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多种宗教汇总

泉州多种宗教汇总

多种宗教

宋元时期,泉州是著名的世界大港,在经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外国人也把他们的宗教信仰传来泉州。于是在泉州这片土地上,既有中国的古老道教、汉化了的佛教,又有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中亚的摩尼教、东亚次大陆的印度教、欧洲的古基督聂斯脱里派和在蒙古演化的也里可温教以及意大利方济各会派,它们各自走着既相同又不相同的沧桑之路。

道教

道教是汉族人民在古代方士巫术的基础上,杂收黄老思想和神仙学说,在东汉时期形成的一种完全中国式的宗教。道教徒信奉李耳为教主,尊号“太上老君”,以“道”为最高信仰,提倡清静无为,摄生养气,修真炼丹,长生羽化之术。

早在秦朝,泉州就有一位名叫大道的人,替一独生子去修筑万里长城,“尸解”(道教谓弃肉体而仙去)后来泉州清源山左峰修真,至今清源山还留有“大道岩”古迹。汉朝时,晋江人陈寨借禁咒替人医病,事迹流传民间。西晋太康九年(288年)泉州建有最早的道教白云庙。后来唐太宗李世民攀老子李耳为先祖,拜封玄元皇帝,道教大受青睐。泉州的道教在唐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改泉州白云庙为龙兴观,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改开元观,又建紫极宫、净真观和金粟真观等。五代时,泉州府各县继续建筑庙观,如留从效改建紫极宫,陈洪进建惠安崇真观,安溪建城隍庙。进入北宋,崇信道教的风气泛滥朝野,泉州的道教活动也达到鼎盛。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改泉州开元观为天庆观,嘉佑二年(1057年)建府城隍庙,崇宁年间(1102~1106年)建广孝观。南宋时建东岳行宫、花桥真人庙,灵惠妃宫、真武庙,重建净真观。南安、惠安、安溪、同安、德化各县先后建起城隍庙、东岳行宫、天妃宫、真武庙、慈济宫等庙观。泉州府治北郊清源山则建有北斗殿、真君殿、元元洞、老君岩等五十余处宫观洞岩,是泉州道教活动最集中的地方。到了元代,由于蒙古统治者扬佛抑道,泉州除开元观改为元妙观外,道教逐渐衰落。

明代,泉州的道教得到恢复,各县除按官颁规制封建社稷坛和风云雷雨山川城隍神坛外,还修建了关帝庙,安溪也建了龙津观,永春、惠安、同安建了东岳行宫。

由于汉民族自古形成的泛神观念,人民群众对于忠义节烈,行善济世的人物,常常为之建庙立祠,祭祀纪念,奉为地方上的保护神,有的被收入道教神籍。在泉州最有影响的人神当推广泽尊王、保生大帝、天后(见文物古迹篇)和关圣帝君。

广泽尊王由称为郭圣王,本名郭忠福,五代后唐南安郭山人。平日事亲至孝,十六岁蜕骨升仙(道家用语)。乡人为赞扬他的孝道,特地建庙祭祀,号将军庙。后来传说郭圣王施降大雨救灭宋朝皇宫火灾和浇熄倭寇纵火的神异故事,才被加上威武英烈广泽尊王的封号,庙名也改为凤山寺,成为南安一带的地方保护神。

保生大帝又称吴真人,名吴[?―上大下十](音滔),北宋太平兴国同安白礁人,平生行医施药,救济病苦。宋明道二年(1033年)泉州瘟疫猖獗,吴[?―上大下十]来泉州花桥亭行医义诊,救活许多人命。景佑三年(1036年)五月初二日,吴[?―上大下十]在家乡同安白礁山采药坠死。泉州民众为感念他的恩德,欲、于南安绍兴年间在花桥亭建祠塑像,名慈济宫,又称花桥真人庙。每逢农历三月十五日吴[?―上大下十]诞辰,民众来此奠祭。明永乐年间进封保生大帝。

关圣帝君即关羽,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位义贯千秋的人物,长期来许多地方建庙奉祀,历代追封谥号。宋时泉州就建有关帝庙。清朝至民国期间泉州关帝庙有一百多座。现存坐落在涂山街的关帝庙,共祀关羽和岳飞,故又称关岳庙。因为关羽被神化得至高无上,加上明朝大学士李延机借古人故事编写签诗一百首,供人卜问凶吉,因而关岳庙香火旺盛不衰。

泉州道教的脉系已不能详考。据残缺不全的史料统计,自晋唐五代至宋元明清,泉州一府七县曾有大小道教宫观神庙一百三十余座。广有影响而又留存至今的有以下几处:凤山寺、花桥慈济宫、吴[?―上大下十]真人像、通淮关岳庙。

玄妙观 即唐代开元观,清代改名元妙观,俗称“天公观”,在泉州府城东隅新府口。此观规模雄伟,前殿供奉三清神:玉清元始天尊(天宝君)上清灵宝天尊(太上道君),太清道德天尊(太上老君);两廊装雕二十八宿神像;后殿供奉玉皇大帝和各路天神。观中所塑的神像、青龙蟠龙柱、砖雕麒麟壁以及各种建筑雕刻都十分精美。明朝在此设道纪司,负责管理泉州道教事务。

