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傣族僧侣学生的二元教育体系之博弈分析

　　对傣族僧侣学生的二元教育体系之博弈分析

　　单江秀

　　[摘 要]佛寺是强化傣族人族群意识的精神领地，是文化习得和文化传承的场所。接受佛寺教育已经沉底为每一个傣家男子自我认同的标志。这必然与主流文化相冲突。在今天，在西双版纳的傣族地区佛寺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仍然存在着种种冲突。本文从现象背后的原因入手，以求得解决矛盾之道。

　　[关键词]博弈 二元教育体系 僧侣学生 傣族

　　作者简介：单江秀（1981-），女，汉族，云南玉溪市人，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2005级民族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研究。

　　一、引言

　　傣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傣族文化是融合了百越文化、华夏文化和印度文化之后而形成的独具一格的宗教文化。佛寺，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文化习得的场所。接受佛寺教育是每个傣族男子成长过程中必经的人生礼仪，是判断其成熟的标志，已经沉淀为傣家人的一种民族情结。在国民教育普及的今天，以传授神学内容为主的佛寺教育同宣扬科学文化的学校教育之间，在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及佛寺的僧侣剃度上均产生了诸多矛盾。在这场博弈过程中，均显现出了两个教育场域的特点。在倡导传承民族文化，保护文化多样性，维护文化生态环境平衡，实现文化多元一体、和谐共存的时代主题下，寻找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努力达到共荣共存是本文所试图尝试的。

　　二、概况介绍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我国的西南部，云南省的南部边陲。辖一市两县。这里世代居住的民族有傣、哈尼、布朗、拉祜、等13种少数民族和尚未识别归系的克木人、空格人、排角人、补过人、阿克人等，是云南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地区。

　　傣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源于中国古代沿海一带的百越族群，[1](P205)是一个世居在云南省西南部的古老民族。云南傣族自称“傣”（dai）。汉唐史籍称傣族先民为“濮”、“越”、“僚”，宋、元、明称“白衣”、“白夷”，清以来称作“摆夷”。汉族民间习惯称“摆衣”、“旱傣”、“水傣”。50年代经过民族识别后，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自称而确定为“傣族”。据说“傣”是自由的意思。

　　三、南传上座部佛教及其佛寺教育

　　（一）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入

　　我国傣族地区普遍信仰的佛教属于巴利语系上座部佛教，是从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开始的。史料证实，早在纪元前后，上座部佛教就开始传入，七八世纪傣族地区佛教已经很昌盛。

　　在佛教传入西双版纳之前，傣族自己信仰的对象是“猎神猎鬼”和“寨神勐神”。之初，受到傣族本土宗教的阻抗，长时期渗透之后逐渐在西双版纳立住脚跟，并最终将寨神勐神纳入了佛教的庇荫之下。

　　南传上座部佛教战胜本土宗教有其本身固有的因素。南传上座部佛教是一个极其庞大文化体系。在普及佛教文化的同时还在傣民中树立了三根精神支柱：一、标志着宗教伦理道德规范的三藏经；二、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天文历法、医学等科学技术；三、标志着文化教育普及的民族文字和文学艺术。这三根支柱正是傣族人梦寐以求的保障社会发展进步的法宝和伦理道德规范的准则。

　　佛教文化已成为傣族人生存和发展的依托力量，其诸多方面与每个傣族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紧紧相连，不同层次的傣族人均受到佛教文化的感染与熏陶。为此，傣族人往往把佛教与民族的兴衰联系在一起，把宗教的发展与民族的命运连结在一起。而且，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傣族地区后，确实引起了社会的变化。傣族，跃为该地区周边各民族中文化最高、经济最发达、科学技术最先进的民族。

　　（二）佛寺教育的普及

　　佛寺，傣族俗称缅寺，是举行宗教祭祀和僧侣诵经习文的场所，也是培养傣族男性知识分子的“学校”。按照傣族的习俗，男孩一般长到七八岁，必须由父母或其他亲属为其举行隆重仪式，将之送进佛寺剃度为僧一段时间。据说这种做法有三个意义：一是为了超度祖先亡灵；二是为了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三是为了学到傣文、民族传统知识和佛教知识。整个傣族社会认为只有当过僧侣才算得上是受过教化的人，才有建立家庭的权利，才能被社会所重视。男子如果不进寺庙当和尚，则被称为“岩里”，即“生人”，将不为社会所接纳。

　　傣族人民把自己的子弟送往佛寺接受其教育的首要原因是，佛教给傣族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书面语言，成为傣族社会文化传承的工具，成为最终战胜寨神勐神的重要条件。佛教的胜利又为佛寺教育提供了政治和舆论上的保障，二者相互促进。并且傣族上流社会不断从佛寺培养出来的人才中吸收成员，造成了通过接受佛寺教育攀登社会等级阶梯的机制。因此，佛寺教育最终成为该社会文化传承的社会整合的重要制度，在历史上对傣族社会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西双版纳，村村寨寨都建有佛寺，并且千百年来一直保持着“佛寺即学校，佛爷即教师，和尚是学生，经书是课本”的佛寺教育体制。男孩们进到佛寺后，要背诵经文，识傣文，学天文地理，还要学做人的道理。佛寺确实也为傣族培养了无数懂天文地理的文化人。

