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云禅师思想研究与纪念文：虚云大师振兴佛教及其佛教教育思想(胡孝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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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云禅师思想研究与纪念文：虚云大师振兴佛教及其佛教教育思想(胡孝忠)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济南，250100)

　　摘要：虚云大师继承发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严持戒律、兴学育僧、爱国护教、普渡众生，其提倡戒学、兴办佛教教育及促进教内团结、教外和平的行为体现了佛教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其思想对当今佛教的发展有借鉴、启迪意义。

　　关键词：庙产兴学；戒律；鸡足山；佛教教育；爱国爱教

　　虚云大师(1840-1959)，湖南湘乡人，振兴六大祖庭、弘演五宗宗风，为近代中国佛教转型做出杰出贡献。笔者试将虚云一生业绩与佛教的社会角色及社会承担这一主题结合，重点从他重视戒律在规范僧团中的作用、重塑佛教形象，及其以佛教教育业绩和思想号召佛教内部团结并为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突出佛教在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等方面加以论述，请各位学者、法师指正。

　　一、虚云所经历的佛教转型及其社会大背景

　　明清佛教相对于唐宋时期的佛教是逐渐走向衰败，至清末民初，佛教开始振兴、转型，这既是一场思想解放，也是一次观念更新。虚云大师融世法于佛法，兴办教育、振兴佛教，其历史背景如下：

　　(一)社会历史环境。

　　清廷没落、内乱不断，儒学衰微，乃至科举被废；外敌入侵、西学东渐，洋务运动兴起，西方传教士及教会大学的影响日益扩大，原有的以儒家为核心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伦理、信仰体系岌岌可危。在这一背景下，清政府听信康有为、张之洞等人建议，提出庙产兴学，以振起儒风、抵抗西教，结果却引发地方官吏、士绅夺庙产风潮。

　　进入民国后，军阀混战、日本入侵、国共内战，导致佛教发展受到影响。国家财政紧缺，无太多的钱投入教育、慈善等事业。政府分别在1913年、1915年、1921年制定条例，赋予地方提拔寺产的权力，导致政教关系紧张。后因国民革命、破除迷信、三次“庙产兴学”风潮等引发的占寺庙、毁寺庙、焚经书之风,使佛教界感到危机四伏。

　　中国部分僧众对日僧来华传教持欢迎态度,欲接受日本京都东本愿寺的庇护来保护庙产，故在1904年前后引发了中日外交争端。另外，佛教必须面对无神论和科学等新思潮的挑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又面对新的形势。

　　(二)佛教自身情况。

　　宗派分歧、戒律松弛，社会形象极差，遑论承担社会责任了。为何国民政府出台的几个宗教管理法规、条例重点提到佛教，而对本国基督教、回教等宗教实行保护或基本不提呢？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二月一日，虚云在贵阳黔明寺开示：

　　试观异教如天主耶稣回教均在政府保护下，何以我国遍处毁庙逐僧的事？有冤无处诉，此点大家想想。他们毁庙逐僧，固然不对。但物必自腐而后虫生。现在佛门弟子，多将自己责任放弃。不知道既为佛子，当行佛事。佛事者何？即戒定慧，是佛子必须条件。若能认真修持，自然会感化这班恶魔，转为佛门护法。现在是和尚犯法，累到诸佛遭殃，霸庙宇，逐僧徒。他们不知道和尚不好，与庙宇何干？[[1]]

　　虚云从内因来看，佛子未认真修持，多将自己责任放弃，故未能感化政府主事者，导致毁庙逐僧的事屡屡发生，是完全正确的。笔者认为和尚犯法与所在庙宇乃至整个佛教都有很大关系，因为僧为三宝之一，僧能弘道，当然也就能毁道，关键在于僧人是否如法如律地修持。

　　中国古代佛教的译场讲学和丛林式教育培育僧才视野较窄，且数量有限，急需借鉴西方学院式办学培养更多僧才。

　　另外，中国古代佛教的弘法方式到已不能适应近代社会，与基督教主动发展信众不同，佛教习惯于长时间呆在寺庙像姜太公钓鱼式的等信众上门，或通过“经忏”等活动吸引信众。这既未体现佛教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又给社会大众留下不好的印象。

　　二、以戒律振兴佛教、用行动承担责任

　　到近现代，中国汉传佛教的神圣性资源流失，世俗化趋向严重，加之僧众素质下滑，寺院经济、文化发展受阻，信众的宗教信仰趋于淡化。在这样的困境面前，虚云大师是如何做到建丛林八十余处，且接续久已绝嗣的云门、沩仰、法眼三宗，令“一花五叶”再现于世的呢？首先，虚云自身虔诚向佛、志大气刚，百年如一日地苦行深学，最终成为佛门泰斗；其次，他重戒律重修持[[2]]，广收徒众，尽心栽培下一代接班人，每年数开戒坛，培养佛教的传教人才，用实际行动来承担佛教徒应有的责任，赢得当政者的尊重和信众的爱戴。

