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宗教与文明
世界宗教与文明
非常感谢能有这次机会。学诚大和尚跟我谈了咱们龙泉寺发展,然后希望有机会来这儿进行交流。其实在这儿我应该说是非常感动。北京现在城市发展,人口增加,尤其是车辆拥挤,很难找到一个非常宁静的地方。我们在龙泉寺这儿,看到一个非常宁静、静修的地方,而且冒着严寒,各位朋友来这个地方,我们来讨论宗教问题,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所以我也非常感动。
应该说我跟学诚大和尚因为工作上的缘故,也有很多年的交往,应该说是算是老朋友了。但是我感觉到,就是从一个深层次的了解,还是不是很够。最近看到大和尚这个博客,看到跟信众这种心灵上的交流,我感到一种震撼,也感到了一种温暖,相比之下自己也感觉到颇为惭愧。
所以,真的,到龙泉寺来,我是报着学习的心境来的,而且在这个地方的确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你看龙泉寺的山门很小,庙宇的规模也不是很大,但是提供这种静修、提供这种学习的场所,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慷慨,非常大度的方式。这个对我来讲的话,真是我看到的就是宗教界沿袭、提高、升华的一种希望。我是第一次来龙泉寺,这样一个初步的印象,已经是非常感动。
各位朋友我想都是研究佛学,对佛法的了解应该说要比我好。在这个地方,我跟各位朋友,应该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对宗教问题进行探讨。也就是说我们各位朋友是从内往外看,换一种视角,除了认识自己以外,认识这个世界上宗教的发展,这个可能对我们的研修,可能对我们自己的认知,可能对我们的境界会有所提高;对我来讲,实际上我是从外往里看,作为一个研究者,因为我研究宗教也有三十多年了,我以前主要是研究西方宗教为主,这些年呢,也慢慢地对东方宗教,包括中国的各种宗教有所接触,但是只能说是刚刚有所接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一个双向互动而又积极的呼应。
所以我们了解世界宗教,这样可能对自己的信仰,对自己的认知,就会有个更大的提高,达到一种升华澄明之境。所以从这个意识上,我就选择了一个“世界宗教与文明”,从软实力的对话与比较来进行当中的谈论。请各位朋友原谅,因为我们现在国内谈论宗教是三界人士在谈论:一个事政界,关心宗教的社会政治作用;一个是教界,关心宗教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弘扬自己的教义信仰;再一个就是学界,学界主要是从学术的比较研究进行探讨,以此窥见宗教之堂奥。我的这个研究应该说是属于学界,所以从学界这个角度谈宗教、看宗教,可能跟各位朋友的这个视野不太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我说的有些从咱们这个信仰角度来说有不妥的地方,我想咱们以佛教的博大心怀,对我加以宽容和包容。
所以我想在讲之前,做这么一个铺垫。
因为其实我研究世界各种宗教就感觉到,宗教的对话和比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宗教作为人类的文化宝贵财产,作为一种文明的传承,他之所以数千年来风风雨雨走到今天,他是有许多重要的精神价值,一直被人类所器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探讨宗教,应该说他是一个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过程。当然我们也在历史上看到,宗教在现实层面、政治层面有种种的冲突和纷争,这可能是受于社会存在处境之限。我研究宗教,从来是从这样两个层面来看,就是说宗教他的这个精神的追求和境界,他是有一种超越性,有一种升华。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个人,甚至包括在各个不同宗教组织里面的个人,他自己的存在他是相对的,他是有限的,它受制于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民族等等因素。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说宗教追求者是在于超脱与这种现实处境之间,所以他是在一个不断运动,不断升华的这个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就感受,我们的每一个人,甚至包括信仰宗教的个人,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他有他的一定的相对性和有限性。从这个角度,我特别就是感觉到,宗教他最为强调的一点,强调认识到自我的有限性,有一种谦卑的一种精神。这样来看世界,看自我,从这个意义上,对现实生活中,人间的一些纷争,包括不同宗教中间一些恩恩怨怨可能就有一个比较透彻的把握。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就是从宗教与文明的发展;中国五大宗教的基本情况;世界文明与世界宗教的兴起,以及当代全球化中的世界宗教这几个层面,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宗教与软实力的关系
我想,首先从宗教跟这个软实力的关系来看。我们这些年谈软实力谈得比较多,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发展,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力是相当的大。所以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做基二,或者说中美在世界上独占鳌头。因为我们在读书的时期,说两个超级大国是美国和苏联,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现在俄罗斯有点力不从心。所以中国的崛起,让世界感到是一种振奋,同时,恕我直言,有些国家感到有点害怕,这种硬实力应该说已经展示出来了,但是在这个硬实力的背后,他的可持续性发展,需要一种软实力。
这种软实力应该说,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中间他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国家最早谈这个可持续性发展中间潜在的精神力量,不是我们宗教学界,是经济学界。像厉以宁等等著名的教授他们当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一代专门研究社会宗教学家马克思韦伯。为什么研究马克思韦伯呢?因为他的一部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提出了这么个观点,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西方工业化的过程中间有一种潜在的精神力量,马克思韦伯认为潜在的精神力量就是新教,就是基督教的新教伦理,他们对它加以了支持。中国经济学家谈这个问题,他思考的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他的可持续的、潜在的精神力量,是什么呢?这个不可能向外求,只可能从自己中国传统的文化中间去找寻。所以这个问题呢,应该说是经济学家他是提出来了,但是没有根本的解答。
从这方面来想,中国文化中间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这种潜在的精神力量,就离不开儒释道。所以就谈到宗教跟软实力的这样一个观点,因为如果宗教跟社会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那么这种软实力就是正面的、是积极的、可以转化为这个支撑、扩大硬实力的一种巧实力,否则他可能就会影响硬实力的持续性,或它的不断的扩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应该看到宗教作为相关民族、社会的精神性力量,是软实力的重要的构成。
世界各大宗教的基本情况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今天这个世界上,宗教状况是什么样的呢?因为我们对这个佛教的状况可能比较熟悉,但是对于整个世界的状况,有些朋友可能不是太多去关注,实际上整个世界宗教的发展非常热闹。
我们今天看世界的人口,已经超过了六十多亿,那么实际上世界上各种宗教的信徒达到了大约有五十亿,也就是说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相比之下,不信仰宗教的人数,大约是十二个亿,这个是世界宗教信仰的状况。
我们再看中国,中国当前总人口是十三亿多一点,根据我们1997的《宗教白皮书》,信仰各种宗教的人数大约是一个亿,这样的话简单地加减的话,就会发现,好像不信仰宗教的人数在中国有大约十二个亿,这样一比较,大家会感觉好像世界上不信仰宗教的人好像都集中在我们中国。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是值得商榷的。为什么?第一,一个亿的人数是周恩来总理在五十多年前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外国朋友问他,他估摸地说的这个数字。我们知道中国领导人是一言九鼎,所以总理的一句话到现在五十多年都不变,其实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们看到,实际上信教的人数明显的增长。当然这个数字到底是多少说不是很清楚,所以这是第一个分析;第二个分析,最近有一些调研就开始对中国的信仰状况进行了研究。这个有影响的应该是去年华中师大,他们有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这样一个课题,这个课题中间就做了一个抽样,这个抽样当然不是很多,五千不到的问卷。根据计算机的处理,他们推出的结论,现在中国信仰宗教的人,大概有三亿多人,其中应该说信仰佛教的是最多的。所以有一种估计,就是在中国受佛教至少说受佛教影响,如果不说皈依的话,是一亿以上。所以说在这个三亿中间占的比重是最大的,当然这个说法是学术界的一个探讨。因为包括我今天在内,我们学术界的是比较敢说话的,什么话都能说,但是学术界说话是“仅供参考”,值得我们研讨商榷,不要把他看做一言九鼎的,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说话都很有弹性。华东师大的教授,它作为一个科研成果,就向媒体披露了。这个媒体就是有影响的就像《中国日报》,英文版CHINA DAILY,媒体呢,因为新闻最早发布出去,这是媒体生命力之所在,所以他们抢新闻,一下子就把这个新闻发出去了。发出去以后,国际上感到非常震惊,因为我们《中国日报》是代表中国官方报纸的,所以以为是官方发布的数字。这个就是说对这个新的数字有一种惊讶,我们中国的高层也感到惊讶,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有一定的社会规划,用我们现在老北京说的话,就是有一定的游戏规则,就是说数字的发布是不能靠某个学者,或者某个没有授权的机构的,必须要是权威的国家统计部门,或者国家的统计部门授权,所以这个数字的权威性就受到质疑。当然这个学者就讲“我没有对外发布,不过是我的一个内部的研究成果”,所以把这个发布数字的责任就推到媒体了。媒体也说,“我这是事出有因,不是空穴来风,我是因为在这个学者成果的会上听到的”,这样,彼此就把这种风险就化解了。但是风险虽然化解,中国到底有多少人信仰宗教,现在就是有一个一亿还是三亿,这么两种说法,这种说法当然一个是权威的、但是太古老的说法,一个是比较新,但是不权威的说法,所以将来到底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说法,我们可能还要等待。所以这是我们看世界宗教与中国宗教之比的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
我们再看看世界各大宗教,应该说基督教人数是最多的,他是二十二个亿,我本人是研究基督教,那么以前在国外也待过五六年,所以对基督教的情况呢比较熟一点。它基本上是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四,分布也是最广的,在世界上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这个中间,基督教属于三大教派,最大的教派是天主教,大约有十二亿他的信徒;第二个是新教,新教在中国称为基督教,大约有七亿多信徒;东正教,将近三亿信徒。所以这应该说是世界上第一大宗教。
第二大宗教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现在有十三亿信徒,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八,分布在,不到二百个国家和地区,一百七十多个。
我们的佛教,他是属于世界第三大宗教,他的信众在世界范围来讲,不到四个亿,大概3.5亿到4亿之间,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人口比较少。分布在大概将近一百个,不到一百个国家和地区。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还谈到弘扬佛法,很多朋友在把佛教的经典翻成英文、德文、法文、日文、韩文等等,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任重而道远。就是说佛教在世界三大宗教中间,应该说是人数最少的,但是他在亚洲,是属于亚洲的第一大宗教,应该说在亚洲的影响是最大的。我们看今天中国,随着两次世界佛教论坛的召开,把世界的眼光吸引到中国佛教的发展来看,所以佛教在世界范围的弘法,应该说是任重而道远,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我们养好内功,然后走出中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应该说是一个宏伟的事业。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就是世界宗教中间,佛教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从这意义上来讲,我们虽然看到佛教在亚洲的影响,但是也还看到在这世界范围内,我们讲佛法无边,他对外的影响扩张,还是很有潜力的。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也是我们的一种文化的扩展,同时也是我们软实力的一种体现。所以我们经常讲,现在西方的宗教,包括基督教等等,对中国的渗透很大,压力很大。我个人认为,对于这种从宗教意义上的这种,带着社会政治文化的因素的这种扩展的话,你不可能靠消极的防范——“堵”能解决问题,而是必须,一方面要疏导,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的宗教文化要有一种走出去的战略,要不断地弘扬扩大。
