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中国佛教史 第十章 第二节 日本民族佛教宗派的形成和发展 之 镰仓时期的新佛教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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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中国佛教史 第十章 第二节 日本民族佛教宗派的形成和发展 之 镰仓时期的新佛教宗派

　　1.源空和净土宗

　　源空（1133—1212），号法然、黑谷，俗姓漆间，美作（今冈山）人。13岁登比叡山研学天台宗教义，因读源信《往生要集》对净土教义发生信仰，后读中国唐善导的《观无量寿经疏》受到启发，创立日本净土宗，提倡称名念佛法门，受到贵族、武士和下层民众的皈依。

　　源空所著的《选择本愿念佛集》（简称《选择集》）对净土宗的基本教义作了论述。全书由佛经摘录和评述两大部分组成。从他的引证来看，中国北魏昙鸾的《往生论注》、唐道绰的《安乐集》、善导的《观无量寿经疏》等著作对他影响最大。他根据这些著作对一切佛法作了分类（“判教”），把真言、佛心（禅）、天台、华严、三论、法相等宗皆归为“圣道门”之内，认为皆属“难行道”；而把阿弥陀净土之教称为“净土门”，认为是“易行道”，把《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和《往生论》作为净土宗的基本经典。认为当时佛教已进入“末法”时代，劝人们不要信奉深奥难懂的“圣道门”诸宗，而应信仰简单易行的净土宗。

　　源空继承善导的“口称念佛”说，说修行有正行、杂行，而口称“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正定之业”，佛的一切智慧、神通、功德都包容在阿弥陀佛的名号之中，因此唱诵名号即可“除罪”，往生净土。他反复强调：“往生之业，念佛为本、“所谓本愿念佛者，即口称佛名号也”；“修之者，乘彼佛愿，必得往生”。

　　源空以中国的菩提流支、昙鸾、道绰、善导、怀感、少康为祖师，其中又特别崇敬善导。他以继承他们之后自任，在日本到处宣传净土信仰。

　　净土宗由于教义简单，方法易行，创立后迅速传到日本中部和东部一带地方。源空死后，因弟子对教义有不同的理解，分成许多派别，其中对后世发生影响的有镇西派和西山派。净土真宗实际上也是净土宗的支派。

　　2.亲鸾和净土真宗

　　亲鸾（1173—1262）。亦名绰空、善信，京都人。9岁出家，在天台宗比叙山曾做堂僧，读过源信的著作，后又学奈良诸宗教义，29岁师事源空，专修净土法门。承元元年（1207），政府下令禁止专修念佛，亲鸾被流放到越后（今新泻），改名“愚秃亲鸾”，娶惠信尼，有子女六人。遇赦后，到关东广大地区农民之中发展信徒，形成许多信徒集团。晚年回京都专事著述，所著《教行信证》（全名《显净土真实教行证文类》），影响最大。

　　亲鸾的《教行信证》论述了他创立的净土真宗的基本教义。书中引佛经和中国昙鸾、道绰、善导的著作很多。他以印度的龙树、天亲（世亲），中国的昙鸾、道绰、善导，日本的源信、源空为净土真宗的七祖。称昙鸾为“本师”，赞颂他的《往生论注》，说此书阐明“往还回向由他力，正定之因唯信心”，并且对唐代道绰、善导倡导净土念佛法门也大加称赞。

　　亲鸾在书中从教、行、信、证四个方面论述净土真宗教义。“教”指经典，认为唯有《无量寿经》才是佛的真实之教，而《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属“方便之教”；“行”指修行内容，即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说称弥陀名号可得大功德，可乘弥陀的“他力”往生净土成佛；“信”指对阿弥陀佛的“本愿”（第十八愿）和佛力的绝对信心，说有此信心并发愿往生西方净土，就可凭借佛力往生净土“证大涅槃”；“证”即修行结果，说具备对弥陀净土及其愿力的绝对信心，死后即可达到不退转的菩萨之位，就可达到“无上涅槃”。