　　今天，身披袈裟，肩背书包的傣族僧侣学生仍是学校的一大景观。男儿出家为僧时间可长可短，但不得少于一个雨安居（指傣历九月十五至十二月十五这三个雨季比较集中的月份。）。若入寺为僧若干年，到20岁后仍不愿离开寺院还俗的，可以经过学习，举行晋升仪式为比丘，继而仍可依次晋升。

　　四、佛寺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博弈（Game）

　　由于傣族人民这种深厚的民族情结和宗教情结所致，在学校教育普及的今天，在西双版纳，男孩接受佛寺教育仍是他们成长过程中必经的一个人生礼仪，佛寺仍以它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一批批的男孩剃度为僧，这种佛寺教育和学校教育并存的局面便导致了僧侣学生的出现。同时，以神学为主的佛寺教育与正规的学校教育之间展开了一场无声的博弈。

　　在调查过程中，一位E小学的老师A讲述道，每年到开门节、关门节等宗教节日的时候，他都会收到班上和尚学生的请假条。按照宗教信仰，这些和尚学生要去寺庙参加赕佛活动。“不放吧，得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放吧，和尚学生三天两头参加赕佛等佛事活动，影响了学校教育的正常秩序。其实老师都很清楚，递请假条只是一种形式，即使学校不批准，你也绝对阻挡不了和尚学生们参加赕佛的热情的。”

　　目前，西双版纳州的和尚学生有2000多个。调查显示：在傣族聚居的一些乡村学校，每学期和尚学生因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和民俗节庆活动而耽误的课时达到92节。像A所遇到的尴尬，几乎发生在每位老师身上。于是，在尊重民族宗教信仰与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这两个教育场域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拉锯赛。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平衡，如何厘清两个场域之间的界限，使之和谐共存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据报道人Ｂ说，“傣族的适龄男童既要到佛寺做和尚，又要到学校当学生，时间安排上存在很大矛盾。赕佛对学校教育冲击很大，不仅是缺课。佛寺教育毕竟是神学为主，没有统一修业年限，也没有正规的课程设置，其死记硬背的‘注入式’学习方法，致使很多入寺和尚虽能背诵经书，都不能通晓经文。”

　　如今在西双版纳，从形式上看，佛寺与学校争夺生源的现象已经不明显了，但是，频繁的节日、供奉、祭祀活动对学生仍有很大的影响，许多学生成群结队逃课参加活动，特别是和尚学生，身在学校心在佛寺。而且，佛寺的教育方式也使和尚学生在面对学校的正规教育体制时显得很被动，无法适应，导致全州傣族辍学率居高不下，学习成绩亦是班上最差的。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形成了男性人才资源的匮乏。

　　报道人C讲道，“我们傣族的男娃娃个个都要到缅寺去当和尚，在那里，才能学到我们傣族的文化，不到缅寺去，就会被嘲笑为野人呢！我们做大人的也会被笑话的呢！”

　　可见，家长们在对待送男儿出家为僧，在佛寺接受佛寺教育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也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存在盲目、随大流的倾向，并且很大程度上是惯习(Habitus)使然。家长们所坚持的理由也是单一的、经不起推敲的。

　　访谈和尚学生这一当事人群体，问及佛寺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感受时，几乎都这样回答，“我们还是觉得在缅寺读书好，那里自由，有伴玩，在学校听不懂老师讲什么，不好玩！”问及还没入寺的男童，他们要不要去当和尚时，回答是这样的，“当然要当啦！不然会娶不到媳妇”，“当了和尚才好请假呢！”，“别人都去，我也要去当”…他们都有各种的理由，或者是出于本民族的信仰使然，或者是缘自逃避学校课程的原因，或者是人云亦云的习惯作用等等，但就没有谁说不想当和尚的。

　　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对学校教育的感情如此淡薄而对佛寺教育如此热衷呢？是浓郁的民族情结和宗教情结？还是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位从事教育工作的报道人D讲道，“一方面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一方面要维护学校的教学管理秩序，我们一直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中间左右为难。我们也曾经试图和州内一些佛爷沟通，但是无果而终。寺庙的作息时间一般是凌晨5点钟左右起床念经。念完经再来学校上课，学生的休息时间得不到保障，到学校就没有精力听课了。”

　　在这场学校教育和佛寺教育的博弈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反思，为什么学校不能把和尚学生留住？

　　为此，笔者访谈了许多学生，答案是“课本太难啦，听不懂”报道人B说：“这里的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70%多，但是，学生使用的教材和内地一样，是国家统编教材，没有能体现傣族地区的实际与傣族群众的心理特点，也没有设置傣族历史文化的地方课程或校本课程。”

　　确实，傣族是一个对传统文化情结很深的民族，他们有着很好的民族文化自觉。在寺庙里，要专门学习傣文，这往往是学生最感兴趣的，但是在学校里，这一课被取消了。

　　“教学内容脱离实际使学生们对学习产生了畏惧心理，致使学习信心大减；而学校经常进行的大考小考，以成绩论英雄的校园氛围，这对边疆少数民族学生造成了难言的伤害。” B还讲了这样的一个实例：“勐海县曼洪村党支部书记的儿子，2004年××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在当地成为了‘读书无用的教材’，村民们对此都很有争议。”