晋江县城隍庙 此庙唐时建在泉州谯楼附近,经多次迁移,至乾隆十七年(1752年)改建在镇抚司巷,现泉州第六中学校内,庙貌保存良好,重檐歇山式的大殿,面宽五间,进深三间,前有山门,东西两翼有廊屋,庭院中榕树苍苍,荫幽静穆,与大殿构成一组完整恢廓的建筑群体。

法石上帝宫 又名真武庙,在泉州东郊法石乡石头街,南宋时建,奉祀玄武大帝(玄天上帝),也是当时泉州地方长官祝祭海神的地方。现存建筑保留着明清风格。主要由山门、四角亭、真武殿组成。庙门面向大海,殿中供奉足踏龟蛇的真(玄)武大帝。殿柱上有清道光年间进士翰林庄俊元撰写的对联一副“脱紫帽于殿前,不整冠而正南面;抛罗裳于海角,亦跣足以莅北朝”,把真武大帝披发跣足的形象,身为北方之神的地位以及此庙的环境胜概,描写得如此工整独妙,而又气势雄浩。如今真武庙已成为泉州海外交通史上的一处重要史迹。

麒麟壁 是清乾隆六年(1741年)所建的府城隍庙的照墙,现移建在泉州开元寺西塔旁边。壁高5米,宽19米,宽0.6米,图雕面积95平方米。当间粉壁上用青色琉璃陶鳞片镶嵌一匹大麒麟,龙首牛尾,麟身偶蹄,作跨步向前回首顾盼的姿势。地上散落元宝、如意、莲花、珊瑚、双胜、翰笔、羽扇、桂枝、犀角、灵芝、玉佩、葫芦等等吉庆祥瑞之物。大麒麟左右两块壁面,是用陶土雕塑烧制的镜象(进相)、蜂猴(封侯)、戟象(吉祥)、磬平(清平)、灵芝(如意)、牡丹(富贵)、鹿鹤(长寿),以及松竹梅等等喜彩吉利的图物。麒麟两端的耳屏是去除污疫、招彩纳福的二个道童。麒麟是我国古代人民奉敬的四灵之一,民间认为麒麟显瑞,应兆圣人出世,王道运行。

泉州地区除了道教宫观神庙古迹外,还有洞仙隐士留下的传说,倒也充满神秘有趣的色彩。如唐代有蔡如金在清源山紫泽洞修真,手握藜杖柱地,地下泉水涌出,所以清源山有藜杖泉。又有郑文叔在紫帽山岩洞修炼,有人从洛阳捎书给他,他答谢一把粟米,捎书人回家一看,却是一把金粟。后人就把郑文叔所住的岩洞称为“金粟洞”。唐末诗人罗隐在罗裳山下乞食,受乡人侮辱,他便在山石上画马,夜晚马从山石上下来嚼食稻禾,乡人吆喝驱赶,马跑上山又变成画。于是乡人向罗隐道歉,罗隐又在山石上画木桩系马,马不再出。至今罗裳山画马石犹在。南宋绍兴年间有裴道人,不知来自何方,常在头上插通草花行歌街市:“好酒斟三盏,好花插一支,思量古今来,安乐是便宜”,后因追赶一条伤害人畜的大蛇至清源山纯阳洞,大蛇潜入洞中,他自己堵住洞口在岩石上坐化,此处便叫“蜕岩”。明代有董伯华在清源山紫泽洞向吴云靖学道术,有仙人送他一块雷公石,用来磨水霹雳雷声,吸引了许多人都来求写。董伯华每写一雷字只收一文钱,除自用外,全都送给穷苦人。后来他外出云游,把雷公石连同日、月、风、雷、云、雨六幅“雷公”画送给东街一家姓郭的好友。

泉州道教人物中,当推五代南唐泉州人谭峭最为杰出。谭峭,字景升,父名洙,任国子监司业。谭峭自幼聪明好学,长成后不肯应试,却到清源山紫泽洞修真,再去中岳嵩山炼丹。相传他炼的丹入水不濡,入火不灼,后来在四川灌县青城山羽化仙去,人称“紫霄真人”,南唐后主赐他“金门羽客正一先生”尊号。他著有《化书》一部,分道、术、德、仁、食、俭六卷,共一百一十篇,是一部进步的社会史观与唯心主义自然观相混合的理论。他提出的社会变化和自然变化之间的关系和相互的影响,反映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实践上他同情农民疾苦,主张贫富共同劳作、共同享受的小农平均主义制度,所以他被后人称为农民思想家,他的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自成一家。

佛教

印度佛教于东汉永平十年(67年)开始传入我国洛阳,到晋武帝太康九年(288年)才传入泉州,在南安九日山建有延福寺,是为泉州最早的佛寺。

历代寺院

寺院是衡量佛教兴盛变化的一个标志。泉州自西晋太康年间始建延福寺以后,直至隋朝,只建了四座寺院。唐时的泉州社会产生以有了很大的发展,海外交通兴起,为佛教活动提供了有利环境,有唐一代泉州一府七县就建了五十四座寺院,著名的有开元寺、东禅寺、梵天寺、云居寺等。这是泉州佛教第一个兴盛时期。