　　(一)培养佛子信仰、提高僧众僧格。

　　1、没有信仰就没有宗教。虚云认为办道(修行)四个先决条件：深信因果、严持戒律、坚固信心、决定行门。首要条件就是坚固信心，因为：

　　信为道源功德母。无论做什么事没有信心是做不好的。我们要了生脱死，尤其要一个坚固信心。佛说“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又说了种种法门，来对治众生的心病。我们就当信佛语不虚，信众生皆可成佛。[[3]]

　　虚云在《末法僧徒之衰相》一文中说：“灭佛法者，僧徒也，非异教也。……僧娶尼嫁，袈裟变白，白衣上座，比丘下座，这些末法衰相都出现了。”[[4]]面对这些末法衰相，虚云多以禅七开示的形式反复强调对佛的坚定信仰，不断告诫两众要严守戒律，既要止恶也要行善。

　　一九五七年八月初七日致佛源的信说：“仁者发心弘戒，续僧伽命脉，甚可嘉慰。惟既为阇黎，弘范三戒，律己应严，为众表率；传戒期中尤宜注意，切勿男女混杂，起人讥嫌。”[[5]]可见，虚云不光自己以身作则续僧伽命脉，要求徒弟也如此，而且想得很周到，处处注意维护佛教形象。

　　虚云还制定一系列规约，以保证寺院正常运作、修行如法如律，僧众更加自尊、自信，有利于树立良好佛教的形象，扩大佛教的社会影响。如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云栖寺万年簿>记》涉及：住持退位、选举、职责及住持不可收女徒，本寺山场管理、常住利益维护、常住每年收支及对常住行为的规范，每年传戒请十师及引礼须选择相当人才、对求戒者加意审察、不得滥传，朔望诵戒规矩、常住禅堂坐香规矩及打佛七次数等内容。表明，虚云重视住持在寺庙中的带头作用，维护寺庙和常住的各种利益，使寺院有个良好的弘法、修持环境和经济保障，有助于提升僧格。同时，他也想方设法杜绝佛教在选任住持、管理寺产、传经诵戒、应付经忏等活动中可能产生各种流弊，加深信众对佛教的信仰。

　　《教习学生规约》云：

　　出家原是学佛学祖。须知佛是一切真实。汝等少时欠教，习气甚深，今教汝等实心实行，正语正言，毋得谎行谄诈，邪言妄语，自损心术，引坏他人。出入须要端身正视，徐徐而行。毋得乱跑，毋左右顾视。若遇上座，站立一旁候过，毋得相闯及擦肩而行；在内、在外，处众人群，须要上恭下敬，相爱相亲。……

　　凡有经典，须安置高桌上洁净之处，毋置卑下污秽处。违者罚。

　　凡杀盗淫妄之戒。佛子必当遵依。……

　　须知生死根本，第一色欲也！诫之诫之！违者重责。

　　三业之中，意业极重。凡一切善恶，俱起于意根。起念正则为十善，起念邪则为十恶。所以端正其心，以为根本。……

　　戒为持身之本。成佛之基。单精于持戒，不修余门，可以成佛。若修余门，不持戒律，则事倍而功不半。所以五戒不持，人天路绝。为释子者，守戒为先，切要切要。[[6]]

　　可见，虚云对初学佛者的基本要求是“实心实行，正语正言”，要“学佛学祖”，最主要还是要持戒，这才能持身、成佛。

　　另外，虚云在弘法过程中还制定了《客堂规约》、《云水堂规约》、《禅堂规约》、《戒堂规约》、《大寮规约》、《浴室规则》、《农场组织简章》、《学戒堂规约》、《水陆法会念诵执事规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振兴佛教。

　　2、不顺大流，而重戒律、重行持，立志精修净业，不为浮华所牵。1952年，虚云开示重点强调了戒律的重要性：“我认为佛法的每个法门，皆可修持。你与哪一法门相宜,便修持那一法门,且不可赞此毁彼,妄想执着。而最重要的，还是戒律的遵守，近来有出家人,不但自己不严守戒律,还说持戒是执着,那种高调，是多么危险！”[[7]]

　　一九五五年四月初九开示：“达摩祖师曰：‘明佛心宗，行解相应，名之曰祖。’行解相应，就是说得到行得到。古人有说得到行不到的，亦有行得到说不到的，说属于般若慧解，行属于实相理体，二者圆融无碍，就是行说俱到。”[[8]]

　　虚云以身作则，行解相应、行说俱到。据戒尘《我与虚云上座》一文回忆：

　　兄戒律精严，每诫学者，皆以身作则。……且兄虽一生各处讲经弘法，但谦和自抑，斋庄中正，刚毅木讷，专以利生为己任，实愧煞现世之一班新派法师，不重行持，只讲外式者，真余之教友也。……迩来诸方师家与学者，或尚新派，或自称佛教革命，或顺潮流，或贪名闻利养，或办世事，虚度光阴，无不多溺于名渊利薮之中。[[9]]