　　由于专业设置和社会需求的脱节，在全国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的局面。近年来，部分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也极大挫伤了傣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家长支持教育的信心。

　　五、对两个教育场域(Educational Field)的博弈分析

　　佛寺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博弈即是其背后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博弈。

　　21世纪，关注传统、尊重传统的意识在人们心目中得以回归，“护养”成了人类学、社会学家以及社会有识之士对传统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佛寺，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作为一种人文精神的价值依托，一种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民族情感之链，其地位和意义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傣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佛寺是他们的民族情结合宗教情结的一个交点，是他们心灵守望的一片绿洲。佛寺教育在傣族地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历史积淀。因此，不可能消除佛寺及佛寺教育。

　　但是，傣族寺庙单一的传承模式也有其弊端，这种单一性不仅是传承形式上的单一，也包括传承内容上的单一。对于青少年来说，佛爷传经布道的单一方式显然不符合他们的心理年龄的要求，久而久之觉得枯燥乏味也在情理之中。而寺庙传承的文化，仅以与傣族相关的文化为依托，多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视野，内容的单一性显然也满足不了青少年对社会的求知欲和探求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更适应不了当代社会发展的步伐。佛寺宗教活动的安排、和尚学生诵经习文的时间与学校的教学管理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冲突。

　　而学校，作为一个对外交流的平台，一个了解外界的窗口，一个培育现代社会精英的文化场所，其本身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在认识到现代学校教育培养出了大批认知现代世界，适应现代语境的新人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他们却又更多地成为了只接受汉文化熏染而失去自己民族文化个性和民族文化认知的一代。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现代学校推行的是汉语单向教学，这必然加剧民族语言的消退现象。笔者发现，青年一代对他们各种仪式的文化内涵知之甚少。这种文化生态环境的缺失意味着社会将失去许多传承民统文化、有民族认同感的青年。如果傣族的青年一代离开了传统文化的根基，他们又能用什么去创造和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文化呢？

　　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寺庙传承与学校教育之间的矛盾在于，寺庙里培养的更多是只受傣族文化浸染而对现代科技知之甚少的青少年，他们虽独具民族文化个性却缺少与时代同步的共性；而学校培养的学生虽然学到了傣族文化之外更多的现代科技知识，但又失去了传承本民族的文化个性及本土文化价值观。这即是二者博弈的焦点。

　　六、对解决博弈之道的探讨

　　佛寺，作为蕴藏着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宝库，其存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重要性。佛寺教育，作为传承民族文化，加强民族认同的一种手段，亦有存在的合理性。学校教育，作为传播现代先进科学技术和主流文化的主阵地，其地位也不可动摇。那么，我们只有找到这二者的平衡点，才能够既传承民族文化，又传播现代主流文化，既培养民族知识分子，又培养社会精英，两者兼顾，不失其一。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拙见，以供参考。

　　（一）健全教育制度

　　目前，傣族男孩既当和尚又当学校学生，既影响学僧教育之进行又影响国民教育的健康发展，致使傣族学生在开放竞争的社会中，不利于参加考试或竞争。

　　因此，为了延续佛寺教育的优点，制度本身必须蜕变，才有生机。故建议从加强办理高级僧侣教育着手，先提升师资，招进已受完国民教育的青年，作短中期进修，培养高级僧侣，利用这些高级僧侣的人力及智慧，将原有傣族文化资产予以发扬。对当前佛寺里的大和尚及佛爷，鉴于他们在传授民族文化过程中的角色作用，总佛寺为他们提供再教育，制定具有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教材，编排计算机、英语、艺术等多元化的课程并聘请专业人士教授。

　　至于小和尚的基础教育，多为诵经守戒，受限于佛寺本身经费不足，生员也与国民教育重叠，则利用学校假期集中进行。在学校的课程设置中，结合实地情况，适当增加具有民族特色的课程，编写乡土教材，培育能够就地就业的本土人才，使那些不能继续升学的学生也能学到一技之长，消除群众心中“读书无用”的疑虑，坚定他们支持教育的态度和信念。

　　（二）增加经费投入

　　傣族地区地方政府应尽快组成翻译队伍，从贝叶经书中挖掘傣族的璀璨文化，以免沧海遗珠未见流传即告消失。同时，当地政府应增加对少数民族教育的投资与补助，解决他们教育的经济负担。

　　参考文献

　　[1]郭净、段玉明、杨福泉，云南少数民族概览[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2]刀永明，南传上座部佛教经典概说[A]，云南大学贝叶文化研究中心，贝叶文化论集[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3]张锡盛，西双版纳傣族佛寺教育的地位[A]，云南大学贝叶文化研究中心，贝叶文化论集[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4]牛军，贝叶经与南传上座部佛教[A]，云南大学贝叶文化研究中心，贝叶文化论集[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出自: 《消费导刊·理论版 》 2008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