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中：中国唯识宗通史 第二章 摄论学派及《大乘起信论》的传播 第三节 真谛弟子与摄论学派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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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维中：中国唯识宗通史 第二章 摄论学派及《大乘起信论》的传播 第三节 真谛弟子与摄论学派的形成

 　　第三节　真谛弟子与摄论学派的形成

　　如前所叙述，真谛翻译的经典很广泛，然核心却是无著撰论、世亲作释的《摄大乘论》和《摄大乘论释》以及世亲所撰的《俱舍论》。正是在真谛的教诲下，真谛大师的弟子于大江南北努力地弘扬传播《摄大乘论》，由此成立了一个摄论学派。

　　真谛的弟子，见于记载的主要有两类，一是参与翻译活动而不见于学派活动的僧人，一类是既参与翻译又参与学派活动的僧人。前者有：富春译场的宝琼，建康正观寺译场的愿禅师，衡州始兴郡建兴寺译场的慧显、智韶、昙振、慧旻，豫章宝田寺译场的沙门慧显。属于后者的有：于衡州始兴郡建兴寺译场即参与翻译的智恺，在豫章宝田寺参与翻译的警韶，在晋安即皈依真谛的智文、僧宗、法准、慧旷、韵诸师，至广州始跟从真谛受业并助译经论的法泰、智敫、道尼等僧人，还有曹毗等在俗弟子。这些弟子，有许多已经是很有成就、享有盛誉的义学宗匠，因慕真谛的道德学问而远来追寻，成为真谛三藏座下弟子，为摄论学派的创立以及唯识思想的普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智恺、曹毗

　　真谛的大弟子毫无争议地是智恺，但也许是资料缺失的问题，道宣在《续高僧传·真谛传》提及到他，但仅仅在《法泰传》中附有“智恺”简单的小传。

　　释智恺(518—568年)，也称慧恺、惠恺，俗姓曹氏。本住于建康佛寺，后至广州拜真谛为师协助翻译佛典，成为真谛最得力的助手。关于智恺在建康时的住寺，《法泰传》附传记载为“住杨都寺”，而《律二十二明了论》卷前的“序”则记为“都下阿育王寺慧恺，谨为笔受。”由此可知，智恺在梁、陈首都的住寺为阿育王寺。而史籍中又称智恺为“扬州僧”，今人将其解释为今日江苏省的扬州，其实是一个误解。在这一时期史籍中的“杨都”、“扬州”一般都是指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因而关于智恺原本住寺各种史籍记载是一致的，不过有些具体有些笼统而已。

　　关于智恺与真谛最初相识的时间，史籍中未曾明说，但肯定不会迟至真谛到达广州之后。在《摄大乘论后记》中，智恺自己说：“恺昔尝受业，已少涤沈蔽，伏膺未久，便致暌违。今重奉值，倍怀蹈舞。”[①]由此可见，智恺早先已经在某地拜谒过真谛为师，只是“伏膺”不久，便分别了，具体地点则不详。而根据《大乘起信论序》可知，智恺参与了在衡州始兴郡建兴寺译场，译出《大乘起信论》、《十二因缘经》两卷、《九识义章》两卷等，“传语人天竺国月支首那等，执笔人智恺等，首尾二年方讫。”时间为梁承圣三年(554年)至承圣四年。

　　《续高僧传·法泰传》附传中记载：智恺“与法泰等前后异发，同往岭表，奉祈真谛”，便是暗示二人同时系属京师建康佛寺，但却不是一起前往广州的。真谛于陈天嘉三年(562年)“十二月中，上南海岸”，恺已于第二年正月至广州真谛门下。在他自己撰写的《大乘唯识论后记》中说：“慧恺以陈天嘉四年岁次癸未正月十六日，于广州制旨寺，请三藏法师枸罗那他重译此论。”由此可见，他一定当时已经先在南海近处，闻三藏行止于广州，才会快速来到其师身边。因此，也许在始兴译经之后，智恺未曾跟随真谛三藏，而是留在当地。

　　智恺在广州参与了真谛的所有翻译活动，下文仅将有确切资料的几次翻译活动简述如下。

　　陈天嘉四年(563年)，译《大乘唯识论》一卷、《摄大乘论》三卷、《广义法门经》一卷，出《大乘唯识论义疏》二卷、《大乘唯识论注记》二卷、《摄大乘论释》十五卷、《摄大乘论义疏》八卷。恺自撰《大乘唯识论记》说：“菩提留支法师，先于北翻出《唯识论》慧恺以陈天嘉四年岁次癸未正月十六日，于广州制旨寺，请三藏法师枸罗那他重译此论。行翻行讲，至三月五日方竟。此论外国本有义疏，翻得两卷。三藏法师更释本文，慧恺注记，又得两卷。末有僧忍法师，从晋安赍旧本达番禺。恺取新文对雠，校旧本。大意虽复略同，偈语有异。长行解释，词繁义阙。论初无归敬，有识君子宜善寻之。今谨别抄偈文，安于论后，庶披阅者为易耳。此论是佛法正义。外国盛弘。沙门慧恺记。”这是智恺在广州协助真谛翻译的第一部经典。文中已经将翻译的时间、过程以及智恺自己所做的工作写得清清楚楚。

