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思想兼具的孟浩然

　　儒释道思想兼具的孟浩然

　　孟浩然比王维、李白大十二岁，比杜甫大二十二岁。在盛唐诗人中，堪称前辈。他以其清高的品格和清绝的山水诗，赢得了当代和后来者的赞誉。这些赞誉为我们研究孟浩然的思想，提供了比较可贵的资料。例如，李白在《赠孟浩然》诗中写道：“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甘居山林，不求仕进的隐士形象。但在另一首诗《春日归山寄孟浩然》中又写道：“朱祓遗尘境,青山谒梵筵。金绳开觉路，宝筏度迷川。”给我们展示的又是一个热衷浮图禅法的居士形象。看来，孟浩然是一个即崇道又崇佛的诗人。李白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对孟浩然的思想作了概括。如果我们再把杜甫的有关诗句和王维给孟浩然的画像加进来分析，便可以认定孟浩然其实还是一位儒家思想十分浓厚的诗人。杜甫笔下的孟浩然是一个“短褐即长夜”的穷书生。王维画中的孟浩然“状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马，一童总角提书籍负琴而从，风仪落落。”白衣秀士的形象栩栩如生，显然是一位儒者。孟浩然的思想与李白的思想不同，李白偏重于道。李白曾亲受道箓 于齐州紫极宫，并加入道士籍，他寻仙访道，炼丹采药。孟浩然的思想与王维也不同，王维偏重于佛，尤其在“安史乱”后，他亦官亦隐，每当退朝便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孟浩然的思想与杜甫的思想也稍有不同。杜甫一生崇儒，他始终面对社会现实，忧国忧民，密切关注着国家的安危，他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王、孟、李、杜，或儒或佛或道，或兼而融之，可见盛唐时代文人思想的活跃。正如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唐代之“儒、释、道并存”给了诗人选择人生道路的一定自由，“促进了文学艺术上百花齐放景象的到来和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形成。”

　　同是盛唐诗人，为什么思想各异呢？这是因为，一个人某种思想的形成条件是错综复杂的。既有时代的影响，又有家庭环境的影响，还要受个人气质、教养、经历等等方面的制约。譬如李白的重道，大概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唐累代尊敬老子”，因老子姓李，是道家的创始人。而“玄宗崇奉道教愈甚，几以老子为国教。”并多次礼聘道士隐者入宫，这就为文人入仕提供了捷径。二是李白的性格侠义、豪爽，青年时代便企慕神仙境界，喜好剑术。三是广交道士、真人为师为友，难免受到熏染。王维虽与李白同时，而以参禅为务，一方面是家庭的影响，他的母亲好佛，他的弟弟“王缙尤甚，不食荤血”，还“舍住宅为宝应寺”。另一方面是“安史乱”中曾身授伪职，险遭祸患。加以朝政黑暗，因而意志消沉，只好皈依佛门，以求清静。杜甫则出生于奉儒守官的老杜家。“诗是吾家事”，家风使之崇儒。尤其是“安史乱”中，他饱尝颠沛流离之苦，有贫困生活的体验，对现实有更深切的了解，因而他更注重社会现实。上面所说的李白重道、王维尊佛、杜甫崇儒，是就他们主要思想倾向而言，并不是说他们的思想构成中就没有其他因素了。因为在盛唐时期，没有哪一个文士诗人能逃避儒、释、道三大思想的影响的。

　　李、杜、王维在接受三大思想影响方面各有所偏重，在他们各自的诗作中，有明显的反映。而孟浩然却似乎是三大思想恒杂，从其诗作来看，儒、释、道的表现都比较明显。究其思想形成之所以然，就不能不对其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进行具体分析。

　　孟浩然的思想形成、发展轨迹与他所处的时代社会潮流是有关的。他经历了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四朝。这四朝的政治统治、思想统治不能不对孟浩然产生较大影响。顺便要说明的是，有些学者提出唐代是儒、释、道“并重”的，事实并非如此。就拿上述四朝来说，武则天重佛，唐玄宗重道。怎么能说“并重”呢？再则，他们的重佛、重道，也绝不可能弃儒。在整个封建时代，统治者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儒家的那一套是不可须臾离弃的法宝。因此，我们认为“并重”说不如“并存”说更切合实际一些。

