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中：中国唯识宗通史 第二章 摄论学派及《大乘起信论》的传播 第四节 隋代唐初《摄论》的传播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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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维中：中国唯识宗通史 第二章 摄论学派及《大乘起信论》的传播 第四节 隋代唐初《摄论》的传播与学…

 　　第四节　隋代唐初《摄论》的传播与学派兴盛

　　真谛来华，一路颠簸流离，其活动区域跨今日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而弟子大多来源于南方，且以建康为主。真谛三藏圆寂之后，其弟子各奔东西。从上文所叙述看，有江西九江和庐山、江苏的建康、湖北的襄阳、湖南的长沙、广东的广州和循州等等中心。如法泰、曹毗传之于建康，僧宗、道尼等弘之于九江，曹毗传法于江都，智敫宣讲于循、广。在隋初，昙迁、道尼北上长安，将真谛之学传播到隋王朝的政治中心，《摄大乘论》以及真谛所传佛学于是产生了全国性和全局性影响。于此，带来了地论学派与摄论学派之间的讨论及其融合，这一切都是摄论学派兴盛的标志。迨至唐贞观年间，摄论学派仍然很兴盛。

　　一、昙迁及其弟子

　　在摄论学派的历史中，昙迁很是独特，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独特”言之，他属于无任何明确摄论师承的大家，最多是通过阅读注疏而精通《摄大乘论》的；从重要性言之，无论是从隋代摄论学派而言，还是从隋代佛教整体而言，昙迁都是举足轻重的大师级人物。尤其需要强调，玄奘曾专门前往拜访学习《摄大乘论》的慧休就是听闻昙迁宣讲而精通《摄大乘论》的。

　　1．昙迁行历及其贡献

　　释昙迁(542--607年)，俗姓王，博陵饶阳(今河北省饶阳县)人。年十三时，随从其舅父学习六经、《易》、《老子》等，后皈依佛教经。根据《续高僧传·昙迁传》记载：他“初投饶阳曲李寺沙门慧荣，荣颇解占相，知有济器。告迁曰：‘有心慕道，理应相度，观子骨法，当类弥天。自揣澄公有惭德义，可访高世者以副雅怀。’迁虽属伸勤请，而固遮弗许。又从定州贾和寺昙静律师而出家焉。时年二十有一。”昙迁在故乡出家为沙弥，皈依的是沙门慧荣。他请求跟从慧荣受具足戒被婉拒，后前往定州(今属河北定州市)跟从贾和寺的昙静律师受具足戒，时年二十一。于昙静师前背诵《胜鬘》，“不日便了。怪而检覆，未差一字”，昙静律师于是给其授具足戒，“恣其问道”。此时博陵、定州属于北齐政权管辖。

　　受具足戒之后，昙迁“从师五台山，此山灵迹极多，备见神异。后归邺下，历诸讲肆，弃小专大，不以经句涉怀。偏就昙遵法师，禀求佛法纲要。”昙遵法师是地论南道开创者慧光十大弟子之一，昙迁跟从昙遵学习了大乘佛教的基本教义，后“窜形林虑山黄花谷中净国寺，蔬素覃思，委身以道。有来请问，乍为弘宣。研精《华严》、《十地》、《维摩》、《楞伽》、《地持》、《起信》等，咸究其深赜。”并且寻找北魏瞿昙般若流支翻译的《唯识论》。从上述引文推知，昙迁至林虑山净国寺住锡时，已经精通了《地论》、《楞伽经》和《大乘起信论》、《唯识论》，并且“有来请问，乍为弘宣”，已经单独传讲经论了。从下文可知，已经有僧静凝跟随他问学。

　　北周灭北齐之后，于齐境推行灭佛政策，昙迁“将欲保道存戒，逃迹金陵，结侣霄征，间行假导，多被劫掠。”他先避难于寿阳(今属山西省)曲水寺，后至建康，住道场寺，“扫衣分卫，摄念无为。时与同侣，谈唯识义。彼有沙门慧晓、智瓘等，并陈朝道轴，江表僧望。晓学兼孔释，妙善定门。瓘禅慧两深，帝王师表。又有高丽沙门智晃，善萨婆多部，名扇当涂，为法城堑。并一见而结友，于再叙而高冲奥。”昙迁在道场寺，与慧晓、智瓘及高丽僧智晃等结交。慧晓、智瓘是陈朝著名的禅师，高丽僧智晃则擅长“有部”教义及《十诵律》。

　　《续高僧传·昙迁传》又记载：昙迁“因至桂州刺史蒋君之宅，获《摄大乘论》，以为全如意珠。”此中所说的桂州郡治在今广西桂林，可见，昙迁是在蒋刺史在建康的宅第中发现真谛翻译的《摄论》的，而不是有学者所解释的他是在桂州找到的。昙迁“虽先讲唯识，薄究通宗，至于思构幽微，有所流滞。今大部斯洞，文旨宛然。”昙迁大为兴奋，经过仔细研习，“将欲弘演”，后又听闻自己的家国已经被隋王朝所统治，“遂与同侣俱辞建业”，准备回到北方弘扬《摄论》。依照这些记载可以推知，昙迁在建康停留时间不算太长，仅仅五、六年而已，即577年至582年之间。

　　道宣所写的《昙迁传》最为隐晦的是昙迁精通《摄论》，是否真的如传文所说的师心独悟，没有师承？如前所论，在昙迁至建康的陈太建十年(578年)之前，曹毗已经于太建三年请建光寺僧正明勇法师讲《摄论》，后曹毗于江都(今江苏省江都县西南)白塔寺开讲《摄论》等。陈太建三年，法泰还建业，并赍新翻经论并加以宣讲，静嵩为避北周法难而至建康，随侍法泰而精通《摄论》、《俱舍论》。如此则知，《摄论》尽管在建康不是显学，但并非完全无人弘扬。依照时间推算，昙迁似乎应该有可能听闻曹毗、明勇和法泰讲《摄论》，或者即便是曹毗已经圆寂，法泰确实是在建康宣讲《摄论》的，因为靖嵩在这一时间内就是拜法泰为师学习《摄论》的。但奇怪的是，道宣之文丝毫未提及。这一方面说明，摄论学派在当时并未成为建康佛教的主流，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学习唯识时，昙迁可能未曾专门师从某一僧，因此，遗留下来供道宣撰写传文的资料就未涉及具体的摄论师法号和师承。《续高僧传》的传文说，当昙迁离开建康时，“缁素知友，祖道新林，去留哀感，各题篇什。”其中，晓禅师[①]所赋诗被道宣所节录。这也在提示，昙迁在建康未曾正式拜师学习，与其交往的僧人都是他的道友。

　　《续高僧传·昙迁传》记载：昙迁“进达彭城，新旧交集，远近欣赴。欝为大众，有一檀越，舍宅栖之，遂目所住为慕圣寺。始弘《摄论》，又讲《楞伽》、《起信》、《如实》等论，相继不绝。《摄论》北土创开，自此为始也。”彭城即现在的江苏省徐州市，是南北交汇地带，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的重要中心之一。昙迁到达彭城，有人舍捐己宅建成寺院供昙迁住锡弘法，他称此寺为慕圣寺[②]。于是，昙迁开始弘扬《摄论》，也宣讲讲《楞伽经》、《起信论》、《如实论》等瑜伽行派经典。“徐州总管谷城公万绪，率诸僚佐拥篲谘承，尽弟子之礼。迁弘化此土，屡动暄凉，黑白变俗，大有成业。自周毁正法，遗形充野，乃劝奖有缘，于慕圣寺多构堂阁，随有收聚，庄严供养。”昙迁至徐州时，隋、陈仍然对峙。根据《隋书·文帝本纪》记载，开皇二年(582年)六月，尔朱敞为徐州总管；开皇五年十月，吐万绪始任徐州总管，直至平陈。《昙迁传》又说：“上柱国宋公贺若弼、长史张坦，出镇杨州，承风思展，结为良导。及诸道俗，伫愿德音，坦乃手疏邀延，迁亦虚舟待吹，远到广陵，举郭迎望，歌梵遏云霞，香花翳日月，桑门一盛，荣莫加斯。宋公名重位高，颇以学能傲诞，迁应权授法，不觉心醉形摧，乃携其家属，从受归戒。”经过核查，文中的“扬州”当时称吴州。开皇元年三月，杨坚拜贺若弼为吴州(今扬州一带)总管，镇江北要地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北)。贺若弼邀请他南下至广陵弘法。在广陵，昙迁“初停开善，建弘《摄论》，请益千计。不久，徐方官庶，思渴法言。江都才了，复迎还北。盛转*轮，声名遐布。”可见，昙迁于建康弘扬《摄论》之所是开善寺，此后又北上至徐州弘法。由此可见，陈、隋之际，昙迁对《摄论》的流行也起到过重大影响。

　　隋开皇七年(587年)秋，文帝下诏说：“皇帝敬问徐州昙迁法师，承修叙妙，因勤精道教，护持正法，利益无边，诚释氏之栋梁，即人伦之龙象也。深愿巡历所在，承风飡德，限以朝务，实怀虚想。当即来仪，以沃劳望。弟子之内，闲解法相、能转梵音者十人，并将入京。当与师崇建正法，刊定经典。且道法初兴，触途草创，弘奖建立，终藉通人。京邑之间，远近所凑，宣扬法事，为惠殊广，想振锡拂衣。勿辞劳也。寻望见师，不复多及。”当时，“洛阳慧远、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济阴宝镇、汲郡洪遵，各奉明诏，同集帝辇。”这就是隋初佛教很著名的征发“六大德”之事。昙迁率领门人，前往长安，沿途都是官方接送，“与五大德，谒帝于大兴殿，特蒙礼接，劳以优言。又勅所司，并于大兴善寺安置供给，王公宰辅冠盖相望。虽各将门徒十人，而慕义沙门勅亦延及，遂得万里寻师，于焉可想。于斯时也，宇内大通，京室学僧，多传荒远，众以《摄论》初辟，投诚请祈，即为敷弘，受业千数。”自从昙迁到达长安，大弘《摄论》，一时成为显学，轰动北方。本属于瑜伽行派系统的北方地论师，纷纷前去听讲，由此形成了地论与摄论学派的合流。当时地论师的领袖净影慧远就是一例，“沙门慧远，领袖法门，躬处坐端，横经禀义。”如此的示范作用，《摄论》在全国的普及，很快成为现实。

　　昙迁到达京城不久，就成为佛教界的领袖之一，很得文帝的崇信。《佛祖统纪》记载：开皇“七年，诏昙迁法师为昭玄大沙门统。”[③]此事不见于《续高僧传·昙迁传》。此前是八十一岁高龄的僧猛为“大沙门统”，昙迁大概一直任职到圆寂。开皇十年(590年)，文帝“下勅为第四皇子蜀王秀，于京城置胜光寺，即以王为檀越，勅请迁之徒众六十余人，住此寺中，受王供养。”而左仆射高颎、右卫将军虞庆则、右仆射苏威、光禄王杨端等于“朝务之暇，执卷承旨。”由此政教互动，自然便于昙迁传播其学，但也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僧传说：“迁既为帝王挹敬，侯伯邀延，抗行之徒，是非纷起，或谓滞于荣宠者。”于是，昙迁著《亡是非论》以示同道。《昙迁传》节录如下：“夫自是非彼，美己恶人，物莫不然。以皆然故，举世纭纭，无自正者也。斯由未达是非之患，乃致于此。言至患者，有十不可：一是非无主，二自性不定，三彼我俱有，四更互为因，五迭不相及，六隐显有无，七性自相违，八执者偏著，九是非差别，十无是无非。初明无适主者，此云我是，彼云我是，彼此竞取，乃令是非无定。从彼云此非，此云彼非，彼此竞兴，遂使非无适趣。或者必欲以是自归，以非属彼者，此有何理而可然耶？理不然故，强为之者，莫不致败耳。物岂知其然哉。”从道宣传文的表述来看，时人的非议源于有些人对于僧人与皇帝、朝官频繁密切交往的不同看法。但也可能与其弘扬《摄论》却并非真谛弟子或再传弟子有关。真谛直传弟子中精通《摄论》者大有人在，如道尼就于开皇十年到达长安弘传《摄论》，但名声及影响似不及昙迁。也许因此缘故，道宣在《昙迁传》中将真谛当年对智恺的“授记”落定在昙迁身上。[④]

　　不过，应该强调，当此之时，北方佛教还未从北周灭佛的灾难中完全恢复过来，昙迁利用接近皇帝的机会，为隋代佛教的复兴做出了很贡献。

　　开皇十年(590年)春，隋文帝幸晋阳，勅昙迁随驾。“既达并部，又诏令僧御殿行道，至夜追迁入内，与御同榻。帝曰：‘弟子行幸至此，承大有私度山僧，于求公贯。意愿度之，如何？’迁曰：‘昔周武御图，殄灭三宝。众僧等，或刬迹幽岩，或逃窜异境。陛下统临大运，更阐法门，无不歌咏有归，来投圣德。比虽屡蒙招引，度脱而来，有先后致差际会。且自天地覆载，莫匪王民，至尊汲引万方，宁止一郭蒙庆？’帝沉虑少时，方乃允焉。因下勅曰：‘自十年四月已前，诸有僧尼私度者，并听出家。’故率土蒙度数十万人，迁之力矣。”通过这件事，昙迁诱导文帝下诏解决了周武帝毁佛之后隐迹民间的私度僧转“公度”的问题，此处说达数十万人，不算夸张。

　　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幸岐州，昙迁受敕跟随。蜀王在打猎中发现“满窑破落佛像。王遂罢猎，具以事闻。迁因奏曰：‘比经周代毁道，灵塔圣仪，填委沟壑者多。蒙陛下兴建，已得修营。至于碎身遗影，尚遍原野，贫道触目增恸，有心无事。’帝闻惘然曰：‘弟子庸朽，垂拱岩廊，乃使尊仪冒犯霜露。如师所说，朕之咎也。’又下诏曰：‘云云，诸有破故佛像，仰所在官司，精加检括，运送随近寺内。率土苍生口施一文，委州县官人检校庄饰。’故一化严丽，迁寔有功。”由于昙迁的建议，被周武帝灭佛时毁坏的佛像得以修复。

　　开皇十四年(594年)，泰山发生火灾。昙迁又上书建议：“诸废山寺并无贯逃僧，请并安堵。”文帝又答应了。“寻勅率土之内，但有山寺一僧已上，皆听给额，私度附贯。”这又是昙迁的功劳。文帝下勅令河南王“为泰岳神通道场檀越，即旧朗公寺也。齐主为神宝檀越，旧静默寺也。华阳王为宝山檀越，旧灵岩寺也。又委迁简齐鲁名僧，来住京辇。”由于昙迁的请求。隋文帝令河南王修复神通道场，齐主修复神宝寺，华阳王修复宝山寺。

　　此外，隋文帝下敕于诸州供奉舍利也与昙迁有密切关系。仁寿元年，昙迁禀告文帝：“如来法身过于数量，今此舍利即法身遗质。以事量之，诚恐徒设耳。”文帝“即请大德三十人安置宝塔为三十道，建轨制度一准育王。”仁寿四年，“又下勅于三十州造庙，遂使宇内大州一百余所，皆起灵塔，劝物崇善。迁寔有功。”

　　献后驾崩，隋文帝于京邑西南置禅定寺，文帝下敕说：“宜于海内召名德禅师百二十人，各二侍者，并委迁禅师搜扬。”其后，“有司具礼，即以迁为寺主。既恩勅爰降，不免临之。绥抚法众，接悟贤明，皆会素心，振声帝世。”

　　昙迁于大业三年(607年)十二月六日圆寂，时年六十六岁，葬于终南北麓胜光寺的山园中。昙迁主要著述有《摄论疏》十卷，又有《楞伽经疏》、《起信论疏》、《唯识论疏》、《如实论疏》等，《九识章》、《四明章》，《华严明难品玄解》等等，共二十余卷。对于昙迁这些著述，道宣先引用净影慧远的赞誉作了评论：“故远公每云‘迁禅师破执入理，此长胜我。’斯言合也。而词旨典正，有文章焉。虽才人沈欝含豪，未能加也。”有沙门明则，为之撰《行状》，流行于世。

　　昙迁弟子众多，日本有学者将其分为三大系统来叙述：第一，师事涅槃师昙延学习《涅槃》尔后改从昙迁学《摄论》的；第二，先师事地论师净影慧远学习《地论》尔后再受业昙迁学习《摄论》的；第三，直接向昙迁学习的。[⑤]这一分类，能够比较方便地说明摄论师与其它学派之间的互摄关系。但是，古代的僧人，特别是唐代宗派佛教之前，其师承复杂，不大容易定于一端，被学者列入昙迁弟子中的一些僧人，并不能完全肯定确实如此。有鉴于于此，下文仅仅将静凝、明驭、道哲、道英、玄琬等史籍明确界定的昙迁弟子叙述如后。

　　2．静凝、明驭

　　在现存资料中，静凝是昙迁最早的弟子。

　　释静凝(？—602年)，汴州人。根据《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静凝传》记载，静凝早年即听受于昙迁，“深闲邪正，经律、《十地》是所询求。后师《摄论》幽显，常乐止观，掩关思择。缘来便讲，唱吼如雷，事竟退静，状如愚叟。世间之务，略不在言。人不委者，谓为庸劣，同住久处，方知有道。兼以行不涉疑，口无庆吊。块然卓坐，似不能言。”这段文字很简要地叙述了净凝先跟从昙迁学习《十地经论》后学习《摄大乘论》的核心事实。传文又说：“开皇六年，随迁入雍，住兴善寺。”《续高僧传·昙迁传》等都说，昙迁等“六大德”进京是开皇七年(587年)之事。隋文帝下诏，“六大德”可带十位高足一起进京，但《续高僧传》等所记载的昙迁弟子中，静凝是唯一一位随昙迁进京并住于大兴善寺的僧人。从上述记载看，静凝研习弘扬的主要是《地论》和《摄论》。