　　亲鸾特别重视对阿弥陀佛净土法门的信心。他在就“行”与“信”的关系进行解释时说：“真实信心，必具名号，名号不必具愿力信心”，意为有了对弥陀净上及其愿力的信心，也就具备了称名念佛之行；而只有“行”，则未必有“信”。他认为成为往生净土之因的，不是口称念佛的“行”，恰恰是内在的“信”（信心、信念）。因此说：“一念是名一心，一心则清净报土真因也”。但他也不是废止称名念佛，认为这样做可以导致产生对弥陀净土的信心，并且也是报答“佛恩”的表示。

　　亲鸾的净土真宗与源空的净土念佛宗相比，因为不重视口称念佛，而以“信心为本”，这更简化了修行的方法，因此更受到广大下层民众的欢迎。他传教的重点是农民、渔民、猎人、手工业者等。这些人从事农牧渔猎等生产活动，不可能不伤生杀生，而且又贫困无文化，没有条件施财、造塔寺、诵经等，按照佛教的传统说法，他们当中不少人属于“恶人”。

　　但亲鸾正是把一切“凡夫”、“恶人”作为净土真宗争取的对象。为此他在教义理论上指出了“恶人正机”说。他在《教行信证》中明确地表示任何人都可以产生信心，都可成佛，这与一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年龄性别、有罪无罪没有关系。所谓“恶人正机”中的“正机”，即“正因”（素质），指“真正往生的对象”。说“恶人”不可能靠自力修行为善达到解脱，他们正是阿弥陀佛发下弘愿所要拯救的对象，一切犯恶逆大罪的人，包括善性灭绝的恶人（“一阐提”），都可往生成佛。他甚至说：“善人尚能往生，何况恶人哉！”（《叹异抄》）以“恶凡人为本，善凡夫为傍”。把恶人作为争取入教的基点，自然也可以把其他自认为行善积德的人吸收进来，有利于扩大净土真宗的势力。

　　亲鸾净土真宗的“信心为本”和“恶人正机”说，是既不同于日本净土宗，也不同于中国净土宗的特点。用这种教义进行传教，不仅可以争取社会下层各种职业的民众，而且对以从事征战杀伐为业的广大武士也有很大吸引力。

　　因为净土真宗强调阿弥陀佛的愿力（他力），强调对弥陀愿力的绝对信心，所以对信徒不强调在家和出家，也不重视持戒修行，认为遵从一般社会道德习俗即可。亲鸾自己有妻室儿女，也不禁止食肉，这对真宗的迅速传播十分有利。

　　亲鸾死后，净土真宗发生分裂，到江户时代以后逐渐形成西本愿寺派、东本愿寺派（大谷派）、高田派、佛光寺派、木边派、兴正寺派、出云路派、山元派、诚照寺派、三门徒派，统称“真宗十派”。其中以亲驾后裔为教主的西本愿寺和东本愿寺派的势力最大。

　　3.一遍和时宗

　　一遍（1239—1289），伊予（今爱媛县）人，名智真，13岁出家，从圣达学净土宗西山派教义，致力于称名念佛的修行。他曾到信浓（今长野县）的善光寺静修数日，在此依据唐代善导所著《观无量寿经疏》中的一段话绘制出“二河白道”

　　图，回到伊予后把它当作本尊图挂起来供奉，十余年间闭门潜心修持称名念佛。他把自己的心得用颂文写在图边，曰：“十劫正觉众生界，一念往生弥陀国；十一不二证无生，国界平等坐大会。”意为众生靠自力修行经十劫（意为极长的时间。“劫”，长时）才有可能达到觉悟，但如果称名念佛，一念即可往生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在称名方法上，一念与十念没有区别，都可使众生达到摆离生死的境界，在极乐净土，对一切佛国世界的众生都是平等的。

　　一遍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他念佛的旨义，周游全国，参拜各地的神社和寺院，祈求神佛的佑助。文永十一年（1274）他到纪伊（今和歌山县）的熊野神社参拜，在这里静修百日，据称从神那里接受颂一首，曰：“六字名号一遍法，十界依正一遍体；万行离念一遍证，人中上上妙好花。”“六字名号”即“南无阿弥陀佛”，“一”为阿弥陀佛，“遍”为众生，意为佛与众生相即不离，共以名号为法；“十界”（六道加上声闻、缘觉、菩萨、佛）的众生（正）和居住环境（依）是体相圆融的；最好的修行不是靠自力修持万行，而是称名念佛，由此念佛即可往生；修行者有九品（类），称名念佛者可以作为“上品上生”的修行者往生净土；花，为莲花，据《观无量寿经》，往生者在莲花中化生。