　　虚云以实际行动严守戒律、发心整理鸡足山和鼓山的佛教，堪为佛教界楷模。他回忆道：

　　我初到云南鸡足山，看不到一个僧人，因为他们都穿俗服，所以认不出谁是僧人。他们全不讲修持，不讲殿堂，连香都不烧，以享受寺产，用钱买党派龙头大哥以为受用。我看到此情形，就发心整理鸡足山，开禅堂、坐香、打七，无人进门；讲经，无人来听；后来改作传戒。从前僧家未有传戒受戒者，这回才初创，想用戒法引化，重新整理，因此传戒期限五十三天，第一次就来八百多人，从此他们才知有戒律这一回事。慢慢的劝，他们也就渐渐和我来往，渐知要结缘，要开单接众，要穿大领衣服，要搭袈裟，要上殿念经，不要吃烟酒荤腥，学正见，行为逐渐改变；我藉传戒，把云南佛法衰败现象扭转过来。鼓山以前传戒只八天，只有比丘优婆塞进堂，没有女众。各处远近寄一圆与传戒师，给牒。在家人搭七衣，称比丘、比丘尼，名为“寄戒”。我到鼓山改为五十三天，把这寄戒不剃发搭衣等非法风气都改了。……办道这事，总在自己，不在表面。[[10]]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僧团内部混乱，人民群众对佛教也缺乏应有之正确态度。所以，虚云在1953年出席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时就提了三个议案，第一个提案内容如下：

　　? 案由：汰除迷信外道渣滓，严戒律清规，以增大众的信仰。

　　理由：佛教的精义广大 圆融，超越一切，决非一般所想象的指摘的那样卑下。但多少年经过多少人依托附会，连教内人也多模糊含混，闹成玉石不分，为人轻视。不但会道门那些本来不是佛教而硬挂上一个佛字招牌，这根本与佛教无干，就是一些居住寺院僧徒也不少意识模糊，行为不检，形同市侩巫觋；还有口口声声念佛修持，实在自私自利。这已失去三宝的高贵品质。

　　?????? 办法：今后严行规定僧徒的资格定义，必须出家住院，服装划一，恪守戒律法规，方许称之为僧为尼，方能享受僧尼的权利。

　　????????????????????????????????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1]]

　　虚云看到当时中国佛教的种种弊端故要求对佛教界整顿，正如刘元春对此提案所评：

　　提案中，他把僧尼是否严守戒律与佛教的社会价值联系起来，与厘清外道迷信联系起来，与培育佛教高贵的品质联系起来，与是否具有僧格权利联系起来，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僧宝的形象是佛教正法的象征，他们是否严守戒律是正法存在与否的关键。僧人不尽本分，必定丧失社会特别是广大信徒的尊重和信赖，正法不立，外道盛行，已经是被历史和现实不断证明了的事实。[[12]]

　　(二)契理契机的彰显佛法大义，劝世人皈依三宝，起到稳定人心、稳定社会的应有作用。

　　1、善处政教关系、多获法门外护。

　　诚如张璞说：“佛法外护，必付之国王、宰官、长者；盖不假大势力人，行难忍佛事，欲佛化之普及不易也。”[[13]]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虚云与寄禅等进京请愿以抵制各省提寺产之风，“肃亲王善耆，请予为其太福晋说戒法。以及庚子随銮时各王公大臣旧友，多来相视，策划上奏诸事，得各护法帮助甚多，诸事顺利。”[[14]]七月二十日，奉上谕赠名“护国祝圣禅寺”，钦赐《龙藏》，銮驾全副、御赐紫衣钵具、玉印、锡杖如意，封赐住持虚云“佛慈洪法大师”之号。要求虚云“奉旨回山传戒，护国佑民，内务府大臣传知虚云。谨领各件回山，永镇山门，善为布教。地方官民，一体虔奉，加意保护，毋得轻亵，此谕。[[15]]”这体现了虚云借机弘法，多有京中要人加持佛法。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政教关系和谐，朝廷也希望虚云“奉旨回山传戒，护国佑民，善为布教。”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宾川县土匪招集民众围攻县衙，虚云成功解围。同年，云南第二师师长兼国民军总统(次年改为总司令)李根源不信佛,恶诸方僧徒不守戒律，将亲督队伍赴诸山逐僧拆寺。《虚云法师年谱》对此的记载是：“宾川县城被围，几肇大祸，予调解之。又统兵官李根源因误会，派兵围鸡足山，予为解释，引兵去，且皈依三宝。”[[16]]该文的编者按记载，虚云妥善回答李根源关于佛教有何用的问题，纠正了他认为佛像是浪费钱财、和尚为国家废物的偏见，最后说：“寄禅坐脱于法源寺，公为料理，及护榇南归，回滇后晤蔡锷，组织滇黔佛教会支部，又办佛学院，施医布教，种种事业，皆李为之周旋赞助。后此四十年中，李根源为法门外护，用力至多，说教谈禅，时有妙谛，今居然一老居士矣。”[[17]]

