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需要什么样的幸福

Marry和她的母亲10多年来都保持着一种非常客气的关系，至少在她看来，这是母亲与女儿之间难得的一种相互尊敬和理解。直到有一天她发现，自己和母亲的关系并非自己想象的那样融洽。
那天，Marry的同事因为调动工作请客吃饭，下午5点她给母亲打了个电话说：“妈，我今天晚上要跟同事一起吃饭，就不回家吃饭了。”Marry边说边想，终于可以让母亲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一次了。“好的，你忙吧！”电话那头传来母亲一如既往的声音。
两周后，Marry遇见了自己的妹妹，妹妹跟她说：“姐，你没事的时候多回家吃顿饭，母亲常跟我埋怨说，饭做得差不多了，你姐却不回来吃了。”
Marry此时才发现母亲的心里并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样。
现在很多人都会遇到和Marry类似的问题，对此，中山大学心理学教授高定国认为，人们常常从自身的角度一厢情愿地来确定父母的幸福感，可是往往忘记了幸福是非常主观的感受，所有的快乐都来自于本人的评价。“年轻人给父母亲买房子也是同样道理，从客观的角度来看，这应该是一件能够带给他们幸福的事情，但这些真的就是父母想要的东西吗？有没有比房子更加重要的东西呢？”

幸福指数一：社会支持网络
“现在很容易看到一些子女会给自己的父母买房和购买医疗保险等等，让父母晚年能有安全感，这仅仅是通往幸福的一个开始，而有两样东西常常被大家忽视，一个是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另一个是他们的控制感。”高定国说。
所谓社会支持网络，就是老人与子女、配偶以及与亲戚朋友同事的关系以及社会福利保障等所构成的系统。高教授解释，即使老年人与子女的关系出现问题，如果夫妻关系很好，他（她）也会感到幸福。至少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是可以排解的。如果老人的夫妻关系不好，子女关系也不好，但是朋友很多，虽然他们的社会支持不完整，但是遇到问题时也不至于特别难过。而这些都没有的孤寡老人可能就只能指望社会的保险福利了，尽管如此，他们往往还是容易陷入巨大的孤独感之中。
高定国曾经在美国伊利诺伊做过一年的访问学者，接触到一些美国家庭，在美国的法律里面，父母跟子女之间没有赡养关系，他对此印象深刻。
一位70岁的美国老太太，在一所大学做教辅人员。她跟前任丈夫生了5个孩子，与现任丈夫结婚也有好几十年了，但没有孩子。她与丈夫一同住在她的一个女儿家里，丈夫失业了，可是她每个月还是得向女儿交纳房租；另一位朋友是夏威夷大学的教授，他有3个孩子。大儿子20多岁，在美国读完了大学后回到夏威夷，那一年结了婚，而这位教授正好要和妻子来中国访问一年，于是大儿子向父亲提出住到父亲家里。他同意了，并交代说：“我有两只猫需要人养，房子也需要人打理，那我不收你房租了。”
高定国问过美国朋友，养孩子究竟是干什么的，他们常常会说，在养孩子的过程中，你获得了快乐。
幸福指数二：老年人的控制感
国外曾有人做过这样一个现场实验，把养老院里的一群老年人随机分成两组：一组老年人自己选择种什么植物、放什么电影，另一组由护士们替他们种花以及决定放什么电影。
一年半后，研究人员发现，第一组老年人的死亡率为15％，第二组则高达30％。
高定国认为，能够自我控制生活对一个老年人来说尤为重要。可是很多的事情往往会被儿女们以尽孝道的名义，在不知不觉中剥夺了。儿女们就像那些养老院里的护士小姐，决定自己的父母养什么花、养什么宠物和看何种电影。
退休后的老年人潜在的心理变化就是认为自己没什么用了，随着年龄增大，越来越无法控制社会生活的局面。年轻的时候可以赚钱分给子女，现在也不能够提供了，更别说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所有的一切都处于削弱的过程中，这些都会影响到老年人的幸福感。
对外界丧失了控制力的老人们，遇到一些不幸的事情，无力改变的时候就会把原因归结到一些不相干的事情上，在不相关的事情之间建立一些因果联系以获得心理上的安慰，这就是“幻觉模式知觉”。所以在迷信的人群当中，老年人和妇女常常占多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他们对外界的控制力比较弱的表现。
高定国观察到一些美国的老教授晚年还在孜孜不倦地做自己的研究，“他们也许没想到要获得什么控制感，他们只是想到我喜欢这种东西，然后就认真地去做，这种生活方式对任何人来说都非常重要。”
“哪怕退休后只是养一条狗，你都不能简单地养啊，你得养出水平来。儿女们也要帮助而不是代替自己的父母在晚年的岁月中找到自己能控制的东西，并且享受其中的乐趣。”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