上丝路的影响》及《早期的四海地理观与北海、西海的地望》,作者将地理环境引入丝绸之路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丝绸之路研究的新角度。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王心喜的《“江南丝绸之路”命名刍议——兼议所谓“丝绸之路”的源头和起点在浙江》,通过对江南丝绸之路命名及丝绸之路源头和起点问题的研究,认为“江南丝绸之路”命名值得商榷;而新提出的“江南丝绸之路”,更多的源于它的生产。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庆新的《从澳佑(Oc Eo)考古看扶南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认为澳佑遗址是灿烂的古扶南文化的代表,也是东南亚海洋文明的典型;不仅是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之间的一个贸易中心,而且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等等。

　　此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李孝迁的《民国时期中西交通史译著述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王应宪的《现代大学中的“西北史地”教育》、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博士贾建飞的《清代新疆的内地移民与采金业的发展以乾嘉时期为中心》等论文还进行了专题研究。

　　经过3天的讨论,本次研讨会取得了以下共识和成绩:第一,发挥多学科联合的优势,对龟兹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第二,系统、深入地探讨了龟兹文化在中外交流中的作用和贡献。第三,进一步明确了新和县在古龟兹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探讨了龟兹文化在促进新和县,乃至新疆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光明前景。专家学者最后提出,今后在历史上的龟兹国中心区域之新疆库车、沙雅、新和、拜城等地,应携手共同打造“大龟兹文化圈”,以整体推进龟兹文化学术研究

　　(作者:邢蕾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09级专门史专业博士生,孙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后)。

　　编辑 郑 志

　　出自: 《探索与争鸣 》 2010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