　　关于《摄大乘论》的翻译，智恺撰有《摄大乘论后记》说明了翻译的过程： 恺昔尝受业,已少涤沈蔽,伏膺未久,便致暌违。今重奉值,倍怀蹈舞,复欲飡和禀德,访道陈疑。虽殷懃三请,而不蒙允遂,恍然失图,心魂靡托。衡州刺史阳山公世子欧阳纥，风业峻整，威武贞拔，该阅文史，深达治要，崇澜内湛，清辉外溢，钦贤味道，笃信爱奇，躬为请主，兼申礼事。法师乃欣然受请，许为翻译。制旨寺主慧智法师，戒行清白，道气宏壮，志业闲赡，触途必举，匡济不穷，轮奂靡息；征南长史袁敬，德履冲明，志托夷远，徽献清简，氷桂齐质，弼谐蕃政，民誉早闻，兼深重佛法，崇情至理，黑白二贤，为经始檀越，辰次昭阳，岁维协洽，月旅姑洗，神纪句芒。于广州制旨寺，便就翻译。法师既妙解声论，善识方言，词有以而必彰，义无微而不畅，席间函丈，终朝靡息。恺谨笔受，随出随书，一章一句，备尽研窍，释义若竟，方乃著文。然，翻译事殊难，不可存于华绮。若一字参差，则理趣胡越，乃可令质而得义，不可使文而失旨。故今所翻，文质相半。与僧忍等同共禀学，夙夜匪懈，无弃寸阴。即以某年树檀之月，文义俱竟。《本论》三卷，《释论》十二卷，《义疏》八卷，合二十三卷。

　　智恺文中叙述了自己先请求为真谛三藏弟子，起初未得到真谛的许可。根据古人用例，“树檀之月”是指十月。而《续高僧传·法泰传》记载：“恺素积道风，词力殷赡，乃对翻《摄论》，躬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并了，都合二十五卷。”如此推算可知，真谛在三月五日翻译完成《大乘唯识论》之后就着手翻译《摄大乘论》及其论释，当年十月完成。其中卷数记载的差别，是因为后来流行的世亲《摄大乘论释》将论本三卷合编，因而多出三卷来。恺在《阿毗达磨俱舍释论序》中又说：“慧恺因请翻、讲《摄大乘》等论经，涉二年，文义方毕。”

　　在翻译完成《摄大乘论》之后，在智恺等人的请求下，真谛于陈天嘉五年(564年)正月开始译《俱舍论》等。对此，慧恺自撰《阿毗达磨俱舍释论序》说：

　　法师尔后犹欲旋归，刺史欧阳纥尚仁贵道，久申敬事，重复请留，弥加殊礼。慧恺与僧忍等，更请翻讲此论。以陈天嘉四年岁次阏逢龙集涒滩正月二十五日，于制旨寺，始就开阐。《惑品》未毕，仍事徙居于南海郡内，续更敷说。法师游方既久，精解此土音义，凡所翻译，不须度语。但梵音所目，于义易彰。今既改变梵音，词理难卒符会，故于一句之中，循环辩释，翻覆郑重，乃得相应。慧恺谨即领受，随定随书，日夜相系，无懈晷刻。至其年闰十月十日，文义究竟，论文二十二卷，论偈一卷，义疏五十三卷。刺史仍请于城内讲说。既得温故，颇识大宗，非唯暗弱，多有疑滞，又恐所翻不免谬失。至天嘉五年岁次柔兆二月二日，与僧忍等，更请法师，重译论文，再解义意。至光大元年岁次强圉十二月二十五日，治定前本始末究竟。长史袁敬，识鉴沈深，信解明正。长史长子元友，爱文重法，博学多艺，并礼事法师，备尽经始经。南中翻译，悉赖此贵门。

　　如上所说，真谛翻译《俱舍论》历时十月，成《俱舍释论》二十二卷、《俱舍论偈》一卷、《俱舍义疏》五十三卷，后来又经过认真修订。然《续高僧传·法泰传》又记载：智恺“后更对翻《俱舍论》，十月便了，文疏合数八十三卷。”而《历代三宝记》记载真谛《俱舍论义疏》为六十卷，可能是后来流通时候的开合不同所致。