　　仁寿二年(602年)，文帝下勅令静凝送舍利于杞州(今河南省杞县)。然奇怪的是，《续高僧传》以及《广弘明集》所记的奉送安置舍利于诸州的高僧大德很多，静凝是目前可知的唯一一位因此而受责备的僧人。

　　《续高僧传·静凝传》记载：“初至，频放白光，状如皎月，流转通照。及下塔日，白鸟空中旋绕基上，瘗讫远逝。更有余相，凝为藏隐，示出一二，知大圣之通瑞也。余则隐之不书。”《广弘明集》卷十七记载：“杞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十四日辰时，瑠璃瓶里色白如月，须臾之间即变为赤色。至四月二日后，变作紫光，或现青色，瓶内流转，一来一去，循环不止。道俗瞻仰，咸共归依实相容仪。良久乃散，七日午时，神影复出，变动辉焕，于前无异。”看来，静凝不谙官场通例，上表太过简略，因此“及至京师又被责及，方便解免。”[⑥]也就是经过辩解才免于处罚，不久他就圆寂了。

　　释明驭，瀛州(今河北省河间市)人。《续高僧传》卷二十六有传：“初学《涅槃》，后习《摄论》，推寻理源，究括疑滞。晚游邺下，谘访未闻，隐义重玄，皆所披览。开皇八年，来仪帝里，更就迁师询求《摄论》。”从引文的表述看，在开皇八年(588年)跟从昙迁研习《摄论》之前，明驭似乎已经从某师学习过此论。“住无漏寺，讲诵为业。仁寿中年，勅请送舍利于济州崇梵寺。”仁寿三年(603年)禅定寺建成后，受召住于此寺，后圆寂于此寺。从僧传的叙述看，明驭师是以弘宣《摄论》等经论为主的僧人。

　　3．道哲、道英

　　作为昙迁的弟子，道哲、道英属于精通禅定而兼通《摄论》的类型。

　　释道哲(564—635年)，姓唐，齐郡临邑(即山东省临邑县)人。初投颍川(即河南省禹州市)明及法师，学《十地》、《地持》，为同听者所揖。受具足戒后，又跟从魏郡(今河南安阳市)希律师禀承《四分》，受教博晓，将近六年，也即从隋开皇三年(584年)至开皇九年。随后，道哲又礼昙询禅师学习禅法，“一悟真谛，霍然大通。禅侣相谢，解齐登室。”道哲听说京城佛法兴盛，于是步行至长安。“初至，住仁觉寺。沙门昙迁有知人之誉，敬备师礼，从受《摄论》，研味至理，晓悟其文。”根据《续高僧传·智正传》记载：“仁寿元年，左仆射虞庆则，钦正高行，为奏寺额，造仁觉寺，延而住之。”[⑦]由此可知，道哲至长安的时间不会早于仁寿元年(601年)，而昙迁圆寂于大业三年(607年)。

　　也许在昙迁圆寂之后，也许就在昙迁生前，道哲以为，“标拟有方，岂惟声教？遂厌辞人世，潜于终南之骆谷也。”从此，以隐居山闲禅修为业，实际不再属于专门弘扬《摄论》的摄论师。从僧传所记住寺的变化推知，至唐初，道哲受邀才从终南山骆谷中出来，依住于大庄严寺。《续高僧传·道哲传》记载：“京师大庄严寺，以哲素有道声，延住华馆。”此大庄严寺也即隋代的禅定寺，唐初改名。道哲于此寺居住一段时间，“盩厔县民，昔以隐居骆谷，得信者多，相率迎请，乃往赴焉。营构禅宇，立徒策业，山俗道侣，相从屯赴。教以正法，训以律仪，野逸是凭，闻诸京辅。”贞观九年(635年)正月，“东归庄严，讯问名德，奄然卒于故房，春秋七十二矣。”

　　由上述内容推断：其一，道哲研习《四分律》长达六年，尽管这一时期有受具足戒之后研律数年的惯例，但不属于律师而研律六年者并不多见。其二，道哲从594年开始习禅，至少七年，这与后来转入隐居禅修打下基础。其三，跟从昙迁研习《摄大乘论》数年，其义学基础有助于其独抒己见撰写佛学论文。正如道宣所叙述评论：“然哲逈发天才，学不师古，撰《百识观门》十卷、《智照自体论》六卷、《大乘闻思论》等行世。”

　　总结道哲之一生所学所修，以律、禅为主兼弘义学。而如道宣所简单叙述的：“道哲弟子静安、道诚，并承习厥宗，匡务有叙。安掩迹林泉，念定存业。诚行感玄解，谦穆自修，包括律部，讲道时接。”静安继承的是道哲隐居禅修方向，而道诚继承的是其师律学和义学方向。前者常住山泉，道诚初住大庄严寺，“以传业高今，征入瑶台，匡化于彼，余波潜被，盛绩京师。”从道宣叙述语气推知，这两位弟子当时健在，道诚开始住锡于大庄严寺，后被征入瑶台寺常住，此寺是贞观五年(631年)在昭陵建造。

　　释道英(560—636年)，姓陈氏，蒲州猗氏(今山西省临猗县)人。根据《续高僧传·道英传》记载：“年十八，叔休律师引令出家，而二亲重之，便为取妇，五年同床誓不相触，素在市贩，与人同财，乃使妻执烛，分判文疏，付嘱留累，遂逃而剃落。至并州炬法师下，听《花严》等经，学成返邑，其妻尚在。”开皇十年(590年)，道英二十四岁，方才受具足戒。开皇十九年，“遂入解县太行山栢梯寺，修行止观，忽然大解。南埵悟人，北岭悟法，二空深镜，坐处树枝，下映四表。”道英于山中树下证悟“人”、“法”二空。随后“营理僧役，以事考心”，积极办理寺院事务，不单纯隐居不问寺事。

　　大概在开皇末年，道英至京师住于胜光寺，“从昙迁禅师听采《摄论》，讲悟既新，众盈五百，多采名教，尠能如理。而英简时问义，惟陈止观；《无相思尘》，诸要盘节，深会大旨。”也许道英已经有修禅经验，所以他着重用力于唯识止观，对于真谛翻译的《无相思尘论》特别有兴趣。对于道英，昙迁评价很高，也很看重，对其弟子说：“尔虽日考通文义，无择昏明，得其妙者，惟道英乎？”

　　道英独立特行，“仪服饮噉，未守篇章，颇为时目作达者也。听讲之暇，常供僧役，有慕道者，从其所为，因事呈理，调伏心行，寄以弘法。”而道英常说：“余冥目坐禅，穷寻理性，如有所诣，及开目后，还合常识。故于事务，游观役心，使有熏习。”大业九年(613年)，“尝任直岁，与俗争地，遽鬪不息。便语彼云。吾其死矣。忽然倒仆如死之僵。诸俗同评。道人多诈。以针刺甲。虽深不动。气绝色变，将欲洪膖。傍有智者，令其归命，誓不敢诤，愿还生也。寻言起坐，语笑如常。”

　　《续高僧传·道英传》记载：“晚还蒲州住普济寺，置庄三所，麻麦粟田，皆在夏县东山深隐之所，不与俗争，用接羇远，故使八方四部，其归若林。昼则厉众僧务，躬事担运，难险缘者必先登践；夜则跏坐，为说禅观。时或弊其劳者，闻法不觉其疲。”此中未标明时间，但从隋唐之际政治动荡、战乱不止的情况判断，为普济寺设置庄田之事应该是在唐初才有可能。道英很善于经营寺院经济，善于管理寺院事务，但却不耽误弘法讲论修禅，一日宣说《起信论》，讲到“真实门”时，他“奄然不语，怪往观之，气绝身冷。众知灭想，即而任之。经于累宿，方从定起。”

　　道英圆寂于贞观十年(636年)九月，春秋七十七。临终为弟子说法要，其中有一句：“无常，常也。不可自欺，不可空死。”

　　4、玄琬

　　昙迁弟子中也有学唯识而以律名世的，玄琬即其例。

　　释玄琬(562—636年)，俗姓杨，本弘农华州(今陕西省华县)人，远祖徙至雍州新丰(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新丰镇)。玄琬十五岁时出家，事沙门昙延法师。《续高僧传·玄琬传》记载：“琬位居入室，恭恪据怀。及进具后，便随洪遵律师伏膺《四分》，冠冤遮性，镕汰持犯。涉律三载，便事敷演。使于后进乐推，前英叹美，乃旋踵本师。涅槃真体，捃掇新异，妙写幽微。”玄琬先是皈依昙延为沙弥，受具足戒后，又跟从洪遵律师研习《四分律》三年。其后，再回归昙延门下，时为开皇三年(585年)。而昙延法师圆寂于开皇八年八月十三日。

　　《续高僧传·玄琬传》又记载：玄琬“又欲钦佩唯识，包举理性，于昙迁禅师禀学《摄论》，并寻阅众锋，穷其心计。《法华》、《大集》、《楞伽》、《胜鬘》、《地论》、《中》、《百》等，并资承茂实，研核新闻，环循弥讨。其际搜会，擢其玄理。”看来，玄琬跟从昙迁全面地学习了唯识经典以及中观、如来藏类经典。

　　玄琬在隋唐之际，除宣讲经论之外，最突出的还有两件大事：一是完成了其师昙延未了的愿望，“延师存日，愿造丈六释迦，经略未圆，奄便物故。”[⑧]仁寿二年(602年)七月十五日“长安延兴寺铸丈六金铜佛像，天雨宝屑银华。”[⑨]而“金像之大，有未过也。”[⑩]其二，玄琬“又造经四藏，备尽庄严，诸有缮写，皆资本据。”道宣传文说：“寻有别勅，于苑内德业寺，为皇后写现在藏经。当即下令，于延兴寺更造藏经，并委其监护。琬以二宫所寄，惟谷其诚，祇奉不难，义须弘选。自周季灭法，隋朝再兴，传度法本，但存卷秩。至于寻检文理，取会多乖，乃结义学沙门，雠勘正则。其有词旨不通者，并谘而取决，故得法宝无滥于疑伪，迷悟有分于本末，纲领贞明自琬始也。”根据《释氏稽古略》卷三记载：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勅法师玄琬于苑内德业寺，为皇后写佛藏经。又于延兴寺更造藏经，并委琬监护。”这是玄琬于唐代造两部藏经的记载，而前引传文说玄琬一共造了四部写本藏经，其余两部的编订抄写时间不详。

　　应该特别指出，《续高僧传》中称玄琬为律师，而一般将纯粹的涅槃师、地论师、摄论师称之为“论师”。可见，玄琬尽管师承了涅槃师昙延和摄论师昙迁，但其在当时也被当作《四分律》的传承者。根据《续高僧传·玄琬传》记载：“逮贞观初年，以琬戒素成治，朝野具瞻，有勅召为皇太子及诸王等受菩萨戒，故储宫以下师礼崇焉。有令造普光寺，召而居之。供事丰华，广沾会响。又别勅延入，为皇后六宫并妃主等受戒。”在授戒仪轨方面，玄琬也有创设，“至于授受，遮难滋彰，乃蓥饰道场寻诸忏法。每春于受戒之首，依二十五佛及千转神呪，洁斋行道。使彼毁禁之流，澄源返净，登坛纳法，明白无疑。并传嗣于今，住持不绝。”对此，道宣总结说：“然其匠训于世，三藏含之，偏以苦节自修德，以律仪驰誉。言为世范，缁素收归，华夷诸国僧尼从受具戒者三千余人，王公僚佐爰及皂隶，从受归戒者二十余万。”这是说，玄琬对经、律、论三藏都有弘扬，然律学方面的影响更大些。

　　贞观十年(636年)冬，玄琬遘疾，上表于太宗：“伏以僧尼等不依戒律致犯刑章，闻彻阙庭尘劳听览，琬等僧徒无任惭惧。但恐余年昏朽，疾苦相仍，弱命不存，洪恩未答。遂于经中，撰《佛教后代国王赏罚三宝法》及《赡养苍生论》并《三德论》各一卷，伏愿圣躬亲降披览。”《大唐内典录》卷五著录玄琬著作如后：“《三德论》一卷，《入道方便门》二卷，《镜喻论》、《无拟缘起》一卷、《十种读经仪》、《无尽藏仪》、《发戒缘起》二卷、《法界图并十不论》，《礼佛仪式》二卷，右九部一十二卷。”同书卷七有著录“《众经目录》五卷，九十纸，唐贞观初普光寺玄琬撰”，此大概是他组织编写的藏经的总目录[11]。

　　贞观十年(636年)十二月七日，玄琬圆寂于延兴寺房，春秋七十五。

　　二、道尼与《摄论》北传

　　作为真谛的直传弟子，道尼对于《摄论》的传播作出了卓越贡献。从僧传的记述推测，他的弟子众多，但见于记载者寥寥无几，依照较为严格的标准衡量，在现有史籍中仅仅找到智光和道岳。此外，慧休也曾经听道尼宣讲《摄大乘论》，然而从传文表述看，他仍然属于地论师的范围。

　　1．智光

　　在现存史籍中，智光是最早跟随道尼的弟子。《续高僧传》卷二十六有简短的小传。

　　《续高僧传·智光传》记载：“释智光，江州人，尼论师之学士也。少听《摄论》，大成其器。言论清华，声势明穆，志度轻健，鲜忤言诤。谦牧推下，为时所重。开皇十年，勅召尼公，相从入京，住大兴善寺。”从此简短文字可推知：智光是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此地乃道尼初始弘法之地，而文中说智光少小时就听道尼宣讲《摄论》并且学有所成，开皇十年(590年)又随其师进入长安，住于大兴善寺。文中又说：“仁寿创塔，召送循州。”舍利安奉于循州道场塔寺，时间是仁寿二年(602年)。

　　关于智光仁寿年之后的活动，僧传只有寥寥数语：“光还京室，以法自娱。频开《摄论》，有名秦壤。晚厌谈说，归静林泉。寻还庐阜，屏绝人事，安禅自节，卒于山舍。”此中的线索是，智光先是用力于宣讲《摄论》，其后又热衷于归隐林泉，并且重归庐山，后卒于庐山某寺院。由于此文未标示具体时间，使人无从知晓其离开长安至庐山的时间，幸亏《续高僧传·灵润传》和《志超传》中还保存了一点线索，可从中推知，智光在唐初仍然在长安弘法。

　　《续高僧传·灵润传》记载：“大业初岁，风疾暴增，后复本心，更精新业。又恐报倾旦夕，不守本怀，讲导世流，往还烦杂，遂脱略人事，厌俗归闲。遂往南山之北，西极澧鄠，东渐玉山，依寒林头陀为业。时与沙门空藏、慧琎、智信、智光等，京邑贞干，同修出离。……属大业末年，不许僧出，遂亏此行，乃还兴善，托于西院。”此文说，灵润于大业初年至终南山隐修，而智光、智信等与灵润都有此想法。不过，至大业末年，由于政令的限制，灵润只得又回到大兴善寺。智光如何，据此难以判断。

　　《续高僧传·志超传》记载：释志超，义宁二年(618年)，“率弟子二十余人奉庆京邑，武皇夙承嘉望，待之若仙，引登太极，叙之殊礼。左仆射魏国公裴寂，挺生不世，器琏宏深，第中别院，置僧住所，邀延一众，用以居焉。亟历寒暑，业新弥厉。但为贵游諠杂，外进无因，必附林薄，方程慕远。时蓝田山化感寺沙门灵润、智信、智光等，义解钩玄，妙崇心学，同气相求，宛然若旧，遂延住彼山，栖志得矣。”义宁二年(618年)五月，李渊就做了皇帝，此处用隋代年号，说明志超至长安的时间是在五月之前。志超至长安后先住于左仆射魏国公裴寂宅第旁的别院，其后前往蓝田化感寺，武德五年(622年)离开化感寺。根据这一段文字所透露的信息，灵润、智光于唐朝初年仍然在蓝田山化感寺。

　　总之，智光随其师进入长安，直至唐初仍然在长安弘扬《摄论》。他于仁寿年后频开讲席，宣讲《摄论》，对唯识思想在长安的流传作出了重大贡献。

　　2．道岳

　　释道岳(568—636年)，姓孟氏，河南洛阳人。根据《续高僧传·道岳传》记载：道岳“家世儒学，专门守业”，其父孟暠仕隋，为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令。他九岁时，即开始读儒家的《诗》、《书》、《易》、《孝》等经。兄弟六人，他排行第五，兄弟三人披剃出家，后来都成为学有所成的高僧。老四孟旷年十七出家，善《大论》及《僧祇律》，随洛阳净土寺明旷法师。老六孟略，十九岁出家，法号明略，特善《涅槃》，住东京洛阳天宫寺。

　　道岳年十五，礼释僧粲为师出家，“少乐学问，经论是欣”。根据这一记载，道岳出家为沙弥的时间为隋初开皇二年(582年)，而其皈依师僧粲禅师涉北齐、南陈、北周，自号“三国论师”，精通大乘经论，对《十地经论》也颇为精通。僧粲的著名弟子僧凤就是于此时皈依僧粲法师的。如《续高僧传·僧凤传》所说：“开皇之始，僧粲法师，名重五都，学周八藏，乃委心请，道归宗师传。粲鉴其精爽，美其器略，授以真乘。”从现存资料中无法准确确定道岳的出家地，只能推知可能是在今河南、山东一带。