　　民国七年(1918年)说服楚雄匪徒首领杨天福、吴学显归顺唐继尧，为国息争、为民安堵。在昆明忠烈祠启建水陆道场前，与滇督唐继尧定三事：“一、道场起经之日，全市禁屠。二、大赦牢狱。三、赈济难民。”至次年“(法会)事毕，唐又请至其公馆念经荐亲，现瑞应，大生信心，合府皈依，在昆明过冬。”[[18]]

　　真可谓既弘扬佛法，又保境安民。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虚云收到其皈依弟子李汉魂将军暨广东省府当局来电，恳请驻锡中兴曹溪南华禅寺。是年底，蒋介石题写“宣扬佛典”匾额赠给虚云大师[[19]]。国民政府党政要员戴季陶、何应钦、林森、陈铭枢等纷纷皈依门下。1943年，虚云在重庆主持息灾法会圆满，蒋介石设斋招待。席间蒋公详细问法，条列唯物唯心的哲理、神与基督之理，虚云以《答蒋公问法书》答之，认为：佛教是积极的，而非迷信，有裨于中国之学术思想；佛教者，实今日周旋国际，趋进大同之惟一大教也[[20]]。此虽以佛教为本位，但其契理契机地宣教爱国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虚云还是受到政府关照，有《致李维汉部长书》为证，虽有“云门事件”，但后来证明纯属误会，1953年被礼请为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

　　2、息灾法会、赈济生民。

　　民国三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虚云在揭阳第一中学讲《因果略谈》：“若要转移天心，消弭灾祸，应从转移人心做起，应从人类道德做起，人人能履行五戒十善，正心修身，仁爱信义，才可转移天心。若人只管做恶事，不肯回头，怎能化除戾气。”[[21]]

　　早在1900年庚子事变时，虚云随驾到西安，次年在陕西卧龙寺启建息灾法会，祈愿自利利他、甲兵休息、旱疫消除、存增福寿、殒早超升、天下太平、民安物阜。[[22]]

　　他曾应唐继尧请，在滇建坛三日祈雨，结果“大沛甘霖”。1942年，虚云应请至重庆主持护国息灾大悲法会，历时三个多月。期间，他有《上林主席书》恳请施行五事：大赦；增广赈济难民；禁止屠宰牲畜、茹素放生；减轻税赋；保护寺院及免僧役[[23]]。这些都有安慰阵亡将士在天之灵，鼓舞了抗日将士和社会大众坚持抗战的信心，起到转移天心、消弭灾祸的作用。

　　50年代初，虚云先后在北京、上海主持祝愿世界和平法会，有利于佛教徒正心修身，体现了中国佛教对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

　　三、用教育延续慧命、以团结促进和平

　　(一)虚云兴办的佛教教育及其教育思想

　　正如星云大师所说：

　　佛教是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宗教，所谓“人成即佛成”，佛教就是要完成人格教育；又说“诸供养中，法供养第一”，透过佛教义理的弘扬，帮助世人解答生死的迷惑、认识世间的实相、掌握人生的方向、圆满生命的意义。……若要说起佛教的教育，比之于儒家，其实佛教更具有组织系统与一贯性。[[24]]

　　几次“庙产兴学”风潮一方面是由于财政紧张，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大众对佛教的教育化导功能了解不够全面而造成的。虚云为振兴佛教，在拯救庙产、兴办学校、促进佛教学术研究方面做出杰出贡献，其弟子在社会中颇有影响。

　　清末民初，佛教界面对挑战而分成两种趋向：以仁山法师、太虚法师为代表的激进派和以印光法师为代表的保守派。正如净慧法师所说：“虚云老和尚在这个挑战面前，似乎倾向于保守派，但对激进派也有所妥协。他是择善而从。激进派对佛教有利的，他也能接受。他是以传统为主，同时也接受了当时激进派的某些做法，比如说创办佛学院。”[[25]]

　　中国古代的佛教教育培养了不少人才，但也有缺点，正如黄夏年认为那样，中国古代佛教丛林式教育是以师徒关系为培养人才的基本模式,所以一位高僧往往要拜很多师父,最后才成为一名大家。这种教育模式的特点在于,培养的人才视野较窄,知识面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以通一经者居多。[[26]]

　　虚云认识到此点，故保留了佛教原有的丛林教育，也吸收世俗教育的优点，办起了佛学院。有学者认为：

　　禅门巨匠虚云大师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人生终极关怀为佛教教育目的论；“济世利民”的大乘菩萨道积极利他精神，化导世间，教化世间，以佛理净化世道人心，最终转化秽土为净土，转烦恼为菩提，转习气薰染的凡夫为圆满诚实的圣人境界的佛教教育作用论；文字承载着真理，如标月指，主张不立文字而不离文字，“籍教悟宗”的教学原则，为中国佛教教育提供一个成功的参照。[[27]]