　　孟浩然在武则天时代生活了十七年，正是他世界观形成之初期。他要成长，他就切吮吸来自各方面的营养。首先，他要接受家庭的教育。“惟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出生在孟氏家族，自是以孟子后裔为荣，当然要以习儒为重。他要为仕进作准备，要攻儒学。“诗礼袭遗训，趋庭绍未躬。昼夜常自强，辞赋亦颇工。”正值浩然开始读书之际，“则天长寿二年（６９４）自制《臣轨》两卷，令贡举人为业。”同时停习《老子》。幼年时期的孟浩然，当然要接受这种教育。这就为其后来追求仕进，“不忘魏阙”奠定了思想基础。其次，他要接受乡土教育。襄阳的名山胜水，习池、岘首、檀溪、鹿门，可以陶冶性灵；襄阳的名贤耆旧，庞公、孔明、元直、州平，能不在青年浩然的头脑中留下丝丝印迹？他的隐逸思想也不是凭空产生的。“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门无俗士驾，人有上皇风。何处先贤传，唯称庞德公”，“崔徐迹未朽，千载揖清波”，从这些诗句中我们不是可以窥见诗人的志趣和企慕吗？第三，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形势”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现实教育对青少年更有力量，对他们的思想影响会更大、更起作用。前文讲过，武则天崇奉佛教最力。宋代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曾说：“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时盛也。”这不仅因为她曾做过比丘尼，更主要的原因是释氏《大云经》为她篡政作了舆论宣传，说她是“弥勒下生，当代唐作阎浮提主。”于是她执政后一改唐太宗太宗李世民旧制，“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她还“令神秀禅师入京行道，肩舆上殿”，并“亲加跪礼”，致使“王公庶士竟至礼谒，望尘拜伏，日有万计”。如此盛事，能不传至襄州，耳之浩然？再如，修明堂，造大佛大像之事，也天下震恐。地处南北要冲的襄阳，能勿有传闻？当时宰相狄仁杰、纳言李峤曾先后为之上书谏止。狄仁杰奏书中有言曰：“今之伽兰，制过宫室，穷奢积壮，刻绘尽功。”由此，可想当时佛教之盛．李峤疏中说：“今造像钱已有一十七万缗，若以散施，广济贫穷，人与一千，尚济一十七万户，积饥寒之弊，省劳役之勤，顺诸佛慈悲之心，广人主亭毒之意。”由此可见，兴佛耗资之巨。武则天置国计民生于不顾而大肆崇佛重释，影响所至可想而知。天下佛寺林立，佛徒大增，襄阳也不可能例外。从孟浩然诗集和襄阳志书中稽考，当时襄阳附近名寺精舍不下数十。诸如檀溪寺、铁佛寺、宝严寺、凤林寺、宝林寺、云居寺、鹿门寺、悟德寺、云庆寺、常乐寺、甘泉寺、无忧寺、龙泉精舍、西山兰若等等，这就为孟浩然近佛准备了条件。在上述佛寺中，景空寺、檀溪寺尤为著名。据蒋维乔《中国佛教史》所言，隋唐以前佛教有两大系，一为道安系，一为罗什系。而景空寺、檀溪寺，正是释道安曾居住十五年的佛寺。书中是这样讲的：“道安避乱南至襄阳，居白马寺，寺宇过狭，遂以张殷宅为寺，地方富人为之兴筑，建五重塔，起屋四百间，其盛可想，此即檀溪寺也。”白马寺即后来的景空寺。当时道安携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来襄阳，在襄阳弘传佛法十五年。后来慧远到了庐山，使庐山成为南方佛教的中心。还有罗什系的道温大师，也曾居住檀溪寺。还有光福寺，吉藏三论宗重要弟子慧睿大师曾居此寺，贞观二十三年园寂。在佛教大盛的武则天时代，檀溪寺、景空寺、光福寺这些佛祖佛宗主持过的寺院，能不成为佛家的圣地吗？当时的襄阳人能不引以为自豪吗？也许正因为如此，孟浩然结识了白马寺（景空寺）主持融上人，并与之经常来往，过从甚密。《孟浩然诗集》中至少有四首诗写到这位高僧。“芰荷薰讲席，松柏映香台。法雨晴飞去，天花昼下来。谈玄殊未已，归骑夕阳催。”正是这种关系的写照。也许孟浩然就是从融上人那里读到了许多佛经，懂得了许多佛理。顺便说一句，这个融上人是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高僧，当朝宰相张说在《襄州景空寺题融公兰若》诗中，称他为“故人”，可见关系不错。而孟浩然与张说交游，或许正是融上人引荐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孟浩然才有机会诗动京城，才有机会结交天下贤达。

　　现代人喜欢谈十八岁，视十八岁以前为人生的第一站。十八岁，是思想成熟的路标。依此，孟浩然在十八岁到来之际，脑海里便烙下了儒释道的深刻印记，他将带着这三家兼备的思想因素，去走新的人生之路。