　　《续高僧传·道岳传》记载：道岳受具足戒之后，依照惯例，研习律部。此后，“习《成论》、《杂心》于志念、智通二师，备穷根叶，辞义斯尽。”此中所说的志念即前文所述地论北道道宠的弟子，先弘扬《地论》，后致力于《成实论》和毗昙学的弘扬。开皇初年，志念在家乡冀州一带弘法。至于作为成论师和毗昙师的“智通”，依据现有资料不能确定。《续高僧传》有两位法号智通的僧人的传记。卷十八《隋河东栖岩道场释智通传》所记的智通在“释门沦废，法侣无归，方从俊律师、延法师，服膺受业，不以艰危阻志。隋祖再兴，奄还蒲坂”，致力于慈济事业。大业七年(611年)十月二十四日圆寂，春秋六十四。“延法师”也可能是昙延，但看不出他为何会给智通教授《成论》或者《杂心》等。而《续高僧传》卷二十九《唐梓州牛头山寺释智通传》所记的智通似乎是专门讲授《法华经》的，而且地域位于梓州(今属四川省)。

　　《续高僧传·道岳传》又说：“有九江道尼者，创弘《摄论》，海内知名。以开皇十年至自杨都，来化京辇，亲承真谛，业寄传芳。岳因从受法，日登深解。”如前所论述，道尼于开皇十年(590年)奉诏进京住大兴善寺，而道岳之皈依师僧粲也是在这一年奉召入长安住大兴善寺的。现在的问题是，不能确定道岳从师道尼的时间久暂，然道岳所受道尼的影响显然很深远。尽管道岳“以众聚事拥，惟其废习，将欲栖形太白，服业伦贯”，前往太白山中的一座寺院中隐修。传文说：“时太白寺慧安者，倜傥多知，世数阔达，方丈一字，方寸千文，医术有工，经道偏练，日行四百，相同夸父，世俗所谓长足安是也。岳友而亲之，便往投造。”道岳如此向慧安叙述自己的志向：“《毗昙》、《成实》学知非好，《摄大乘论》诚乃清微，而传自尼公，听受又尠。今从物化，精益无从。中路徘徊，伊何取适？昔天亲菩萨作《俱舍论》，真谛译之。初传此土，情寄于此耳。”从此文看，道岳于道尼门下听讲《摄大乘论》时间不是太长，而以大兴善寺以及长安城“众聚事拥”为理由至太白山中隐居，但仍然挂心的是真谛之学。引文中对于《摄大乘论》和《俱舍论》的评论是正确的。《摄论》简要清微，而《俱舍论》全面而行文条分缕析，适可作为理解唯识观的门径。

　　其后，道岳“住京师明觉寺，闭门静故，寻检论文。自读其词，仍洞其义。一习五载，不出住房。惟除食息，初无闲暇。遂得释然开发，了通弘旨。”根据此说，道岳在长安明觉寺自己研习《俱舍论》五年。但他还是认为：“至于外义伏文，非疏莫了。承三藏本义，并录在南方。思见其言，载劳梦寝。乃重赂遗南道商旅，既凭顾是重，所在追求。果于广州显明寺，获《俱舍疏本》并《十八部记》，并是凯师笔迹。亲承真谛口传，显明即凯公所住寺也。”道岳委托商人在昔日智恺在广州的住寺找到了真谛本人作的《俱舍疏本》即《俱舍论疏》六十卷并《十八部记》即《十八部论疏》十卷。道岳“得此疏本，欣戴仰怀。讽读沈思，忘于寝食。乃重就太白，卒其先志。于即庆吊绝绪，寻绎追功，口腹之累，惟安供给。时谷食不丰，菜色相顾，安庶事经营，令无匮乏。绵历岁序，厥志弥隆。”道岳在获得真谛的注疏后，重回太白山慧安处，而慧安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积极支持道岳专心研究，在接近一年时，道岳“内惭诸己，乃谢安曰：‘岳今至愚为累，独学成讥，辄不量力，欲悕非分。一不可也。食为民本名作实宾。苟求虚誉遂劳同志。二不可也。斯过弘矣。诚可退迹浮浮，更劳重累，则不可也。’安曰：‘功业将成，幸无异志。嘉会难再，无思别虑。’复延两载，方始出山。”由此记载可见，道岳在太白山研习《俱舍论》达三年之久，方才“以己所寻知，将开慧业，游诸讲肆，清论莫穷”，由此开始对外宣讲《俱舍论》。

　　大业八年(612年)，道岳被召住于长安大禅定道场，时年四十四。此寺是大业三年隋炀帝为文帝所建，倍受重视。道岳入寺时，“此时僧众三百余人，令听风规，互相推谢。岳以后至名重，学不从师。虽欲播扬，未之有许。时有同德沙门法常、智首、僧辩、慧明等，并名称普闻，众所知识，相为引重，创为请主。岳撝谦藏器，退辞师授，徒累清言，终惭疎略。慧明等越席扬言曰：‘法师何辞耶？吾等情均水乳，义结相成。掩德移机，恐爽灵鉴。又人世飘寄，时不再来，幸不相累。’岳顾诸意，正乃首登焉。”此寺当时名德聚集，开讲席的机会来之不易，道岳“遂以三藏本疏，判通《俱舍》，先学后进，潜心异论。”大获成功，“由是名振学宗，法筵继席。岁举贤良，推师有寄。”由此开始，道岳在大禅定寺弘扬真谛之学，扬名四海。

　　李渊立国，于武德元年(618年)即改大禅定寺为大总持寺。武德二年，道岳“以三藏本疏文句繁多，学人研究难用详览，遂以真谛为本，余则错综成篇，十有余年，方勒成部，合二十二卷。减于本疏三分之二，并使周统文旨，字去意留。兼著《十八部论疏》，通行于世，以为口实。”这是说，真谛自己作的《俱舍论疏》达六十卷之多，道岳以之为据，节略修订为二十二卷，又撰述《十八部论疏》一部。

　　关于道岳在唐初的住寺，《续高僧传·道岳传》未曾明确记载。从辩机在《大唐西域记·记赞》中说自己“为大总持寺萨婆多部道岳法师弟子”，可见，道岳应该是继续住于大总持寺。

　　贞观元年(627年)十一月，有梵僧波罗颇迦罗蜜多罗到达大兴善寺，贞观三年三月征召京城名僧协助翻译经典。道岳被众人推举，“预其同例。颇闻善于《俱舍》，未始重之。谓人曰：‘此论本国学者之英华浮情，不敢措意。今言善者不有谬耶？’因问以大义，并诸异论。岳随其慧解，应答如流。颇曰：‘智慧人，智慧人。不言此慧，吾与尔矣。’”道岳后来任证义，于贞观三年三月至第二年四月协助其译出《宝星经》一部七卷。贞观四年六月，移住胜光寺翻译。至贞观六年十月十七日完成《般若灯论释》十五卷，贞观七年春完成《大乘庄严经论》十三卷。

　　贞观八年(625年)秋，皇太子李承乾召道岳住于普光寺。皇帝“乃下令曰：‘今可屈知寺任，允副虚襟。’岳动容辞曰：‘皇帝深惟固本，归诚种觉，所以考兹福地，建此仁祠。广召无诤之僧。用树无疆之业。贫道识量未弘，德行无纪，今蒙知寺任，诚所不安。愿垂含恕，敢违恩旨。’屡辞不免，遂住普光。”后任普光寺上座。贞观十年春二月，道岳圆寂于住寺，春秋六十九。

　　总而言之，道岳是以弘传真谛之学为己任的高僧。他从道尼处精通了《摄大乘论》，自己精心研习《俱舍论》，努力寻找流落广州的真谛有关《俱舍论》的注疏，经过十余年，终于成为一位弘扬《俱舍论》的大师。在隋唐之际，不啻为一面旗帜，当时的同辈僧人互相称扬，听其宣讲《俱舍论》者不在少数。如法常、僧辩等。如《续高僧传·僧辩传》记载：“《俱舍》一论，振古未开，道岳法师命章构释，辩正讲论，废而听之，随闻出钞，三百余纸。”僧辩与道岳位同辈僧人，听其讲授而出注疏抄本三百余纸。尤其是，唐武德八年(625年)，玄奘法师入长安跟从道岳法师学习《俱舍论》。玄奘后来从印度归来，十分重视此论。这也可以看作道岳对中国唯识宗的形成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三、法泰弟子靖嵩及其传承

　　作为真谛嫡传弟子的法泰，对摄论学派发展壮大的最大贡献可能是培养出了靖嵩这样一心弘扬其说的弟子。在隋朝，靖嵩在徐州一带大力弘传《摄论》，门下人才济济，弟子众多。这些弟子在隋唐之际，分布各地，弘化一方，为唯识思想的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

　　1．靖嵩行历及其贡献

　　释靖嵩(537—614年)，俗姓张，涿郡固安(即河北省固安县)人，十五岁出家，从时间和地域上说都应该属于北齐。《续高僧传·靖嵩传》记载说：“有同学靖融，早达经论，通该小大，尤究《杂心》。每以佛宗深要，曲流委示。嵩神气俊越，聪悟天机，随览义门，覆疎陶练。重以心计不测，返以问融，融无以对也。乃告曰：‘卿稚齿末学，彻悟若斯，可往京邺，必成济器。’”从僧传的记载推测，靖嵩与靖融都在北齐首都以北的某地出家，而靖嵩很早就对于“心”的问题感兴趣，向精通《杂心论》的同学靖融请教，靖融不能回答，就建议他南下邺都学习。

　　大概在北齐天保八年(557年)，靖嵩受具足戒之后，南下至邺都。“属高齐之盛，佛教中兴，都下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故宇内英杰，咸归厥邦。”其中有一位大学寺的融智法师，是北齐国统法上的高足，学徒五百，常讲《涅槃经》及《地论》。“嵩闻之，乃投诚焉，北面从范，攻研数载，随闻覆述，每击奇致。于即学徒举目，相与推师。”这是他在京城投靠的第一位师父，跟随融智师几年，学习了《大涅槃经》和《十地经论》。其后，他又“诣云、晖二律师所，博求明诲，涉问二载，薄镜宗条。”靖嵩以两年时间跟随惠光的门人道云、道晖研习《四分律》。此时，靖嵩感觉到“唯有小乘，未遑详阅。遂从道猷、法诞二大论主，面受《成》、《杂》两宗，谘诹幽奥，纂习余烈，数百僧徒，各启龙门，人分凤翼。及嵩之位席，上经五遍，旁探《婆沙》、《迦延舍利弗》等，妙通文理，屡动恒神。”此中所说的道猷是“世号毗昙孔子”的慧嵩法师的高足，法诞则无从查考。靖嵩跟从二师学习《成实论》和《杂心论》、《毗婆沙论》、《舍利弗阿毗昙》。“齐琅耶王深相器重，弘扇风猷，每于肇春广延学侣，大集邺都。特开法座，奉嵩为法主，进励学徒。因尔导悟成津，弥逢凉燠，传芳接武，响誉东河。”可见，在北齐末年，靖嵩已经是京城有名的僧人，多次开法讲经。

　　北齐灭亡后，周武帝于齐境灭佛，靖嵩“遂与同学法贵、灵侃等三百余僧，自北徂南，达于江左。陈宣帝远揖德音，承风迎引，令侍中袁宪至京口城礼接登岸。帝又使驸马蔡凝宣勅云：‘至人为法，以身许道。法师等善明治乱，归寄有叙，可谓怀道正士。深可嘉之，宜于都郭大寺安置，所司供给，务令周洽。仍令推荐义学长者，即弘像教。’时建业僧正，令嵩、贵二人对弘小论，神理疏畅，赡勇当时，学侣相近，数过五百，晷漏分业，茂绩新奇。”可见，靖嵩当时以“小论”即《成实论》名世，刚刚到建业，就应请与法贵一起宣讲《成实论》，听讲者众多，影响巨大。在建业，靖嵩接触到真谛翻译的《摄论》、《俱舍论》，“唯嵩独拔玄心，翫味兹典。才有讲隙，便诣沙门法泰谘决疑议。数年之中，精融二部。自《佛性》、《中边》、《无相》、《唯识》、《异执》等论四十余部，皆总其纲要，剖会区分。”靖嵩不仅向法泰学习了《摄论》和《俱舍论》，而且对真谛翻译的《佛性论》、《无相论》、《唯识论》、《中边分别论》第四十余部大乘论典都做了研习。

　　靖嵩在建康最大的变化就是成为真谛嫡传的第二代摄论师。隋朝建立，文帝逐渐放松对佛教的控制，“开皇十年勅僚庶等，有乐出家者并听。时新度之僧乃有五十余万，爰初沐化，未曰知津，嵩与灵侃等二百许僧，闻机乘济，俱还江北，行达徐方，盛开讲肆。”前文说与靖嵩等一起南下的北齐僧人三百名，至此靖嵩又带领二百余僧北上，到达徐州，“上柱国徐州总管乞符令和，率其所部，同延住前京兆王寺，具状闻奏，有勅给额，为崇圣寺焉。于是常转*轮，江淮通润，遂使化移河北，相继趋途，望气相奔，俱谘《摄论》。”文中所载的徐州总管乞符令和，《隋书》无载，然2006年5月考古工作者于河南省卫辉市发现了隋代开国公乞扶令和及其夫人郁久闾氏的合葬墓。

　　据《开国公墓志铭》载，开国公复姓乞扶，名惠，字令和，出身北周名门，从小志向高远，屡建功勋，先后被封为瀛州开国公、柱国等职。隋朝建立后，深得皇帝赏识，先后被封为寿州总管、凉州总管、徐州总管、荆州总管、秦州总管等职。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九月二十四日，薨于雍州大兴县宣阳坊。乞扶令和的夫人郁久闾氏，复姓幕满，开皇八年(588年)二月薨于卫州汲县(河南省卫辉市)兴让里，第二年年十月十三日，葬于汲县西北廿里弁村北一百步。根据《隋书·文帝纪》记载，开皇五年十月，吐万绪始任徐州总管，直至平陈后转任，乞扶令和可能是于开皇九年或十年接任徐州总管的。结合僧传的记载可知，靖嵩等二百僧人至徐州，先住前京兆王寺，后在徐州总管乞扶令和的努力下，朝廷颁布寺额名为崇圣寺。

　　关于靖嵩在徐州崇圣寺弘扬《摄论》的成效，道宣如此叙述：“嵩学资真谛，义寔天亲，思逸言前，韵高传后，大乘极旨于是乎通。自此领匠九州岛，垂章四海。”可见，由于靖嵩的努力，徐州成为当时《摄论》的重要弘传中心。在这一时期，靖嵩撰《摄论疏》六卷、《杂心疏》五卷，又撰《九识玄义》、《三藏玄义》、《三聚戒玄义》、《二生死玄义》等。“隋文封禅岱宗，銮驾齐鲁，关中义学，因从过于徐部，诣嵩法肆，伏膺受业。由此门徒推盛，章疏大行。”开皇十四年(594年)十二月，隋文帝东巡。第二年春正月，祠泰山，三月则开始从泰山返回。文帝东巡，有不少僧人跟随[12]。在路过徐州时，这些僧人至崇圣寺向靖嵩请教，并且将靖嵩撰述的《摄论疏》等传播到关中等地，靖嵩的影响无疑进一步扩大了。

　　从《续高僧传·靖嵩传》看，自从开皇十年(590年)至徐州之后，他就一直以此地为立足地。“隋炀昔镇杨越，立四道场，教旨载驰，嵩终谢遣，及登紫极，又有勅征，固辞乃止。”隋炀帝建四大道场，征召靖嵩，他推辞不去。及至登基，又下诏征发，他又拒绝了。门人问其故，他回答说：“王城有限，动止严难。虽内道场，不如物外。沙门名为解脱，如何返以事业累乎？吾曾游两都，屡逢播荡，弊此劳役耳。”大业十年(614年)，靖嵩因病卒于崇圣寺，春秋七十八。“益州道基，昔预末筵，飡风饮德，悼流魂之安放，悲坟隧之荒侵，为之《行状》，广于世矣。”

　　靖嵩的弟子众多，现今可考者有智凝、法护、道基、道因等[13]。其中，智凝、道基、道因等先后至京师长安弘扬《摄论》，法护至洛阳传播《摄论》，卓有成效；道基、道因等又将《摄论》之学传到蜀地。靖嵩一系弟子的表现，无愧于其师祖真谛的期望。

　　2．智凝及其弟子

　　靖嵩门下弟子中，智凝非常独特而且很重要。说起独特，是因为它在靖嵩门下学习可能不足一年；说其很重要，是因为他至长安后竟然将一所新建寺院建设成弘扬《摄论》的核心寺域。然而，甚为可惜的是其英年早逝。

　　释智凝(561？—608年？)，不详姓族，豫州(东汉时治所在安徽省亳州市，以后辖区、治所多变，隋初改洛州为豫州)人。《续高僧传·智凝传》记载：智凝“年小出家，积传师习，经目不忘，并贯怀抱，所诵众经数十万言，须臾便引诵，未尝温故。”由此可见，智凝资质非同一般，“及进具后，日声情望，群宗遥指，恐无后成。”智凝知晓，当时的彭城高僧云集，于是欣然前往。

　　《续高僧传·智凝传》记载：“遂往嵩公，仰谘《摄论》，幽神外动，正义斯临，心若旧闻，再无重请。初讲才讫第二胜相，顾诸徒曰：‘摄论纲旨，都可见矣。’余文无暇更听，便欲制疏，往辞于嵩。嵩曰：‘后生标领，尔并驱邪？恨功未后通，恐乖僻耳。’凝曰：‘蒙法师开明大照，举列可知。失在支诈，故无所虑。’便拜首别焉。时以为夸诞，未之欣尚也。及著疏既了，剖决词宗，依而讲解，声望转盛。”这一段叙述显示，智凝在靖嵩门下听讲《摄论》未曾完成一半，随即就向靖嵩告辞，提出自己撰写注疏。这确实显得很特别。从僧传后面的记载推知，智凝至徐州听《摄论》的时间应该是开皇十年(590年)。依照佛教当时的仪规，沙弥年满二十方许受具足戒，因此，智凝受戒之后，在出家地或者其它地方已经学习了许多经论，也许已熟悉了唯识学的某些经典，因此才会有如此功力。从“及著疏既了，剖决词宗，依而讲解”等等记载看，他确实是具有真才实学的后起之秀。

