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康熙和乾隆时期宫廷造佛像

　　清代康熙和乾隆时期宫廷造佛像

　　清代(1644～1911年)的佛造像在北方依然是西藏系统的造像为主流，南方汉族的传统手法雕塑日见衰退，不复振作。

　　清代的民间佛像也和清朝政府的统治一样，在乾隆朝以后，江河日下，乏善可陈。但清朝从康熙年起也效仿明朝的作法，在北京紫禁城内的造办处监制了许多金铜佛像。加之乾隆皇帝本身也信奉藏传佛教，亲自过问佛像的样式，故而佛像制作精美、细腻，体现了宫廷的审美趣味，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

　　但另一方面，由于乾隆年间铸造的金铜佛像数量太大，为了作佛事或者为母亲祝寿，一次即动辄铸造成千上万尊，致使佛像制作工艺渐趋简率，千篇一律。比较起来，康熙朝的佛像艺术性较之乾隆朝更高些。

　　康熙朝佛像的面相丰圆适中，较为秀美，尤其是双眼的造型是写实性的，上眼睑呈弧形，略有上扬的感觉，

　　菩萨像的帔帛从双肩下垂又优美地向两侧甩出然后缠绕双小臂，通过双臂再双双复搭于台座前成垂带状。

　　莲座，此时的莲座高度一般偏低，莲瓣饱满，花型亦较宽肥。纹饰一般为两层，里层莲瓣起伏很高，呈凸起的椭圆形，上又饰有三朵卷云，纹样优美生动。

　　莲瓣在康熙时代早期是满布台座一周，时代愈后，台座背面的花瓣逐渐简略，变成一块如意云头开光。到乾隆时代已基本上将背后的莲瓣省略不做，仅剩正面的莲花装饰了，满莲瓣的莲座几乎见不到了。

　　雍正朝(1723～1735年)的宫廷造像大概因为雍正皇帝提倡节俭之故带年款的极为少见，实属凤毛麟角，仅有一尊带年款的金铜佛像，造型似乎在康熙与乾隆朝之间。

　　乾隆朝制作的金铜佛像数量远远超过康熙朝，由于乾隆朝的金铜佛像数量太多，故工艺水平虽然不低，但为了大量生产，在工艺上就有所简略，技艺上已逊于康熙朝金铜佛像。

　　乾隆时佛面相较康熙时饱满，额头宽而隆，脸型偏方圆，面相丰满，五官刻画程式化，鼻子有的简略地做出三个面，呈三角体，较为生硬。

　　康熙时佛像是写实性的眼，上眼睑成圆弧形，外眼角略上挑，很为生动传神。而乾隆时的双眼，上眼睑向下垂，弯度很大，呈俯视形。

　　乾隆时的佛座莲花瓣也大为简略，莲瓣的内层一般不再装饰云朵纹，绝大多数为素莲瓣。莲座的最下缘已不再是明代和康熙造像的直壁样式，而是一律制成圆隆形，给人以圆润肥厚之感。

　　康熙时期造像尚多红铜，而乾隆时期造像几乎多用黄铜，铜质冶炼精致细密，造像器壁厚实严谨，触手感觉生硬干脆，分量沉重，若用金属敲击，发声清脆悦耳，俨如铜铃。鎏金，康熙造像金色偏橘黄、中黄，金质较厚，色泽悦目灿烂。乾隆造像金色偏冷，呈中黄略冷的黄色，又金质较稀薄。

　　康熙朝的佛像特征可以说是笔者近年来在论文中论证时首次确认的，此前还没有人做过有系统的分期研究。由于康熙时代的金铜佛像做工精细，金色完美，较之乾隆朝的大批量生产的佛像更富有艺术性。带官款的康熙佛像，全世界至今发现也不过十来八尊。

　　由于乾隆皇帝本人精通和信奉藏传佛教，他在紫禁城和承德外八庙共建了八座六品佛楼，按照下品、上品、上上品、瑜伽品和般若品六个佛教修行的等级，铸造了数千尊佛像，这些佛像台座正面都铸官款，背面按品刻佛像的名字，本身艺术水平并不高，但由于是官造，近年来，拍卖市场上屡创新高，伪品也随之上市。还有的在无款的乾隆长寿佛像上加刻伪款的情况也时有所见，．必须注意。

　　除宫廷御制外，在北京和山西等地由于西藏佛教的影响，民间也制作了一些按西藏佛教仪轨而来的佛像。这些佛像尽管也属于藏佛，却是制作于内地民间，出自汉族工匠之手，从脸形、手部到衣着样式都无不充溢着汉文化审美趣味，只有发髻、项饰、耳环、璎珞、莲瓣等细碎之处仍能体味出系来自西藏的因素。有的造像也可说是汉藏寺庙都可兼用的，如释迦佛像、布袋和尚像、罗汉、四天王、千手观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