　　陈光大二年(568年)，真谛在法泰、智恺等协助下译出《律二十二明了论》一卷，出《律二十二明了论疏》五卷。《律二十二明了论后记》说：“陈光大二年岁次戊子，正月二十日，都下定林寺律师法泰，于广州南海郡内，请三藏法师俱那罗陀，翻出此论。都下阿育王寺慧恺，谨为笔受。翻论本得一卷，注记解释得五卷。论有二十二偈，以摄二十二明了义长行，或逐义破句释之，诸句不复皆相属著。今谨别钞二十二偈，置于卷末。庶披文者。见其起尽也。”由此可见，此论的翻译是因法泰所请而成的，智恺任笔受，这一年八月，智恺就圆寂了。

　　在真谛门下，智恺无疑是其最得意的弟子。道宣在《续高僧传·真谛传》中说：“初谛传度《摄论》，宗、恺归心。穷括教源，铨题义旨。游心既久，怀敞相承。谛又面对阐扬，情理无伏。”真谛对智恺颇有相见恨晚之慨，曾对他说：“吾早值子，缀缉经论，絓是前翻，不应缺少。今译两论，词理圆备，吾无恨矣。”[②]此处所说“两论”指《摄大乘论》、《俱舍论》。智恺对待真谛三藏极尽师生之礼，如《续高僧传·真谛传》的描述：

　　一日，气属严冬，衣服单疎，忍噤通霄，门人侧席。恺等终夜静立，奉侍咨询，言久情諠，有时眠寐，恺密以衣被覆之。谛潜觉知，便曳之于地。其节俭知足如此。恺如先奉侍，逾久逾亲。谛以他日，便喟然愤气冲口者三，恺问其故。答曰：“君等款诚正法，实副参传，但恨弘法非时，有阻来意耳。”恺闻之，如噎，良久，声泪俱发。[③]

　　面对这样的逆境，真谛数次动了回国的念头。而在广州，在翻译出了《摄大乘论》之后的天嘉五年(564年)初，真谛法师尔后犹欲旋归，在智恺、僧忍等弟子的恳请之下，真谛完成了《俱舍论》及其疏释的翻译。《续高僧传·真谛传》还记载了真谛一次厌世的举动，其文曰：

　　至光大二年六月，谛厌世浮杂，情弊形骸，未若佩理资神，早生胜壤。遂入南海北山，将捐身命。时智恺正讲《俱舍》，闻告驰往。道俗奔赴，相继山川。刺史又遣使人，伺卫防遏，躬自稽颡，致留三日，方纡本情。因尔迎还，止于王园寺。[④]

　　对于弘法壮志未酬的失望，再加之身体的病痛，使其有很快结束肉体之存在的想法。而在这些事变中，智恺都是竭力劝慰其师。然而在这一事件之后的两个月，智恺先圆寂了，四个月之后，真谛也圆寂了。

　　智恺在真谛门下，不但是真谛三藏翻译经典的助手，实际上也是真谛门下弟子研习经论的指导者。“至陈光大中，僧宗、法准、慧忍等，度岭就谛求学，以未闻《摄论》，更为讲之。起四月初，至腊月八日方讫一遍。”这是陈光大元年(567年)的事情。第二年，智恺又应僧宗等的请求，“于智慧寺讲《俱舍论》，成名学士七十余人，同钦谘谒。讲至《业品疏》第九卷，文犹未尽，以八月二十日遘疾。自省不救，索纸题诗曰：‘千秋本难满，三时理易倾。石火无恒焰，电光非久明。遗文空满笥，徒然昧后生。泉路方幽噎，寒陇向凄清。一朝随露尽，唯有夜松声。’因放笔，与诸名德握手语别，端坐俨思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一。”[⑤]而“及恺之云亡，谛抚膺哀恸，遂来法准房中，率尼、响、敫等十有二人，共传香火，令弘《摄》、《舍》两论，誓无断绝。皆共奉旨，仰无坠失。”[⑥]事后真谛续讲慧恺未讲完的内容，至《惑品》第三卷，终因哀伤过度，发病停讲。至第二年(569年)正月十一日午时，真谛三藏圆寂。

　　智恺于真谛门下，相当于孔子门下之颜回。智恺的英年早逝，对于真谛之学的传播，是巨大的损失。智恺并无弟子传承其业，日本学僧传说智恺有若干注疏流传，现今学者大多认为不大可信。如《摄大乘论略疏》卷一说：“此论传译以来，制疏者盖向数十家，谓真谛《疏》、智恺《疏》、慧颐《疏》、昙迁《疏》、法护《指南》、道基《疏》、僧辩《章疏》、慧休《疏》、灵润《义疏》、智俨《疏》、神廓《疏》等，载在史传。而其书都无流此邦者。”[⑦]