　　告别靖嵩师，智凝前去京师长安寻求发展。《续高僧传·智凝传》记载：智凝“后赴京辇，居于辩才，引众常讲，亟传徽绪。”从此可知，智凝到长安后住锡于辩才寺。而根据《两京新记》和《长安志》等文献记载，辩才寺的建立与智凝相关。唐韦述《两京新记》卷三(残卷)和宋宋敏求《长安志》卷十在“怀德坊辩才寺”项下记载：“本郑孝王亮隋代旧宅，亮子司空淮安王神通，以开皇十年为沙门智凝立此寺于群贤坊。以智辩才不清寒，因名寺焉。武德二年，徙于此。”此中所说的“郑孝王亮”和“淮安王神通”都是唐代的封号。“郑孝王亮”即李亮，“淮安王神通”即李神通。

　　《旧唐书·海安王传》记载：“淮安王神通，高祖从父弟也。父亮，隋海州刺史，武德初追封郑王。”李神通于隋朝末年停留在京师，当时李渊与李世民等人从太原起兵，李神通与亲人为了躲避官吏追捕，逃入鄠县山区南部，与史万宝、裴绩、柳崇礼等人举兵响应。武德元年(618年)，李神通拜右翊卫大将军，封永康王，寻改封淮安王，为山东道安抚大使。南北朝以及隋代的海州，大致相当于今江苏省连云港一带。由上述疏证可知，辩才寺是开皇十年(590年)李神通舍其父李亮的旧宅建造的。此时李神通尚未发迹。在隋王朝初期，李亮的家族背景不大引人注意，因此，辩才寺在当时是很普通的寺院。这也就印证了《续高僧传·智凝传》所记载的智凝亲自修葺寺院的事实：“辩才一寺，躬事修营，汲灌树植，平坦僧院，初无有阙。长打将了，便就元席。说法既竟，还依福事。章疏之务，手不执文，随时扣寂，对至钟鼓。或一宿施会，赍及百千。或一时外食，嚫兼金帛，皆曾无别念。志存授法，故所在传嗣矣。”在如此鄙陋的寺院，经过不懈努力，智凝不但在京师立足而且也开创了一番事业。

　　如前所说，隋文帝于开皇七年(587年)、开皇十年大规模地在全国征召高僧进京弘扬佛教，后来在京师又立了“众主”统领各大学派。当时，在京城宣讲《摄论》的有昭玄大统昙迁和真谛的弟子道尼。这两位都是皇帝亲自下诏请来的，智凝当时是一位年仅二十九岁的僧人，来京师的目的不是求学，而是自己独立弘法，在当时确实有相当难度。幸运的是，智凝遇到了李神通，很快有了自己的寺院，于此便有了传法的平台。僧传说：“隋文法盛，屡兴殿会，名达之僧，多参胜集。唯凝一人，领徒弘法。至于世利，曾不顾眄，所以学侣成德，实异同伦。”由于上述背景，智凝不参与应酬，不羡慕世利，专心研习《摄论》，不但自己，而且是其徒弟，在京城中都是独树一帜的。“初凝传法关东，无心京讲。”此中所说的“京讲”实际上是指在京城举行盛大的(听讲者往往千人)宣经讲论法会，“有明及法师者，《摄论》嘉名，宗绩相师。凝当其绪，年事衰顿，仍令学士延凝。既达相见，一无余述。但问云：‘黎耶识灭不？’凝曰：‘灭矣。’及乃勇身起坐，抚掌大庆，不久而卒。凝因承及绪，故学者不移其宗。”明及法师是当时地位很高的弘扬唯识经典的僧人，得到了他的赏识，并且继承了明及法师的法席，标志着智凝的成就获得了高度认可。

　　关于明及法师，目前所知有限。如前所引《智凝传》所说“明及法师者，《摄论》嘉名，宗绩相师”，表明在长安他是以《摄论》著名于当时的，而且“宗绩相师”，追随者甚多。道宣《续高僧传》未设本传，但在此书中可查考到道哲和道积曾经在不同时期跟随其学习。

　　《续高僧传·道哲传》记载：释道哲“初投颍川明及法师，学《十地》、《地持》，为同听者所揖。”颍川即今河南省禹州市，依照佛教史籍的惯例，颍川应该是指明及法师当时住寺所在地。道哲少年时皈依明及法师，受具足戒就离开了，时间为隋开皇三年(584年)。此后，道哲于隋仁寿元年(601年)之后，到达长安跟从昙迁研习《摄论》。

　　与道哲不同，道积是明及法师到达长安后的弟子，而且后来又跟从智凝学习《摄论》。从《续高僧传·道积传》中也可推出明及法师大致的圆寂年代。

　　释道积(568—636年)，河东安邑(今山西省运城市东)人，俗姓相里，名子材。《续高僧传·道积传》记载：道积“年二十，将欲出家，未知所适，乃遇律师洪湛，见而异之，即为剃落，晦迹双岩。又依法朗禅师希求心学，绝影三载，不出山门。开皇十三年，辞师擐钵，周行采义，路经沧冀，就远行寺普兴法师，寻学《涅槃》，庆所未闻，乃经四载，情通三事，为门学所推。至十八年，入于京室，供宝昌寺明及法师谘习《地论》，又依辩才智凝法师《摄大乘论》，于十义熏习、六分转依、无尘唯识，一期明悟。仁寿二年，又往并州武德寺沙门法棱所，听采《地持》，故得十法三持，毕源斯尽。”这一段话将道积的师承及所学讲得很清楚。

　　开皇十三年(593年)，道积至沧冀就普兴法师学《涅槃》四年。开皇十八年，进入京师礼明及法师学习《地论》，此后又依止辩才寺智凝法师学习《摄论》，仁寿二年(602年)离开京师至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学习《地持经》。此中，道积大概在智凝处学习了四年左右。

　　仁寿四年七月，隋文帝驾崩，炀帝即位，杨谅于并州起兵反抗炀帝，道积于是“与同侣素、杰诸师，南旋蒲坂。既达乡壤，法化大行。”此中的“素、杰诸师”就是神素和道杰。

　　道积至蒲州，“先讲《涅槃》，后敷《摄论》，并诸异部，往往宣传。及知命将邻，偏弘《地持》，以为诫勖之极，特是开心之要论也。故成匠道俗，并润朱蓝，结宗慈训，远近通洽。”可见，道积最终是以宣讲《涅槃经》、《摄论》、《地持经》为要务的，而其住寺则是蒲州(今山西省永济市)的普救寺。他在普救寺实现了沙门宝澄于隋初未完成的创营百丈弥勒大像的遗愿，“修建十年，雕庄都了，道俗庆赖，欣喜相并。”经过道积多年经营，普救寺“园硙田蔬，周环俯就，小而成大，咸积之功。”普救寺俨然成为义学繁荣、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寺。

　　道积圆寂于贞观十年(636年)九月十七日，春秋六十九。从僧传的叙述看，由于道积的努力，普救寺于隋末战乱中未曾遭到破坏。《续高僧传·道积传》记载：“仆射裴玄真宠居上宰，钦其令问，频赠香衣。刺史杜楚客，知人之重，造展求法。”唐贞观三年昔日宰相裴寂被贬回乡，文中所叙述不能确定是此前之事，还是此后所发生。贞观四年后任蒲州刺史的杜楚客，也曾前往道积所在寺院求法。

　　从上述对道积行历的叙述中可以见出，道积所竭力弘扬的是《摄论》，而传中明言其学得之于智凝，而《智凝传》中又说，明及法师者是以《摄论》嘉名的，且在于智凝相见不久“抚掌大庆，不久而卒”，将这些材料通观，则可以推出道积在跟随明及学完《地论》后未来得及学习《摄论》，明及就圆寂了，道积遵其师遗嘱跟随智凝学习《摄论》。《续高僧传·智凝传》说，“凝因承及绪，故学者不移其宗”。可知在明及圆寂后，智凝继承了明及法师的遗绪。由此，智凝在长安的弘法事业进入了新阶段。其时就是道积至长安礼明及法师学《地论》的时间，即开皇十八年(598年)之后不久。

　　《续高僧传·智凝传》说：智凝“居于辩才，引众常讲，亟传徽绪”，而“后住禅定，犹宗旧习”。此中所说的“禅定”是指禅定寺。此寺是隋文帝为献后所建，当其于仁寿三年(603年)建成之时，文帝专门下诏征集高僧入住，智凝也被选入。

　　关于智凝的圆寂时间，僧传中说“大业年中，卒于住寺，春秋四十有八”，时间不具体，但从其叙述分析，其生年不会晚于570年。智凝开皇十年(590年)已至京师谋求独立发展，因此，可以相信上引文中的“大业年中”之语是比较准确的用法，即大业四年至大业八年之间，姑且取大业四年(608年)为其圆寂的可能时间，如此则确定其生年为561年。

　　智凝虽然享年不多，但“志存授法，故所在传嗣矣”，入门弟子还是不少的。“有学士灵觉、道卓，并蜀土名僧，依承慧解，擅迹京室。晚还益部，弘赞厥宗，故岷洛《摄论》，由之而长矣。”灵觉、道卓二位弟子将智凝的《摄论》之学传播到益州(今四川省成都市)，而道积则在蒲州传扬《摄论》之学。除此之外，现今可知的智凝弟子还有智则和僧辩。

　　关于道卓，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一记载：“益州郭下法成寺沙门道卓，有名僧也。大业初，雒县寺塔无人修葺，才有下基。卓乃率化四部，造木浮图，庄饰备矣。”雒县,即今四川省广汉市。此记载，道卓在大业初年在蜀地修塔寺。这两种记载，都出自道宣，地名能对得上，应该是同一僧人。顺便指出，后来进入玄奘译场的蒲州道卓并非此僧。

　　关于智则，《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有传。释智则，姓凭，雍州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人。“二十出家，止辩才寺。听凝法师《摄论》四十余遍。”尽管智则在智凝门下听闻《摄论》四十多遍，但其并不是以宣讲《摄论》见长，道宣将其列入“感通”篇主要表彰的是其类似于头陀行的修为。道宣于文中说：“销声京邑，将五十载。财法食息，一同僧伍。房施单床，上加以荐。瓦椀木匙，余无一物。……则虽同僧住，形有往来，门无开闭，同房僧不知灵异，号为狂者。……则性嗜馎饱。寺北有王摩诃家，恒令办之，须便辄往。因事伺候，两处俱见，方委分身，而言行相投，片无瑕谬。自贞观来，恒独房宿，竟夜端坐，嘅[口*敕]达曙。余亲目见，故略述其相云。”道宣以智则为辩才寺僧人，可见其出家之后一直住于此寺。文中说“余亲目见”并未写其圆寂日，可见，在道宣此书初稿完成时的贞观十九年(645年)，智则仍然健在。文中又说“销声京邑，将五十载”，可推知其法腊不少于五十年。如此则可知，智则大概是于开皇十五年(595年)之后开始听闻智凝讲《摄论》的，由此至离开辩才寺或圆寂时止，智凝至少宣讲《摄论》四十余遍。

　　与智则住于辩才寺但不大可能宣讲《摄论》不同，僧辩是智凝在京师弘扬其说的得力弟子。

　　释僧辩(568—642年)，俗姓张，其祖本是南阳人，后迁移至冯翊(今陕西省大荔县)。根据《续高僧传·僧辩传》记载：“年甫七岁，日诵千言，时以奇之，声于乡壤。十岁，欣仰道法，思欲出家，局以公宪，未蒙剃落，乃听《维摩》、《仁王》二经，文义俱收，升座覆述，宣吐教理，有称于时。”根据其卒年以及“局以公宪”等推知，他出家的想法产生于北周灭法之后。最终以开皇元年(581年)出家为沙弥，“受具已后，专寻经论。时有智凝法师，学望京华，德隆岳表，辩从问知津。”一般而言，沙弥二十岁受具足戒，僧辩应于开皇八年受具足戒，但智凝开皇十年方才至长安，由此可知，他应该属于智凝较早的弟子之一。当时的智凝以弘扬《摄论》为要务，因此，僧辩一定是跟随智凝学习《摄论》，“乃经累载，承席覆述，允合同伦，遂使旁疏异解，曲有正量。识者佥悟，击其大节。”可见，僧辩已经将其师最精髓的学问学到手了。

　　如前所说，智凝于仁寿三年(603年)离开辩才寺至禅定寺，而大业三年(607年)大禅定寺建成，僧辩即被征召入大禅定寺弘法，“众复屯之，欣其开解”，于此寺开讲《摄论》是其常课。“武德之始，步出关东，蒲虞陕虢，大弘法化。四远驰造，倍胜初闻。”唐初，他离开长安，先在关中东部，后至今河南、山西一带弘扬《摄论》。曾经住于芮城(今属山西省)，“将开《摄论》，露缦而听，李释同奔，序王将了”，有道士前来辩诘，僧辩一一破解反驳。“辩虽乘此胜，而言色不改”，时人都佩服其度量。

　　后来，僧辩又回到长安。至于其时间，《续高僧传·玄奘传》记载，玄奘曾经跟从其学习《摄论》，因此，可能在武德末年或贞观元年(627年)又回到长安。如《续高僧传·僧辩传》说：“贞观翻经，被征证义。弘福寺立，又召居之。”此中说两件事。贞观元年，梵僧波罗颇迦罗蜜多罗到达大兴善寺。贞观三年三月，朝廷征召京城名僧协助翻译经典，僧辩也被推举证义，协助其译出《宝星经》、《般若灯论》、《大庄严论》等三部三十五卷经论。弘福寺为唐太宗贞观八年为穆皇后追福所建，僧辩大概在征召高僧时被选入，直至贞观十六年(642年)六月十三日卒于此寺，春秋七十五。

　　关于僧辩的所学，《续高僧传》中还记载了他向道岳学习《俱舍论》的经历。《僧辩传》记载：“《俱舍》一论，振古未开。道岳法师命章构释，辩正讲论，废而听之。随闻出钞三百余纸。”而《道岳传》则记载：道岳于大业八年(612年)被召住大禅定道场，而此时此寺僧众三百余人，“令听风规，互相推谢。岳以后至名重，学不从师，虽欲播扬，未之有许。时有同德沙门法常、智首、僧辩、慧明等，并名称普闻，众所知识，相为引重，创为请主。……遂以三藏本疏判通《俱舍》。”如前所叙述，僧辩于大业三年已入住大禅定寺并开讲《摄论》，道岳后至而年轻，因此才有上述引文所说的“虽欲播扬，未之有许”的情形。在僧辩等僧人的推举下，道岳得以在大禅定寺宣讲《俱舍论》，而僧辩也认真地倾听其讲授，并且出疏抄三百余纸。

　　总之，僧辩终其一生是以宣讲《摄论》为主的论师，对于发挥师说，弘传唯识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僧传说他“约时讲说，不替寒温。异学名宾，皆欣预席。故使海之内外，僧杂华夷，不远万里，承风参谒。”他撰有《摄论疏》、《中边论疏》、《唯识思尘论疏》、《佛性论疏》等著述，在当时广泛流布。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现存敦煌文献S.2048《摄论章》卷第一，被现今学者考证为智凝著作的残卷。[14]从目前资料所显示，证据是充分的。此写本最后有题记：“仁寿元年八月二十八日，瓜州崇教寺沙弥善藏，在京辩才寺写《摄论疏》，流通末代，比字校竟。”[15]题记说明了此本《摄论章》是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在京城长安辩才寺抄写。如前文所叙述，辩才寺为智凝所创建，而仁寿三年之前，智凝常住此寺宣讲弘扬《摄论》，而此寺的其它僧人基本上应该是其弟子或者前来听讲请教者，因此，流通于此寺的《摄论》注疏最大可能是智凝所作。

　　3．法护

　　在靖嵩弟子中，法护是长住洛阳而传播弘扬《摄论》的义学高僧。道宣所写传记虽短，但从文中可见时人对其评价很高。

　　释法护(576—643年)，姓赵，本赵郡人，后来搬迁至济阴(今山东省定陶县)。根据《续高僧传·法护传》记载：他十二岁丧父，未几又丧母，十五岁出家为沙弥。“自是广讯经诰，访无远近。遂往志念所听《毗昙》，法彦所听《成实》，纵横累稔，参预前踪。又听律部，薄闲持犯。”此中未提及法护受具足戒的时间，当时的一般惯例是受具足戒成为比丘后研习律部。从在这个角度可推知，法护在作沙弥起先后跟从地论师出身的志念学习《毗昙》，跟从法彦学习《成实论》，受大戒后则研习了一段时间的戒律。

　　在正式成为比丘之后，即不早于开皇十七年(597年)，法护“又往彭城嵩论师所，以是《摄论》命家，海内标仰，伏膺请益，无所辞焉。指授幽明，曲尽玄致。大业三年，度僧化远，护应此诏，名沾安陆。”从《续高僧传·法护传》的这一段叙述可知，法护于大业三年(607年)之前的近十年都在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靖嵩门下学习《摄论》。大业三年，隋炀帝征召高僧至各地弘法，法护应召至安陆(即湖北省安陆市)弘法，但为时不久。《续高僧传·法护传》记载：“俄而有勅，远召艺能，住内道场，时年三十有二。既居慧日，高彦成群，常讲《中观》、《涅槃》、《摄论》。”大业四年(608年)，三十二岁的法护又被征召至东都洛阳隋炀帝设立的内道场慧日道场，于此寺宣讲《涅槃经》和《摄论》等。有史料记载，此时的“东都慧日，盛弘法席，《涅槃》、《摄论》，轮驰相系。”[16]刚出家为沙弥的玄奘曾经在此寺听习《涅槃经》和《摄论》。