这个是我们在世界三大宗教中比较的时候,应该看一看。
佛教是产生在古代的印度文化,是在尼泊尔,但是属于印度文化圈。实际上今天的印度第一大宗教是印度教,也不是佛教。印度教,现在是有大概八亿多人,我们知道印度的人口是仅次于中国,而且现在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中国提倡计划生育,一对夫妇只能有一个孩子,那么印度是没有这种制度的。所以前一段我去印度,印度朋友告诉我,我们的口号是“一个太少,两个够了”。所以按照这种趋势,如果他们一家有两个孩子的话,他们预测,大概在2025年左右,印度的人口就会完全超过中国。所以,印度教作为印度民族的一种宗教,他的人数也随着的民族人数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从这意义上来讲,虽然佛教是在印度文化中间产生的,但是由于佛教现在在印度这个社会主流中间被边缘化,所以弘扬佛法可能在原来古印度者中间,已经力不从心。从这个角度来讲,世界对于佛教的发展,可能更多的还在看中国。中国是不说这方面的话,但是多做实事,这个两次佛教论坛的召开,应该说是给世人,一种在佛教发展方面的一种希望,也是一种震撼。
中国五大宗教的基本情况
中国,刚才谈到宗教,我们说是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这后面两个宗教实际上在国际范围内认为是一大宗教的两个不同的教派,这是一种传统的认知。当然我们有些朋友也讲我们说的是叫五大宗教,就是说人数比较多的宗教,可能还有些小宗教。
目前的发展,我是感觉中国社会是进入一个多元社会的发展,各个宗教都在不同的方面进行传播,影响,除了这五大宗教之外,世界其他的宗教也在影响中国的社会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曾经有种说法,今天的这个态势,是出现了“教外有教”,就是五大宗教之外还有其它宗教的发展,然后“教内有派”,尤其看基督教里面各个不同的派别的兴起,所以形成一种多元复杂、交织一体的这样一个局面。
这中间,有一个对社会、对老百姓的吸引力的问题,不同的宗教,在走不同的发展路线:
比如说我们佛教,现在是有汉地的大乘佛教为主,还有南传的上座部佛教,还有藏传佛教,都有各自不同的影响,涵盖面也越来越大。
伊斯兰教主要是在中国是十个少数民族中间的发展,所以随着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多,穆斯林的信众也不断地增多。
道教是作为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主要是在汉族老百姓中间发展,他的草根性,他的民间性比较突出。
基督教、天主教,现在应该说发展态势也比较迅猛,尤其是基督教发展态势非常的迅猛。
我刚才来之前,参观了我们仁爱基金会,今天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有七十多位朋友在赤峰送衣、送粮、送温暖,这种暖意,据说把当地的温度都提高了一些,这是非常感人的,今天佛教的发展,这个方面要进一步弘扬。
但是,佛教今天,尤其是在城市这个层面,更多是对事业有成人士的吸引,或者在自己创业过程中间有些挫折或者有些考量或者有些感悟,对这些人的吸引力应该说是非常之大的,这是它现前的发展特色。我到中国很多地方,大家都谈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因为我工作的便利也接触了很多企业界的朋友。企业界的朋友从信仰宗教这个角度来讲,我个人的感触,起码从我接触的面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信仰佛教,信仰其它宗教的也有,但比重不是很大。这样形成了一个在企业文化中间,在我们工薪阶层个人道德修养方面,佛教有很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那么与之相对比,基督教应该说是这些年发展最快的一种宗教,它的特点是更多的访贫问苦,在弱势群体中间、在边缘社会、在乡村、在山区、在农村中间进行发展。所以形成了一种在基层社会到处看到基督教会在发展、在涌动这样一个局面。这种局面应该值得我们去思考,包括我们在做社会调研的时候就发现,比如说在农村,在很多传统佛教信仰的地方,现在慢慢地被基督教所影响。甚至我们发现在云南,在南传佛教的一些地方,传统佛教的地方现在也慢慢地受基督教的影响。那么,问这个信仰转化是什么原因呢?有些人讲,佛教的组织是比较松散的,平常有事到寺院里去烧烧香,拜拜佛就行了,信众之间彼此的走动,这种关爱,相对而言,至少它不是制度化、系统性的。而基督教强调这种穿家走户、基层团契。这种基层团契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相互帮助,你家有什么事我们大家一起去帮助,这样它的组织性比较强,所以这种组织性比较强,就吸引一些人,尤其是有很多生活上需求的、精神上需求的一些人。所以这种发展的方式实际上是复古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朋友是佛教界的义工,都有自己的工作,抽时间来参加各方面的活动。我们最近在湖南参加一个佛教的活动,也接触到了一些义工,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但有大型会议的时候,他们都请了假,那几天全力以赴,把自己的家人,把自己的车子全动员起来,这种形式就看到佛教发展的一种新的现象。
我刚才跟学诚大和尚也谈到,义工这种概念其实最早是基督教的,随着人间佛教尤其是像在我们国家台湾、香港地区,跟基督教的接触比较多,走入社会中间,所以它的组织联络方式从基督教的义工、社会基层团契得到一些启迪,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双向互动,一个积极的促进。
我们看到今天中国宗教的发展,它是一个开放性,彼此吸纳性,这样一个状况。但是,它也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比如说,佛教的优势在于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两千年,在中国的中国化是完成的最好的。相比之下,基督教在很多中国老百姓的眼中还是洋教,也就是它中国化的过程还没有完成,至少说还没有做得很好。所以说这样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国社会对它的吸纳等等,还有一系列的问题,这是它的不够之处。但它有它的优势,它的优势就是它的国际环境,它有一个强大的基督教信仰的外界的国际环境,这样会给它更多的支撑或影响,相比而言,佛教在国际影响上比基督教要弱一些。为什么我们说弘扬佛法要走向世界,这也是实现一种全球范围的平衡。
除此之外,我们看到一些中国民间信仰,民间宗教的传统也得到发展。最近中央电视台在福建的湄洲岛搞了大型的妈祖祭拜活动,这既是海洋岛屿性的文化特色,同时又是一种宗教信仰的传承。虽然它是带有一定的地域性,但它的影响非常之大,尤其海峡两岸的和睦、这种寻根认祖的这样一个精神的追寻,妈祖就起了很大的作用。福建局部地区还有三一教,强调儒释道三教合一,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中国民间信仰或是民间的宗教开始重新复兴。
同样,海外也有些新兴宗教对我们中国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影响比较大的如摩门教。最近美国驻中国新任的大使,他是一个中文说的非常流利的美国人,但另一方面他也是个摩门教徒。在外企中间,美国摩门教的信徒在中国应该说是不少。再一个就是犹太教,犹太教发展也是非常之多的,当然它们有自己的民族性,基本上在一个局部的范围之内。还有一种宗教就是巴哈伊教,巴哈伊教大概可能大家了解不多,这个是从伊朗的伊斯兰教分化出来的,它强调的是“九教合一,世界大同”,所以最早它传入中国时被翻译为大同教,所以这样它跟中国的传统观念有一种亲和感,所以它的影响比较大。还有一个,这个宗教它被联合国所推崇。为什么呢?它的教义中间特别强调一点:“要服从政府,不能反对政府”。所以各个国家政府对它都比较放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虽然在中国还不是一个合法性的宗教,但在社会也有一定的影响。
这样可以看到,各种宗教现在是在开始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打破了我们所说的五大宗教的格局。当然我们唯一强调的就是五大宗教,它的成绩体现在一个“大”字,其它宗教还没有这么大,但对未来的发展不可轻看也不能低估。这是我谈的第二个方面。
世界宗教和文明的发展
第三个方面,我想把世界文明和世界宗教发展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梳理。我是学者,往往习惯从学者、哲学家的角度来进行梳理,另外我八十年代初在德国留学,所以由于这种学术背景的影响,所以我举出哲学家要么是德国的思想家,要不就是在德国工作的学者,所以这是我谈论的局限性,请大家海涵。
首先想谈一下一个德国的哲学家叫雅斯培尔斯,他在中国学术界影响非常之大,为什么呢?因为他提出了“轴心时代”的说法。我们今天的很多学者引用这个“轴心时代”。他在谈到宗教跟人类文明关系的时候说到人类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重大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史前的时代,这个史前时代就是原始宗教产生和发展的时代,人的精神性开始萌芽,处于一种,比如说,神话的时代。神话,今天说起来,还是有它永存的魅力的。所以我们谈论远古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文字记载,通过口传的方式,传承下来的一些东西很多都是传说,很多都是神话。所以我们在学术界有一种说法:“传说就是远古人的历史,神话就是远古人的哲学”。所以他们在思考一些问题,在进行一种精神的追求,这是第一个时代。
第二个时期就是世界四大文明产生的时代,比如古埃及有过辉煌的过去;美索不达米亚,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两河流域,像伊拉克,所以当时伊拉克被美军占领以后,国家博物馆遭到了洗劫,其实它里面就收藏了很多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珍贵的历史文物;再一个就是印度;第四个就是中国。所以雅斯培尔斯把第二个时期称为是远古伟大文化的诞生时代。那么这四大文明应该说只有中国的文明是从古到今没有间断,延续下来。古埃及文明消失了,如果不是埃及学在罗塞塔的发现,文字对照重新认识象形文字的话,古埃及文明就不被世人所了解;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的文明消失了,他们当时留下的契形文字,现在是成为一个古代研究的文字,基本上只是个别领域的专家能够认识;再一个印度文化,印度古代曾经有过灿烂的文明,但这个文明中断过,随着中世纪伊斯兰教的传入,随着英国殖民主义时代对这个文化的转换,所以印度文明虽然在我们今天看来它还展示过它的光彩,但它是中断过,所以今天开始有一个新的复兴;只有中国文明在四大文明中间是没有中断过的,一直延续至今,所以这也是中国文化的奥秘之所在。
有第二个时期就开始第三个时期,也就是说雅斯培尔斯的关键词“轴心时代”产生。“轴心时代”是什么特点呢?就是世界性的大宗教得以创立,人类哲学繁荣发展的时期。这样的话呢有些亮点,比如在中国、印度、波斯、希腊、巴勒斯坦。
第四个时期就是始于中世纪欧洲科学技术发展的时期,延续至今,由此导致复杂多元的社会的发展。对于今天社会是否还是第四个时期,学术界有些争议,有的人认为高科技发展的态势还没有终止,所以应该说还是属于第四个时期,有的人认为这种科技发展已经看到了是走向了尽头。为什么这么说?高科技给人类带来了财富和发展,同时也使人类面临被毁灭的危险,比如核武器,现在的储藏量可以把地球摧毁好几次。再一个就是破坏气候,过度的发展所带来的温室效应。现在又开哥本哈根会议要回到低碳生活都是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地球变暖以后出现海平面升高,陆地将不复存在,对于这种恐怖最为典型的就是最近一个大片叫《2012》,我想我们中间不少朋友看到了,因为地球温度升高,很多就给融化了,地球上没有生存的地方了。这个大片实际上描述了一种恐怖。最后,大家不约而同都跑到中国喜马拉雅山去了,在这里造了几个方舟,要靠门票进去,这个门票卖得特别贵,十亿欧元一张门票。所以这个电影它就反映了当代社会,尤其是西方人的一种恐怖感。随着恐怖感的产生,有的人认为社会可能是准备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要返璞归真,有的人把这种新的时期称为是“第二轴心时期”。“第二轴心时期”的一个特点就是宗教开始重新活跃,人的精神生活重新开始有它的发展空间。当然对于“第二轴心时期”之说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争议很大。在中国也有一批学者支持这种说法,比如在浙江大学有一批学者搞了一套“第二轴心”丛书,谈到了“轴心时代”的影响。