唐末五代,河南光州固始人王审知因时造势,统治闽国五州,深知乱世英雄祸福难凭,便誓愿归佛,拜南禅青原法系高僧雪峰义存为导义大师,在密室受佛心印。他当政二十九年,就在福建全境建造寺院二百六十七座,还浮海运木来泉州开元寺建造西塔仁寿木塔,与唐咸通年间文冉禅师募建的东塔镇国木塔形成一对双塔。他又用一万两金银研磨粉泥,征请泉州开元寺僧义英缮写金银大藏经四部二万多卷。王审知的侄儿王延彬先后出任泉州刺使十七年,平时好谈佛理,优礼僧人,捐田舍宅,大造寺院,对泉州佛教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来被宋僧普济所撰的《五灯会元》尊为居士。闽国始终不过五十年,泉州就有五十八座寺院,是为泉州佛教的第二个兴盛时期。其中王延彬、留从效、陈洪进以及他们的眷属族人为引亡荐福而建造的寺院就占一半之数。著名的有福清寺、云台寺、西禅寺、承天寺、香林寺等。《泉州府志》说:“泉当宋初,山川社稷不能具坛,而寺观之存者凡千百数,益信五季将佐割据纷争,忏罪福已,非为民也。”是非常中肯的。

宋代泉州由于海外贸易繁荣,寺院也积累了雄厚的财力。所以两宋朝间又增建了崇福寺、南华寺、南天寺、雪峰寺、科山寺、戴云寺等五十八座寺院。开元寺、承天寺、崇福寺并为泉州三大丛林,并且又把开元寺里的镇国塔、仁寿塔改建成雄伟壮观的一对花岗石塔,俗称东西塔,是为泉州佛教发展的颠峰标志。所以南宋绍兴年间朱熹赞叹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

元朝统治者对汉人采取民族歧视政策,虽然利用佛教来加强思想政治,但泉州的“南人”却缺乏建寺塑佛的热情。因此,元代统治九十七年,泉州只有出家人建造四座寺院。

元末泉州发生十年外族叛乱,明初又实行禁海,同时倭寇对沿海城镇乡村掠夺破坏,政府频频用兵,寺院田粮大都被征作军费,加以中国佛教出现了“老成凋谢,象教凌夷,佛法不振,僧尼竽滥”的危机,明代泉州一府七县只建十八座寺院,到了清朝康熙、乾隆年间也只建五座寺院,说明泉州的佛教已走向衰微。

自晋唐至明清,泉州一府七县所建寺院约二百五十余座。如果再把归属于开元寺、崇福寺、承天寺、梵天寺、延福寺的数百所支院也算进去,其规模很是可观。由于历史的变迁,自然的废圮,战乱的摧坏,以及佛教自身的兴衰,至今只留下三十余座寺院,成为游人凭吊游览的古迹了。

宗派高僧

唐代佛教各家宗派蜂起,高僧竞出。最活跃的要数提倡不立文字、顿入法门的南禅一派了。禅宗六祖慧能下传的南禅脉系各派著名高僧很多是福建人,如南岳法系马祖道一的弟子百丈怀海是长乐人,怀海的弟子黄?希运是福清人;青原法系的雪峰义存是南安人。南岳一支分出沩仰、临济二宗,青原一支分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福建因此成为南禅重要的发育地。

为了纪念雪峰义存发展南禅的贡献,宋淳佑间有樗拙和尚(天赐)在义存的故乡南安杨梅山建筑小雪峰寺。大殿正位上奉释迦牟尼佛,下奉禅宗六祖慧能,左是青原形思,右是南岳怀让;再下是雪峰义存,云门宗的文偃和法眼宗的师备伺居左右,还有大功德主王审知的塑像。因此南安雪峰寺便成为宋以后泉州禅宗的渊薮,受戒信徒来自四方,培养了许多名僧。

两宋时期禅宗已执福建佛教之牛耳,在泉州也出现了不少高僧,他们禅行导化,著述传薪各有千秋,如释戒环著《楞严法华华严三经要解》和《妙法莲华经解》,对后世佛学颇有影响;僧宗达考订佛经讹字,为正确读解佛教内典作出了贡献;庆老禅师所著《临济宗旨》一书,补充了僧惠洪《僧宝传》内容之不足。

到了元代,功德司把泉州开元寺一百二十所支院合为一大禅林,奉禅宗为主,赐额大开元万寿禅寺。当时有一位出身于南安雪峰寺的禅师僧大圭,资性敏慧,博究群书,又精通青鸟学(堪舆术),“为文似柳,为诗似陶”,著有《梦观集》和《紫云开士传》。他的许多诗歌反映了元末外族叛乱和僧民遭受涂炭的情景,具有珍惜的史料价值。