　　这具有高度概括性，笔者试从具体的、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述。

　　1、创办佛教学校，注重戒律、培养僧格。

　　(1)创办滇西宏誓佛学院。

　　1913年2月2日，中华佛教总会在静安寺成立，虚云在成立大会上号召广大佛教徒要正视目前佛教自身存在的弱点和弊端进行自律和变革，从历史上游离于社会之外，转为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更好的体现出佛教的社会功能和价值。《虚云老和尚的足迹》一书记载：以虚云为会长的中华佛教总会云南分会成立后，分会向当地政府施压制止“庙产兴学”。同时，虚云将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鸡足山建的滇西宏誓佛教学堂提升为滇西宏誓佛学院，扩大招生规模，面向全省中青年僧尼招生。宽湛法师回忆道：

　　民国二年(1913)，学堂提升为滇西宏誓佛学院，院址仍设在大觉禅寺。开设课程基本不变，但规模扩大，在尼庵增设有尼众班。首任院长为虚云老和尚，道成长老副之；……

　　滇西宏誓佛学院及其前身滇西宏誓佛教学堂，缘于为改变鸡足山及整个滇西佛教僧人不懂戒律清规形同俗人的颓败状况而设，办学的宗旨及课程开设围绕着僧格的养成进行。开设的课程不多，主要有：敲打念唱、早晚课诵、戒律清规、禅修等比较基础的修行常识。学院注重学修结合，学僧每天跟常住僧人一起上殿诵经、坐香参禅，参加每半个月一次的布萨诵戒、初一、十五佛前上供等。学僧与常住僧人一起出坡种菜、上山打柴、烤竹笋干、打核桃等劳动。饮食与常住僧人一起过堂用斋。[[28]]

　　看来该学院的目的就是改变鸡足山及整个滇西佛教僧人不懂戒律清规形同俗人的颓败状况，它注重戒律学习、学修结合、劳禅并重，“是虚云老和尚为振僧纲、提高僧众素质而兴办的第一所佛教学校，为清除鸡足山浊气，振兴滇西佛教起到了巨大作用。[[29]]”

　　(2)传戒法，创办曹溪南华戒律学院。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广东省府主席李汉魂电函邀虚云住持南华，其《重兴曹溪南华寺记》第十条“传戒法立学校以培育人才”云：

　　今兹佛法衰微，三门涂炭，岂非无因？无奈释子挂名受戒，而不遵崇；外服袈裟，行同凡俗。是波旬徒属，作狮子身中虱耳！云为挽颓风，捐费信施财物，成兹大厦，意欲一一如法，培植人材，常转*轮，慧命是续。因此建立长期戒坛，逢年传戒，道不论远近，人不论多寡。依时而来，传受戒法，期满后入学戒堂重行熏习，以资深造。不受寄名，不容简略，肃戒律也。[[30]]

　　如法地传戒法可以常转*轮、挽救佛法于衰微。惟升法师说：

　　为了让刚出家的年轻人明白戒律的重要性，养成学戒持戒的良好习惯，1943年春，虚云老和尚着手创办“曹溪南华戒律学院”。6月，李济深先生来寺小住，看过虚云老和尚亲自起草的《曹溪南华戒律学院章程》后，认为恰当，高兴地为学院写了牌子[[31]]，学院随后成立。

　　虚云“又于宝林门内办义务小学，收教乡村贫民子弟[[32]]”，说明他注重改善佛教与世俗社会的关系，为贫民子弟种下善根佛种。

　　(3)创办鼓山佛学院、真如寺佛学研究苑。

　　虚云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住持鼓山，先是改革寺制、整理道风。“复鉴于青年僧人很多，为恐少年废学，乃有学戒堂之设，后来改为鼓山佛学院。宗镜、大醒、印顺、心道等法师，先后任教。慈老法师主讲时，改为法界学院。”[[33]]另载，虚云“请苏州灵岩慈舟法师主律院，慈法师深究律宗，弘扬净土，皆巍然法门龙象也。又创办佛学社，以造就年轻学子。”[[34]]

　　1957年6月，“(真如寺)住持海灯，开讲《法华经》，并择青年比丘三十人，成立佛学研究院，以造就僧才。[[35]]”

　　(4)为筹办中国佛学院出谋划策。

　　1955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召开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虚云在《云居管见》一文中“以极其愉快的心情，期待这次会议通过成立中国佛学院的决议。”他说：

　　佛学院一成立，就可根据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精研教理，努力修持，以造就弘法人材。中国佛学院的筹办，我认为最好能由各地推举或由中国佛协邀请各宗巨匠云集来京，共同研学。又我认为佛弟子的日常生活、衣食住等有可以权变的；惟三学思想，即戒定慧等理论,不能改动。[[36]]