雅斯培尔斯的“轴心时代”到底是什么特点呢?我下面具体介绍一下。所谓“轴心时代”指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可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人类的各大宗教、哲学体系、各大文明基本上是在这个时代定型的,现在的发展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一种延续和扩展。
比如我们看到古希腊泰勒斯哲学家提出的辩证法:“一切都在流变之中,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流水是一去不复返,这样使人对变化开始有一种思索。我们刚才谈的是泰勒斯、赫拉克利特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强调社会的流变。
毕达哥拉斯最早提出了“哲学”这个观念,毕达哥拉斯的哲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Philosophia,是“爱智慧”的意思。毕达哥拉斯开始把哲学、宗教和自然科学揉在一块,所以远古的时候这几大领域是不分的。比如“爱智慧”是一个哲学的表述,但他认为智慧最大的体现是一种神性的体现,所以这样跟宗教相关联,而且毕达哥拉斯自己有神秘宗教的实践。另外,毕达哥拉斯又是一个著名数学家,他对“数”非常有研究,对每一个数字的意义他有一些具体的分析。所以从毕达哥拉斯开始各个不同的思想共处的局面。
然后有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他是西方主体思想第一人,为什么呢?去年开北京奥运会,大家知道奥运圣火是从古希腊神庙取的,古希腊神庙中间最为典型的就是太阳神,太阳神又称为阿波罗神,在德斐尔太阳神庙就有两名著名的真言,或者叫作神喻,一句叫“自知”,另外一句叫“毋过”,所以这种说法对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苏格拉底他有一句名言叫“我知,我无知”,我们刚才讲佛教的谦卑心怀,这种谦卑心怀其实在人类很多文化中也体现出来,所以这种“我知,我无知”的精神境界应该从苏格拉底开始。我们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就是最典型的自知之明。但是苏格拉底生不逢时,他是被赐于毒酒处死的。他作为一个哲学家是说而不著,说得多,但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他的著作是他的学生后来整理出版的。
他的学生中间,最有名的就是柏拉图。柏拉图,我们了解西方哲学都知道,他创立了“理念观”。“理念”—“idea”这个词现在哲学家一般把它翻译成“相思维”,以前我们喜欢把它翻译成“唯心”。“idealism”这个词在中国的语境下就翻成了“唯心主义”,实际上在西方的语境中是翻译成“理念观”或者是“理想主义”,它是追求一种理念,一种理想。所以不同的社会、政治处境对一些哲学思想会有不同的解读。同样“materialism”这个我们是翻译成“唯物主义”,是一种褒义的评价,但“materialism”这个词在西方一般是被理解为“物质主义”,带有一种贬义的倾向。所以不同的文化这种理解有时差异很大。
柏拉图他写了《共和国》,而且他想当哲学王,但哲学家没有当成王,所以最后柏拉图只好潜心于学问,他提出了“神学”这个观念,“Theology”。“神学”在基督教里用的比较多,但不是基督教的专利,基督教只是到十三世纪以后才开始借用这个词。它就是对这种“神性”对一种的终极实在的一种逻辑的分析、一种解说、一种探讨,这是“神学”的本意。柏拉图虽然没有当成哲学王,但是他培养了很多的学者,所以我们今天说英文“academy”这个词就跟柏拉图有关。他就是在阿卡德米这个古希腊英雄的故址招收门徒,学习。我们今天远离城市进行进修,当时古希腊的哲学家他们也是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探讨学问,所以这样就形成了“学院派”这个词。“academy”翻成“学院”。所以我们今天的“科学院”这个词翻成西文就是用的“academy”,是这么来的。
柏拉图的弟子最有名的是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创立者,另外他是“形而上学”的提倡者。“形而上学”这个词不是亚里士多德发明的,是他的学生在整理他的著作中把一些探讨哲学的思辩的问题的著作放在他探讨物理学的著作之后,所以这个词的原意有两种讲法,“metaphysics”。一种解释是叫做“在物理学之后”,就是说著作的分布;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抽象的解释,就是亚里士多德在探讨具体物质之后、之上的那样一种东西,那种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形而上”。所以我们按中文“形而上者谓之道”,所以把它看成“形而上学”。
这种思辩精神其实对于中国来说是很有帮助的,为什么呢?我们曾经谈到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他有一个“李约瑟难题”,说我们中国远古工匠工艺非常发达,有很多的发明创造,但是为什么没有形成科学的体系,这个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古代这种“形而上”的思辩不是很发达,所以这样把现实中的一些东西没有加以提炼形成科学的东西。所以在西方文化中间,亚里士多德很大的一个功劳。
另外,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对一些问题的论证。所以“形而上”和“逻辑思辩”,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另外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中,像亚历山大大帝,所以他是有帝王师的这样一种殊荣,他的学生确实有当过皇帝的。亚里士多德从政也并不是很得志,随后他也回到了故乡,他和他的老师柏拉图不一样,他喜欢带着学生边走边聊学问,所以就得了一个雅号叫“逍遥学派”。
所以我们看古希腊它把很多问题开始探讨,古希腊人有一句名言表明他的自豪,叫“太阳下面无新事”,意思是很多进步问题我们已经构思到了,现在不过是在我们思考的问题上把它深化和扩大,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哲学的发展。
再一个就是古巴勒斯坦,它是宗教的发展,出现了很多“先知”,这些先知实际上都是所谓神、人之间的使者。这样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宗教运动。
再就是在古伊朗,出现了索罗亚斯德。我刚才早上来的时候跟一个朋友在开车,我们谈到佛教的境界是一种“光”,佛光,现在知道了台湾的最大寺庙之一佛光山,也强调这个“光”。其实对这个光的认知,可以追溯到索罗亚斯德(Zoroastrianism),索罗亚斯德对中国应该影响是很大的。二十世纪初,中国开始翻译西文著作,翻译尼采的著作,我们知道有个叫查勒图斯那《如此说》,又叫《苏鲁支语录》,有很多人翻译过,像我们所的徐梵澄老先生,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有各种版本。苏鲁支也好,查勒图斯那也好,就是说的索罗亚斯德。他的观点就是提出了一个“二元神论”,认为世界是由光明和黑暗两种因素构成的,有一个黑暗之神,一个光明之神,经过长久的奋战,光明之神终于取得了胜利,所以这种二元观念也是对人类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的,当然他把光明就用太阳、用火作为象征,所以后来索罗亚斯德教传入中国以后,学名叫先教,俗名就叫拜火教。我们知道的摩尼教就是他后面改革发展的一个变种,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是从伊朗来看。
然后中国古代,这个时候正好是战国时期,孔子,老子,庄子等,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这个时候形成的,所以我们看今天文化的复兴,一批学者在讲老子,讲庄子,讲孔子,讲得自己也出了名。你看我们现在老子有多少人讲,儒家的伦理有多少人讲,庄子有多少人讲……等等,这都是我们的老祖宗留下的精神遗产。我们寻根溯源,中国思想的发展应该说来基本上是这个时候定型的,到今天为止,两千多年,恕我直言,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突破性的这样一种发展,所以现在还是言必“孔子”、“老子”、“庄子”这批老思想家,其他的思想家,主要是这个历史的延续,或者是这些思想的更进一步的体系化和诠释,创立新的思想体系,却如是凤毛麟角。老子五千言说得很简练,但是影响非常之大。
前年我参加道德经论坛,那时搞了一个道德经的展览,这个展览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世界上翻译成最多文字的宗教经典是什么?是基督教的圣经,但是第二多的就是我们这个老子的《道德经》,真是不简单哪,所以我也感到一种非常震撼和兴奋。想当时自己写硕士论文的时候,我写了三万多字交给老师,老师看得不满意,就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看人家老子写五千言,流传千古!我一下子感到汗颜,是啊,我要写出这么好的五千言,我就写五千字就够了,就是因为质量达不上,只好就用数量凑,就多写点吧。这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也是追溯到这个轴心时代。
再一个我们就看古代印度。古代印度当时是处于叫做沙门思潮,学诚大师在我的旁边,我就不敢班门弄斧了,这个佛教的发展当时也是其中的的思潮之一。比如说当时有个大思潮,另外延续千年的除了佛教以外,还有其他教等等远古的印度文化,除了释迦牟尼佛。佛的境界,佛法的影响大家比我知道得更清楚。
所以我们说,人类的文化,人类的宗教如果追溯的话,就追溯到这个所谓的轴心时代,这种说法,应该说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世界文明跟宗教的观念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想谈谈雅斯贝尔斯。他在谈这个时代的时候有一个总结,说轴心时代体现了人类社会的一种精神化,不仅仅是物质文明的发展,一种精神化。他认为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他用了“源端”这样一个词,就是它的根源,它的起因。它的特点是什么呢?他强调,这个描述的跟我一开始说的,就是在于人通过反思而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这个整体的存在是一种什么?就是一种超越,一种终极,一种超越自我的这样一种存在,是人类的一种追求,还意识到自我,认识到自我,自我的程度,自我的限度,就是认识到人自我的有限性。他对这个轴心时代有这么一个非常精神化的概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他的理论是值得我们今天琢磨的。
第二种理念,就是孔汉思。孔汉思是在德国工作的一个瑞士人,前不久,来我们中国参加这个国际汉学大会,人民大学成立宗教高级研究院,他作了一个主题发言。孔汉思何许人也?他是在天主教内可以跟这个天主教皇叫板的。1979年第一次到中国访问,那时候在我们社科院他作了一个讲演,就是科学与宗教。回去没多久,他跟这个天主教皇的事情就出现了麻烦,教皇把他在德国杜宾根大学神学教授的职位给免了,但是德国的学者还是有地位的,大学的教授是不让他失业的,教皇免了他的职位,大学又给你专门成了一个研究所,叫普世宗教研究所,他就当这个研究所所长,一直干到退休。他对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他后来得到了一个,他推广全球伦理,大家可能熟悉,讲这个世界伦理,全球伦理,在世界宗教芝加哥大会以后,他到处搞世界伦理的签名运动,感动了一个德国人,一个贵族、伯爵,这个德国贵族就捐出了五百万马克,五百万马克,上千万人民币,成立了一个普世伦理基金会,这个普世伦理基金会在我们中国也开过两次全球伦理的研讨会,让我们这些学者都支持他的呼吁,我们当时都在他的声明上签过字的。
孔汉思受中国思想影响非常深刻,尤其是老子说的上善若水,上善若水的“水”使他有很多的想法,他跟中国一个学者,多伦多大学的中国哲学的首席教授秦家懿——一个女士,前几年刚去世——合作写了一本书,叫《基督教与中国宗教》,这本书有德文版、英文版,也有中文版。在这个书中间他提出了“三大宗教河系”的理论,认为人类宗教的发展跟三大宗教的河系相关联。这个孔汉思非常有意思,他的著作翻译成了很多中文,他的名字也翻译得五花八门,比如说汉斯昆,汉斯孔等等,孔汉思他自己说,我觉得这三个字是我的中文名字,一个是孔,孔子的孔,他说我跟你们孔子是一家,孔子的孔;然后汉,是汉语的汉,他说我对中国文化非常欣赏,所以用汉;然后这个思,他不用斯大林的斯,他用思想的思,他说我是一个哲学家,要思考问题,所以权威的翻译就是“孔汉思”这三个字。
他认为这个宗教出现于哪三大宗教河系呢?他认为第一个宗教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就是今天伊拉克境内的两河流域,这是产生源自闪族先知型的宗教,就是所谓我们今天说的亚伯拉罕传统宗教。古代的犹太人、阿拉伯人都是同属于古代的闪族,所以我们看今天的中东,阿拉伯人跟犹太人打得一塌糊涂,今天早上来的时候,车上听新闻,还说以色列军又打死了六个巴勒斯坦人,其实他们远古是一个民族啊,是兄弟相残哪!我们看今天的犹太人,犹太人民族叫犹太民族,国家叫以色列,他们的语言叫希伯来语,希伯来是什么意思?那么在古代的闪族语言中,就是指“从大河那边来的人”,这个大河就是指两河流域。他形成了先知型的宗教,绝对一神的宗教。由于强调绝对一神,就容易排外。我们看亚伯拉罕传统的宗教有三大,一个是犹太教,这是最早的宗教;第二个是基督教;然后是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矛盾不断,冲突延续了上千年,为什么呢?都是强调绝对一神。绝对一神他有他的好处,就是他有高度抽象的这个把握,但是他的弱点就是排他,不容异己,在这种不容异己的方式上就出现了冲突,甚至战争,所以造成了传统的悲剧性的发展。这是第一大宗教河系。