　　中宗朝（705－710）继续崇奉佛教，中宗李显本人就是个僧徒。蒋维乔《中国佛教史》有言：“则天皇后产子，使玄奘命名，玄奘命之曰佛光王，剃度为僧，即中宗也。”不过，中宗复位后，“令贡举人停习《臣轨》，依旧习《老子》，老子依旧为玄元皇帝。”这对十七八岁的孟浩然的影响，应该说是比较大的。这一变动，意味着科举考试内容的变动，他不得不随着这根“指挥棒”的转向而去研读老庄之学。从唐睿宗李旦（710－712）开始，道家的势力又逐渐得以恢复，到唐玄宗李隆基时，道教达到极盛。唐睿宗李旦为了崇道抑佛，做了种种努力。其一是让两个女儿（西宁公主、昌隆公主）出家入道，并下令为她们兴造道观。强拆民房，耗废巨资。“用钱百余万缗。”建造了金仙、玉真二观。其二是改武则天时“佛先道后”的旧制，下令所有集会，僧尼道士不分先后，并进并退。其三是征召天台道士司马承桢入宫，“问以阴阳术数之事”，并“命于天台山为造桐柏观。”这些重要的时事，不能不对年轻的孟浩然有所触动。也许出于这种影响，他开始了与道士、观主的交游。有学者把孟浩然与梅道士的交游定在景云年间（710－711），我认为是很有见地的。孟浩然诗中有《清明日宴梅道士房》、《梅道士水亭》、《寻梅道士》等诗，反映了他们来往的亲密。“丹灶初开火，仙桃正落花。”“傲吏非凡吏，名流即道流”，“重以观鱼乐，因之鼓枻歌。”这些诗句正说明他涉足老庄之学渐深。他的隐逸思想，大概也因此而萌生，鹿门山隐居亦当在此时。除梅道士外，孟浩然还同元丹丘、荣山人、王山人、陈逸人、张逸人有交往。他们相互谈玄，“渐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但这一时期，尽管他常以“幽人”、“幽栖者”自称，却并没有“真隐”之想。他在鹿门山居住的时间，并不太长，大约有四个年头。和他一起隐居鹿门山的好友张子容，先天二年（713）中进士后便离开了鹿门山。他的另一个隐居不仕的朋友王逈，一直住在鹿门山附近。他们的诗歌唱和，流传下来的达八首之多，可见相互关系之密切。或者说鹿门山隐居，只不过是他经常盘桓的别业。干谒显贵，寻求仕进，才是他最大的愿望。

　　孟浩然有许多诗表露了他追求仕进之心：“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为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俱怀鸿鹄志，共有鹡鸰心”，“诗书袭遗训，趋庭绍未躬。昼夜常自强，词赋亦颇工。”他有“冲天羡鸿鹄”的雄心壮志，要求有所作为，希望出仕干禄。“谁识躬耕者，年年梁甫吟。”他以诸葛亮自喻，“崔徐迹未朽，千载揖清波。”他希望有崔州平、徐元直那样的才识之士的荐举。闻一多认为孟浩然一生处于“隐逸”与“出仕”的矛盾之中，而陈贻焮先生则认为孟浩然的“这种隐逸可以造成声誉，于进、于退都有利，跟求仕进的打算并不矛盾。”陈氏所言极是，儒、道之于孟浩然是和谐统一的。“儒道虽异门，云林颇同调”，正是其写照。

　　孟浩然在唐玄宗朝（712－756）生活了近三十年。这个时期，唐王朝正处于政治稳定的上升时期，国富民安，史称“开元盛世”。以科举取士制度的确立，给庶族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登上政治舞台大开了方便之门，大大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应举从政的热情，孟浩然当然也不会超越这一时代潮流所给予的影响，他没有放弃科举入仕的道路。开元十五年（727）冬，他赴进士举前往长安，他切盼一举及第：“何当桂枝擢，归及柳条新。”谁知，事与愿违。他曾多次赴京，为仕进奔走，却累遭挫折。开元十一年（723），因张说之荐，唐玄宗召见孟浩然，令其赋诗。结果是“啭口触讳”，被放还。开元二十年（732）或开元二十一年（733），张九龄复相，“故人今在位”，他再一次入京求仕。事有不巧，张九龄因母丧解职，又一次与仕途无缘。吃一堑长一智，他渐次成熟了。他从失败的痛苦中，懂得了人情世故。他敏锐地看到，单凭词赋是进不了官场的。对“应举不第”，他有过牢骚。他对“朝端乏亲故”的现状不满，他慨叹“当路谁相假”，“世途皆白媚”的世态炎凉，他甚至朗吟“不才明主弃”的诗句以表示对皇帝的怨怼。但是，他却没有猛烈地抨击这些丑恶现象，没有远离这些丑恶，没有像陶渊明那样，“守拙归田园”。他不惜“百镒罄黄金”，长住京师，他“十上”诗赋，以期得到权贵的赏识。他曾干谒张丞相，向袁左丞、贺侍郎诉说苦衷：“岂直昏垫苦，亦为权势沉。”他接交王维、韩朝宗等有名望的官吏。他在这一时期的交游甚广，尤其是仕途中人。王士源在《孟浩然诗集序》中说：“丞相范阳张九龄、侍御史京兆王维、尚书侍郎河东裴朏，范阳卢僎、大理寺评事河东裴总，华阳太守荥阳郑倩之、太守河南独孤册率与浩然为忘形之交。”由此可以看出他追求仕进，“忠于事明主”的心情是多么地迫切。然而，这种种努力都没有使他的愿望得以实现。张九龄、王维并没有十分卖力地援引，贺知章、韩朝宗的荐举也无济于事。他只有埋怨、叹息，“嗟吁命不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未能忘魏阙”，还不时“回瞻魏阙路。”这一切，都反映了作为儒者孟浩然的一个侧面。