　　该建议呼吁各宗共同研学，无门户之见，又为佛教在新时期的变与不变指明了方向。

　　2、注重师资选培、主张农禅结合。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教教育可与世俗教育互为补充，二者有许多共通之处。比如，除了要高素质的学生，还要有良好之师资。虚云制定的《教习学生规约》云：

　　举世茫茫，赖有人焉，弘传正法，使觉树凋而复茂，慧日暗而再明。……

　　学规云：“师者人之模范，不惟人才所由育，亦治乱所攸关。”何也？彼童子而教之以正则正，习之于邪则邪。……况我佛子欲明心见性，入圣超凡？非藉经教以端其根本，戒律以严身心，禅定以扫其根尘，智慧以开其聋瞆，学而时习，庶易培植。此师资所以不能不慎也！[[37]]

　　宁波七塔寺华严学大师溥常于“民初，应虚云和尚之邀，卓锡滇中五六载，创办佛教僧校，立佛教滇藏支部。”[[38]]僧校应该就是滇西宏誓佛学院及其前身滇西宏誓佛教学堂。

　　虚老弟子林远凡“因忝附门墙，尝亲受嘱咐，任南华戒律学院讲席，见公身教言教，都直截根源，脱落窠臼。”[[39]]据惟升法师说，该院“任课的法师有乐观法师、知定法师、宣化法师等，都是学有心得、严持戒律的法师。”[[40]]

　　“他还邀请了当时激进派里边最有名的大醒法师到鼓山去讲课。这是不可思议的。大醒法师是太虚大师门下四大弟子之一。”[[41]]这表明虚云延请名师不拘一格，他也不反对佛教改革中有利于佛教发展的部分。

　　农禅并重向为禅宗优良传统，虚云很好地继承并应用于佛教教育之中。他为增加国家生产、弥补寺庙粮食不足，达自给自足的目的，以维护祖庭为宗旨，特制定《农场组织简章》，其中规定除去因工作或体力原因不能参加者，“每人应垦种荒地最少三十丈”[[42]]。1953年，虚云出席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时的第三个提案的案由就是“为图谋自力更生，倡导计劳受酬，以维佛门根本案。”[[43]]这不仅改善僧众生活、减轻社会负担，而且培养出一大批能光大佛门优秀传统的接班人，如佛源、净慧等法师都是当年大觉山农场成员。

　　3、因机施教、遍参高僧。

　　虚云一生建丛林八十余，每建一寺，则恢复丛林制度，严肃清规戒律，这些寺院因之而成了佛教道场的楷模，佛教传播、修持中心。所到之处，他常在禅七或在生活中开示指点迷津，甚而以书信等方式启发学人。1955年，虚云在一次农场插秧时说：“佛法非同异，千灯共一光，你们今日插秧，道就在你手上。坐卧是道，插秧是道，低头是回光返照。水清见天，心清就见性天。”[[44]]“不要只知忙于插秧，就把修行扔到一边为要！”[[45]]《虚云法师年谱》和《虚云老和尚法汇》等书多有此类记载，此不赘述。

　　据汪青云《武昌闻法记略》回忆：“(虚云)在接引学人时，总是因机施教，于念佛一法提倡尤力。他说：‘法无高下，贵在契机。’并力陈分门别户的恶习对教内团结的害处。”[[46]]

　　丛林教育模式下，一位法师往往要拜很多师父、遍参许多高僧,最后才成为一名大家。虚云一生拜师或亲近的高僧主要有涌泉寺常开上人、鼓山妙莲和尚、天台融镜法师、焦山大水和尚、金山寺观心和尚及新林寺大定和尚、扬州高旻寺朗辉和尚、金陵松严上人及杨仁山居士等20多人，他们都给予虚云大师以法雨滋润，所以他在接受新式的佛学院教育之时就请了各宗法师来授课，同时也鼓励弟子、信徒多方参学。