第二大宗教河系就是恒河流域,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印度文化。他也是两条河,一个是印度河,印度河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境内,所以提得不是很多,更多的是提恒河,恒河它是在今天的印度,被视为印度教的圣河。他的特点,就是形成了强调东方神秘主义,多种神秘信仰的这样一种宗教。这种多神宗教的信仰,有更多的流变性、宽容性、包容性,他的另外一种特点,就讲究沉思默想,动静结合的修行。比如说我们现在社会上流行的瑜伽、禅修等等,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河系的宗教传统。我们知道印度教复兴的时候有很多梵社,静修之处,静修处,我们佛教发展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种禅修、静思,这种传统就是从第二大宗教河系发展而来的。
第三大宗教河系,就是我们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这个形成的宗教特点,是圣贤型或哲理型的宗教,比如说儒教,道教,包括日本的神道教,都是受中国传统的影响。我们谈宗教这个词的时候,“宗教”把他分开来讲,宗与教,在这个远古中国文化中用,尤其我们说“宗教”之“教”跟“教化”之“教”,现在我们学术界打得一塌糊涂,说不是一回事,其实远古他就是一回事,就是这么发展过来的。“宗”“教”二字并用,实际上是我们佛教用得最早,这个地方我说得战战兢兢,又在班门弄斧了,旁边的大师可以给我匡正。这个词,佛教用得是非常之多,但是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说“教”是佛陀的说教,“宗”是他的弟子对教的各种诠释和解释,形成不同的宗派;还有一种解释,说“宗”是根本的一种佛法,“教”是对根本佛法的诠释。不管怎么说,几种解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只是到了“宗教”这种表述后来传到日本,只是到了后来的发展,西方文化进入日本,日本人在翻译西方religion时把它翻译成了“宗教”,又回过头来用中国的文字。当时有个学者叫黄遵宪,写了《日本国志》,又把宗教这个词传回中国。所以又有一说,说“宗教”这个词由日本假道,传回中国。实际上很多学者认为这个词翻成“宗教”不一定最佳。有的学者认为,最佳的翻译还有两个词,一个是“神道”,但是这个词被日本人神道教用了以后,我们用起来反而不方便了。还有一个,翻译更简洁一点就是“道”,能够体现这种精神。
西方人在分析中国第三大宗教河系时,有种种诠释。比如说德国有个传教士叫“卫礼贤”,他在山东传教,传了20多年,没让一个中国人信基督教,反而把四书五经全翻成德文了。他后来到北京大学当过教授,他最早提名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申请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没成功,但是他对中国文化是很欣赏的。回去以后,在法兰克福大学建立了德国的第一个汉学研究所。这个人对我们的黄河长江的文化有这么一个分析,他说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是中国正统思想的所在地,她的代表是孔子,是北方文化,是主文化,强调秩序,强调正统,强调集体主义。甚至他有这种解释,为什么要强调集体主义呢?他说黄河远古的时候经常闹洪灾,抗洪救灾不是一人之力啊,必须靠集体,所以这话是有道理的。所以前几年我们看到抗洪救灾的时候,咱们的部队都调动在大堤上,国家领导人在作动员,感觉这真是一种震撼的集体主义,所以东方集体主义挺好啊。咱们这个集体主义是让世人感到震撼,同时又是望尘莫及的。为什么呀?你看我们这个奥运会的举行,这个开幕式,让伦敦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他说我们就没有这个能力,你们这个很多人演出都是无偿的,我们要是请那么多人,这个钱就是请不起,他也没那么多义工。所以他说,开幕式我没法和你比。再一个我们今年国庆阅兵,所以他们就感慨中国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所以特别搞笑的是《2012》,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电影,他们把修拯救世界的几个诺亚方舟的任务交给中国,是中国给他们修出来的,最后都跑到中国来避难来了。这种就是集体主义,这是中国北方文化——儒家思想的一个特点。当然,作为一个互补,他认为还有一个就是长江文化,它是亚文化。它是南方文化的特点。它的代表,应该说是老子。所以我们现在看今天的地理概念,老子生活在河南,也是在北方,但是从文化意识上,他把它归入是作为南方文化的代表。它的特点是道教,跟楚文化有关联,它强调的是空灵、逍遥、任运、浪漫、无拘无束这样一种境界。
卫礼贤做这种比附是有个模式的,这个模式就是古希腊宗教。古希腊宗教,我们刚才谈到,他的神系是两大体系。主神体系是奥林匹克神系,我们知道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跟这个有关,她最早是娱神活动,它的代表的神就是太阳神。当然研究神话学它有一个宙斯主神,但是实际上,作为这个体系,他是强调太阳神,强调光明、秩序、乐观。除此之外,她还另一个亚文化,叫什么呢?叫狄奥尼修斯。狄奥尼修斯是南边的一个酒神,喝酒的酒,酒神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无拘无束,所以酒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一个醉字。当然对我们驾车的今天就不行了,你要醉酒了,就驾不了车了。但是在西方传统宗教里,它用醉的这种境界形成了南方宗教的一个特点。所以他用这种模式来套中国的模式,就谈到了这样两种方式。
三大宗教河系,在西方社会认识宗教发展中也很有影响。但是从这个三大宗教河系,我们能悟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流传到今天的,具有文明特点的宗教都是这三大宗教河系的延续。是不是?像古希腊宗教辉煌,但是没有留下来。只要是流传到今天的,除了原生态的宗教,或者一些新型宗教之外,基本上是这三大宗教河系保存下来的,这个意味深长。
第二个,这三大宗教河系都在亚洲,所以我们看到亚洲是一个宗教灵性、精神性非常强的一个大洲。这个是让人感到惊讶的,不是其他洲,都集中在亚洲。那么,中国是亚洲的第一大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而且文明又没有中断,所以我就想到第一个命题:说我们中国人跟宗教无缘,宗教占的比重很小,这符合历史的逻辑吗?所以这值得我们深思。所以我们今天讲,一方面强调我们文化的传统,文化的传承,另外一方面,又说好像今天中国信仰宗教的是少数,这中间有一个悖论。所以我们看今天中国,如果我们要认真的反省的话,儒释道三教,在国民的精神境界、心态中间,仍然起着非常大的作用,这个作用是不可小看的。而且我们看到,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就跟这个儒道有一个长期的对话或者结合。这种结合在哲学意义上,它的鼎盛就是宋明理学,影响非常重。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我们今天是不是得对中国人的宗教性,中国人的精神性,重新认识、重新反思?作为一个宗教研究的学者,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中国不应该作为世界、人类宗教现象中的一个另类,中国的宗教存在不应该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常态,这样的话,我们认识人类文明的发展,认识宗教的存在,所有的关系就理顺了。按照现在有一些思路,这个关系怎么也理不顺,怎么想也想得有些别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想孔汉思的三大宗教河系,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思考。
还有哲学家,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黑格尔,当然黑格尔应该在几个哲学家中他是最外行的,他对东方的宗教基本上是不懂,但是他对西方又影响非常之大。为什么呢?他喜欢构建体系。我们知道他的三段论——正题、反题、合题,构建庞大的体系,他在宗教方面,也构建了一个体系。他认为宗教有三段的发展,也就是说从自然宗教,经艺术宗教,发展到天启宗教。但是宗教太多了,他看到这三段又归纳不进去,所以只好在这个自然宗教和艺术宗教之间搞过渡性的宗教,又加进去,这样把自己的三段论实际上也破坏了。但是他对中国的宗教,对东方整个宗教不是很了解。他是显示了一个西方中心论,在他的历史分析中,自然宗教就是东方的这些宗教。所以他把印度教、把儒教、把佛教都包括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西方世界,尤其是它的哲学界、学术界,对中国、对东方的贬低,应该追溯到黑格尔之前的,也就是说近代发展中,我们知道欧洲中世纪曾经发生过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之后,虽然它失败了,但是带回了一些东方文化刺激了他的文艺复兴。在宗教改革——这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延续之后,教会开始海外拓展,海外拓展尤其是耶稣会到了中国,发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我们知道这里面有一个故事,耶稣会最早受海外探险家的影响,我们知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他们原来是要找印度,没想到找到美洲那边去了,所以他们以为发现印度了,所以你看当地的土著民今天用的词叫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实际上就是印度人的意思。只是后来有一个阿美尼加的人发现搞错了,这是新大陆,所以现在叫美洲,阿美,America就是这么来的。但是传教士还是不甘心,还是要找认印度,最后他们是找到了印度,所以他们的第一站在印度的果阿开始传教。然后开始又往前走,又走到了日本。日本当时是信仰佛教,所以这些传教士让他们改信基督教,日本人就说我们的宗教,我们的传统都是跟中国人学的,你要想让我们改宗的话,你把我们的师父先改变了再说吧。所以这样的话,耶稣会的传教士才到中国来传教。所以我们知道像利玛窦,明年是他在北京逝世400周年纪念,有很多的研讨会。利玛窦就是受了在日本传教人的影响,所以他把那个头发,胡子都刮得光光的,所以作为一个洋和尚,作为一个西僧到中国来传教,他是这样的。只是后来他了解了中国文化以后,知道了儒家的影响,他才把头发胡子都留起来,作为西儒,他有这么一个转变。所以可以认识到当时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推崇,或对传教士观念上的影响。
在这个之后,我们知道中国由于关于天主教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了礼仪之争。礼仪之争以后传教士就被赶走了,中国就跟西方开始处于封闭,这个过程中间西方开始工业革命发展。由于跟中国,跟东方的隔绝,出现了一种看不起东方的这么一个观念。所以对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也形成了影响。所以我们可以把溯源作一个梳理,我们如果闭关自守的话,不仅对我们自己损失很大,而且对国际舆论也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所以像黑格尔这样的西方这么有影响的哲学家才在这儿胡说东方宗教,把东方宗教贬那么低。比如过渡性的宗教,他把这个波斯的宗教、埃及的宗教、叙利亚的宗教都加进去了。然后艺术宗教他认为是犹太教、古希腊宗教,罗马宗教。艺术宗教,他就认为是精神个体宗教的出现,而且是民族精神的凸显。当然最后他还是要说天启宗教,所谓天启宗教就是基督教。他把基督教看成是绝对的宗教,一种自由的宗教。这样完成了他三段论体系的构建。当然我们也看到,在黑格尔的观念当中,宗教还不如哲学,宗教发展到这个时候更高的阶段就是哲学,最后他要构建他哲学的体系。但是黑格尔的这种说法,就使西方社会舆论在很长一段时期对东方的宗教瞧不起,或者说根本不了解,由于这种不了解,就有一种轻蔑。我们在和西方交往中就发现这样一个特点。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在文化传播中讲的,为什么讲要有我们自己的话语权呢,文化话语权太重要了,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我们不能失语,我们一定要高歌,这是非常重要的。
全球化中的世界宗教