明代中国佛教开始衰沉,禅宗也偃燃不振。直到万历年间,才有宜兴密云禅师(圆悟)大力阐扬南岳法系临济宗风,于是禅灯复明。青原法系的雪峰寺又先后出现诸如超宏、道余、海印、佛化、转初、转道等著名高僧。

如幻超宏是明末潮州府教授刘佑之子,他博贯诗歌辞藻温丽,音节和谐,深受黄道周、何乔远的器重。清兵入关,他抗志独行,去惠安平山寺落发出家,成为明代禅宗中兴以后闽南一大宗匠,著有《周易说明》、《罗经集解》等书。另有僧太睿著有《续广弘明集》,补写了南朝齐梁僧佑《弘明集》和唐初僧道宣《广弘明集》之后一千年间中国佛教宗门派系的情况,是一部重要的佛教史典。

入清之后,泉州的禅宗因吸收其它宗派内容而不复本来面貌,其他宗派也有重振之势。康熙初僧维深为弘传天台宗在泉州开元寺东侧建准提禅林,尊奉准提观音。现代著名高僧弘一法师(1880~1942年),俗名李叔同,幼名文涛,号息霜,原籍浙江平湖,出生于天津。1905年留学日本,学习西洋绘画和音乐。与欧阳予倩等人组织“春柳社”剧团,参加主演《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是我国话剧和新音乐运动的先驱之一。归国后,曾在天津、浙江、南京各学校担任美术及音乐教师。1918年三十九岁时,在杭州虎跑寺从了悟和尚出家,法名演音,又号弘一。出家后潜心佛学,立志重振南山律宗。1928年来闽南苦行弘法十四年,并与当时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圆瑛大师和名僧转逢等人在厦门南普陀寺组织“中国佛教协会福建分会”,影响深远。

僧人造桥

宋元时期泉州为了适应海外贸易的运输需要,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造桥热潮。据说《泉州府志》所载有名有姓的一百多位造桥人中,有四十一位僧人造桥七十四座,其中十大名桥(洛阳桥、安平桥、东洋桥、石笋桥、顺济桥、普利大通桥、玉澜桥、苏埭桥、乌屿桥、下辇桥)有八座是僧人修建或参与董事的,成为泉州特有的现象。僧人造桥最多的是南宋末年至元初的惠安白沙寺僧道询,一生修造大小桥梁两百多座。他所建造的惠安峰崎青龙桥、獭窟屿桥、晋江登瀛桥、清风桥、乌屿桥、南安的弥寿桥、通郭桥等,都是著名的工程。就乌屿桥(又名凤屿盘光桥)来说,分“一百六十间(桥下疏水孔道),长四百余丈,广一丈六尺,是桥与洛阳桥海中相望,如二虹然。”其次是元僧法助修造的适南桥、御亭头桥、下辇桥、泸溪桥、拓海迳石桥、马山桥、结?福利桥、云梯桥等桥梁,其中下辇桥长六百二十间。安溪的谷口桥、双济桥和南安的从龙桥都是他留下的功德。泉州开元寺僧了性建造晋江安济桥、安溪龙津桥和泉州龟山桥等。他的徒弟僧守净建兴化军安利桥、延平可渡桥、武荣(南安)金鸡桥。因造长桥而著名的有僧大同造惠安琼田延寿桥,“架梁一百二十九间,长二里许”;僧仁惠造玉澜桥,跨海卧波,长千余丈;僧守徽造苏埭桥附小桥一百六十间,总长二千四百余丈,合十五华里。北宋蔡襄造洛阳桥,董理工程的是僧义波和僧宗善;南宋给事中江常造普利大通桥,董理工程的是僧智资。元僧介胜重建武荣金鸡桥,支费钜万,全由他一人捐助。

佛教提倡慈济方便,普济众生。宋元时期泉州众多的出家人,把修桥铺路看作是一种无量功德,“建此般若桥,达彼菩提岸”,成为出家人求取涅磐的途径。所以他们不辞辛苦艰辛,奔走四方,虔心募化,身体力行,造桥搭渡,对于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起很大的促进作用。“闽中桥梁甲天下”,出门人造桥的功绩不可磨灭。