　　4、重视藏经、著述和整理文史资料。

　　星云大师认为：“在佛教的观念里，最早就是开设藏经楼,藏经楼就是存放经书的图书馆。我们知道,一所大学办得如何,就看他的藏书多少，所以过去佛教的藏经楼就是学术中心。”[[47]]这个学术中心是佛教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供僧俗学习、研究之用，也是传播佛教、延续文明的堡垒。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虚云进京请得云南首部《龙藏》，1909年请回到了鸡足山。黄夏年认为：“大藏经是佛教经典的总汇，古人认为，藏经的意义重大，它不仅是三宝中的法宝，而且是续佛慧命的根本所在，佛教能不能流传下来，与图书的整理与传播有着重要的关系。”[[48]]虚云住持南华寺时，“三十年辛巳，将大殿之后，灵照塔之前，建法堂一座，其上为藏经楼，内藏二十五年由北京请回《龙藏》全部，《大藏遗珍》全套，又李伯豪主席送《碛砂藏》一部。”[[49]]1954年夏，在云居“首建成法堂一幢，上为藏经楼，置《碛沙》、《频枷》各一藏。[[50]]”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十二月，虚云由曹溪移锡云门，重兴大觉禅寺，“数年来先后请得经律论诸部，并由妙云比丘供养《日本大正藏经》一部，陈宽培、何宽智，供养《碛砂藏》、《续藏经》各一部，叶遐庵供养《大藏遗珍》一部，均安奉藏经阁，任学人请阅。[[51]]”“任学人请阅”，无疑广结佛缘，促进了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体现寺院藏经对社会应有的责任与贡献。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虚云将鼓山涌泉寺藏经补足陕西所藏残缺的部分，使这埋没数百年之宋版藏经又流通于全国。抗战胜利后,由虚云、圆瑛等发起组织增修大藏经会,刊行《民国增修大藏经》[[52]]。他同时对重修《藏经》提出个人看法：“兹事体大，尚望慎始。若为继续搜罗近代大德事迹，不若如日本《续藏》之保存古迹，犹为易事。倘倡编新藏，则尚祈审议。”[[53]]

　　正如虚云所说：“欲转*轮，不离文字，确是铁一般的必然定律。本社同人，看透此着，因而创办《圆英》于广州。”[[54]]为了*轮常转，除了创刊以外，虚云还积极整理整理大藏经及其他佛教文献史料，并亲自著述。1932年起，请张玉涛(观本法师)整理鼓山经藏、整编《鼓山宗图》，虚云住持了修补元延佑中叶的《大般若经》等三部大经，增订《佛祖道影》，修订《鼓山联芳集》，校正《星灯集》、重刊《云居山志》等活动。为弘扬正信的佛教，虚云著有《楞严经玄要》、《心经释》等，惜毁于“云门事变”。今存部分，后人编为《虚云和尚法汇》、《虚云和尚法汇续编》、《虚云和尚全集》等。

　　(二)爱国爱教、热爱和平。

　　诚如《坛经·般若品》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教要主动承担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正确处理佛教与世间的关系,才能保证佛教充满生命力与创造力。

　　虚云一直都是爱国爱教的，他通过开示、传戒、办学等培养僧俗的社会责任感、正义感，使得他们能够关心社会、明辨是非。他如是说如是行，所以光绪皇帝才加赠鸡足山迎祥寺为“护国祝圣禅寺”、封赐虚云“佛慈洪法大师”之号。

　　民国成立，西藏王公活佛不肯易帜，中央命滇兵二师讨之。虚云说服丽川喇嘛东保入藏，邀约而还，滇遂罢兵，康藏间三十年相安无事[[55]]。民国时期的管理寺庙条例规定：凡僧道开会讲演或由他人延请讲演时,其讲演宗旨应为：一、阐扬教义。二、化导社会。三、启发爱国思想(或启迪革命救国思想)[[56]]。国家政策也希望宗教活动能达到爱国救国、化导社会以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的目的。虚云在民国时期多次讲经说戒、主持消灾法会既起到化导社会、稳定人心，又鼓舞人心、启发信众爱国、救国思想。

　　虚云于1952年到武昌三佛讲寺，汪青云叩以爱国爱教之意，老人开始曰：“佛教的某些理趣，如忘我利他的精神之类，与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相符合的。共产党员以解放全人类为终极目的，佛教徒以度尽一切众生为最大愿心，范围与手段虽各不相同，目的大致是可以通融的。”[[57]]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非有对佛教有深究并有大无畏勇气不能出此言也。虚云《出席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感想》一文认为,“政治上要加强团结和学习,发挥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以尽人民的责任。佛法本来是积极的、前进的，不是消极的、落后的。”[[58]]1952年，他在上海佛教界祝愿世界和平法会上说：“佛教徒最爱和平，因为保卫和平是我们的责任。为甚么要保卫和平？我可以分两点来说：第一，是因为厌恶战争而需要和平，第二，是我们自己的内心，也需要和平。”[[59]]对于第二点的原因，虚云认为主要是佛教内部不团结、分门别户、说是论非造成地，他认为“要复兴佛教，出家众应首先团结起来，进一步做到六合的条件，达到团结的标准。……我们佛教界，如果人人能够这样做到，对内是团结一致，自然会发生不可想象的效力；对外也可制止战争保卫和平。[[60]]”这些言行，都是虚云基于他对国家和社会的深入了解、体察后，发扬佛教慈悲情怀才能勇于发表、敢于担当。

　　四、结 语

　　虚云大师偏重于继承并发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通过严守戒律重塑佛教形象，以佛教教育扶世导俗，积极促进教内团结、世界和平，展现了佛教的社会角色和社会承担。他阐教利生、爱国护教的行为、思想引导了中国佛教在近代成功转型，也必将对新时期人间佛教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作者简介：