最后我想谈一下当代全球化处境中的世界宗教。世界宗教应该说在这个范围之内影响很大的。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应该说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年。当时我记得中国的学者还在争,21世纪是从哪一年开始啊?是从2000还是2001?很多的学者,尤其是科学家,就讲我们现在都喜欢从0开始么,0数为第一,2000年应该是21世纪的开端。后来就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学英文的知道century这个词,它是从拉丁文来的,它的原初的意思是100的意思,如果以2000年作为21世纪的开端,往回推溯,那么就没有一个公元零年、公元壹年,所以第一个世纪就不是100年,只有99年;所以本身这个词语就是矛盾了。后来国际公示了一个统一,就从1开始,所以21世纪是从2001年开始的。那么2000年就有一个送旧迎新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时期就非常有意义。同时在联合国召开了三个会议,第一个会议就是“世界宗教与精神领袖千年和平峰会”,这个会议我非常荣幸,作为学术顾问,我是中间可能唯一的一个学者,其他基本都是官员或者咱们宗教界的领袖。官员在末后,宗教界的领袖在前面,我们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是我们天主教的原来北京主教傅铁山先生,但是实际上坐镇的是我们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外国人很清楚,所以经常实质性的问话都冲着叶小文去了。作为学术顾问,我参加这个世界宗教领袖高峰会议,大开眼界,这次会议它是把世界上各种宗教都吸集在内了。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联合国席位上发言,很多我们宗教界的朋友赶快坐在那个位置上做出一个发言的样子照相留念,其实那个发言也不是太久。中间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插曲,因为到了美国,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影响比较大的国家,所以会议主办方出于礼貌的方式,就请了美国宗教界的一个人士,这个人是大概大家有些人可能知道,一个著名的福音布道家,叫葛培礼,英文名叫Billy Graham,他的女儿被请到这个会上,去作为一个嘉宾致几句词,但是葛培礼的女儿秉承父志,传教意识非常强烈,所以面对世界上各个宗教的领袖,上千人在哪儿,她说了两句话就开始布道了,传教了,这个会议的主持者就有点着急,这个让你讲一刻钟,你讲点礼貌话就得了。不行,她就传道,传个没完,一刻钟还没下去,又讲了半个小时,还没有要下去的意思,怎么跟她使眼色,递条子,她也不为所动,会议主持人最后没辙了,想到在高科技发展下有个绝招,什么绝招?他把电源给掐了,这么大的会场,电源一掐断当然就没有声音了,这样她就下去了。所以我就看到在世界宗教交流中间,我们要对话,不能刻意传教,彼此之间用一种对话沟通更好一点。你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你拿你的信仰去说服别人的信仰,有时候是费力不讨好的,所以这时候更多的沟通和谈话可能是最好的。
在这个会议上呢,我们就看到,我看这个屏幕,如果打出来呢,有这么一个会标,中间大家都熟悉这是联合国的徽标。周围一圈是世界各大宗教的象征符号。最上面的是印度教,她的象征符号,这是印度的语言发音中一个最关键的词,她的发音叫“ong”,不要想到奥姆真理教啊,奥姆真理教是对印度教的一种剽窃滥用。这个是一个印第安人的宗教,美洲是东道主,拿它做原住民中间的象征符号;这个是在印度的锡克教的象征符号;这个是日本神道教的象征符号;这就是犹太教的象征符号;这个是道教的象征符号;这个是基督教的;这个是伊斯兰教的;这个就是跟佛教同样古老的印度祈拉教的象征符号;这是佛教的象征符号;这个是索罗亚斯德教的象征符号;这个是巴哈伊教的象征符号——九角星,强调九教合一。那么第一次我看到一个泥卦,作为什么呢?做为儒教的象征符号。中国的代表团没有儒教的代表,但是宗教领袖代表大会上确实有儒教的代表,那是谁呢?有两个人物:一个是香港孔教协会的会长汤恩佳。汤先生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商人,所以为了弘扬儒教的传统,他用金银做了好多儒教的纪念品,在会上发,他不是传教,他是发给你,留作纪念,这样大家也知道有儒教,有孔教。儒教、孔教在西文中都叫confucianism一个词。还有一个代表就是学者——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燕京学社的社长。杜维明教授主动找到中国代表来,说你看我是代表儒教来的。那次有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跟着采访,从那回来以后我就经常发现一个现象,杜维明先生经常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嘉宾,在电视上大讲特讲中国传统文化。我有种感慨啊,中国传统文化怎么也经历了一个出口转内销的一个过程啊。杜先生在退休以后,他也归根,现在到了北京大学当了高级人文研究院的院长,总算是找到了文化的根,海外漂泊几十年。今天儒教在中国的现象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可以对世界宗教的情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下面我想利用后边的时间把这些世界宗教具体的和我们中国相关联的事件跟各位朋友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介绍。
现在这个世界宗教的发展,我们从三大河流意义上来讲,应该说,第一大宗教河系形成的宗教影响是比较大的,犹太教也好,基督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影响都非常之大。这个是事实,我们必须要正视。对她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看犹太教。犹太教有四千年的历史,鼎盛时期是公元前十世纪、九世纪,当时叫做大卫王,所罗门王时期,这个时候她就修起了她的圣殿。这个圣殿在公元前6世纪被巴比伦摧毁了,犹太人流亡异乡他国,当时称为巴比伦之囚。所以我们看到在犹太人的词语里边,“巴比伦”,古代又称为巴比,它是一个贬义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是她的敌人的意思,因为给这个民族带来很大的磨难。所以巴比伦文化在萨达姆时期,伊拉克没有被推翻的时候呢,被看作是她最潜在的敌人,当时是咬牙切齿,如果美国不出兵的话,以色列都是蠢蠢欲动,想收拾伊拉克,它有历史上的宿怨。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巴别塔”。巴别塔是西方的人解释语言的产生,说当时人想自比上帝,想修个通天塔,在巴别这个地方,上帝不愿意人这么狂妄,所以变了大家的口音,大家说了谁也听不懂,没法协调,所以这个通天塔就没有修成。所以这个通天塔的意思就是一个未尽的,完成不了的工程。
从犹太人来讲,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立约的民族,讲究契约。所以我们讲西方的法制观念,实际上可以追朔到犹太人立约的传统。他认为自己文化中有三次立约。一个就是“彩虹之约”,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2012》电影里面,世界洪水的时候,就是追溯到《旧约》里面的传说。上帝造人,造了一个亚当。看亚当太寂寞,又造了一个夏娃,有女人做伴。但是夏娃受到蛇的引诱或是好奇的引诱,就吃了禁果。禁果实际上就是现在翻译的词就是一种苹果。吃了以后就知道善恶,亚当在夏娃的劝说下也跟着吃了禁果。不好意思,就像今天的女孩子也比较爱贪个零食吃,男朋友在一边也不好意思,陪着吃吧。亚当也跟着吃,在这个吃的过程中,上帝回来了。亚当也知道这是犯错误,所以一急,就把苹果吞下去了。但是苹果太大,就卡在脖子上没下去。所以今天西方人翻译男人的“喉头”就是说是用“亚当的苹果”这个词,就是从这来的。这样,一卡住,上帝就生气,回来以后发现你们偷吃了禁果,违反了我的戒律,然后就把他们赶出了天堂。这就叫做“失乐园”,赶出了乐园。人类的后代因为有原罪,就犯了许多罪恶。上帝一不高兴,就准备把人类毁灭掉,但觉得中间还有诺亚一家人不错,就让他造个方舟。当然有生态观念,把各种动物、植物的种属带到方舟里面。我看方舟也不会比今天的航空母舰小吧,很大的。所以大家看到《2012》的电影中,对方舟也有一点的印象,那是一个很大的船。进入方舟以后,40天的洪水、大雨。等水停了以后,诺亚就放出一只乌鸦,乌鸦没回来。西方典故里“乌鸦”就是“一去不复返的使者”。这样才把一只鸽子放出去,鸽子比较乖巧,不仅回来了,还衔了一支新鲜的橄榄枝,告诉主人“洪水已经退了,橄榄枝都露出来了。”所以在西方典故中鸽子叫“和平鸽”,橄榄枝叫“和平象征”,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这样呢,他们一家人就走出来了,出来后,与天上的彩虹为约,表现要重新“洗新革面”,形成一个新的人类。所以,我们今天谈“构建和谐社会”时,有些基督教的牧师就讲“我们宗教里也有和谐的因素,我们有个彩虹神学,就是构建和谐的。七彩,不同,但是共辉,这就是和谐的原形。”这说法也是表现宗教界对和谐社会的积极参与。
第二次立约,就称为“割礼之约”。这是亚伯拉罕,从两河流域走出来的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这个民族当时就跟上帝立约,上帝要求他们要行“割礼”,我让你的民族发达。所以以色列犹太人男孩出生都要行割礼,这就形成了所谓的“血约”,也标志着新民族的诞生。新民族的诞生,就被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把亚伯拉罕都称为他们的先祖。当然,对历史发展的解说不完全一样。这是第二次立约。
第三次就是所谓的“十诫”之约。犹太民族是游牧民族,是游荡性的。所以他们后来又游到埃及去了。埃及就把他们当作奴隶了,做了几百年的奴隶。摩西是当时出现的一个民族英雄,带领他们出了埃及。在西乃山上,以“十诫”立约。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形象就是摩西的形象。
以色列人是多灾多难。在公元前六世纪,它的圣殿被毁以后,又重建了。重建的第二圣殿在公元70年,又被罗马军队所摧毁。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以色列是一个没有国度的民族,所以,犹太民族到处流浪,他们只好以“拉比”(师父的意思)为核心,修建了犹太会堂,这样形成了“拉比犹太教”。这个地方被伊斯兰教占领以后,很多犹太人又跑到了欧洲。欧洲人当时比较排犹,我们知道排犹主义在欧洲是很盛行的。因为据说历史上说犹太人背叛了耶稣,犹太教的上层曾经迫害过耶稣,所以让罗马执行者把耶稣钉十字架。由于这种宗教上的恩恩怨怨,对犹太人一直比较排斥。所以这样犹太才形成了“复国主义”。犹太人这个民族很特殊,你越排斥他,越打他,他越坚强。
犹太人是有12个支派。在公元前六世纪那次磨难中,有10个支派丢散了,不知上哪去了,没有了。只剩下2个支派的传承。所以,在历史发展中,有的人讲:这10个支派有些可能就跑到中国来了。因为一些学者考证说,犹太教可能最早传入中国是在周朝。但这只是一种学者的猜测,没有历史的史料。所以,犹太人在世界各地形成的犹太会堂,顽强地存在。一直坚持下来到今天,包括在印度,柯钦等等,都有犹太圣堂。只有一支,到我们中国,比较典型就是宋朝的时候,河南开封,当时叫卞梁。是宋朝的京城,唯一这一支,消亡了。其他的,你越压迫他,他越坚强。但是到中国的这一支,是中国人一点都不想压迫他。“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好吃好喝,好招待。所以犹太人,你对他好,他反而丧失警惕了。慢慢地跟中国人通婚,结婚了,民族性就消失了。然后,他也想走中国的科举制度,也学中国的四书五经,考科举做官。所以他的精神、他的文化的因素也就慢慢地消失了,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犹太教就不见了。这是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上的一个特例。当然,犹太人说:“我们感谢中国人哪,我们不恨他们,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自己没把持住自己,被你们给同化掉了。”所以他们有时感概,中国文化像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海,谁掉进去谁都会被化掉。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有容乃大从这点上也能体现出来。所以犹太人对中国从此就有一特殊的感情。
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巴勒斯坦,英国的托管地,就建立了以色列国。这样,流浪各地的以色列人开始在这个地方立足。当时犹太人跑,一开始跑西欧;西欧迫害他,跑东欧;东欧迫害他,跑到原来的沙俄;俄罗斯迫害他跑阿拉斯加。阿拉斯加原来是属于俄罗斯的,俄罗斯人当时不懂房地产,以1平方公里1美金的价格卖给了美国。所以多傻!亏老鼻子了。俄罗斯的东正教通过阿拉斯拉到了美国。现在在美国有600多万犹太人,对美国影响非常之大的一个民族。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迫害犹太人,那时犹太人又到处跑。哪个国家都不敢收留他们,但是,中国人这次又收留了他们。在上海,好几万犹太人在上海居住,中国的外交官给他们签证。我们看的一个电影,描绘在比利时的一个中国妇女利用她的关系也掩护了很多的犹太人。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犹太人才离开中国,很多人恋恋不舍,甚至像爱泼斯坦留在中国,加入中国国籍了。犹太人就讲“你们中国人好,没有哪个国家像你们这样对我们好。”所以,我们看历史,1948年以色列建国,194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以色列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东地区他是第一个。但是当时由于我们中国和传统阿拉伯国家友好,包括后面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以色列人是跟美国是站在一边的。所以一直就搁置下来,一直到1992年才正式建交。
我们对犹太人的研究就是看到它在世界的影响或对中国的一种特殊的感情。为什么呢?我们原来说中华民族聪明,但犹太民族也聪明。别看他人少,但他的质量非常之高。多少诺贝尔奖得主是他们。你看我们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是犹太人。我们研究科学,说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犹太人。研究艺术,很多艺术家是犹太人。研究哲学,像弗洛伊德是犹太人。还有去年我们奥运会的主题歌——《我和你》唱得蛮好听的,但是《我和你》是一个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写的哲学著作的名字。你看他的影响之深。还有我们现在的经济高潮,现在很多人一谈世界首富——比尔·盖茨,500亿呀,美金!但是我告诉你,世界上真正有经济实力的,还是犹太人。