　　一遍从此自称“一遍”（原名智真），写了很多“南无阿弥陀佛，决定往生六十万人”的念佛札，又携带“劝进帐”（化缘薄），到各地进行传教。他到过九州、四国和本州的广大地区，前后经16年时间，据说在他的“劝进帐”上记名及授予念佛札的人数达25万多人。他被时人称为“游行上人”。死时，他把过去抄写的佛经全部烧掉，说：“一代圣教今日尽，唯留南无阿弥陀佛”。

　　一遍的“时宗”实属净土宗的一支。“时宗”的“时”，是依据《阿弥陀经》的“临命终时”的经文而起的。本宗有以下特点：

　　（1）以《阿弥陀经》作为净土三部经中最重要的经典，并用《法华经》、《华严经》发挥净土宗教义。

　　（2）否定通过身、语、意的一切修行，只承认称名念佛，认为“阿弥陀佛”名号本身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只要“一心不乱”地念佛，死后即可往生净土。修行者应舍家室财产，断除一切世俗欲望，严格持戒念佛。强调绝对尊师（称“知识”），说师可决定信徒能否往生。

　　（3）受神道教影响，相信神灵，以熊野神社的所谓“神谕偈颂”作为成立宗派的根据。

　　此派创立初期重视游方传教，依据《无量寿经》中“欢喜踊跃”的字句舞蹈念佛，伴随一遍游行各地的信徒称“时众”，意为六时念佛之众。开始本宗没有固定传教场所，到一遍弟子他阿时，建立了百余所道场，但仍强调“身虽在此，而心在游行”。中心道场在相模（今神奈川）的无量光寺，后移清净光寺。

　　4.日莲和日莲宗

　　日莲（1222—1282），安房（今千叶县）人，出生在一个渔民家庭。16岁出家，游历镰仓和平安的各寺，学天台、密、净土诸宗的教义。开始曾重视净土宗，后因读《涅槃经》中“依法不依人，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的经文，决定选择一部佛经作为自己修法的依据。建长五年（1253）宣布归依《法华经》，认为只有此经才是成佛之法，并对净土宗进行批评。为此他受到净土宗信徒的迫害。他逃到镰仓，建草庵居住，日夜诵读《法华经》，有时到街上高唱“南无妙法莲华经”，人们以“狂汉”视之。他对净土、禅、密、律诸宗笑骂抨击，提出“四个格言”，译成白话是：“念佛是无边地狱之业；禅宗是天魔的作为；真言是亡国的恶法；律宗是国贼的妄说。”他对各宗进行批判的目的，是希望幕府以《法华经》信仰为正法，不要支持其他派别。他在这个期间写了《守护国家论》、《灾难对治钞》等。他的传教逐渐发生影响，有人投到门下为弟子。

　　公元1 257—1260年，日本关东地带发生地震、疫病等天灾，社会动荡不安。日莲著《立正安国论》，上呈幕府的实权把持者北条时赖（前执权），说灾厄的发生是因为国家违背正法，崇信“邪法”，如果不早日制止净土念佛宗，就会发生《药师》、《大集》诸经中所说的“七难”、“三灾”，特别是“自界叛逆难”（内乱）和“他国侵逼难”（外国侵略）。幕府不仅不予采纳，而且以“诳言惑众罪”把他流放到伊豆（在今静冈）以东，二年后才得到赦免。至元五年（1268）元世祖派使者向幕府送国书迫使日本称臣，并着手准备侵日，在至元十一年（1274）出兵攻上九洲北部肥前（今福冈），后虽败归，但仍准备再次入侵。在这种情况下，日莲与弟子们认为《立正安国论》中作的预言已经证实，并上书幕府，说如果不依靠《法华经》正法，国将不保，他为降伏元军进行祈祷。但他又受到迫害，被流放到佐渡。在这里他写了《开目抄》、《观心本尊抄》等。三年后受到赦免，回到鎌仓，后又到甲斐（今山梨县）身延山建久远寺，作为日莲宗的中心道场。日莲除前述著作外，还著有《选时抄》、《教机时国抄》等。