　　胡孝忠：男，四川宜宾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8级博士生。

　　[1]吕宽贤等著、张志哲选编：《虚云禅学精华录》下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页597。

　　[2]据谭世宝考证，“以戒为师”之所以是以偏指全而非以偏反全，首先就在于这里的“戒”实际不是指狭义的禁恶的“戒律”，而是包含了令善的“法经”。“戒”是既“令善”又“禁恶”的。谭世宝：《“以戒为师”及“以法和律为师”的关系略析》，光泉、刚晓主编《吴越佛教》第三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

　　[3]虚云著、余晋等点校：《虚云老和尚法汇》，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页158。

　　[4]岑学吕:《虚云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页183-184。

　　[5]净慧：《虚云和尚法会续编》，妙音精舍，1999年，页36。

　　[6]虚云著、余晋等点校：《虚云老和尚法汇》，页300-301。

　　[7]岑学吕:《虚云法师年谱》，页139。

　　[8]岑学吕：《虚云法师年谱》，页211。

　　[9]净慧：《虚云和尚法会续编》，页111。

　　[10]岑学吕：《虚云法师年谱》，页222-223。

　　[11]净慧：《虚云和尚法会续编》，页76-77。

　　[12]刘元春：《虚云和尚的禅法思想——读<参禅要旨>》,觉醒主编《觉群.学术论文集》第三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页50。

　　[13]岑学吕：《虚云法师年谱》，页64。

　　[14]岑学吕：《虚云法师年谱》，页34。

　　[15]岑学吕：《虚云法师年谱》，页35。

　　[16]岑学吕：《虚云法师年谱》，页44。

　　[17]岑学吕：《虚云法师年谱》，页47。

　　[18]岑学吕：《虚云法师年谱》，页53。

　　[19]惟升：《虚云老和尚的足迹》，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页188。

　　[20]见岑学吕：《虚云法师年谱》，页87-93。

　　[21]净慧：《虚云和尚法会续编》，页10。

　　[22]虚云著、余晋等点校：《虚云老和尚法汇》，页10。

　　[23]虚云著、余晋等点校：《虚云老和尚法汇》，页172。

　　[24]星云：《佛教兴学的往事与未来》，《普门学报》，2002年11期，页214-215。

　　[25]净慧：《中国佛教与生活禅》，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页387。

　　[26]黄夏年：《当代中国佛教教育三题》，《浙江学刊》，2001年4期，页18。

　　[27]铂净：《“重庆华岩佛教文化论坛”举办》，《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1期，页146。

　　[28]惟升：《虚云老和尚的足迹》，页147-148。

　　[29]惟升：《虚云老和尚的足迹》，页149。

　　[30]岑学吕：《虚云法师年谱》，页103。

　　[31]惟升：《虚云老和尚的足迹》，页197。

　　[32]岑学吕：《虚云法师年谱》，页93。

　　[33]岑学吕：《虚云法师年谱》，页75。

　　[34]岑学吕：《虚云法师年谱》，页73。

　　[35]岑学吕：《虚云法师年谱》，页283。

　　[36]净慧：《虚云和尚法会续编》，页72-73。

　　[37]虚云著、余晋等点校：《虚云老和尚法汇》，页298。

　　[38]陈寥士：《七塔寺志》卷五，香港：中华佛教出版社，2004年，页32。

　　[39]净慧：《虚云和尚法会续编》，页98。

　　[40]惟升：《虚云老和尚的足迹》，页197。

　　[41]净慧：《中国佛教与生活禅》，页387。

　　[42]虚云著、余晋等点校：《虚云老和尚法汇》，页314。

　　[43]净慧：《虚云和尚法会续编》，页78。

　　[44]岑学吕：《虚云法师年谱》，页215。

　　[45]岑学吕：《虚云法师年谱》，页217。

　　[46]净慧：《虚云和尚法会续编》，页126。

　　[47]星云：《佛教兴学的往事与未来》，《普门学报》，2002年11期，页219。

　　[48]黄夏年：《古代的传统佛教教育》，《普门学报》，2007年37期，页82。

　　[49]岑学吕：《虚云法师年谱》，页100。

　　[50]岑学吕：《虚云法师年谱》，页188。

　　[51]岑学吕：《虚云法师年谱》，页119。

　　[52]高振农：《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页408。

　　[53]虚云著、余晋等点校：《虚云老和尚法汇》，页174-175。

　　[54]净慧：《虚云和尚法会续编》，页62。

　　[55]岑学吕：《虚云法师年谱》，页45。

　　[56]见《政府公报》，第1249号，1915年10月29日；《国民政府公报》，第76号，1921年5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页1018。

　　[57]净慧：《虚云和尚法会续编》，页126。

　　[58]净慧：《虚云和尚法会续编》，页66。

　　[59]净慧：《虚云和尚法会续编》，页16-17。

　　[60]净慧：《虚云和尚法会续编》，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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