去年中国电视台二台,经济台,采访的一个大卫·罗斯柴尔德。大家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这个犹太人最早家族是定居在德国,现在他们在世界各地。他们比较低调,称作红盾家族。Rothschild翻译过来就是“红盾”的意思。这个家族,我们看过《货币战争》还有《货币战争批叛》,大家知道,对他的发家史有很多的描述,就是在拿破仑的滑铁卢之战的时候,发了大财。但至于是不是发财呢,有不同的说法。但是,确实在那个时期,他们是通过买卖、聚积黄金买卖英国的国债,他的第一桶金相当于现在的6万亿英镑,所以他的资产是不得了的。他的资产今天是远远地超过其他家族,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家族,但是他们比较低调。他们在中国有产业。那时候,人家问到中国访问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表人物,他们也做保险业。当时泰坦尼克号曾经让他们保险,但是他们死活不给泰坦尼克号保险,结果泰坦尼克号沉了,人家说你们是不是有先见之明呢?他们说,我们倒没有,我们觉得那船修得太大了,我们不敢保险。所以他们就避免了很多的经济风险,一点点地发展下来,但是今天还是非常的低调。他们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的影响非常之大。美国的福布斯排行榜前十名中间,有很大的比例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民族小,人数不多,但潜力非常大,所以值得我们重视。
犹太人跟我们有什么关联呢?因为实际我们谈到犹太人在中国的发展,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有的犹太领袖就重新开始访问中国。我刚才谈到世界宗教精神领袖代表大会,我们为了争取主动提前一个星期去,要找一个邀请单位,就是美国犹太人的领袖拉比施耐尔,施耐尔大拉比,他请我们去的。那么施耐尔大拉比去年奥运会闭幕式的时候,他也来参加了,回良玉副总理也会见了他。
大拉比就曾经跟我谈起过,他说:“中国对犹太人太好了,我们也有一种亲和力。”因为他是在1998年访华的时候,第一站是在我们研究所,我当时接待了他们。他跟我们座谈时也讲了:我知道跟你们学者也谈不出什么名堂来,但是我们热热身,找找感觉。然后再跟政治家谈。他们跟陪同他们的中国驻加拿大的张大使讲,他们想见江泽民主席。张大使跟我说,江主席那么忙,能见他们吗?但是没想到报上去第二天下午就安排接见。以后江主席曾多次见这个施耐尔大拉比。你看,我们这张照片正好出来了,就是接见的镜头。这是施耐尔大拉比,他给江主席送的一个编的犹太文化大词典。这是请一个中国的学者,现在在南京大学徐新编译的,送给了江主席。江主席非常高兴地收下了。我们看到基督教的传教意识强到什么程度呢,赶快拿本《圣经》也递过来。但我们江主席没接。
施耐尔大拉比原来就是奥地利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冒着九死一生跑出去的,后来到了美国。他讲,就是中国人对我们犹太人好,所以我有一个梦,如果能实现的话,我就有可能成为犹太人的英雄。什么梦呢,他说:我跟咱们国家的领导人讲过,我们犹太民族能不能成为你们中国的第56个少数民族啊?我们在开封,有犹太人啊。现在香港回归了,又有5000多犹太人做生意住在香港。咱们一个国家嘛,还有我们的犹太教能不能成为你们中国的第六大宗教呢?当然了,这个我们是不会答应的。这说明他们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也有一种特殊的要求,我们对这个要求就要有所警惕了。整个犹太教只有一千六百万,分布在125个国家和地区,但是影响非常之大。
再一个,我们看一看基督教。基督教是世界上的第一大宗教,它的发展对中国也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基督教的发展有两块,严格意义上讲是三块,对中国都有影响。一个是天主教,天主教有一个梵蒂冈,0.44平方公里,在意大利的首都罗马城郊。但是这个0.44平方公里,它是一个国家,称为梵蒂冈国,统领着世界12亿天主教徒,所以能量非常之大。梵蒂冈最近和中国想建立好关系,但是中梵关系建立有两大障碍,一个障碍是台湾问题,因为它跟台湾有建交,但是他们认为这不是问题,如果能跟大陆建交,马上就可以和台湾那边断交。第二问题就是主教任命权,梵蒂冈认为主教是他们的宗教自由,是他们教内的事情,但是我们国家认为是中国主权问题,所以不能让。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没有获得突破,这样呢,中梵关系一直僵在那。
曾经在原来的老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去世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缓和的迹象。当时看到我们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对老教皇尊重中国的民意还有一个比较高的评价,据说当时中国曾经准备组织一个宗教代表团,甚至包括有官方的人去参加老教皇的葬礼。但是,因为他跟台湾有外交关系,让陈水扁钻了一个空子。陈水扁当时跑到那,也要以国家元首的方式参加老教皇的追悼会,天主教讲,我们是老教皇去世,新教皇还没选出来,群龙无首,所以让陈水扁钻了一个空子,就跑到罗马参加追悼会去了。
当时中国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各个国家都是尊重中国的主权,所以没有什么人搭理陈水扁,尤其是在职的总统、总理基本上不答理他。据说就一个,克林顿,当时已经下台了,跟陈水扁打了一个招呼,握了一下手,说了两句话。怎么握手呢?这么握手。说的什么呢?Hi!Bye!就是这样的。但是陈水扁把这个局给搅了,中国方面很生气,再没派代表团去。一直到新教皇当选上来,也没再派代表团来。
但是,最近有个戏剧性的发展,最近有一个居士刘长乐,凤凰卫视的老总,他的协调下,邓小平的女儿,还有中国的爱乐乐团、中国歌剧团到了梵蒂冈,举行了一个音乐会。新教皇听了音乐会,音乐会有的两个曲目,引人注目。一个是中国江南小曲《茉莉花》,还有一个是新教皇本笃十六世最爱听的一个曲子,莫扎特的《安魂曲》。在这个音乐会上,新教皇是第一次跟中国的外交官接触。我原先还不敢相信,后来上网一看,确实咱们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孙玉玺跟他握手,还直接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还有我们中国外交部西欧司的副司长也出面了。这次演出被称为中梵关系上的“乒乓外交”,所以对今后的发展是意味深长。
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讲,新教的角度来讲,它有一个特点,从一开始他的传教士就跟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华的外交政策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第一个新教传教士是马里逊,他曾经当过英国驻华使馆的翻译和低层次的外交官。后来美国传教士伯驾,他当过比较高层次的外交官,一直到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是出身杭州的一个传教士的世家,在美国受高等教育后,来到南京的金陵神学院当了教授,后来创立燕京大学当校长,最后是美国驻华大使。美国驻华大使,就成为美国扶蒋反共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司徒雷登也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当时他还在南京,因为我们是在北京解放开始宣布成立。他想不走,作为燕京大学的校长,中国原先当过外交部长的黄华先生,应该说是他的学生,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当时是驻南京的咱们的外办主任。通过他的联络,据说专机都准备好了,司徒雷登也愿意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但是美国政府不同意,比较顽固。司徒雷登没辙,只好走了。所以,毛主席在这个情况下写了《别了,司徒雷登》。这一别就是几十年,一直到尼克松访华。司徒雷登回到美国以后,也没人答理他,很凄惨,幸亏有个中国人叫福金波,一家人照顾他。最近司徒雷登的骨灰运送回杭州,他的故居在杭州也修复了。
这样就看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外交方面和宗教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到今天美国为什么拿宗教,尤其是基督教说事,就是他这个传统使然。
应该说美国的扶蒋反共的政策在国民党政府中间得到了支持,他们对共产党当时采取的是排斥的态度。我们从国民党的历史上看,孙中山先生回国以后,就成了基督徒,这是国民政府的开国元勋哪。蒋介石也是基督徒,但他信教的动机不太行,蒋介石当时认识了宋美龄,宋美龄是基督徒,但蒋介石已经结过两次婚了,而且是老大不小,而宋美龄多年轻、漂亮,宋美龄的母亲不愿意,蒋介石一直紧追不舍,一直追到日本去了。宋美龄的母亲没辙了,说我女儿嫁给你也可以,但你必须改邪归正,信基督教吧。这样的话,他喜出望外,就答应信了基督教。先结婚,后信的基督教。
这样,美国传教士跟外交的关联、国民党政府里面高官信教的呼应,就形成了他们自然而然的一个联盟。比如说,我们知道著名的冯玉祥将军,他也是一个基督教将军。还有国民党政府的第一任外交部长叫王宠惠,他们家是一个基督教的世家。另外我们知道张学良的故事,张学良被软禁之后,非常郁闷,准备是要信佛的,他是想信仰佛教、皈依佛门的。让宋美龄知道了以后,把他说了一顿,她说:“你不能再犯第二次错误。”意思西安事变是第一次错误,信佛是第二次错误。于是动员一批牧师给他说道,最后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信的是基督教,是这么个原因。所以这样形成这么大的一个气场,支持、理解共产党的传教士很少很少。所以四九年以后,中国自然而然的让这些传教士回去。所以中国的基督教就形成了三次爱国运动,他是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从这个发展过程来讲,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上就形成了很多的变数。传教也好,宗教海外圣徒也好,这都跟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他的大本营主要在美国。所以形成了今天宗教发展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这是基督教。
伊斯兰教,应该来说,主要是在中国的十个少数民族中发展。中国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意思就是和平的意思,真正体现的和平。所以世界上其他国家,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的打斗、碰撞非常厉害。但是在中国,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和平的。但是中国当然也要防范,尤其是“7·5事件”以后,防范出现这种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教主义这种影响,这会破坏我们的安定团结。限于时间,伊斯兰教方面我就是做这样一个简单的介绍。
索罗亚斯德教就不用再细说了,因为在中国现在基本上已经消失了。这个宗教在伊朗还在。我去参观过他们的神庙,那个火据说烧了四五千年,一直延续不断烧下来的,它是拜火教。
在第二大宗教河系中间,印度教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但是印度教在印度社会现在有两大矛盾:一个是跟伊斯兰教的矛盾,我们知道印巴分治就是因为伊斯兰教的问题。信仰伊斯兰教的,后来都到巴基斯坦,信仰印度教的,回到印度,这中间还有些人没走,就形成了冲突和摩擦。所以这样就形成社会不稳定。另外一个就是印度教跟锡克教的矛盾。锡克教是十六世纪,结合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产生的新兴宗教。他有个比较强的独立意识,锡克族在旁遮普邦以金庙为基地要搞独立。1984年,曾经,印度派军队镇压了它的所谓独立活动。有一次,命令是英·甘地总理发布的,半年后,英·甘地总理就被他两个锡克教的卫兵给杀害了,引起了整个印度社会的动荡。从印度来讲,如果能处理好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印度教跟锡克教的关系,这个社会就会比较平和。
佛教,应该说在印度今天已经影响不是很大。它在阿育王时期达到鼎盛,后来就开始有些衰落。今天的印度佛教,主要是从外边传回去的,近代复兴的产物。别看佛教是以印度作为它的发祥地,但是影响今天远不如我们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佛教方面,弘扬佛法,这个方面可能还是中国,我用毛主席的一句诗词“风景这边独好”。这是今天发展的一个状况。
总体来看,世界宗教应该说处于一个兴旺发展的状况。而中国今天的宗教,应该说,传统的宗教——道教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跟社会民间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方面的一个积极的回应。另外,中国上层社会,包括知识阶层,对“道”这种观念,从哲学层面有了更多的解读。我们知道,原来的文化部长王蒙,下来以后先后写了两本关于老子的书——《老子的帮助》、《老子十八讲》等等,这样,对于道家思想也开始形成注意。鲁迅先生有过一句话:“中国的根底全在道教。”这个话说得是非常深刻的,说明了道教跟中国社会的草根性,他的这种主文化跟亚文化的一种观点,在道教中比较深刻的体现出来。