　　日莲宗全名是“日莲法华宗”，虽从天台宗分出，但有自己独特的教义。日莲反对日本天台宗把真言密教的教义吸收到教内，特别反对圆仁、圆珍把《大日经》置于《法华经》的同等和之上的做法（在所谓“事密”中更重视《大日经》）。日莲认为在一切佛经中唯有《法华经》才是真实之教，其他皆为方便之教。他说《法华经》28品之中前14品是“迹门”的教法（所谓“应身”说教），后14品为“本门”教法（法身说教），中国隋朝的智和日本的最澄虽然也依据“本门”立教，但没能阐明本门的真义。他认为他所提出的“三大秘法”最圆满地表达了本门的真义。

　　所谓“三大秘法”是日莲宗的基本教义。它包括本门的本尊、本门的题目、本门的戒坛。日莲在《报恩抄》和《观心本尊抄》中对此有详细说明。

　　第一，本门的本尊。所谓“本尊”是信奉的最高对象，各个宗派都有自己的本尊。日莲宗信奉的本尊是《法华经·如来寿量品》中所说“成佛已来甚大久远，寿命无量阿僧祇劫，常住不灭”的佛（即法身佛）。日莲绘图把它形象地表现出来，即为“十界曼茶罗”。他在文永十年（1273）绘制的“十界曼茶罗”，也叫“大曼茶罗”，中央写“南无妙法莲华经”七字作为“总体”，左右画各种天部、诸尊作为“别体”，横的方面表示遍于十方，竖的方面表示涉及三世，以此表现十界互具的道理，日莲宗奉之为“法华本门的本尊”。日莲绘制曼茶罗显然是受了密宗的影响。

　　第二，本门的题目。此为皈依本尊的修行方法，即口唱“南无妙法莲华经”七字，日莲认为“妙怯莲华经”题目概括了一部《法华经》的奥义，加上“南无”（意为归命）二字，用口唱诵就成了皈依本尊的修行。只要行此唱题妙行，不管是否懂得它的含义，也不管是善人恶人，都可即身成佛。

　　第三，本门的戒坛。日莲宗也讲戒、定、慧三学，但与其它佛教各派不同。日莲规定：“定”是本尊，“慧”是题目，“戒”指戒坛。所谓“戒”不是小乘的五戒、十戒、具足戒，也不是大乘的十重戒、四十八轻戒，只要唱诵“南无妙法莲华经”，就是“本门无作的圆顿戒”。戒坛也不是特指受戒的场所，唱诵七字题目即为戒坛。

　　日莲吸收了日本神道教的某些信仰，例如他把日神、天皇祖先神天照大神、农耕神八幡大明神也列入法华信仰的保护神之中。

　　由于日莲宗教义简明易懂，在修行方法上又只重视口唱经题，因而在日莲晚年已有不少人信奉。在他死后，经弟子的努力传教，日莲宗逐渐深入到京都、关东、北部广大农民、渔民及中下武士之中，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多有信奉者。弟子们之间为争夺正统，也由于对教义的不同理解，分成很多支派。

　　5. 荣西和日本临济宗

　　荣西（1141—1215），备中（在今冈山）人，俗姓贺阳。14岁在故乡出家，青年时到比叡山修学天台宗教理和台密（天台宗系的密教）。仁安三年（1168）随商船入宋，登天台山巡札，带回天台宗章疏30余部。仍兼修显、密二教，开创“叶上派”密教。文治三年（1187）再次入宋，在天台山从虚庵怀敞学禅宗，经五年接受印可归国。虚庵是临济宗黄龙派禅法的第八代传人。荣西在博多（在今福冈）建圣福、报恩二寺，弘传临济宗黄龙派禅法，此后到将军源赖家在京都为他建的建仁寺去住。他固宣传禅宗，受到天台宗僧人的攻击。为此他著《兴禅护国论》，对禅宗进行介绍，说“即心是佛为宗，心无所著为业，诸法空为义”，又强调“参禅问道，戒律为先”，并认为禅宗与天台、真言二宗皆为“禅师”之教；对于禅宗与国家的关系，说兴禅可以“护国”。此后应将军源实朝的邀请到达鎌仓，建寿福寺，后又回京都建仁寺。鉴于天台宗势力的强大，直到他死为止，仍兼传真言宗、天台宗和禅宗。他还著有《出家大纲》、《日本佛法中兴愿文》等。他写的《吃茶养生记》介绍了中国的吃茶风习和吃茶方法，对日本普及饮茶有很大影响。