　　《续高僧传·法护传》记载：“伪郑既降，太宗初入，别请名德五人，护居其列。自此校角《摄论》，去取两端。”这一段文字记载的是隋末唐初法护的弘法历程。由于史料的散佚，这段文字颇多费解之处。从政治演进言之，隋炀帝被杀后，王世充建郑独立。武德四年(621年)四月，王世充投降，郑灭。也就是说，隋亡唐朝廷建立后，法护仍然在当时由王世充控制的洛阳慧日寺内。《续高僧传》有几篇传记都涉及到唐朝廷对于割据政权被除灭之后，甄别甚至沙汰当地佛教僧人的事情。如《续高僧传》卷二十四《慧乘传》记载： 会隋室分崩，唐皇御历。武德四年，扫定东夏。有勅伪乱地僧，是非难识，州别一寺留三十僧，余者从俗。上以洛阳大集名望者多，奏请二百许僧住同华寺，乘等五人勅住京室。于时乘从伪郑，词被牵连。主上素承风问，偏所顾属，特蒙慰抚，命住胜光。

　　此中的“上”是当时的秦王、道宣写作时的皇上。依据上文所说，秦王在甄别洛阳僧人之后，选择五人敕住京师长安。如此参照，则可知前述引文中所说的“太宗初入，别请名德五人，护居其列”等语说的是法护被秦王李世民选为进京的“五大德”之一。从《续高僧传》中仍可考辨出“名德五人”中的四位。《续高僧传·智实传》记载：“武德之岁，初平郑国。三大法师慧乘、道宗、辩相等，西赴京师。主上时为秦王，威明寓内，志奉释门，乃请前三德并京邑能论之士二十余僧，在弘义宫，通霄法集。”《续高僧传·道岳传》记载：“又初平郑国，有宗法师者，神辩英出，时所异之。皇上延入内宫，立三宗义。”如此可知，慧乘、道宗、辩相、法护等是同时被秦王选进京的“五大德”，其中，慧乘、辩相、道宗都住于胜光寺，法护在长安的住寺不明。

　　法护住于长安某寺，仔细地研究(“校角”)《摄论》。然道宣“去取两端”的含义殊难解释。而道宣的如下评论则透露出法护的解释非常独特而深刻：“以新本确削，未足依任，而护独得于心。及唐论新出，奄然符会，以为默识之有人焉。”这些特色大概主要体现在法护撰写的《摄论指归》等二十余篇之中。

　　贞观十二年(638年)，法护被“勅召，入龙潜宅天宫寺，仍知寺任。勉人以得，众穆如也。”天宫寺是太宗舍昔日旧宅而建的寺院，法护由长安被征召至洛阳任此寺的住持。贞观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法护卒于天宫寺，春秋六十八。

　　道宣评价说：“护善外书，好道术，约己薄食，解衣赡寒。结带终岁，不饰容貌……然好施忘倦。房无圭勺之储，但一床一蹬而已。”道宣又记载说：“嵩山沙门智大者，年九十余。傲然恬素，不出三十余年。闻哀杖策而至，尽哀曰：‘经论之士，精苦之伦，代有人矣。至于纯直自然，识量通雅者，斯人殁后，因绝踪矣。’”看来能够撼动这位九十岁高僧下山至天宫寺吊唁的，确实是饱学经论与“纯直自然”、“识量通雅”融合之后的魅力。

　　法护的弟子，未见记载。从上述叙述推测，想必不在少数。

　　4．道基

　　道基既是地论和毗昙大师志念的弟子，又是摄论大师靖嵩的弟子。玄奘曾经在成都专门向他学习《摄论》或者“毗昙”。

　　释道基(577？—637年)，俗姓吕氏，河南东平人。根据《续高僧传·道基传》的记载，他十四岁时，“负帙游于彭城，博听众师，随闻成德，讨论奥旨，则解悟言前。披折新寄，则思超文外。故徐、许腾其明略，河海重其义方，致使侪等高推，前修仰止。”从这一段不很具体的描述中不能直接获得道基的学习行历，参照其它记载则可略知一二。

　　《续高僧传·靖嵩传》记载说：“益州道基，昔预末筵，飡风饮德，悼流魂之安放，悲坟隧之荒侵，为之《行状》，广于世矣。”这是说，道基曾经在靖嵩晚年时入靖嵩门下学习经论，在靖嵩圆寂之后撰写《行状》，流通于世。靖嵩开皇十年(590年)到徐州传播《摄论》，道基十四岁(591年)到徐州时，靖嵩已经到徐州，因此，道基拜靖嵩为师应是事实，至于具体时间则可能稍晚几年，但不会晚于大业元年(605年)。靖嵩于大业十年圆寂于徐州，当时道基在洛阳，为其师撰写了《行状》。

　　《续高僧传·志念传》记载说：“益州福成寺道基法师，慧解通征，祖习有所，乃为之《行状》，援引今古，文质存焉。”此中的“祖习有所”是说道基曾经在志念门下学习经论。志念曾经是著名的地论师，后来是著名的毗昙师。开皇末年在晋阳大兴国寺宣讲《大智度论》和《杂阿毗昙心论》，仁寿二年(602年)至长安讲经说法百有余日，此后又回晋阳宝基寺弘法。隋炀帝即位，志念回到“沧溟”即沧州弘法。大业四年(608年)，志念卒于沧土。《道基传》所说“河海重其义方”，似乎是暗示道基曾经跟随志念到了沧溟。但不管如何，道基跟随志念很久是肯定的，因为他独立讲经论，一开始讲的就是《杂心论》。

　　从《续高僧传》的叙述看，道基至大业元年(605年)开始了独立的传法讲经活动。《续高僧传·道基传》记载说：“隋太尉尚书令杨素，负材经国，任总权衡，尝奉清猷，躬申礼敬，叙言命理，噎叹而旋。顾诸宰伯曰：‘基法师，佛法之后寄也。自见名僧，罕俦其匹。’即请于东都讲扬《心论》。既夙承风驾，体预当衢，游刃众部，玄机秀举。遂能谈写河倾，响对雷动。”《隋书·杨素传》等记载，杨素是大业元年二月升迁为尚书令，三月敕其营建东京洛阳。如《道基传》所说：“于时大业初岁，隋运会昌，义学高于风云，搢绅峙于山岳，皆拥经讲肆，问道知归，踵武相趋，遐迩鳞萃。乃缵《杂心玄章并抄》八卷，大小两帙，由来共传。”由此可见，道基在洛阳竭力弘扬的是《杂心论》。

　　大业五年(609年)后，道基住于洛阳慧日道场，“遂即对扬《玄论》，允塞天心。隋后解统玄儒，将观释府，总集义学，躬临论场，銮驾徐移，鸣笳满于驰道，御筵暂止，驻驆清于教门。自大法东流，斯席为壮观也。”僧传中记叙了他于大业五年后，在隋炀帝皇后萧氏亲自参加的一次讲经法会上的表现。“时仗辩之徒，俱开令誉。及将登法座，各擅英雄，而解有所归，并揖基而为玄宰。”当时欲大展宏图者很多，然大众共推道基为主讲，“既居众望，经纶乃心，便创举宏纲，次光帝德，百辟卿士，咸异向而共嗟焉。”此中所说的“玄论”不知确指，然不外乎《杂心论》和《摄大乘论》两种。

　　隋末天下大乱，道基逃离中原，先住锡南郑(今陕西省南郑县)，其后至巴蜀。于此，道基“敦阅大乘，弘扬《摄论》，厘改先辙，缉缵亡遗，道迈往初，名高宇内。”在四川，道基弘扬《摄论》颇为有力。道基又“以听徒难袭，承业易迷，乃又缀《大乘章抄》八卷，并词致清远，风教伦通，故览卷履轼，若登龙门焉，信鸿渐之有日矣。”

　　从玄奘兄弟对待道基的态度可以推知，道基在洛阳时期地位很高，深受时人尊崇。《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卷一说：“初炀帝于东都建四道场，召天下名僧尼焉。景、脱、基、暹，为其称首。”此中的“基”即指道基。《续高僧传·玄奘传》则记载说：

　　大业余历，兵饥交贸，法食两缘，投庇无所。承沙门道基化开井络，法俗钦仰，乃与兄从之，行达长安，住庄严寺。又非本望，西踰剑阁。既达蜀都，即而听受《阿毗昙论》，一闻不忘，见称昔人，随言镜理，又高伦等。至于《婆沙广论》、《杂心玄义》，莫不凿穷岩穴，条疏本干。然此论东被，弘唱极繁，章钞异同，计逾数十，皆蕴结胸府，闻持自然。至于得丧筌旨，而能引用无滞，时皆讶其忆念之力，终古罕类也。基每顾而叹曰：“余少游讲肆多矣，未见少年神悟若斯人也。”席中听侣，佥号英雄，四方多难，总归绵益，相与称赞，逸口传声。

　　依据此中所说，玄奘兄弟之所以到成都，一个重要原因是追随道基而来。玄奘在道基门下听其讲授《杂阿毗昙心论》一遍。

　　对于道基，道宣评价颇高：“故贞观帝里宇内，知名之僧，传写流辉，实为符契。但以世接无常，生涯有寄，将修论疏，溘尔而终。”这是说，贞观年间，道基身虽在蜀川，然其著述却广泛流传。他本打算修订著述，却不幸于贞观十一年(637年)二月圆寂于成都福成寺，春秋六十有余。

　　关于道基的著述，《续高僧传·道基传》记载有《杂心玄章并抄》八卷和《大乘章抄》八卷。然高丽义天编《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三又记载道基有《摄论义章》十卷或五卷[17]，《东域录》记载道基有《摄论章》四卷[18]，《诸宗章疏录》记载其有《摄论章》三卷[19]。可见，道基确实有《摄论章》三卷或四卷，只是分卷不同。根据当代学者考证，日本凝然《华严孔目章发悟记》卷十四、十五、十六、十八中，有大量道基《摄论章》的引文。[20]而收于《大正藏》第85卷的大屋德城所藏敦煌写本《摄大乘义章》卷第四，经考证也是道基的著作。[21]

　　5．道因

　　与道基相仿，道因也是靖嵩的重要弟子，武德年于蜀川弘扬《摄论》，后来回到长安参与玄奘译场，经历颇为丰富。关于道因的生平，宋代赞宁《宋高僧传》为其立本传。道因圆寂之后，他的弟子玄凝于龙朔三年(663年)，请中台司藩大夫李俨撰文、欧阳通书《益州多宝寺道因法师碑文并序》，此碑现存[22]。经过参校可知，赞宁的文字脱胎于此碑文，没有大的差别。

　　释道因(587—658年)，姓侯氏，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县)人。年甫七岁丧父，免丧之后即发愿出家，“便诣灵岩寺求师诵习，曾不浃旬，通《涅槃经》二帙，举众惊骇，谓为神童。落发已来，砥砺其行，揣摩义章，即讲《涅槃》，宿齿名流，咸所叹服。及升上品，旋学律仪。”这是《宋高僧传》的说法。《道因法师碑》记载：“寻讲《涅槃》、《十地》，洞尽幽微，宿齿名流，咸所叹异。及受具戒，弥复精苦，若浮囊之贞全，譬圆珠之朗洁。始听律义，遍讫便讲，辨析文理，综核指归。《十诵》之端，五篇之赜，写瓶均美，传镫在照。”此碑的三个细节被赞宁删除：一是道因曾经学习过《十地经论》，二是道因学习的律本是《十诵律》，三是“始听律义，遍讫便讲”，可见，道因学律的时间不会太长。此中所说的灵岩寺应该是指位于泰山北麓的灵岩寺，此寺是东晋僧朗所创建，南北朝至隋唐都以道风整肃著名。道因在此寺历经沙弥、受具足戒以及学律数年等修道过程。

　　道因求学的主要历程就是于彭城(即江苏省徐州市)听靖嵩法师讲《摄论》。对此，《宋高僧传·道因传》记载：

　　又于彭城嵩法师所，传《摄大乘》。嵩公懿德玄猷，兰熏月映，门徒学侣，鱼贯凫趋，讲室谈筵，为之嚣隘，遂依科戒而为节文。年少沙门且令习律，晓《四分》者，方许入听。因夏腊虽幼，业行攸高，独于众中，逈见推揖，每敷《摄论》，即令覆讲。

　　此文较仔细地叙述了靖嵩法师教授徒子的方法。由于入其门下的学僧太多，靖嵩采取的是依照僧腊排序单独辅导的方式。道因僧腊少，因此推测他大概是受大戒一两年之后就拜靖嵩学习《摄论》的，起始时间大概为大业五年(609年)前后。

　　在靖嵩门下学习数年之后，道因又回到泰山。在泰山隐居四年，道因下山打算去洛阳。僧传中说“属昏李陵夷，法纲严峻，僧无徒侣，弗许游方”，似乎应该是指李密瓦岗军的事情。在大业十二年后，瓦岗军逐渐控制了泰山一带地区。道因想去洛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洛阳在大业年间是北方佛教除长安之外的第二大中心，二是当时的洛阳相对而言尚显稳定。如此推知，道因下山不会晚于大业十三年(617年)，这年二月十九日，李密称魏公，设坛登基，改元魏公元年，史称大魏。当时的洛阳仍然由隋将王世充控制。道因于洛阳停留“未几，因避难三蜀，居于多宝寺。”洛阳的严重混乱发生于大业十四年。而在大业十三年前后，很多僧人逃离了洛阳。道因可能是在此年逃离的，因为隋炀帝被杀、王世充立郑国后，僧人已经不能自由出入洛阳了。

　　将上述背景事实连缀起来可知：道因于大业三年(607年)受具足戒，一两年后至靖嵩门下学习《摄论》，三、四年之后，即大业十三年前后又回到泰山隐居，四年之后又离开泰山，先至洛阳，不久就前往四川，居于成都多宝寺。

　　道因至成都之后，“好事者素闻道誉，乃命开筵《摄论》、《维摩》，听者千数。”赞宁《道因传》以宝暹法师来说明道因佛学素养之高深。相比于三十余岁的道因，宝暹属于前辈，“学徒来请，接武磨肩。暹公傲尔其间，仰之弥峻，每至因之论席，肃然改容，沈吟久之，方用酬遣。因抗音驰辩，雷惊波注，尽妙穷微，藏牙折角。”这是说，宝暹有时也参加道因的讲习并且很谨慎地提出问难，而道因的回答则神采飞扬。

　　道因至成都不久，四川就归附于唐王朝。《宋高僧传·道因传》记载：道因感于都市寺院的喧嚣，“乃于彭门山寺，习道安居。此寺往经废毁，院宇凋弊，因慨然构怀，专事营缉，未移再稔，蔚成净场。又以九部微言，三界式仰，缅惟法尽，将翳龙宫，遂于寺之北岩刻书经典，穷多罗之秘[袌-包+矢]，尽毗尼之正文。”关于彭门山，唐代《元和郡县志》记载：“导江县灌口山西岭有天彭阙，亦曰天彭门。”导江县即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彭门山后来称之为灵岩山，建于彭门山的这座寺院当时的名字是光化寺，后来称为灵岩寺。从前引文字可知，光化寺建寺时间很早，道因至此山时，寺院荒败，他经过多年经营，使其成为当时的一大道场。道因又于寺院北崖刻写石经，以图佛教经典万世不毁。现今在灵岩寺附近发现两个蔵经洞，石经藏在用砖砌成的拱形洞中，每两块经板之间垫有开元钱若干枚。石经板高1尺2寸，宽2尺4寸，两面都刻有字。今灌县文管所保存600块残片。粗略估计，全部经板当在1000块以上，其中多为唐以前所译，也有唐代才译的。从今存的《大般若经》第一百八十八卷石板侧所刻的“大唐大历三年”字迹可知，这一刻经活动至此大历三年(768年)仍然在继续，前后历50余年之久。

　　《宋高僧传·道因传》都说，道因在四川时期获得了历任最高长官的崇信。其文说：“益州总管邓国公窦琎、行台左仆射替国公窦轨、长史申国公高士廉、范阳公卢承庆，及前后首僚，西南岳牧，并国华朝秀，重望崇班，共籍芳声，俱申虔仰。”经过查对《旧唐书》中的记载可知，邓国公窦琎任益州总管的时间是武德元年(618年)至武德三年，窦轨于武德三年迁益州道行台左仆射直至贞观元年(627年)底为洛州都督止；贞观二年正月任命蜀王李恪为益州大都督、高士廉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至贞观五年高士廉离任。而《旧唐书·卢承庆传》记载：卢承庆于“永徽初，为褚遂良所构，出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遂良俄又求索承庆在雍州旧事奏之，由是左迁简州司马。”经过查考文献可知，道因至长安的时间是贞观十九年六月，如此则道因在四川时应不会见到卢承庆。记载道因事迹的《道因法师碑》要早于《旧唐书》的编撰时间。因此，还不好断定是请托写碑文的道因弟子提供的材料不准确，还是《旧唐书·卢承庆传》漏记了一些内容。