而儒教呢,今天在中国应该是处于一种模糊的状况。儒教到底是不是宗教?大家争论得一塌糊涂。
个争论应该说从利玛窦传教,十六世纪开始形成的。利玛窦为了要让天主教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传播,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说:“你们还可以保持你们的儒家传统,儒家不是宗教,这样可以排除信两个宗教的嫌疑。”这样就形成了“儒教不是宗教”之说。
第二次就是二十世纪初,梁启超、蔡元培,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学者当时提出来,康有为要搞“尊孔教为国教”,他们说:“孔教连教都不是,那就没有国教了。”他们就反对。所以那时候就形成中国没有宗教,是一个特别的民族。那时候有两大运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个是非基督教运动,第二个是非宗教运动。对于中国今天认识宗教,认识儒家思想形成一个很大的反差。
第三次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研究所的创始人任继愈先生,在1979年发表文章说,儒教是宗教,但是是封建社会的一种宗教。1911年以后就消失了。当时认为天坛就是儒教祭拜的最大的宗教场所,孔子被立为教主。这种说法实际上在国内是很有分歧的。为什么呢?因为承认儒教是宗教的学者,把宗教看得比较低,认为中国文化是强调哲学的。这种对宗教的误读,有些人尊重儒家文化、坚持儒家传统的人就不乐意——“你如果把儒教看成宗教是一种贬低的话,我就说他说他不是宗教。”所以形成这样一个张力,这个张力影响很大。我们研究所专门有个儒教研究室,想把儒教作为一个宗教层面来研究。当年就为这个事情,我们自己内部就掐起来了,除了研究室主任坚持儒教是宗教以外,他的下属都不同意,在网上、书上就打的一塌糊涂。比如说,研究室主任,李申先生,写了一本《中国儒教史》(上、下卷)。结果批评这本书的也出了好几本,对着干。现在李申先生不知是什么原因,一下之下就离开我们所到上海那边去了。这场争论到今天还没有结束。以儒教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呢?不是很清楚。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看今天世界宗教和今天中国宗教的比较的话,应该说传统意义上的五大宗教,在中国都能为构建我们和谐社会,形成软实力提供重要的精神力量。但是我们要关注一些新的因素,或新的变数。
比如说,新的变数中间,巴哈伊教就是我们值得注意的。巴哈伊的影响其实也是蛮大的。在企业家中间也有信巴哈伊的,在娱乐圈也有。比如最近四川的一个歌手,陈琳,大家知道,跳楼的那个小姑娘,她其实就是曾经也受巴哈伊的影响。但是,可能还是悟道不是太透彻,人生半途而废,蛮可惜的。如果宗教的力量对她更大一点,可能不至于走这样一条路。因为她是多多少少受到宗教的一些感染。现在巴哈伊教,应该说在世界上,尤其在联合国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
所以,多元宗教并存,机遇与挑战都是存在的。如何把握这种机遇,关键之点是要顺应社会文化和社会政治的状况,要为社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也就是说要作为构建这个社会的积极的软实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样它就能够得到可持续性的发展。
宗教追求,不管哪种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他有两个层面的追求,一个是从外边角度来讲,追求一种超越的境界,追求一种升华;再一个方面,从内面来讲,是强调追求内省、内修、进思,是一种自我的砺练。这个是宗教的内外功夫,非常重要。如果把内外功夫做好的话,对我们世界文明,对我们人类精神世界的发展,都有很好的贡献。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无论我们是研究宗教,还是信奉宗教,都应当积极的使宗教优良传统得以弘扬,贡献于我们今天的这个中国社会发展,贡献于我们今天的人类的和谐共存。
说的不当之处,请各位朋友批评指正,谢谢各位。(掌声…)
答听众问
大和尚:下面还有一段时间,有问题的可以向卓教授提出来。
卓新平教授:欢迎大家提问,提问也是一种交流,什么问题都可以提。
问题一:卓教授您好,刚才您介绍了很多世界宗教跟中国的关系,那么我有一个问题是跟外国有关。我听到一个说法,说欧洲的伊斯兰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我想这个趋势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由此引发一个思考,比如说伊斯兰教,他的创始人把宗教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结合的很好。默罕默德,他一手创建了伊斯兰教,也同时创建了阿拉伯帝国。其他宗教创始人,大部分都是停留在宗教的影响,没有实际的政治影响。我想如果伊斯兰教真的在欧洲人口占多数的话,会不会对他的政治结构产生影响,那么他的宗教影响力会不会对他的政治产生影响?跟他的教义发展有什么关系?
卓教授:应该说伊斯兰教要形成以后,尤其是四大哈里发时代以后,开始了政教合一的对世界的扩展。他主要有两个路线,一个是往西,一个是往东。往西,他曾经占领了西班牙半岛几百年,所以我们知道西班牙词语中有个“收复失地”,实际上就是从穆斯林手中(收复)。在法国打了一战,后来,伊斯兰教扩张的势力才得到了遏制。一直到十六、十七世纪,奥斯曼帝国曾经把整个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给包围了,后来是基督教的联军来解围,从此伊斯兰教的势力就退出了欧洲。应该说在中世纪,伊斯兰教在跟西方的较量中是占上风的。在近代发展中他是处于劣势的,现在是每况愈下。
伊斯兰教在西方国家的发展,主要是在西方社会工业化的过程中需要劳工,这样伊斯兰教世界开放,而且主要像欧洲国家,向土耳其开放比较多,这样很多移民就到了欧洲。到了欧洲以后,他们实际上干的欧洲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和夜班的活,所以欧洲社会现在也离不开他们这些移民。但是在文化上他们很难融入,所以就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社区。所以当时我在德国的时候,就深深感觉到穆斯林社区的特点。它有自己的礼拜场所——清真寺,有自己的文学——土耳其文学。文化中的文化,有自己的生活圈子、生活方式。当时土耳其人在德国发展是很快的。当时由于德国人口出生率一直下降得很多,德国人不愿意生孩子,德国政府就鼓励:你生一个孩子,我奖励你多少多少钱。但是为了“一碗水端平”,不好意思只给德国人,所以只要有孩子出生,就奖励。德国人还是懒得生,不愿意生,但是移民社会,包括像土耳其人,他自己的文化传统、习俗是希望家庭孩子越多越好,这样他就拼命地生。德国就拼命的给钱。给了一段时间,发现不对劲儿了,钱好像都流到移民手中去了,就开始调整政策。与此同时,比如在教育、新闻、传媒,在社会活动方面就形成了一种摩擦和冲突。我们知道前不久,在法国巴黎街头发生的这个动乱,其实也是跟亚洲的移民有关联的。这会形成西方社会的社会问题,但是从文化主流方面来讲,他还是很难影响或者说支配整个西方社会的态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伊斯兰教到西方社会是出于一种被肢解,或者是边缘化的发展,没有主流。比如说在美国的穆斯林的人数和在美国的犹太教的人数差不多,但是他的影响比犹太人的影响小得不止多少倍,没法跟他相比。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说在西方多元社会中形成其中的一元,但是他还远远做不到。在目前可见的未来,影响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
西方社会,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就感觉到这个多元共在会造成矛盾。但是更多的还是担心其他不同的文化板块对他的危胁。从内部来讲,他的防范意识加强了,比如“9·11”事件以后,发现恐怖分子好多都有美国国籍,是移民,或是他们的后代。有一段时间对移民的防范措施非常之大。这个在整个社会中间比重还不是很大。他主体的意识形态还是比较强的。比如讲美国人,美国人其实也是挺爱国的。别看他平时觉得挺懒散,“9·11”事件以后,他们准备出兵,当时法国政府就不同意他们出兵,就说了一些话。美国人,美国的大臣就抵制,不去法国餐馆吃饭。我们知道西餐中法国菜是最好吃的,你好吃我也不吃,表现出一种爱国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像穆斯林这样属于弱势群体,所以我个人认为,对于西方主流社会文化还构不成威胁。
相反,他的发展可能更多的是在亚洲其他国家,在非洲,这个影响会不断增大。比如说现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不是在中东国家,而是在印度尼西亚,1.8亿穆斯林。第二是在印度,1.4亿穆斯林,所以他是在这些国家中间形成很大的影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应该关注或者沿袭伊斯兰教的传布的方式,这个中间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迪,但是如果说伊斯兰教在西方社会要真正形成他们实力影响,那可能要等到这个社会政治发生一些巨变,还有就是阿拉伯国家,某些方针、政策发生一些大的变化。就目前来说,还不够成威胁。(掌声……)
问题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佛教文化跟儒家思想、道教文化在整个传统文化中的因缘关系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三者是不是能够共存,或者同时共同发展,相得益彰?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佛教在这种大环境下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卓教授:这个地方,我是想,当然我也有点战战兢兢的,想坦率地说下我的看法,要是不对的时候,学诚大师给我批评指正。
我们分析,今天佛教之所以能够这样蓬勃发展,得益于两条:
一个是随着国力、社会形势的好转,中国佛教的中国化实践得到了更好的发展。佛教,在所有传入中国的宗教中,中国化是做得最好的,今天又更进一步的体现出来,有一个好的传统,这个传统在今天得以弘扬。从这点上来讲,基督教不如佛教。他要是能学到佛教(本土化)的一点皮毛,也不至于(处于)像今天这样尴尬的局面。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个因素,我们也应该看到,今天佛教之所以这样兴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中国文化中间的儒教,儒家思想的缺失。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儒释道并立的时候,往往儒家的思想是占了上风,佛教相比而言在跟儒、道对话中间,得以一种共存。那么今天这种局面,我个人认为,不可能是长期的,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缺失儒家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说不过去的。虽然经过“打倒孔家店”、“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儒家思想确实已经摧毁得很厉害了。它要复兴,步履维艰。但是它在中国的根太深了,它现在在顽强的复兴。而且我们再看中国政治对儒家观念的提倡、推崇也是“只做不说”。你比如说我们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传统的祭孔大典,祭黄帝、炎帝这种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的(活动),有很多官方背景的参与或支持;再一个我们看,对外输出文化也是以孔子学院的方式,是以孔子。这种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当中还是更多的体现出儒家传统。
佛教,它有佛、梵等基本的理念,或者是象征符号,但这些符号的根是从印度文化过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今天的大好形式下,可能我们佛教界也还要有一种危机感和紧迫感。就是说,中国佛教的发展关键在于它的中国化的程度和成功,这一点是中国佛教一定要注意的。当然,也可能这个契机抓住得好,而儒家的复兴来得太晚太晚,那么,中国文化在将来重新构建的过程中,佛教的比重和影响可能要超越历史,这也是个机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个是要更多的从中国化这个角度,不仅是继承传统,还要有一个新的发展;再一个,要知己知彼,搞好跟中国其他宗教的对话、沟通和交流。我们在历史上来看,只要是沟通对话,儒释道三家并存、并立、并说。这个传统,我觉得从中国未来的发展,从文化建设上来讲还是跑不掉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佛教是其中的一环,如果佛教要想成为其中更重要的一环的话,可能还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问题三:所长,您好!想请教一个问题。现在都很强调多宗教的对话,您也多次参加这样宗教的对话,站在一个学界的立场,您怎么看待多元宗教的对话?他在教义的基础上是怎么进行的?对于一般的信众来讲,是什么样的基础(上对话)?我们对对话的内容很好奇,是怎样开始的?是各抒己见,还是像您刚才提到,在联合国就开始传教了?