　　荣西的弟子有行勇、荣朝、明全等人。在荣西之前，从奈良对代以来，禅宗已陆续传到日本，但皆未独立。荣西虽兼传天台、真言二宗，但也系统介绍中国禅宗，因此一般以荣西作为日本临济宗的创立人。荣西的禅派，后世称临济宗建仁寺派。鎌仓时期传到日本的禅宗门派很多，据称有派之多，其中属曹洞宗的有3派，其他皆属临济宗；而在临济宗中除荣西属黄龙派禅法外，皆属杨岐派，这些禅派的区分属于禅法不同的原因很少，主要是由于它们出于不同的传承关系。在中国宋代，临济宗杨岐派传到圜悟克勤（1063—1135）时大盛，他著的《碧岩录》风行天下，弟子大慧宗果、虎丘绍隆比较有名。大慧著《大慧书》倡“看话禅”。虎丘活动在今苏杭一带，后继弟子中著名禅师不少，有的东渡日本受到以幕府为代表的武士阶层的欢迎，在鎌仓、京都传法。

　　也有不少日本僧人慕名前来从虎丘一系的禅师学禅，回国后成为很有地位的禅师。宋末元初，一些禅宗僧人为避战乱东渡日本，他们推动了禅宗的传播，一时之间禅宗几乎占了压倒的优势。

　　在荣西之后，仍兼传天台宗、密宗的禅僧有圆尔辨圆（1202—1280）和心地觉心（1207—1298）。他们都曾从荣西的弟子行勇、荣朝学法。辨圆入宋从杭州径山兴圣万寿寺的无准师范学禅。无准是虎丘禅系的禅师，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辨圆回国后受到摄政九条道家的崇信，在京都为他建东福寺，此后应请为幕府的执政北条时赖和嵯峨上皇授菩萨戒，在朝廷与武士之间传授禅法。著有《圣一国师语录》。他的禅法称为“圣一派”，后称为临济宗东福寺派。著名佛教史学者虎关师辣（1278—1346）是他的第三代弟子，著有日本佛教史书《元亨释书》30卷。心地觉心也是行勇、荣朝的弟子，入宋从临济宗杨岐禅派的无门慧开（《无门关》作者）学禅，回国后受到龟山、后宇多两位上皇的皈依，弟子很多，死后諡“法灯国师”。后称此系为“法灯派”。

　　鎌仓时期在日本单纯传播禅宗的是中国临济宗僧人。兰溪道隆（1213—1278）是虎丘弟子崇岳的门徒，宋淳祐六年（1246）赴日，受到鎌仓幕府的欢迎，执政北条时赖为他建建长寺，闻风前后参禅的据说有200多人。他说：“参禅如孝子新丧父母一般，念慈在兹，不忘所生，一念若如此，自然道念重，世念轻，久久明白时，入大解脱门也”；“参学如猫捕鼠，先正身直视，然后向他紧要处，一咬咬定，令无走作”。他对持戒的看法是：“戒即是心，心即是戒，心无形相，宁有戒而可持！”著有《语录》、《坐禅论》等。死諡“大觉禅师”。弟子中名僧很多。他的禅系称“大觉派”，后称“临济宗建长寺派”。

　　宋朝无准师范的弟子中还有兀庵普宁、无学祖元来日。普宁在日本6年回国。祖元（1226—1286）住建长寺，不久执攻北条时宗为他建圆觉寺，终生在鎌仓致力于传禅事业。在公元1281年元军再次入侵日本时，他向时宗赠言“莫烦恼”，并讲授禅法。他的禅法在武士间产生不少影响。死谥“佛光禅师”。著有《佛光语录》。弟子中以高峰显日最有名，他把临济禅传到关东一带。祖元的禅派称“佛光派”，后为“临济宗圆觉寺派”。