　　现存的有关道因的史料都表明，道因晚年被征召至长安参与了玄奘的翻译活动。《宋高僧传·道因传》记载：“既而清猷远畅，峻业遐昭，遂简宸衷，乃纡天綍，追赴京邑，止大慈恩寺，与玄奘法师翻译，校定梵本，兼充证义。奘师偏奖赏之，每有难文，同加参酌，新翻弗坠，因有力焉。”这一段话与《道因法师碑》内容甚至文字都基本相同，但未交待道因参与玄奘译场的起止时间。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则记载：贞观十九年(645年)夏六月“证义大德、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即京弘福寺沙门灵润、沙门文备，罗汉寺沙门慧贵，实际寺沙门明琰，宝昌寺沙门法祥，静法寺沙门普贤，法海寺沙门神昉，廓州法讲寺沙门道深，汴州演觉寺沙门玄忠，蒱州普救寺沙门神泰，绵州振向寺沙门敬明，益州多宝寺沙门道因等。又有缀文大德九人至，……。”道因是第一批被拣选充任玄奘译场证义的十二位高僧之一，可见其地位和水平已经不同一般。但值得注意的是，现存的玄奘译本的署名中都再未出现道因的法号，留存完整的译场人员组成的名单也是如此。如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至第二年五月十五日开始翻译《瑜伽师地论》时，人员略有调整：笔受八人、缀文八人、正字一人、证梵语一人、证义七人，共二十五人[23]，序文甚至列出了各卷的分工，但无道因之法号。高宗显庆元年(656年)七月廿七日，玄奘在大慈恩寺翻译《大毗婆沙论》时，参加的人员有笔受五人、证义七人、缀文四人、执笔二人、正字二人，共二十人。[24]此中也无道因之法号。玄奘翻译经典的地点，先在弘福寺，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之后主要在大慈恩寺、西明寺、玉华寺，间在皇帝的行宫等。综合上述资料推测，道因初至长安，大慈恩寺尚未建成，因此很大可能住于玄奘译经之寺院弘福寺。至于大慈恩寺建成后，道因是否仍然参与玄奘译场，从留存的有关玄奘翻译活动的资料中找不到证据证伪或证实，因而只能暂时相信碑文的说法，道因曾经住过大慈恩寺，也许不一定是入玄奘译场。

　　道因在长安协助玄奘法师翻译佛典为时不久，就应慧日寺寺主楷法师之邀至慧日寺宣讲经论。《宋高僧传·道因传》记载说：“慧日寺主楷法师者，聪爽温赡，声蔼鸿都，首建法筵，请开奥义。帝城缁俗，具来谘禀，欣焉相顾，得所未闻。因研几史籍，尤好老庄，咀其菁华，含其腴润，包四始于风律，综五声于文绪，故所讲训，内外该通。”从这些记载看，道因晚年至长安终于有机会在帝都展现其讲经说法的风采。对于文中说的楷法师，有资料表明应该是玄楷法师。唐智升《续古今译经图纪》卷一记载：“沙门阿地瞿多，唐言无极高，中印度人。学穷满字，行洁圆珠，精练五明，妙通三藏。以天皇永徽三年壬子正月，广将梵本，来届长安，勅令慈恩寺安置。沙门大乘琮等一十六人，英公鄂公等一十二人，请高于慧日寺浮图院，建陀罗尼，普集会坛，缘坛所须，并皆供办。法成之日，屡降灵异，京中道俗，咸叹希逢，沙门玄楷等遂固请翻其法本。后以四年癸丑至五年甲寅，于慧日寺，从《金刚大道场经》中撮要钞译集成一部，名《陀罗尼集经》一十二卷，沙门玄楷等笔受。”[25]

　　总之，道因法师的最后几年是在玄楷法师的盛情邀请下，在宣讲经论中度过的。道因法师圆寂于长安慧日寺，时为显庆三年(658年)三月十一日，春秋七十二，距其来长安已十三年。

　　关于道因法师终其一生讲过的经典，《宋高僧传·道因传》记载：

　　专业者，《涅槃》、《华严》、《大品》、《维摩》、《法华》、《楞伽》等经，《十地》、《地持》、《毗昙》、《智度》、《摄大乘》、《佛地》等论，及《四分》等律。其《摄论》、《维摩》，仍著章疏，已而能事毕矣。

　　可见，其学非常广博，但仍以《摄大乘论》为主业，并且有《摄大乘论疏》流通。道因的另一重要事业是刻写石经。此已经于前述。道因圆寂于京城，但其徒于显庆四年(659年)正月运其尸体归益州，并且于二月八日窆于彭门光化寺石经之侧。“道俗送葬，数有数千。弟子玄凝等，嗣其香火。”至龙朔三年(663年)，因其弟子请求，中台司藩大夫李俨制碑，欧阳通书写。此碑今存，成为书法精品。将此举与光化寺石经之刻写至少延续至开元年联系起来考虑，道因归葬光化寺是大有深意的。而此寺石经的成功，恐怕与道因弟子的相续努力分不开。至少嗣其香火的玄凝是不会不努力事之的。

　　四、曹毗一系传承

　　曹毗的弟子众多，然目前可知者仅有禅定寺僧荣、日严寺法侃等，而这两位摄论师也代有传人。

　　1．法侃及其弟子道抚

　　释法侃(551—623年)，姓郑氏，荥阳(即河南省荥阳市)人。根据《续高僧传》卷十一《法侃传》记载：法侃弱年从道，“闻泰山灵岩行徒清肃，瑞迹屡陈，远扬荥泽，年未登冠，遂往从焉。”此中是说，法侃在接近二十岁时，前往泰山的灵岩寺。而此寺是当时著名的清修之所，以禅法著名。如《续高僧传·灵润传》记载，灵润“闻泰岳灵岩寺僧德肃清，四方是则，乃杖策寻焉。”法侃“会彼众心，自欣嘉运。及进具后，励节弘规，预在清训，务机登践。”[26]如此可知，法侃是在灵岩寺受的具足戒。受戒之后，他“周流讲席，博览群宗，随闻戢戴，有伦前达。有渊法师，道播当时，雄杰推指，妙通《十地》，尤明《地持》，侃又从焉，听其开释。”此中的“渊法师”师承不明，但属于地论师无可置疑，因此，法侃早期接受的是地论学派的教诲。

　　根据《续高僧传·法侃传》记载，在北齐灭亡齐境毁佛风声鹤唳之时，法侃南渡“江阴，栖迟建业，听采新异，蓥饰心神。摄虑缘求，拟诸漆木。陈平之后，北止江都安乐寺。有曹毗者，清信士也，明解《摄论》，真谛亲承。侃乃三业归从，玄义请决，即开融胜相，覆叙所闻，毗自听之，恐有遗逸。侃每于隐义，发明铺示。既允惬当，毗皆合掌称善。”从这一记述可知，法侃于577年南下通过江阴至建康，于其地讲席学习各种经论。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之后，法侃北上至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于江都安乐寺，跟从真谛弟子曹毗学习《摄论》，从而上接真谛法系，成为影响很大的摄论师。

　　隋平陈以后，开皇十年(590)晋王杨广受命为扬州总管。如《续高僧传·法侃传》所记载：“隋炀晋蕃，昔镇扬越，搜举名器，入住日严。以侃道洽江溽，将欲英华京部，乃召而隆遣。”关于日严寺，现存的资料都说是隋炀帝所建造[27]。然不管此寺建于晋王入长安之前还是之后，在晋王入长安后将江南很多高僧召至长安，住于日严寺。如《续高僧传》卷九《智脱传》记载：隋炀帝昔在江都，“初建慧日，盛搜异艺，海岳搜扬，脱以慧业超悟，爰始沾预。……后随帝入京，住日严寺。”隋炀帝为晋王时住于籓地，一年一朝。然以开皇二十年入朝后被立为太子。智脱大概是此年随晋王入长安的。对照《法侃传》与《智脱传》的写法可知，法侃应该是晋王在长安稳定立足之后被召入长安的。因此，法侃入长安住日严寺不会早于仁寿元年(601年)。“既达本寺，厚供礼之。盛业弘被，栖心止观。时复开道唯识，味德礼忏。匠益惰学，亟动物心。”可见，法侃一到长安就以弘扬唯识学为要务。仁寿二年，法侃参加奉安舍利的活动，赴宣州安置舍利。完成任务后，回到京邑，“讲授相寻”，仍然以讲授《摄论》为主业。

　　大唐建立，朝廷设立“十大德”来管理佛教事务。“时大集僧众，标名序位，侃仪止肃然，挺超莫拟，既德充僧望，遂之斯任。恂恂善诱，弘悟繁焉。”关于“十大德”设立的时间，从《续高僧传·保恭传》所记，可推定为武德三年(620年)[28]。唐初的“十大德”实际上是朝廷所设立的由僧人组成的管理机构，即一般所说的僧官。法侃为其之一，说明他当时已经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已经足以与三论宗的创始者吉藏并列。

　　《续高僧传·法侃传》又记载：“晚移兴善，讲导无替。武德六年十一月，卒于所住，春秋七十三矣。”法侃晚年，移居大兴善寺，但不知具体时间。武德六年(623年)十一月圆寂于大兴善寺。

　　关于法侃，道宣有一评价：“侃学专《摄论》，蹑足亲依，披析幽旨，涣然标诣，解义释名，见称清澈。诸赴听者，欣其指况。”由此可知，法侃传播《摄论》相当专心，对唯识之学的广泛传播居功至伟。

　　从道宣的上述评论看，法侃弟子众多，可惜史籍大多缺载。道宣在《续高僧传·法侃传》中提及道抚法师：“有道抚法师者，俊颕标首，京城所贵，本住总持，宗师异解，用通《摄论》，及临侃席，数扣重关，束心展礼，餐承音训，遂舍其本习，从归真谛。”依照此说，道抚原本住于总持寺，后来至法侃法席听其讲解《摄论》，因此舍弃本业，跟从法侃学习真谛之学。

　　此外，《续高僧传》卷十一《辩义传》中记载：释辩义，“初归猷论师，学《杂心》，贯通文义。”他是隋代著名的毗昙师。“隋炀搜选名德，令住日严。以义学功显著，遂之关辅，谘义决疑，日不虚席。京师俊德，昙恭、道抚及赜净等，皆执文咨议，穷其深隐，并未尽其怀也。”从这一记载可知，道抚曾经对毗昙学感兴趣。如果将此中所说与前引道抚归向法侃的情形联系起来考虑，也许可以印证法侃至长安住于日严寺确实要晚一些时日。道抚先于日严寺听习辩义等人的讲授，在法侃至日严寺讲授《摄论》之后，归向于法侃，以弘扬《摄论》为要务。

　　然而，在法侃圆寂之后，道抚并没有能够坚持其方向。经查考，此僧又被当作净土宗二祖道绰的弟子。《续高僧传》卷二十《道绰传》记载：“沙门道抚，名胜之僧，京寺弘福，逃名往赴。既达玄中，同其行业，宣通净土，所在弥增。今有惰夫，口传《摄论》，惟心不念，缘境又乖。用此招生，恐难继相。”道宣的这一段文字很有意味。《续高僧传·道绰传》显示，道宣在写此传文时，道绰和道抚都健在。而其它史籍记载，道绰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四月二十七日圆寂于玄中寺，年八十四。“同志道抚者，每相见必指净土为会。绰亡三日，抚闻之曰：‘吾常期先行，今乃在后。吾加一息之功，见佛可追矣。’即于像前叩头陈露，退就其座而化。”[29]由此可知，道抚也于此年圆寂。

　　道宣与日严寺渊源颇深，因此对法侃及其弟子道抚应该很了解。道宣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一中说：“余本住京师曲池日严寺，寺即隋炀所造。……至武德七年，日严寺废，僧徒散配，房宇官收。”由此可知，日严寺被废后，道抚必然须另行安置。如前所说，法侃于武德六年圆寂之前，已经迁移至大兴善寺，而弘福寺始建于贞观八年(634年)。这也就是说，在法侃圆寂之后，“逃名往赴”玄中寺之前，道抚在京师至少仍然弘法十余年。至于他前往玄中寺与道绰成为“同志”的时间，则无从考知，但从上述材料推算，最多十年。从道宣所说的“今有惰夫，口传《摄论》，惟心不念，缘境又乖”等语推之，道抚本来是致力于弘扬《摄论》的，但最终却选择了念佛往生的道路。作为与其曾经同住一寺多年的僧人，道宣对此表达了遗憾之情。

　　2．僧荣及其弟子慧琎

　　曹毗的另外一位重要弟子释僧荣，道宣未曾设立本传，仅在《续高僧传·法泰传》所附曹毗小传中提及一句：“晚住江都。综习前业，常于白塔等寺开演诸论。……禅定僧荣、日严法侃等，皆资其学。”可见，僧荣确实是曹毗的弟子。僧荣门下的弟子，现今可知者唯有慧琎。

　　释慧琎(584？—-634年)，姓吴，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人，七岁就跟随僧荣法师出家，时为开皇十一年(591年)前后。《续高僧传·慧琎传》记载：慧琎“孝谨天然，罔由师训，随从奉敬，初无乖越。每从荣游，履诸寺，一无敢出离，便于荣所卧床下，席地而伏。斯例非一。听荣《摄论》，大悟时伦，即而讲说，嗟赏者众，谈吐清雅，妙会物情。”从前文叙述已知，曹毗于太建三年(571年)开始在江都宣讲《摄论》，而从《续高僧传·法侃传》的记载看，开皇九年(589年)曹毗仍然在此地弘扬《摄论》。将这些资料联系起来可推知，僧荣在曹毗健在时就收了慧琎作徒弟，当然慧琎的身份是沙弥。

　　《续高僧传·慧琎传》又记载：慧琎“于仁寿年中，从荣被召，入于禅定。”禅定寺是仁寿三年(603年)文帝为皇后追福所建，当时曾经向各地征召高僧入住。僧荣大概是此时入长安住于禅定寺的，慧琎也得以跟随其师入长安，当时的慧琎接近二十。

　　《慧琎传》又记载说：慧琎“及具戒后，专精律仪，听遵律师，讲凡二十遍。又听首律师，数亦相及，谦弱成治，竖论不言。”依照惯例，慧琎二十岁即可受具足戒，此时应该是仁寿四年(604年)。经查考，文中的“遵律师”是指洪遵，“首律师”是指智首。洪遵(530—608年)是开皇七年(587年)进京的“六大德”之一，开皇十六年勅请为讲律众主，于崇敬寺聚徒宣讲《四分律》，洪遵圆寂于大业四年(608年)。因此，可断定慧琎跟随洪遵律师学习《四分律》，一定是在其随师入京(603年)之后与洪遵圆寂之前的事情，地点在长安崇敬寺。慧琎跟随洪遵律师听其宣讲《四分律》二十遍，至少需要三、四年的时间。根据《续高僧传·智首传》的记载：“会隋高造寺，远召禅宗[30]，将欲广振律诠，流晖帝壤，若不附定通戒，行学无归，遂随师入关，止于禅定，解既冥通，声光三辅。”由此可见，智首(567—635年)律师随师入长安的时间、所住寺院与僧荣、慧琎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智首与僧荣、慧琎都是于仁寿三年(603年)进京入于禅定寺的。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建大禅定道场，智首又被征召至大禅定寺。也许在洪遵圆寂之后，慧琎又至智首律师门下学习律学，地点应该在长安大禅定道场。

　　对于慧琎出师之后的事业，道宣概括说：慧琎“讲扬《摄论》，方敷律相。时以其寄大乘而弘行范也。”也就是说，慧琎是讲扬《摄论》和宣扬《四分律》兼顾并弘的。道宣将其列入“明律篇”，显然认定二者之中以弘律为主。道宣在《慧琎传》中详细地叙述了慧琎在隋末战乱中，善能御敌，保全寺院的事迹：“乃总集诸处人畜，普在昆池一庄，多设战楼，用以防拟。琎独号令，莫敢当锋。……所以义宁之初，通庄并溃，惟有禅定，如旧无损。”由此可见，在隋末唐初，慧琎的僧籍一直是在禅定寺的。“贞观之初，任云花寺上座，常弘《摄论》，化开律部。晚又下令征入普光，纲理僧伦，大小清穆。”普光寺是太子李承乾玉贞观五年所建，慧琎入普光寺“纲理僧伦”，显然是任“三纲”之一。贞观八年(634年)冬，慧琎于普光寺圆寂，春秋五十余。

　　道宣在《慧琎传》后附有一段话：“时又有沙门满德、善智、真懿、敬道者，同琎所学，慕义朋从，德慧悟天，开谈说弘，畅智博解，深奥情欣，护法懿导，说有功化，行多阻道，抱素自资，性存经史，多从物故。懿独存焉，扬敷京辇。”依据此中所说，慧琎有满德、善智、道懿、敬道等同道，与慧琎所学一致。他们数人经常在一起，“开谈说弘，畅智博解”，也就是弘扬《摄论》，宣讲律法。这四位僧人在道宣写此文(贞观十九年)时，仍然“懿独存焉，扬敷京辇”，于长安正在从事弘法事业。

　　五、法准弟子净愿及其传承

　　作为真谛的弟子，释法准的行历不明。然现存史料中提及，法准曾经有一位僧人净愿从其学，且净愿也有弟子记载于佛教史籍。

　　1．净愿

　　法准有弟子释净愿(549？-609年)，代州(今山西省代县)人。《续高僧传·净愿传》记载说，他三十岁出家。经推算对应的年代为北周宣帝大象元年(579年)前后，而此时刚好是北周朝廷着手恢复佛教的时候。《净愿传》未交待其出家地以及初次受学的地域，仅仅说其“博闻强记，推核经论，夙有成规，远为诸学之所先仰。”这是说的沙弥时期的表现，“创进大戒，专师律部。既越立年，弥隆盛业，以旦达曙，翘精固习，观采五遍，便就讲说。”一般而言，成年出家须作一、两年的沙弥方才受具足戒成为比丘，受大戒之后，再专门学习一二年的律学。净愿“连讲《四分》，接承十遍。”依照古代教学方法，学习经论，要在师父和师兄弟在场的情况下“覆讲”。净愿连续覆讲十遍次《四分律》，方告出师。

