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中国佛教史 第十一章 第二节 佛教在德国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 第十一章 第二节 佛教在德国
德国第一个佛教传教协会成立于1903年的莱比锡,有会员8人。发起人卡尔·塞登斯塔克,以出版社为基地,在1905年发行了《佛教徒》杂志及副刊《佛教世界》,不久失败停刊。到1907年,会员达到50余人,再次出版《佛教瞭望台》,发行500份。这个协会的宗旨是提倡素食,保护动物,推动和平运动,结果并不怎么成功。此后,一批德国人到了缅甸与斯里兰卡,有的还进了那里的佛寺。他们希望在欧洲建寺。并计划建在瑞士的洛桑,但没能实现。及至达摩波罗的大菩提会在德国成立分会,又重新激起了信徒的热情,组织出版了叫做《大菩提论说》的刊物。此前不久,英国巴利圣典协会在德国成立分会,也推动了佛教信仰的流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佛教活动全部停止。一些佛徒或死于前线,或流散四方。在斯里兰卡的德国和尚被当作“敌国侨民”拘留起来,遣送到澳大利亚。
战争结束后,德国的佛教团体重新开展活动,先后建立了好几个佛教中心。其中之一是医生保罗·达尔克(1865—1928)1924年在柏林建立的“佛教徒之家”。此前,他经常在报上撰文宣传佛教教义,而后游历了斯里兰卡,更增强了对佛教的信仰。“佛教徒之家”成了德国第一个习禅和实践佛教生活方式的中心。每逢佛教节日和每月月圆之日,这里都有法事活动。达尔克的佛教思想基本上是理性主义的,他所理解的“涅槃”,就是欲望的消除。卡尔·塞登斯塔克和乔克·格林(1868—1945)在1921年创建了“德国佛教社团”,它给善男信女创造了一个小环境,“一切接受佛法并乐于依据佛陀为在家众规定的道德律条生活的人”,都可以参加。1935年,这个团体易名为“老佛教徒(上座部)社团”,总部设在巴伐利亚州阿默湖畔的乌亭,发行双月刊。
达尔克与格林的佛教团体,对佛教无我说有不同的解 释,形成对立两派。达尔克自称新佛教,对于“无我”,坚持上座部的见解。格林则认为,以往人们对于佛陀言教理解错误,佛陀本人从未否认永恒的灵魂,“无我说”应该从迎然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任何我们可以用称名描述的都不是“我”,“我”存在于理性能了知的范围之外。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佛教的原初教义,称之为“老佛教”。他的著作《佛陀的教义,理性的宗教》出版于1915年。
二次大战以后,西德新出现了许多佛教团体。1952年,这些团体联合起来,在斯图亚特建立了“德国佛教社团”。不久,由于各团体存在分歧而分裂。1955年重新联合,成立“德国佛教协会”(DBG);1958年易名为“德国佛教联合会”(DBU),总部设在汉堡。这一组织依然有各不相同的佛教派别,除“老佛教”等上座部小乘系统外,还有大乘佛教组织,其中“雅利安弥勒教团德国分部”尤为著名。其主持人“阿阇梨”是阿那伽利卡·戈文达喇嘛,曾长期在斯里兰卡为僧,后在尼泊尔喇嘛庙中学习藏传密法。今天该教团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不来梅、威斯巴登都设有中心。此外,藏传佛教在慕尼黑、波恩和汉堡也有影响,一些喇嘛学者在大学里教授与佛学有关的课程。另一大乘佛教派别是日本的净土真宗(西本愿寺),于1956年在柏林成立的团体。它的创建人起先追随达尔克门下,以后改投在访德的日本西本愿寺大谷光照门下,因此,这个佛教组织接受京都该宗本山寺的指导与资助。
50年代的德国,再一次出现了东南亚国家的佛教复兴运动。1952年斯里兰卡僧人在这里成立了斯里兰卡宣教会。1954年国际佛教活动处成立后,也向德国派遣了传法僧。缅甸在第六次佛经结集期间,吴努曾募集100万卢比在欧洲各地建立传法基地,德国也在其中。尽管佛教在德国已经流行了100余年,但信仰者依然不多,估计今天西德有佛教徒约在5至7万之间,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很小。西方其它国家的佛教情况大致如此。
但是,德国知识界从自身角度对佛教的开发,却不容忽视。康德、黑格尔对印度哲学和宗教的认识,在细节上可谓谬误重重,但在他们的整个哲学体系和思维模式上,与佛教哲学确乎存在某些惊人的相似点。黑格尔对佛教有特殊好感,不是偶然的。至于叔本华推崇佛陀,接受佛教思想,是他本人直言不讳的事情。尼采批判佛教,那是因为他批判基督教。他认为二者在人生观上是一致的:在人格上,佛陀与那稣也是同样的。
德国存在主义受佛教的影响,除非常熟悉龙树、世亲和陈那、法称的雅斯尔贝斯以外,海德格尔(1898—1976)的人生哲学也掺有一些佛教的成分。
当然,佛教对德国以至欧美的影响,不能简单地从个别观点的雷同上推论。有些是表现在某个大领域内的,像禅之与无意识领域的开发,就是突出的例证。由于弗洛伊德、阿德勒尔及荣格等人在心理学上的重大发现,使人们注意到一个关系到艺术和理性表象及观念源泉,关系到精神不安和生理疾病原因等的无意识活动,同时也唤起一些精神分析和精神病理学家、心理学家对于禅的重新认识。这其中固然有对禅的非理性主义和直觉认识感兴趣者,但大部分留心的是禅在调节心理、治疗精神性疾病的作用。这在德国也有积极的反应。德国佛教协会在慕尼黑和斯图加特所设习禅中心,就有许多求医疗病和健身的坐禅者。佛教的禅定也推动了基督教的冥想,著名的耶稣会神父H·M·埃讷米·拉萨尔曾到日本多年习禅,在欧洲组织多次关于坐禅的通俗讲座。他的一些弟子意识到应该有一条达到基督教觉悟的冥想之路。1970年,拉萨尔在东京建立了基督教的习禅中心。
德国学者对佛教哲学的研究卓有成效,除已经提到的学者外,斯密特豪森著有《瑜伽师地论研究》一书,弗劳凡尔拿以研究陈那和法称出名,是西方少数几个佛教逻辑学专家之一;其中有一些研究者,不久还成了佛教的皈依者。维也纳学者卡尔·尤金·纽曼,出版过多卷本的巴利文讲道集,弘扬上座部佛教。奎特出生于黑森的天主教家庭,后改信佛教,去斯里兰卡做沙弥,法号“智三界”,曾翻译大量佛典,并用英文与德文写传教文章。他在斯里兰卡一所为欧洲人办的寺院中任教,1954—1956年仰光佛教经典第六次结集期间,他领导一个学者小组,参加了佛典的英文和其它欧洲文种的翻译工作。奎特的一个弟子自称“近知识”,也是德国人,在斯里兰卡康提附近森林中隐修,过着严格的苦行生活。他也有几部英文和德文的佛教论著。第一位欧洲妇女出家的比丘尼也是德国人,她就是钢琴家埃尔莎·巴克霍尔兹,柏林一位银行家的女儿,法名“莲华”,自20年代以来,一直住持斯里兰卡的一座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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