造像文物

自隋唐至宋元,泉州佛教昌盛,寺院林立。僧俗信徒为了佛法不灭,金刚永固,象教不坏,表相仰止,在数百年间不断地利用花岗岩石和金属土木材料,雕塑了许多佛菩萨造像,摩崖石刻和经幢浮屠,蔚为大观。晋江安海龙山寺,大殿上供奉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创刻年代不详),是用整株樟树雕成的,高4.2米,工艺精巧,端丽堂皇,是闽南最大的木雕菩萨。现存承天寺的七宝铜铸阿弥陀佛象,高2米,是隋代的作品。泉州百源庵有清代铜铸的佛菩萨神将十五尊,所以又名铜佛寺。泉州开元寺藏经阁内,还有一尊只有拇指那么大的释迦牟尼苦行象,赤膊袒身,瘦骨伶仃,但是面现笑容。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的五方佛各高6米,雍容雄伟,静穆慈祥,虽经后代修塑,仍然保持唐代风采,是泉州泥塑佛像的代表作;殿后安详慈悲的圣观音和跃跃欲动的十八罗汉,在同类造像中艺高一筹。五代陈洪进在南安九日山倡刻石佛一尊,高4.5米,袒胸趺坐在莲花座上。泉州北郊清源山的赐恩岩上有北宋元佑年间雕成的白衣观音和瑞象岩上的释迦牟尼像;弥陀岩上阿弥陀佛立身象,碧霄岩摩崖上的毗卢舍那佛、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的“华严三圣”。都是元代的作品。此外,晋江西资岩有南宋绍兴八年建的大佛寺,依崖壁而建的大殿有浮雕立佛三尊,寺后山顶崖壁上,右刻踏龟玄武,左镌坐鲤观音。这是佛家把道家所奉的真武大帝,演化成一位辞去王位的太子,在武当山修行四十多年,最终皈依佛教的作法。晋江县东石乡南天寺(又称石佛寺)大殿崖壁上,有南宋嘉定九年(1216年)镌刻的阿弥陀佛、观音、势至“西方三圣”的坐象,各高6米;寺外右首大石上有“泉南佛国”四个大字,每字高广6尺,据说是南宋乾道年间泉州太守王十朋的题刻。永春魁星岩绝壁上有释迦牟尼、文殊、普贤三尊佛菩萨石刻造像,创刻年代不详。德化九仙山弥勒洞有石雕弥勒一尊,高2.7米,宽3米,袒胸露腹,笑口常开,从风格上看是宋以前作品。其他如南安榕桥开化洞、天柱岩,官桥龙水乡和石井狮子山,也有释迦牟尼或阿弥陀佛的石刻造像。

陀罗尼经是佛教密宗的咒语。佛教认为把各种咒语刻在经幢上,可以镇邪纳吉。泉州现存的陀罗尼经幢有水陆寺里的唐大中八年(854年)镌刻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是福建省最早的石刻。其次是五代闽天德三年(945年)泉州刺史王继勋倡刻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其造型设计和飞天形象都别具风格;北宋天圣三年(1025年)建在南安丰州桃源宫的陀罗尼经幢,造型优美,雕工精致,被列为省级保护文物。另有一座宋代石经幢现在北门电机厂院内。

在泉州紫帽山还有一种罕见的刻在石头上的异写心字,有的写成“?―(比较怪异打不出来)”,有的写成“?―(比较怪异打不出来)”等等,据说有一百个。这些异写心字是从佛教所谓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心为万法之本的道理变化出来的;其中有些刻有紫阳真人的偈语,或认为与道教文化有关。

泉州的佛塔大多是用花岗岩石建成的,在全国塔林中表现了与众不同的特色。北宋初,陈烘进在府城东隅松湾地建崇福寺,内有应庚塔一座,高12米,是泉州最早的实心石塔。南宋绍兴年间泉州南厢居民梁安与妻子柳三娘在开元寺内捐建的两座仿吴越王钱?(左人右叔)的宝匣印陀罗尼经塔,平面四方形,各高5米,四面刻有佛本生故事:东面是萨?(左土右垂)王子舍身饲虎,南面是提婆拔提城尸毗王割肉救鸽,西面是阿梨波罗城尸毗王挖眼施给婆罗门,北面是跋陀普婆城月光王舍头施给婆罗门,具有浓郁的印度风格,是很稀贵的文物。晋江石湖元代的六胜塔,晋江溜石明代的江上塔,永春清代的留安塔,或作为海上航标,或作为风水吉祥物,各以不同的姿态点缀着泉州的山海平原。但是最为雄伟壮观、气势凌云的就是南宋时在泉州开元寺里建造的镇国塔和仁寿塔,是我国古代一对最高的仿木结构五层楼阁式花岗岩石塔,在建筑科学和雕刻艺术上都有很高的价值。

佛事交往

唐宋时期,泉州佛教大盛,吸引了不少外国僧人漂洋过海来泉州弘法结缘。早在南朝陈永定二年(558年)天竺优尼禅国僧人拘那罗陀(汉名真谛)来至泉州,在南安九日山延福寺校改他自己翻译的经纶。唐大中年间(847~848年)天竺僧人智亮来泉州驻锡开元寺东律院,号称袒膊和尚。又有西域僧人朝悟来泉州开元寺修法,寂灭后,寺里僧人依他容貌刻木为象,供奉在功德堂上。五代有新罗(今朝鲜地)僧人元衲来泉州。王延彬为他在南安建造福清寺。北宋雍熙年间(984~987年)天竺僧人罗护那航海至泉州,在南门建造宝林院。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日本庆政上人驻锡泉州,返国时带回福州和泉州刻板印造的两部《大藏经》。清顺治十年和十二年(1653~1655年)有黄檗宗隐元禅师和首座弟子木庵禅师,先后从厦门出发,东渡日本传法,是为日本佛法黄檗宗的两位创始人。清末民初,许多泉州高僧到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传法结缘或主持寺院。泉州南安人转道法师先后主持新加坡的天福宫和普陀寺。南安转逢老和尚长途跋涉远赴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参拜访问,又越过喜马拉雅山和西藏瞻拜黄教,后又回转新加坡、马来亚,可谓近代泉州佛教史上佛教徒西行求法的一次壮举。现在高僧弘一法师在泉州时曾向日本请赠《?―(佛标)字大藏经》七千余卷,成为泉州开元寺藏经阁里的珍贵藏本,在开元寺藏经阁里还有圆瑛大师从印度和斯里兰卡请来的白玉三方佛以及印度的贝叶经。这些文物闪烁着泉州与海外国家佛教文化交流的色彩。