　　对于净愿的义学学历，《续高僧传·净愿传》记载：“又听《十地》、《华严》及诸小论，末师准《摄论》。”此如简要的记载，空白点太多。如《十地》、《华严经》等经论的学习地点、师承等等都无从知晓。而关于《摄论》，则仅有“末师准”三字，即后来师从于法准学习《摄论》。对于上述经论，净愿都“纲纽章句，并通了谈，对课笃形，有钻注圣言，依解制节，广流章疏。”如果此句贯通于上引文字的话，则可知净愿应撰有《十地经论》、《华严经》以及《摄大乘论》等注疏，并且流通于世。现在的问题是，净愿是在何地跟从法准学习的？延续多长时间？现存资料中，没有答案。

　　《续高僧传·净愿传》有一句净愿“晚入京辅”的记载，但时间概念很模糊。然有一点是清楚的，净愿至京城不是被朝廷请去的，而是去学习的。但他却“采略未闻。虽经怀抱，无一新术”，也就是说，在京城也没有学到什么新的经义。换句话说，他到京城之前，已经成为饱学之士，只是“时未测其通照也。住于宝剎寺中，潜其容艺。”终于，在一次公开讲经法会上，他把握住了一次表现的机会。《续高僧传·净愿传》记载如下：

　　后因法集，愿欲矜其名采。次当竖义，意存五阴。便登坐而立，众以其非伦，皆寂，无言论。良久缄默。愿俯视众曰：“竖义已久，如何不有问乎？”众曰：“竖何等义，乃邀问耶？”愿曰：“名相久矣。众自不知，诸德坐席口传，余则色心俱立。”便安然处坐，气勇如云。自述曰：“计未劳止，此且修人事耳。”时以为矫异露洁也。

　　净愿以形体表演表现了佛教教义中“五阴”的含义，但听众茫然无知。这是“立宗”，即树立自己的命题，即“色”、“心”聚合而成人身。此后的辩难，净愿“对答云雨，皆先定其番数，后随数尽言，开塞任于当时，邪正由其通滞。”净愿由此成名，“于即预是聪慧，归踪者多，遂移就宝昌，四序恒接，草堂土埵，以此敷弘。正时《摄论》，晚夜《杂心》，或统解《涅槃》，或判销《四分》，无择余暇，轨范后贤。凡所开言，并乖旧解，制疏出后，更不重看。临讲呼唤，皆衷规矩，其洽闻不忘，世罕加焉。”由于前来投奔请教者日益增多，小寺宝刹寺不足容纳，他经批准迁入京城大寺宝昌寺。于此寺，净愿给学僧辅导《摄论》、《杂心》、《涅槃经》、《四分律》。“至如《舍利毗昙》，文旨重隐，读者犹难，况通其义？愿执卷披文，泠然洞尽，乃造疏十卷,文极该赡。”在此寺，他撰著《舍利毗昙疏》十卷。

　　道宣在叙述完上述事项之后，较为详细叙述了净愿奉命“勅遣送舍利于潭州之麓山寺”的事情。此事发生于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年)，潭州治所即今日的长沙市。

　　净愿以“教授为务，六时礼悔，初仪不怠，敬慎法律，如闻奉用，自见法匠多略戒宗，并由亏信而重所学故也。今愿兼而美之，独觉浇世，可谓明人护戒，于是乎得矣。京邑擅名，初皆钦羡，及见其谈讲经术，并宪章先达，改正文议，封言者众，不胜品藻，皆滞其恒习，听者不满十人。又以言令卓绝，非造心者所觊故，不为晚进所入。”道宣的这一段文字将净愿法师宣讲经论的特点和困境概括得非常清楚，一言以蔽之，可谓曲高和寡。最终这一状况有所改变。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在东都洛阳宫内建立慧日道场，征召僧人入住，辩相也在其中。《续高僧传·净愿传》记载：“大业初岁，辩相法师追入慧日，见徒一百，并识知津，皆委于愿。”依照此说，辩相法师被征召临走之前，将自己的弟子一百余人委托给净愿法师，让其弟子跟随净愿学习《摄论》等经典。“自此如常开悟，众倍前闻，更相击赞，令响弥远，四方因造，日就义筵，皆闻所未闻，欣至难义。至于分畅深伏，标举纲门，坐者不觉离席膝前，皆美其义采之英拔也。”而文后又说：“相仍一岁，奄就无常。春秋六十有余，即大业五年五月也。”这是说，净愿法师在听者云集一年之后的大业五年五月就圆寂了，春秋六十有余。

　　对于净愿法师的英年早逝，道宣感慨地说：“然愿有博见之长，而寡于福业，验乎从学，屯盛便丧，岂不然耶？既而《舍利毗昙》，竟未披讲，疏又失落，后代绝通，又可悲之深矣。”净愿法师有关《舍利毗昙》之绝学，未来得及传授，他即告圆寂，可惜。

　　2．净愿弟子道洪

　　经过检索文献，发现道洪应该可以算作净愿法师的弟子，尽管其有两年从师昙延法师的经历，但算起来跟从净愿法师的时间更长些。

　　释道洪(574—652年)，姓尹氏，河东(今山西省)人。其父为隋王朝的江陵令，道洪为其第三子。开皇六年(586年)，年十三时，道洪出家，“事京邑大德昙延法师，博通内外，驰誉门序。虽广流众部，偏以《涅槃》为业教之极也。故敷演之，所以师资传道，声绩逾远近。亦于法众，亲喻覆述。”[31]昙延为北周至隋初的佛教领袖，以宣讲《涅槃经》名世，昙延于开皇八年圆寂，少年沙弥道洪跟随昙延两年，道宣说其“亦于法众，亲喻覆述”，也就是说，道洪于其门下曾经有覆讲《涅槃经》的机会。“后于愿法师所，学穷《地论》，傍通经数，德器崇振。”此文字虽短，但对于一个义学僧人的成长来说，包含了许多内容。如果在昙延圆寂之后，道洪就跟随净愿法师学习的话，他在净愿处呆的时间就很长久，所学也相当广泛。

　　关于道洪在长安的住寺，《续高僧传·道洪传》记载：“及隋祖升遐，禅定构立，乃召处之。”此句必有一处错误。隋文帝驾崩之后，隋炀帝为文帝追福所建的寺院是大禅定寺。而禅定寺则是文帝为皇后追福所建。前者修建的时间是大业三年(607年)，后者修建的时间为仁寿三年(603年)。从文义句型推测，道洪住大禅定寺的可能要大些。如道宣的传文所说：道洪“自尔专事弘经，周轮无辍”，也就是宣告出师，自己直接讲说经论了。

　　唐代“贞观伊始，弘护道张。凡寺纲维，无非令达，乃勅为律藏寺上座，缉谐理事，允副朝委，立性清悫，无竞荣辱，故使厚供殊礼，鳞接邀延，致令二宫树福，妙资搜举，物议所及，莫不推先。寻又下勅任大总持，本居寺主，春宫异供，随时荐及，以追受戒之礼也。”贞观初年，在道洪五十多岁的时候，朝廷规范寺院三纲，道洪由此作为高僧名僧被官方任命为寺院的“纲维”。先是律藏寺上座，后是大总持寺寺主。后者的前身就是上文提及的大禅定寺。

　　从个人义学倾向来说，道洪的弘扬重点无疑是《大涅槃经》。这与他的归依师昙延的方向一致，而他后来的师父净愿所弘驳杂，但《涅槃经》也在其治学范围之内。道宣记叙说：“贞观十四年，宝昌寺众请讲《涅槃》，时感白鸡随人听法，集散驯狎，终于讲会。相从传授，迄于暮齿。凡讲《涅槃》八十七遍，依承宗旨，罕坠彛伦。”道洪讲经一直持续到年老讲不动为止。

　　玄奘归国，在弘福寺设立译场翻译经典。道洪“选充证义。慈恩创起，又勅征临。”经查，《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所记载的第一批征召名单中没有道洪的法号。而在《瑜伽师地论》卷一所附许敬宗撰《后序》中有道洪的法号。其文说：“至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肇译《瑜伽师地论》。……大总持寺沙门道洪、实际寺沙门明琰、宝昌寺沙门法祥、罗汉寺沙门惠贵、弘福寺沙门文备、蒲州栖岩寺沙门神泰、廓州法讲寺沙门道深，详证大义。”由此可见，至迟于贞观二十一年五月起，道洪参加了玄奘译场，“详证大义”。此后，他又参加了《因明入正理论》的翻译，时间为贞观二十一年(648年)秋八月六日。现今可查考的文献表明，至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道洪仍然在协助玄奘翻译佛典。如《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卷一所附翻译名录：“永徽二年正月廿三日于长安大慈恩寺翻经院，法师玄奘奉诏译。大慈恩寺沙门大乘光笔受，……实际寺沙门道明证义，大总持寺沙门道洪证义。”由此可知，《续高僧传》所记的道洪“以贞观末年微觉轻贬，才经一旬，奄尔长逝，春秋七十有九”是错误的。

　　关于道洪的生卒年，《续高僧传·道洪传》提供了一个线索，也就是道洪出家为沙弥时年十三岁，时为开皇六年(586年)。如果相信道宣所说的道洪七十九岁圆寂的话，则卒年应该为永徽三年(652年)。

　　净愿的义解特色是驳杂而精通唯识之学，道洪的特色则是以《涅槃经》为核心精通《地论》等唯识经典。

　　六、传承不明的摄论师举例

　　在上述摄论师法系之外，还有以道奘为可追溯之源头的法系活跃于隋唐之际。在此特单列法系给予叙述。

　　1．道奘及其弟子道宗

　　关于道奘的行历，目前所知非常有限。道宣在《续高僧传》卷十一《道宗传》中说：道宗“少从青州道藏寺道奘法师，学通经论。奘明达识慧，标举河海，名播南北。立四种黎耶、闻熏、解性、佛果等义，广如《别传》。”奇怪的是，道宣说“广如《别传》”，显然资料丰富，但在自己写的僧传中又不为其列本传。通过此引文我们仅仅知道，道奘的住寺是青州(今山东省青州市)道藏寺。道藏寺曾经名为南阳寺、龙兴寺。关于南阳寺(龙兴寺)之沿革，主要是元代益都人于钦《齐乘》卷四“龙兴寺”记载：“碑阴金人刻曰：宋元嘉二年，但呼佛堂。北齐武平四年，赐额南阳寺。隋开皇元年，改曰长乐，又曰道藏。则天天授二年，改名大云。”可知，这与有关道奘的记载基本一致。

　　此外，如本著前文所记载，灵润于仁寿二年(602年)曾经至青州道藏寺跟从道奘学习了几个月《摄论》。

　　现今的佛教学者很重视道奘，是因为唐代若干文献中有一些标明“奘法师”的引文被当作早期摄论师的思想。如唐遁伦《瑜伽伦记》卷十九的这一段文字就备受重视：“三性之义，来大德种种解释，乃有多途。且如奘法师出《三性义章》，最明为好。……”著者仔细阅读这些引文发现，遁伦《瑜伽伦记》标明“奘法师”的几十处，唯有这一处有一些“疑点”显示似乎不应该是玄奘法师的观点。但这是很奇怪的，作为一部著作，一个法号指两个人而不特别标明。再参照其它论据，笔者断定，此处所说的“奘法师”并非道奘，而是玄奘。

　　释道宗(563—623年)，俗姓孙氏，莱州即墨(即山东省即墨市)人。年少时就跟从青州道藏寺道奘法师学习《摄论》。此外，他还广泛地学习了《大智度论》、《十地》、《地持》、《成实》、《毗昙》等等。

　　根据《续高僧传·道宗传》记载：“晚住州中游德寺，寺即宗之所造。房堂园圃，悉是经论，声名雄远，玄素攸仰。及讲《大论》，天雨众花。旋遶讲堂，飞流户内，既不委地，久之还去。合众惊嗟，希有瑞也。宗虽目对，初不怪之。行讲如初，后不重述。”后来，隋大业年间，住于洛阳慧日道场，“常讲《成实》，弘匠后学。伪郑钦敬，礼问优繁。”唐初平定王世充(即“伪郑”)后，受秦王推荐，“召入西京，住胜光寺。复延入弘义宫，通霄法集，群后百辟，咸从伏听，披阐新异，振发时心。自尔周轮，随讲无替。”

　　武德六年(623年)，道宗圆寂于所住胜光寺，春秋六十一，收葬于终南山至相寺之南岩。

　　2．慧海

　　释慧海(550—606年)，姓张氏，河东虞乡(今属山西省永济市)人。根据《续高僧传·慧海传》记载：他至十四岁即北齐天保三年(564年)时出家，为当时北齐沙门大昭玄统昙延法师的弟子。十八岁，便登台宣讲《涅槃经》。受具足戒之后，屏迹山林，专门修习禅定，居于弘农之伏读山。当时周武帝于北齐推行毁佛政策，慧海从齐地入陈，“又采听《摄论》，研穷至趣。”隋王朝成立，他才北上到达长安。——从这一历程讲，他早先属于涅槃师，后来到陈地才学习了《摄论》。

　　开皇七年(587年)，“帝姊城安长公主，有知人之鉴，钦其德望，为立伽蓝，遂受以居之，今之静法寺是也。”慧海早先“课业四部，三学兼弘，门徒济济，于今传美。”晚年则专修禅定，不喜好讲说。仁寿元年(601年)，慧海奉命去定州恒岳寺造塔安奉舍利，仁寿三年又送舍利于熊州(即河南省宜阳县)十善寺。

　　大业二年(606年)五月二十七日，慧海圆寂于静法寺，春秋五十七。慧海三十余年住于静法寺，经过慧海辛勤经营，静法寺一举成为京师大寺。慧海“情务护持，勤摄僧伦，延迎宾客，凶年拯及，振名京邑”，对于唯识学的传播业也做出了贡献。

　　3．法常

　　释法常(567—645年)，俗姓张氏，南阳白水(今湖北省枣阳市吴店镇)人。高祖张隆仕魏，举家移于河北郡。根据《续高僧传·法常传》记载：他年少出家为沙弥，“年十九，投昙延法师，登蒙剃落，既预听限，大阐宏猷。学不逾岁，即讲《涅槃》，道俗听者，咸奇理趣。自尔专亲侍奉，晓夕谘谋。每击幽致，延欣其情理深当，乃摩顶曰：‘观子所涉，必住持正法矣。’于即研精覃思，无释寸阴。”

　　在他年二十二，即开皇九年(589年)，“《摄论》初兴，随闻新法，仰其弘义。”当时长安有好几个大家都在宣讲《摄论》，法常“博听众锋，校其铦锐。秦齐赵魏，靡不周行。时积五年，钻核名理。”他还出长安到当今河北、山东等地听讲经论，虚心学习，长达五年。除学习《摄论》之外，他还学习了《成实》、《毗昙》、《华严》、《地论》等等，“博考同异，皆为轨辙。末旋踵上京，慨兹异叙，随讲出疏，示显群迷。”开皇十四年，法常回到长安，开始在京城宣讲经论，包括《摄论》。隋齐王杨暕，“召结时望，盛演释经，登预法座，敷陈至理，词义弘远，罕得其门，佥共美之嘉叹。”法常“四时讲解，以为恒任。”大业三年(607年)，他入住大禅定寺，“相寻讲肆，成济极多。唐运初兴，遐迩清晏，四远投造，增倍于前，每席传灯，播扬非一。贞观之译，证义所资，下勅征召，恒知翻任。”此处所说的“贞观译经”是指贞观三年(628年)三月朝廷为波罗颇迦罗蜜多罗在大兴善寺组织的译场。贞观五年，“造普光，宏壮华敞，又召居之。衣服供给，四时随改。又下勅令为皇储受菩萨戒，礼敬之极，众所倾心。贞观九年，又奉勅召入，为皇后戒师。因即勅补兼知空观寺上座，抚接客旧，妙识物心。弘导法化，长镇不绝，前后预听者数千。”新罗王子金慈藏，弃俗出家，贞观十二年，与门人僧实等十余辈到达长安，跟从他受菩萨戒，以师礼事之。贞观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法常圆寂于长安普光寺，春秋七十九。七月二日，葬于南郊高阳之原。道宣特意叙述了法常葬礼的情形，“京寺僧侣，门人子弟等，各建修幢三十余车，前后威仪四十余里，信心士女执素幡花，列侍左右，乃盈数万。卿相傧从，佥以荣之。”法常在佛教界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法常弘扬的重点，道宣概括说：“涉诣义门，妙崇行解，故众所推，美归于《摄论》，而志之所尚慕《涅槃》，恒欲披讲，未之欣悟。遂依众请，专弘此论。陶冶理味，精贯匈怀。依时赴讲，全无读诵，才有余暇，课业行道。六时自励，片无违缺。”可见，他是以《摄论》为核心的。法常著《摄论义疏》八卷、《摄论玄章》五卷，也著有《涅槃经》、《维摩经》、《胜鬘经》的疏记。

　　法常弟子，目前所知者不多。弟子德逊为其立碑于普光寺门，宗正卿李百药撰文。

　　法常曾经是玄奘法师的老师，玄奘曾经于武德八年(625年)向其学习《摄论》。

　　4．静琳

　　在南北朝至隋唐之际唯识学传播中，静琳是一位重要人物。从学业上说，他学识渊博，精通《地论》和《摄论》。从影响上说，他是华严宗祖师智俨的老师。但现存史籍中，静琳的师承不明确，因此，将其列入此标题下叙述。