　　唐玄宗时期，又是道风大倡的时期。自称上清弟子的唐玄宗，曾下令两京及诸州各建玄元皇帝庙一所，并以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像陪祀，还把道士、道姑作为皇家亲族看待，并设立崇玄学，以《老子》为“道法真经”，《庄子》为“南华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并以此开科取士。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玄宗还亲注《道德经》，颁行天下。在这个时期，道教在理论上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出现了司马承桢、成玄英、王玄览、吴筠等著名的道教思想家，所著道书多达５７００卷。李隆基对道士也特别优宠，多次招见，拜官赐物，并亲受法箓。因此，盛唐社会弥漫着一股崇道风气，孟浩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思想上不可能不受到道教的影响。更何况他在青年时代就已经与道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呢？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也，前后有着截然的不同。青少年时代，孟浩然的思想是单纯的，崇道也是天真的，完全出于欣羡。因此在诗中反映出来的情调是活泼的、轻快的。而三十五岁以后，他的崇道，主要却是为了要摆脱应举不第、仕途无望的痛苦。或以清高、通脱、旷达来掩饰内心的烦恼与愁闷。“跃马非吾事，狎鸥真吾心”，跃马不得，只好狎鸥，实属无可奈何。“愿言解缨络，从此无烦恼”，“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纷吾远游意，乐彼长生道”，显然带有一腔愤愤不平的怨气。他有不少诗句表明他对道教境界的追求：“归来卧青山，常魂在清都”，“心驰茅山洞，目极枫树林”，“福通长不死，华顶旧称最”，“远心寄白日，华发迥青春”，“何时还清溪，从尔炼丹液”，“渐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但有一点是必须注意的，那就是孟浩然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道教的怀抱中，他只是从道教中找到了一种与自己比较适合的生活方式──恬静、淡泊、远离尘世、摆脱烦恼的消极遁世的方式。正因为如此，孟浩然始终不受道教清规戒律的束缚，他不是道教教徒。多少年来，称他为“孟处士”，是欠妥当的。

　　孟浩然的崇佛，也同他信道一样，是精神寄托的需要。“儒道虽异门，云林颇同调”，“出处虽云异，同欢在法筵。”他可以同高僧交朋友，甚至参与佛寺礼拜、听法，但他却与上人、法师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距离。青年时代，他同融上人的交往，情绪是健康的，是一种对宗教文化的吸收和欣赏。《题融公兰若》：“精舍买金开，流泉绕砌回。芰荷薰讲席，松柏映香台。法雨晴飞去，天花昼下来。谈玄殊未已，归骑夕阳催。”《过融公兰若》：“山头禅室挂僧衣，窗外无人溪鸟飞。黄昏半在下山路，却听松声恋翠微。”写得多么明净、轻快，虽然也对佛理佛法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丝毫没有想到要借此来逃避现实，解脱痛苦和烦恼。当诗人在谋求仕进屡屡受挫之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虽有时也故作清静高远，但却总带着苦涩、愁情。“北土非吾愿，东林怀吾师，”“愿承功德水，从此濯尘机，”“愿言投此山，身世两相弃”，“迷心应觉悟，客思未皇宁”，这些诗句，无不表明他的崇佛是与“尘机”、“身世”的遭遇息息相关。

　　总起来讲，孟浩然思想的内核应是儒家的，而崇道礼佛大都是其理想不得实现时的一种特殊表现。因此，历史上“孟处士”之称是不恰当的。说他是“隐士”，也是值得商榷的。

　　参考文献：

　　①宋·葛立方《韵语阳秋》

　　②社科院《中国文学史》

　　③蒋维乔《中国佛教史》

　　④范文澜《唐代佛教》

　　⑤《旧唐书·礼仪表》

　　( 襄樊学院教授 魏平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