伊斯兰教

公元622年,麦加古莱西部落人穆罕默德创建了伊斯兰教。“伊斯兰”三字的含义是皈依、驯服、和平,伊斯兰教徒通称为“穆斯林”,奉安拉为宇宙万物之间唯一真神,以《可兰经》为唯一经典;主要教义是人死后都要受到审判,善良的人会复活,歹恶的人入火狱;相信一切都是安拉事前安排好的,要求穆斯林坚定信仰,多行善事,勇敢捍卫安拉之道。

八世纪时伊斯兰教已经在欧、亚、非三大洲流行,成为世界一大宗教。穆罕默德曾经这样训示穆斯林:“你们去寻求知识吧,即使远在中国。”由此,在唐武德年间(618~628年)便有四大贤徒最早来中国传教。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沙谒储和四贤我高士传教泉州,他二人死后葬在泉州城外东南灵山上,“夜光显发,里人惊异”,信有圣灵,所以称为“圣墓”。

宋元时期,泉州成为世界性大港,城内胡商藩贾云集,寓居在南门一带的外国人“数以万计”。阿拉伯人还在泉州建造伊斯兰教寺庙,有艾苏哈卜寺、清净寺、也门教寺、穆罕默德寺、纳希德重修寺和无名大寺等,这些伊斯兰教寺也是穆斯林商旅的社会中心。自唐至元,许多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因长期住在泉州,在生活上和文化上与汉族人民相互影响,有的与汉人通婚,“有从妻为色目者,有从母为色目者”。他们的混血后裔,既保留了阿拉伯伊斯兰的宗教习俗,又吸引了喊民族的风尚,到元、明二代,便形成一支以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为主要血缘关系的回回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

朱元璋推翻蒙古族的统治,建立明朝,寓居在泉州的外国人受到强烈冲击。许多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他们的后裔,纷纷改用汉姓,隐瞒身世来源,流散到各地避难。有的远徒到江苏、浙江和陕西等地,有的散居在闽南各县。直到永乐五年(1407年),明成祖发布敕谕,允许蒙古、色目人恢复原来族籍,又采取对外交好的政策,派遣郑和下西洋,国内排外风潮遂告平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后裔又与汉民族和睦相处,绵延不绝。时至今日,泉州还有阿拉伯和波斯后裔三万余人,最大的一支是惠安白崎乡郭姓回族一万人,他们的祖先是元朝拜中书省平章政事、行省云南、追封咸阳王的赛典赤*瞻思丁。长期以来,泉州的阿拉伯和波斯后裔受到国家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保护。他们的宗教仪式、婚姻丧葬、节日活动、饮食起居等生活风俗,都表现了一种独特的回族风情。

自唐初到元末,阿拉伯人与泉州足有七百多年的因缘,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内容的阿拉伯文化,也在泉州留下了光彩照人的史迹。北宋年间建造的清净寺,是中国的一座最古老、最宏伟的伊斯兰教寺。位于泉州东郊的灵山圣墓,一千三百多年来受到历代政府的妥善保护,使得前来瞻仰的阿拉伯朋友深为感动。近半个世纪来,在泉州多处阿拉伯墓葬区出土的二百多方十三、四世纪的、刻者阿拉伯文、波斯文和突厥文的伊斯兰教徒的墓碑和石墓盖,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独居全国第一,使得国内外学术界惊喜不已。“亚非自古多兄弟,唐宋以来有会盟”。这许多带有异国情调的石刻遗物,引起人们对那一段富有神气色彩历史的回想,它是中阿两个民族伟大友谊的实证,弥补了中外历史文献之不足,不仅牵动了阿拉伯朋友的宗教感情,也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人民之间联接了历史和血缘的友好桥梁。

印度教

八、九世纪之间,印度哲学家商羯罗改革古婆罗门教,称印度教,于九世纪正式形成,十三世纪在全印度流行,又称新婆罗门教。教徒崇拜创造之神婆罗瑟摩(大梵天)、毁灭之神湿婆(大自在天)和保护之身毗湿奴(遍入天)三大主神。南宋时期,印度人开始把印度教传入泉州。元末总诸蕃互市的西域人那兀纳在泉州城南建了一座备极华丽的“蕃佛寺”。后来那兀纳叛乱,被元将陈永定擒捉,侨居在泉州的蕃商、色目人受到排斥冲击,蕃佛寺也遭到破坏。