　　释静琳(565—640年)，俗姓张氏，本族南阳，后居京兆华原(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幼龄背世，清附缁门。根据《续高僧传》卷二十《静琳传》记载，他七岁投僧出家。“遭周灭法，且附俗缘。年在弱冠，希期无怠。会隋氏启运，即投昙猛法师，乃以二事相摄，经于五年，犹事沙弥，未敢受具。庆蒙开法，欲广见闻。辞其本师，南游樊邓。便于彼部，奉进大戒。”静琳幼年出家为沙弥，但遇到周武帝灭佛而被迫还俗。隋王朝建立后，他又跟从昙猛法师，事奉五年而未曾受具足戒。其后，离开京师，南下襄樊，于其地受戒为比丘。“既爰初受法，未晓清规，远赴青齐，听于律禁。后发前至，为诸听先。”受具足戒之后，又前往青州学习戒律。“又于觉法师所听受《十地》，回趾邺都，炬法师所采听《华严》、《楞伽》、《思益》，皆通贯精理，妙思英拔。”在青州觉法师处，静琳学习了《十地经论》。此后，他又前往邺城学习《华严经》、《楞伽经》、《思意经》等。

　　静琳法师“又至蒲晋，有沙门道逊、道顺者，声名大德也。留讲《十地经》于凉燠。虽复听徒欣泰，而志逾烦梗。”在道逊、道顺法师的邀请下，他于蒲州宣讲《十地经》。但他又觉得，“法本治病，而今慢法更增，且道贵虚通，而今耽著弥固，此不可也。”于是，他舍弃讲业，专习禅门。“初学不净念处等法，又嫌其琐小烦稽人虑，乃学大乘诸无得观，离念唯识，弥所开宗。每习一解，陶练十年。精其昔知，更新后习，而弊食麁衣，情欲斯绝，后入白鹿山，山粮罕继，便试以却粒之法，孤放穷岩，又经累载。山中业定，昏睡惑心，乃临峭绝悬崖，下望千仞，旁生一树，才得胜人，以草藉之加坐其上，于中系念动逾宵日，怖死既重，专深弘观。后闻泰岳特多灵异，便往寻之。既达彼山，夜见火炬周环，高曜峯岩，即事追求，累日方至，乃见五六尼众匡坐论道。琳初通讯问，共议唯识等理，未尽言间，忽然不见，惆怅久悟，法诚尔也。”这一段话较为详细地叙述了静琳法师修习禅定的过程。从引文推知，静琳修习禅定的时间之长、类型之多，是少见的，特别是他, 对于唯识观的修行，体现了唯识禅观的独特内容。

　　后来，静琳入关中，“遇昙迁禅师讲开《摄论》，一闻如旧，慧不新闻。”从《摄论》的传承来说，有当代学者将静琳法师列入昙迁法系，但是，仔细体会这一句叙述，可以推知，静琳确实是听讲过昙迁大师宣讲《摄论》，但“慧不新闻”，表明他在此前已经很了解《摄论》的含义，因此，本著不认为静琳属于昙迁法系。

　　仁寿四年(604年)，静琳奉勅送舍利于华原石门山神德寺。静琳即于此住，“居静课业，行解之盛，名布京师。”大业三年(607年)，有沙门还原等，延请静琳法师重回长安。静琳法师在明轮、妙象诸寺，宣讲弘扬《摄论》，听讲者很多。“寻即降勅，召入道场。既达东都，禅门更拥，齐王[日*东]情深理定，每就谘欵，请至本第，从奉归戒。”洛阳的高官崇信者蜂拥而至。在洛阳，高阳道雄、道体以及赵郡道献、明则等，前来跟从静琳法师，“咸承理味，酌以华实。襄阳洪哲，德高楚望，风力俊骇，闻琳声穆时彦”，也前来相从。

　　大业十三年(617年)，静琳以为“象教东渐，法网虽严，至于僧仪正度，犹未光阐，欲遍游阎浮，备殚灵迹”，“具表闻帝，当蒙恩诏，令使巡方。并给使人传国书信，行达襄土，方趣海南，属寇贼交侵，中国背叛，途路梗涩，还返南阳。义宁二年，被召入京，住大总持，如常弘演，光阴既积，学者成林。”静琳南下至襄阳，后还南阳。大概在李渊已经掌握隋王朝大权之后，他又受召进入长安，住大总持寺。武德三年(620年)，正平公李安远经过朝廷批准，建造弘法寺，召静琳住此寺。于此寺，他“乃削繁就简，惟敷《中论》为宗，余则《维摩》、《起信》，权机屡展。”可见，在唐初，静琳以弘扬《中论》、《维摩诘经》、《起信论》为要务。此外，他“久以徒侣义学，爰缺律宗，乃躬请智首律师敷弘《四分》，一举十遍，身令众先，故使教法住持，京辇称最。”

　　贞观十四年(640年)秋十月二十六日圆寂于弘法寺，春秋七十六。

　　静琳法师弟子很多。《续高僧传·静琳传》说，在其圆寂时即有弟子四十余人，“奉跪慈颜，无由钦仰”。其它时期的弟子，现可知者有洛阳时期从学的道雄、道体、道献、明则等。特别是，华严宗二祖智俨，在武德五年(622年)之后，“于琳法师所，广学征心，索隐探微，時稱得意。”[32]此处的“琳法师”就是指静琳法师。

　　5．道愻、道谦、普明

　　道愻、道谦、普明三位僧人，至少有三个特点：其一，从血缘上说，三位僧人是兄弟。其二，从地缘上说，弘法的主要地点在蒲州仁寿寺。其三，从弘法内容上说，都很广博然都精通《摄论》。

　　释道愻(556—630年？)，姓张氏，河东虞乡人也。根据《续高僧传·道愻传》记载：他“虽大通群籍，偏以《涅槃》、《摄论》，为栖神之宅也。与弟道谦发蒙相化，俱趣昙延法师。”由昙延度为弟子，“晚住蒲州仁寿寺，聚徒御化，树业当衢”。贞观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开讲《涅槃经》时圆寂，春秋七十五。

　　道愻弟释道谦(561—627年)，根据《续高僧传·道愻传》记载：“学行之美，少劣于兄，而讲解《十地》，有闻关表。”住于蒲州仁寿寺，“以仁寿住寺既滨关路，每因此嚣尘，地接京都，亟劳人事，乃顾言幽遁，历观山水，谷号王城，因而栖处。时复登高临远，摛体风云，具引名篇，高调清逸，道俗宾会。又聚山门谈谑引心，未曾虚老。”贞观元年(627年)卒于山舍，春秋六十七。有弟子道基传其学，道愻与道谦弟子为其造释迦砖塔一躯，勒碑树德，沙门行友为文。

　　释普明(574—659年)，姓卫氏，蒲州安邑(今属山西省运城市东)人。根据《续高僧传·普明传》记载：“十三出家，事外兄道愻法师。愻道会晋川，备如别传。又以明付廷兴寺沙门童真为弟子。明抗志住持，以大法为己任，性聪敏，解冠侪流，讲听相仍，无法不学，周游肆席，曾无住房。固使勤而有功，经论满抱。”十八岁时，普明宣讲《胜鬘经》、《起信论》。受具足戒之后，他专师《涅槃经》、《四分律》、《摄论》。年二十四岁，讲《涅槃经》，三十岁讲解《摄论》，“凡所造言，宾主兼善，使夫妙义积散，出言传旨，声流远近。”大业六年(610年)，受召住大禅定道场。《续高僧传》卷二十《普明传》说：“止十八夏，名预上班，学功所位，四事既备，不阙二严。”这是说，在其受具足戒十八年之后，获得朝廷征召至京城，假定其二十岁受具足戒，由此可推知其生年为573年。

　　武德元年(618年)，“桑梓倾音，欣其道洽，以事闻上。有旨令住蒲州仁寿寺，镇长弘道，无憩寒暄，昼谈夜坐，语默依教，心神爽迅，应对云雨。”唐初，普明从长安回到故乡，住于仁寿寺直至圆寂。

　　根据僧传记载，普明显庆四年(659年)圆寂于蒲州仁寿寺，春秋八十六。普明一生，讲《涅槃》八十余遍，《摄论》、《胜鬘》诸经论等，遍数难纪。有弟子义淹继承其学。

　　6．志超

　　志超弘法的特色在于戒律、禅修与义解并重，而唐道宣曾经听其讲经说法。

　　释志超(571—641年)，俗姓田，同州冯翊(即陕西省大荔县)人，后迁居榆次(今属山西省)。年二十有七，投并州开化寺慧瓒禅师。根据《续高僧传·智超传》记载：“瓒亲阅验，其情守节，度令受具。自进戒品，专修行仪，即往定州寻采律藏，括其精要，删其繁杂。五夏不满，三教备圆，乃返故乡，依岩综习。初入太原之西比干山，栖引英秀，创立禅林，晓夕勤修，定慧双启，四仪托于戒节，二行凭于法依，学观诜诜，无威而肃，致使闻风，不远而至。”李渊建义太原，志超率徒侣至晋阳，住于凝定寺，禅学数百，清肃成规，道俗钦承，贵贱恭仰。

　　及至李渊军占领长安，义宁二年(618年)，志超率弟子二十余人奉庆京邑，得到了李渊的礼遇，李渊在太极殿接见志超。左仆射魏国公裴寂，在其宅第中别院置僧住所，邀延一众，用以居焉。为时不久，志超曾经至蓝田山化感寺，与沙门灵润、智信、智光等，义解钩玄，妙崇心学，同气相求，宛然若旧，遂延住彼山，栖志得矣。武德五年(622年)，入于介山，创聚禅侣，自强诲人，无倦请益。“又于汾州介休县治立光严寺，殿宇房廊，躬亲缔构，赫然宏壮，有类神宫。故行深者岩居，道浅者城隐，师资肃穆，竞业其诚。”经营此寺居功甚伟。

　　以贞观十五年(641年)三月十一日卒于光严寺，春秋七十一。

　　志超一生时讲《摄论》、《维摩诘经》、《起信论》等，“并详而后说，深致适机”。志超弟子众多，“自隋唐两代，亲度出家者，近一千人，范师遗训，在所闻见。”道宣说：“传者昔预末筵，蒙诸惠诰。既亲承其绩，故即而叙焉。”由此可知，道宣在年轻时曾经听闻志超讲经，但未提及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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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惠禅师可能是指惠晓。《续高僧传·法泰传》记载，智敫以太建十四年(582年)至建业，“乃遇栖玄寺晓禅师，赐与昙林解《涅槃疏》释经后分。”《续高僧传·保恭传》记载：保恭“受具已后，随惠晓禅师综习定业，深明观行，频蒙印可。”保恭圆寂于唐武德四年(621年)，推算可知，保恭随惠晓禅师习禅定是在陈天嘉三年(562年)。昙迁是在隋立国不久就北上的。上述三处所说的“晓禅师”很大可能是同一僧人。

　　[②] 从南北朝以及隋朝寺院管理制度来说，此寺属于私建寺院，因此，无正式寺额，道宣的写法很准确。

　　[③]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九，《大正藏》第49卷，第359页下。

　　[④] 《续高僧传·真谛传》原文是：“谛以手指西北曰：‘此方有大国，非近非远。吾等没后，当盛弘之。但不覩其兴，以为太息耳。’即验往隔，今统敷扬有宗，传者以为神用不同，妄生异执。惟识不识其识，不无慨然。”真谛话语之后的数句，是道宣面对玄奘弟子对真谛的批评所发的感慨。《续高僧传·昙迁传》文字为：“故《真谛传》云：‘不久有大国，不近不远，大根性人，能弘斯论。’求今望古，岂非斯人乎？”目前并无充分的根据说明，此授记是道宣落定在昙迁身上呢，还是昙迁生前就有此说，因此，不能完全肯定昙迁所传《摄论》在当时就存在“合法性”危机。

　　[⑤] 参见日本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第四卷，第384—385页，佛光出版社。并见圣凯《摄论学派研究》第35—39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⑥]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六，《大正藏》第50卷，第675页中。

　　[⑦]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四，《大正藏》第50卷，第536页中。

　　[⑧]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二，《大正藏》第50卷，第616页上。

　　[⑨] 《释氏稽古略》卷二，《大正藏》第49卷，第809页下。

　　[⑩]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二，《大正藏》第50卷，第616页上。

　　[11] 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五说：“又以法流东渐，三被诛残，虽后鸠拾，不无纰紊。琬欲澄一文义，该贯后贤，乃集达解名德三十余人，亲面综括，披寻词理，经延岁序，方乃究竟。即写净本，以为法宝正则，故方隅道俗，欲写藏经，皆就传本以为揩准。”(《大正藏》第55卷，第281页中。)

　　[12] 如《续高僧传·昙迁传》所记载，昙迁随驾。

　　[13] 也有学者列入善慧。《续高僧传》卷二十八《善慧传》记载：释善慧(587—635年)，“博通群籍，统括文义，逮于《九章》、律历，七曜盈虚，皆吞若胸中，抵掌符会。乃深惟世务，终坠泥涂，遂解褐抽簪，创归僧伍。初在徐州之彭城寺，诵《法华经》，听收《摄论》。时遭寇荡，兵食交侵。而慧抱饥自励，奉法无殆。洗秽护净，弥隆恒日。但以边邑寡学，文字纰谬，至于音诂，众议纷然。虽复俗语时通，而慧意存雅正，周访明悟，还同昔疑。乃以大业末龄，负锡西入，屡逢群盗……孟冬十月，初达京师。值沙门吉藏正讲《法华》，深副本图，即依听受。”从此文所叙述来看，善慧只是可能听过靖嵩或者其弟子宣讲《摄论》，但并无登堂入室，不能算作摄论师，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靖嵩弟子。兹于正文不论列。

　　[14] 参见圣凯《摄论学派研究》第51—54页的考证。

　　[15] 《摄论章》卷一，《大正藏》第85卷，第1036页上；《敦煌宝藏》第15册，第527页下。

　　[16]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大正藏》第50卷，第446页下。

　　[17]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三，《大正藏》第55卷，第1176页下。

　　[18] 《东域传灯目录》，《大正藏》第55卷，第1156页下。

　　[19] 《诸宗章疏录》卷二，《大日本佛教全书》《书籍目录》第一，第34页。

　　[20] 日本胜又俊教《佛教における心识说の研究》，东京：山喜房佛书林，1974年，第790-795页。

　　[21] 参见圣凯《摄论学派研究》第48—49页的考证。

　　[22] 见《全唐文》卷二〇一。碑石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23] 参见唐许敬宗撰《瑜伽师地论后序》，《大正藏》第30卷，第283页上—284页上。

　　[24] 《说一切有部发智大毗婆沙论》卷一，《大正藏》第27卷，第4页下—第5页上。

　　[25] 关于这一翻译活动，资料载记有两点分歧。一是阿地瞿多来华的时间，二是其刚至长安后的住寺。对于前者，也有资料记载为永徽二年(651年)正月。对于后者，也有在资料记载为慈门寺。

　　[26]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一，《大正藏》第50卷，第513页上。

　　[27] 日严寺是晋王杨广所建，位于大兴城东南隅的青龙坊，是隋代极负盛名的佛寺。关于该寺的存留时间，人们多以北宋宋敏求所著的《长安志》为准，盖因此书乃参考唐代韦述《两京新记》而成。《长安志》记载：“青龙坊……西南隅废日严寺。隋炀帝为晋王，仁寿元年，施营第材木所造，因广召名僧以居之。贞观六年废。”上述记载日严寺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建造和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废弃都与事实有较大出入，略考如下。据唐释道宣《续高僧传‧智炬传》载：“开皇十九年，(智炬)更移关壤，敕住京都之日严寺，供由晋国，教问隆繁，置以华房，朋以名德。一期俊杰，并是四海搜扬。”又同书《慧頵传》：“开皇末年，(慧頵)被召京师。于时晋王开信，盛延大德，同至日严(寺)。并海内杞梓，递互相师。”这两则记载都说明日严寺建于仁寿元年之前。另在《续高僧传》的《彦琮传》里也有线索可寻。“至(开皇)十二年，敕召入京。后掌翻译，住大兴善寺，厚供频仍。……炀帝时为晋王，于京师曲池施营第材造日严寺，降礼延请，求使住之。”查此次彦琮奉敕入京的原因，应是入大兴善寺国立译馆的阇那崛多译场，担任重勘梵本，整理文义的工作。所以，估计日严寺的建造应在开皇十二年(592)之后。隋翻经学士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中，《达摩笈多传》等六部著作的署名曰：“右六部，合九卷，日严寺沙门释彦琮撰。”《历代三宝纪》书成于开皇十七年(597年)，可见在此年或此年之前彦琮已隶名于日严寺。综合以上的考察，日严寺的建造应当在隋文帝开皇十二年年至十七年之间。以上考证参见王亚荣《日严寺考日严寺考──兼论隋代南方佛教义学的北传》一文，载《中华佛学学报》第12期，1999年7月出版。

　　[28] 一些现代佛教史著作，或笼统地说成武德初年，或说为武德元年(618年)，或说为武德二年，或为武德三年，不甚统一。禅师保恭于隋代为禅定寺(道场)主，后来“避官于蓝田悟真寺”。“武德二年，下勅召还依旧检校，仍改禅定为大庄严。及举十德，统摄僧尼，京辇诸僧，慑惮威严，遂不登及。高祖闻之曰：‘恭禅师志行清澄，可为纲统，朕独举之。’既位斯任，诸无与对，遂居大德之右。”(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一，《大正藏》第50卷，第513页上。)保恭于武德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卒于大庄严寺。可见，最迟在武德三年朝廷即敕命了“十大德”。

　　[29] 《佛祖统纪》卷二十七，《大正藏》第49卷，第274页下。

　　[30] “宗”疑应作“僧”字。

　　[31]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五，《大正藏》第50卷，第547页上。

　　[32] 唐法藏《华严经传记》卷三，《大正藏》第51卷，第163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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