　　元代赴日的禅僧有一山一宁（1247—1317）。他本是元朝派来的使节，劝日本归降，先被幕府拘留，后来执政北条贞时请他主持建长寺，又从圆觉寺移住京都的南禅寺，受到后宇多上皇的崇敬。一宁是临济宗杨岐派虎丘系的禅僧，对儒学也有颇深的造诣。有《语录》行世。弟子中以梦窗疏石最有名。

　　以上各禅派在当时盛极一时。但成为后来日本临济宗主流的是所谓“应、灯、关”的禅派。“应”指南浦绍明（1235—1308），死后諡号“大应国师”，故简称“应”。曾入宋从虎丘一系的虚堂智愚学禅，回国在九州博多传掸30余年，此后应请入京都及鎌仓授禅法，弟子很多。弟子宗峰妙超（12821337）死后諡“大灯国师”，简称为“灯”。他曾与天台宗等宗派的学僧辩论，扩大禅宗影响。后住京都大德寺，尝与花园天皇谈禅，天皇说：“佛法不思议，同王法对坐”，他答：“王法不思议，同佛法对坐”，受到天皇赏识。弟子关山慧玄（1277—1360），受到花园、后醍醐两天皇的皈依，花园天皇舍出离宫建寺赠关山慧玄，此即妙心寺。他的禅法以冷峻、枯淡著称，不重读经，接引学徒常棒喝交驰。这一派后称大德寺派和妙心寺派。在室町幕府时间，与以五山十刹的官寺禅派相对应，主要在民间传播。

　　6. 道元和日本曹洞宗

　　道元（1200—1253），号希玄，俗姓源，是皇室后裔内大臣久我通亲之子。13岁出家学天台宗，后从荣西的门徒明全学禅。贞应二年（1223）随明全入宋求法，历访天童、育王、径山诸寺，后从天童寺（在今宁波）的如净（1163—1228）禅师受传曹洞禅法。如净是曹洞宗第十三代禅僧。道元跟他修行3年。回国前如净赠以曹洞宗第三代芙蓉道楷留下的法衣以及洞山良价著的《宝镜三昧》、《五位显诀》和自赞顶相（肖像）。道元回国后先后在京都的建仁寺、兴圣寺等地传法。约1243年，到越前（今福井），当地领主波多野义重为他建立大佛寺。此寺后改称永平寺，是道元传曹洞宗的中心道场。他曾应执政北条时赖的邀请到鎌仓为北条氏授菩萨戒。曾得到后嵯峨上皇所赐的紫方袍，但终身不穿用。道元著有《正法眼藏》、《永平广录》、《普劝坐禅仪》、《永平清规》等。

　　道元所传的曹洞宗的禅风重“默照”（禅观实相）。道无认为他从如净禅师所受的禅法是正宗禅法，承自佛祖以来嫡系相传的“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这种禅法的基本要求是“坐禅”，“抛却烧香、礼拜、念佛、修忏、看经，只管打坐”（《永平广录》卷1）。他一生不好交接权贵，认为修禅者应在僻静山林之处一心坐禅，说：“不近国王大臣，不贪檀那施主，轻生而隐居山谷，重法而不离丛林，不以尺壁为宝，寸阴是惜，不顾万事，纯一辨道。此乃佛祖之嫡传”。直到道元去世后很久，曹洞宗传播范围不大。

　　道元的弟子怀奘（1198—1280）以永平寺为中心，初步奠定日本曹洞宗的基础，把道元的《正法眼藏》等著述笔写出来传世，自己写了《正法眼藏随闻记》。怀奘的弟子义介（1219—1309）曾入宋求法，看到宋地寺院礼乐之盛，回国后建立了永平寺的礼乐制度。后来离开永平寺而到了加贺（今石川县）的大乘寺传法，到其弟子绍瑾（1268—1325）时对曹洞宗有很大发展。绍瑾改变道元以来只重视打坐的枯淡的禅风，把被道元否定的祈祷、修法仪式等也吸收进来，致力于禅的民众化。他的禅法受到当时信徒的欢迎。在能登（今石川县）开辟原是真言宗、律宗寺院的永光寺、总持寺为曹洞宗禅寺。总持寺成为以后曹洞宗的另一个传教中心。绍瑾著有《坐禅用心记》、《三根坐禅说》、《莹山清规》等。相对临济宗和幕府上层武士密切关系而言，曹洞宗注重在地方上发展，得到各地领主地头等中下武士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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