虽然历史流逝了六百年,但在泉州已经发现了三百多方印度教寺的石刻,包括祭坛遗址、神祗造像以及石柱、兽面柱头、人面狮身柱础、门楣、门框、基座、雀替、转角等等建筑构件,大多是用比花岗岩还要刚硬的辉绿岩凿刻而成,图案造型富有浓郁的异国风格。在单体石雕中,比较突出的是一尊高1.15米的毗湿奴立身造像,他头戴锥形权力冠,低眉垂脸,上身赤膊,长有四手,前面左手拄一支拄杖,持莲花的右手从肘弯处被砸断;后两手抬起,一手捧轮宝,一手持法螺,造型浑朴,是唯一的三度空间的立体造像。其它大多是龛形浮雕和平面浮雕。有一龛浮雕是湿婆趺坐在莲花座上,双手合禅,右傍须弥台上有一根林加(生殖器崇拜象征物);一龛浮雕中间是林加,两旁各有一位神祗;一龛是湿婆在凶魔身上跳毁灭舞;一龛是四手湿婆趺坐在莲座上。此外还有白象为保护林加同蜘蛛争斗,母牛舔吮林加等故事浮雕。在晋江池店发现的一方浮雕,上刻湿婆作大王坐,一足踏在横躺着的凶魔身上,凶魔胸腹上还插着湿婆的仵杖;两旁则是湿婆的妻子,雪山女神婆婆娣和她降魔化身的多尔迦(或称迦利),这方浮雕是生和死,破坏和创造的象征。还有一方石龛,刻着一只侧身屈坐的长尾猴,他正是印度伟大史诗《罗摩衍那》中大颌神猴哈奴曼,为帮助罗摩太子战胜魔王,从楞伽岛(今斯里兰卡)救出悉达公主,是印度人民十分喜爱的正义智勇的神格化动物。有人认为它就是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始模特儿,从而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明代重修泉州开元寺,将印度教寺的二根十六角形辉绿岩石柱移来作为大雄宝殿后檐的立柱,柱上有满月形画面的印度教神话故事浮雕十二幅:1.毗湿奴化身神人克里希那(又名黑天)拉倒魔树救出财神俱毗罗的两个儿子;2.毗湿奴化作十臂人狮撕裂凶魔肚脏;3.克里希那在树上吹笛,七位浴女央求他还给衣服;4.克里希那和迦楼罗角力,四手扯成?―(佛标)字,两人胯下各有一支林加;5.湿婆披散着象征新月和恒河的长发,站立在莲花座上;6.毗湿奴趺坐莲花座上,女神拉克希米和布弥侍立两旁;7.毗湿奴骑乘金翅鸟,金翅鸟从哪里飞起,哪里就成为圣地;8.象鳄相斗;9.克里希亚那战胜九头蛇王伽里亚,吹笛跳舞;10.鹿教猴子;11,12.花卉凤鸟。开元寺大雄宝殿前面的月台束腰部位还嵌着七十二方狮子和毗湿奴化身的狮身人面浮雕,一个个卷鬃披?,顾盼回首,奔走腾跃,姿态生动,也是明朝修寺时从毁圮的印度教寺庙移来的。所有这些石刻浮雕,艺术手法神奇夸张,雕刻造型精致优美,每一幅画面,每一种形象,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并说明了中印两个伟大文明古国文化交流和友谊交往的久远历史。

摩尼教

“摩尼”是光明的意思。摩尼教是三世纪古伊朗南巴比伦安息王族的摩尼所创立,摩尼教的哲学是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二元论,教徒崇拜大明神(摩尼教最高之神,被奉为“永远之父”),神的光明(日、月),神的威力和神的智慧(经典和教义)。教徒素食断荤,不准饮酒,劝人行善,实行裸葬。他们相信善人死后得福,恶人死后堕入地狱。

六、七世纪摩尼教传到新疆地区。唐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波斯摩尼教高僧密乌斯佛多诞携带《二宗经》来至长安讲经。大历三年(768年)唐代宗准许回鹘在长安建造摩尼大云光明寺。不久在荆州、洪州、扬州、越州以及河南、太原等地也有摩尼教活动,并有汉人入教。唐会昌年间(841~846年)武宗灭佛,摩尼教也不能幸免,许多教徒转入秘密活动。当时有摩尼高僧呼禄法师避难来至福唐(福建福清),又到三山(福州)传授门徒,后来游方泉州,死后葬在泉州北郊清源山下。这是出现在泉州最早的摩尼教事迹。

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波斯国王派遣摩尼教使者向宋朝皇延进贡珍珠,宋延对摩尼教徒优礼相待,准许他们与佛教、伊斯兰教一样可以公开活动。此后中国南方各地便出现许多摩尼教组织,摩尼教也开始汉化(包括佛化、道化),建有寺院,改称明教。南宋时摩尼教特别活跃,福州刻板摹印了许多“明教经”。到了元代,泉州住有波斯商人,也有摩尼教信徒。晋江安海港舶商往来频繁,摩尼教又从海路传入,在华表山建有摩尼寺院草庵和石刻摩尼光佛。近来草庵附近发掘出来的碗底阴写“明教会”三字的黑釉碗及残片六十多块,说明当时泉州摩尼教已具有统一烧制食具的规模。所以元朝政府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的“江南教务大总管”就驻在泉州。