卓教授:这个问题是研究宗教的人都会关注的。其实,我在国内年轻的这一代中间,我研究宗教算比较早得了,已经有三十一、二年的研究宗教的历史了,在这个过程中也接触到各界的朋友和领袖。比如说我是研究基督教的,基督教界也有人向我宣教,说:你研究我们还不信我们的教啊?有一些台湾的朋友,基督教中间比较保守的也曾经批评我,他说你很顽固啊,研究这么多年了,还没信主?就觉得不可思议。我也碰到咱们佛教界的一些朋友,他们就说,还是佛教好,你就皈依佛教吧。包括一些台湾很有身份的朋友,谈到他们自己的体会,说你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去练练打坐。其实我在日本的寺庙里面还真的练习过打坐,只是时间比较短,我的修行不行,所以坐一会就坚持不住了。也接触过其他的一些新兴宗教,像巴哈伊教,还有中国的传统宗教,结识了很多的朋友。从我的角度,作为世界宗教的研究所的一个负责人,虽然我自己以前是研究基督教为主的,这些年跟各个宗教都有些接触,也广交了各个宗教的朋友。我觉得各个宗教中都有他积极的因素,但是这种构成和发展应该说是不同的民族、文化、地域、传统和社群所构成的,这中间有他的一些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形成各教的不同。用我们佛教的话讲,就是各人有各人的缘分,这个缘分是很重要的。所以,信仰某种宗教,可能是某种缘分,一方面要珍惜自己的信仰,但另一方面,不要因为自己有这种信仰,就排斥他者的信仰。大千世界是多种多样的,对他者也要有一个开放、对话的心境,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我研究基督教就感觉到,基督教以前是“排他性”很强的,有句话叫做“教会之外无拯救”嘛。我们知道,以前中国人穷的时候,见面对话就说“你吃饭了没有?”这实际上是口头禅,外国人不理解,心里想,我没吃饭你是不是要请我啊,其实中国人是不会请的,就是问一问。现在基督教徒的传教意识比较强,见面的时候就问“你得救了吗?”他意思是,你信了教就得救了,你要不信教,就是没得救。这样的话,你就感觉到他的不同的一种氛围,这种氛围表示眼界还比较小。
从学术角度来讲,我比较欣赏最近有个英国的思想家,他是讲究宗教对话的,叫约翰·西克,他曾经解读世界各大宗教,就是“人类对一个唯一的终极实在的追求是共同的”。但是这个“终极实在”怎么表述,不同的宗教出于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他的表述是不一的。这样,反映他的不同宗教文化、民族和社会的特点。比如说,描述终极实在,基督教用“神”,天主教用“天主”,伊斯兰教用“真主”或者“安拉”,道教中的“道”,印度教中的“梵”,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佛教中的“佛”(可能我说得不太准确,因为里面很多术语,像真如啊,也是表达这种抽象的概念),来表述对终极实在的一种理解。这中间有一个对话。
人认知宗教的过程,用佛教的话其实最形象:他是一个觉和悟的过程。觉是慢慢的理解、研习的过程。悟是达到一种澄明之境,有时候可能是一下子就悟到了,瞬间开窍。各人的处境、状况是不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多元宗教的并存是一个文化兴旺的好现象。我们信仰任何一种宗教的人,都要有一个宽阔、宽容、开放、尊重的心境。这样,世界的宗教就会和谐共在,而不会像历史上那样出现一些矛盾和冲突。应该承认,今天这类的矛盾和冲突还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一些人没有认识到自己信仰宗教以后,他跟其他宗教关系怎么处。我们说,对话是一种理解的艺术,同时在当今社会,也是一种共在的艺术。所以,必须要对话,而不能够对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世界宗教的,特别呼唤,希望宗教贡献他们对话、共在的智慧。这种精神境界的共同的追求应该是一致的,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信仰哪种宗教,以哪种方式来信仰,这就看各个人的缘分了,要随缘而不能强求。
问题四:卓老师,您好!我问一个既是学术又非学术的问题,您刚才提到孔汉思先生提倡全球伦理,我们知道在伦理当中夫妻间的伦理是属于非常重要的一环的,但是像佛教徒是出家的,所以我想请教卓老师或学诚法师,佛教是怎么看待爱情的?他是提倡一种什么样的爱情观?
卓教授:其实孔汉思也是出家的,他是天主教的神父。其实,爱是有不同的层面的。我们有句话叫做“大爱无疆”,就是对爱的一个总体的涵括。但是如果从具体层面来分的话,宗教界的出家人,尤其是我研究基督教比较多一点,他们中间有一种说法,他说:“为了更好的爱世人,爱神,爱天主,牺牲个人的小爱,家庭之爱。”他可以更多的去爱世人,达到一种自我的超脱。实际上,我们看基督教的发展历史,佛教我不敢谈,因为学诚法师在旁边,我只谈基督教。在早期发展中,(信徒)是可以结婚的,没有独身、禁欲之说。神职人员之所以要出家,他是当时一个改革的发展。比如说天主教有个本笃修会,为什么呢?在早期教会发展中,由于有家,教会的财产有时候就会流到他自己的家庭去。做个不形象的比喻,大家当时谈加拿大是个福利国家的时候,词反过来说就是“大家拿”。“大家拿”是拿什么呢,是“拿大家”。现在加拿大是一个负债很重的国家,人均负债远远高于我们中国。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就出现了一些流变,财产流到自己的家庭,然后,神职人员的接位是自己的孩子来接位,这样就形成一个比较僵化的循环,信徒就有一些意见,这个时候就有一些改革家就出来说要改革。你如果要服务于教会,那么你就要独身,全身心的把教会办好,以教会为家,而不要顾自己的小家。这样就需要一种高境界,自我牺牲的人。这个应该说在天主教当中还是走得很难很难。
最近在西方也出现了很多关于天主教的批评,就说人在自我超越或局限中间,他是一种痛苦挣扎的过程,有的人挺过去了,有的人没有挺过去。比如说,我认识的有几个天主教的神父,但是他们比较幸运,同时在大学当教授,就等于是还俗,就跟社会上的人结婚了。一结婚他就失去了神职,就不能再当神父了,但是他在大学里面还可以任职当教授。所以有一些在大学神学院学习的修士,天主教的小修士,他有个考验期,过了这个考验期,他宣誓以后就不能再还俗了,还俗在社会舆论上不好,所以他们私下开玩笑说,我们将来要结婚,还要等到我们当了教授以后再结婚,这样工作就有保障了。在西方社会这种舆论下,作为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你出家是一种大爱,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大家对你很钦佩。但是如果你还俗之后,社会也可以理解,但整个社会的舆论评价就会低一些。
再举个例子,在爱丁堡大学,有一个世界基督教的讲座教授非常有名的。他们的教授空缺以后,有一个天主教耶稣会寺的一个教授,之后他退出耶稣会寺,是结了婚的,就得到了这个教席。因为(这)是新教的一个教席,天主教方面就非常不高兴,他说你们新教就找个新教的人就得了,你就是要找天主教的,你也找一个好一点的。意思好像就是结了婚的比不结婚的显得要差一点,所以在西方社会也有这种舆论。所以,我们也是碰到过很多在深山修道院里的修士,也谈到这个问题,尤其是中国留学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我们(曾经)碰到一个修士,还没升神父的,小伙子长得特别的帅,(跟他)说你干嘛要出家啊,回到社会上有多少小姑娘会追求你啊?他说是,我一回到尘世的家里,就是有这种诱惑,但是我一想到在寺院修行的那种清净、那种神圣、那种宗教礼拜,那种圣诗圣歌的感染力,我就能够抵抗住,所以我就回到自己的寺院里面去了。这就是说,像这种他对爱有不同的解释。我们知道古罗马有一个诗人——奥维德,他谈到爱说,爱有不同的层面,最高境界是神爱、圣爱、神圣之爱,这是宗教中追求的;然后是受宗教影响的他爱,也就是爱人如己,就是面向社会大众之爱;然后才是自我之爱。他是分为不同的层面。这种对爱的理解境界,个人不一样。但是,对于出家人来讲,你不能说他没有爱,你只能说,他是一种大爱,他是一种神圣之爱,这样的话,对爱的理解就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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