摩尼教信仰独特,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的教义很容易被群众接受。五代、北宋和元代的多次农民起义活动,都是借摩尼教或白莲教为号召的。后来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朝,因明朝的“明”字上逼国号,便下令禁绝,“摒其徒,毁其宫”,摩尼教受到沉重打击。据清人晋江东石蔡永?《西山杂志》载: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安海明教徒举行起义,反抗朝廷官府。晋江县知县梗据守草庵镇压起义。到明末,加上佛教的排斥,摩尼教已不能复振。进入清代,摩尼教基本绝迹。现在只有泉州晋江县安海苏内村华表山还保存着元至元五年(1339年)建造的摩尼教草庵。这是一座依山而筑小寺院,室内摩崖石壁上刻有摩尼光佛坐相浮雕一尊,高1.5米,长发分披两肩,颌下胡须二络,身穿广袖冕服,双手舒掌相叠,置放在双腿上作修定相。身后刻有波浪形的四射光芒,造型奇特少见。原来离寺40米处的崖壁上刻有“劝念 清静光明 大力智慧 无上至真 摩尼光佛”的大字,下?刻“正统乙丑年九月刻字”,现在这块石刻已被毁没。最近在莆田也发现一块摩尼教残碑,上面“劝念光明”等刻字已断缺不全。由此也可见当时泉州摩尼教流行的范围。关于摩尼教在中国境内的文物遗迹,在今高昌吐鲁番遗址中只发现了壁画、丝画、残经、旗幡残片等物,唯有晋江安海华表山草庵是我国唯一仅存的摩尼教寺庙,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备受中外学者的重视。摩尼光佛的石刻浮雕象还被首届世界摩尼教学术讨论会作为会标。

古基督教

在泉州已经发现的大量宗教石刻中,还有属于古基督教景教徒和天主教方济各会派教徒的墓碑、石墓盖四十方。

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五世纪时,叙利亚基督教神学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脱里,因反对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的结合为统一的本体之说,受到以弗所公会议的“绝惩”,于公元435年被革职,流放到撒哈拉绿洲。原来追随他的信徒也都逃到东方,结成聂斯脱里派。

唐初,聂斯脱里派传来中国,被称为“景教”,在长安建波斯寺,又称大秦寺。唐德宗二年(781年)镌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武宗毁佛,波及聂斯脱里派,二千多名教徒被驱逐,只有在蒙古、契丹地区继续流行。

五百年以后,聂斯脱里派又随蒙古铁骑进入中原,以北京为据点向南方传布到泉州。此时聂斯脱里教徒被蒙古人称为“也里可温”,意是长老、有福缘的人。另外有一批身为商人的聂斯脱里教徒从伊朗出海,渡越大洋,来至当时著名的刺桐港。据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记述,元初忽必烈时期聂斯脱里已在中国许多地区流行,在北京有十二所教堂,在泉州有八所教堂,共有教徒三万余人,这两处是也里可温教徒墓碑记载,那时泉州已有聂斯脱里教的兴明寺和该寺的主持兼管理泉州也里可温教掌教官的名字。

正当元初聂斯脱里教在中国传布的时候,又有一支意大利的天主教托钵修会的方济各会教士来至中国的北京和泉州等地进行传教活动。

方济各会又译“法兰西斯派”,是公元1209年意大利阿西西呢绒商人的儿子方济各创立。方济各会派的教义提倡安贫节欲、托钵求食,不置恒产,会士之间互称小兄弟,麻衣赤足,步行跋涉,到各地宣传清贫福音。公元1291年,意大利方济各教士约翰.孟德维奴在北京建教堂三所;1307年任总主教,管辖远东方济各会,教徒有二万人。1313年方济各会派在泉州设立教区。当时一位富有的亚美尼亚妇女独自出资在泉州东门附近建造了一座“雄壮华丽”的大教堂。从此,由海路来泉州的方济各会教徒络绎不绝。1322年第三任泉州主教安德肋.贝鲁亚又在泉州的东门色厝建造一座教会。

古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又称景教)和天主教方济各会派,在元时的中国活跃了数十年,最后随着蒙古帝国的失败才离开中国。但又一个五百年后,被发现的这二个教派的四十方墓碑石刻,无疑成为研究十三至十四世纪欧洲、中近东古基督教在泉州活动的十分珍贵的实物,从而引起海内外学者刮目相看。特别有一方石碑两旁边缘曲线分成尖拱形,在碑头之下,凿空为一个顶部曲线两旁斜直的几何形空洞,象征着天堂福地。在“天堂”之下是一位天使,头戴三尖冠,面庞丰满,双耳垂肩,背上却长着四张翅膀,趺坐在卷涡形的祥云上,身后披帛飘舞,富有动感。这方石碑可称是波斯、希腊和中国文化艺术交光互辉、相互渗透的结晶,至今在世界上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和地区也是罕见的。

泉州留存的多种宗教文物史迹,是泉州历史文化的一种特殊现象,它们不仅丰富了泉州历史的内涵,而且至今仍然闪烁着迷人的魅力,成为各国学者研究中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向往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