　　智恺有侄子曹毗，是真谛受菩萨戒的弟子。根据《续高僧传·曹毗传》记载，曹毗为智恺之叔的儿子，跟随智恺南下，最后到广州，从真谛学《摄论》。大概在智恺、真谛相继圆寂之后，曹毗回到了建康。陈太建三年(571年)，曹毗请建光寺僧正明勇法师继续讲《摄论》，随学名僧五十余人。后于江都(今江苏省江都县西南)白塔寺开讲《摄论》等。曹毗著有《真谛别历》，也称《真谛传》。曹毗的主要弟子有禅定寺僧荣、日严寺法侃等。

　　从《续高僧传·法侃传》的记载看，开皇九年(589年)，曹毗仍然在江都弘扬《摄论》。

　　二、法泰、智敫、道尼

　　法泰，生卒年不明，籍贯、俗名都不详。如《续高僧传·法泰传》所说：“不知何人。学达释宗，跨轹淮海，住杨都大寺。”与慧恺、僧宗、僧忍等，知名于梁代。真谛来广州后，法泰与僧宗、慧恺等在广州制旨寺笔受文义。法泰曾协助真谛翻译《律二十二明了论》以及《律二十二明了论疏》五卷。法泰“虽博通教旨，偏重行猷，至于律仪所及，性无违越”，将《律二十二明了论》“勒于座右，遵奉行之。至陈太建三年，法泰还建业，并赍新翻经论，创开义旨，惊异当时。其诸部中，有《摄大乘》、《俱舍论》。文词该富，理义凝玄，思越恒情，尠能其趣。先是梁武宗崇《大论》，兼翫《成实》，学人声望，从风归靡。陈武好异前朝，广流《大品》，尤敦三论。故泰虽屡演，道俗无受。使夫法座绝嗣，閴尔无闻。”其后，幸有静嵩为避北周法难而至建康，随侍法泰而学通《摄论》、《俱舍论》，并且将真谛之学传播到了北方。对于法泰，道宣说：“泰博谘真谛，传业嵩公。知我者希，浮谚斯及，不测其终。”道宣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智敫(？—601年)，循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平等寺沙门。智敫年轻时候，从延祚寺的道、缘二师学习《成实论》，又跟随北土沙门学《金刚般若论》，而且向希、坚二师学习《婆沙论》、《中论》。当真谛在广州刺史、安南将军阳山公頠宅第翻译《摄大乘论》时，大概因为人多地狭，他未有机会听习。后来翻译《俱舍论》，他“方预其席。及恺讲此论，敫与道尼等二十人，并掇拾文疏，于堂听受。”真谛三藏于太建元年(569年)元月圆寂不久，其弟子星散，许多都离开了广州，而智敫则仍然留在广州，如《续高僧传·法泰传》记载：“至三藏崩后，法侣雕散，宗嗣将亏。太建九年，敫相续敷弘”《摄大乘论》和《俱舍论》。

　　太建十一年(579年)二月开始，智敫跟从跋摩利三藏的弟子慧哿研习《涅槃论》，“止得《序分》、《种性分》前十三章玄义。后返豫章鹤岭山，敫又与玑法师随从，因复为说第三分，具得十海十道。及进余文，哿因遘疾，不任传授。”慧哿令智敫前往建康觅海潮法师。智敫于太建十四年到达建业，未曾遇到海潮法师，但遇到了栖玄寺晓禅师，获赐昙林所著《解涅槃疏释经后分》。智敫还到故寺，“常讲新文十三章义，近二十遍。开皇十二年(592年)，王仲宣起逆，焚烧州境及敫寺房，文疏并尽。其年授敫，令任广、循二州僧任，经五载，废阙法事。后解僧任，方于本州道场寺偏讲《摄论》十有余遍，坐中达解二十五人，玑山瞰等并堪领匠。”由此可知，智敫离开广州之后，着力于研习《涅槃论》，并且曾任广州、循州二州僧正。晚年又专门致力于宣讲《摄论》。智敫又编写了记录真谛翻译著述的“真谛三藏翻译历”，道宣对此著评价很高：“敫撰谛之《翻译历》，始末指订，并卷部时节，人世详备，广有成叙。”智敫于仁寿元年(601年)，遘疾，圆寂于道场寺。

　　智敫的弟子玑山瞰，道宣说“亦有盛名”，但具体事迹史籍无载。

　　关于道尼，目前所知不多，生卒年、法腊以及籍贯都无记载。《续高僧传·真谛传》在叙述智敫时，涉及到道尼：“及恺讲此论，敫与道尼等二十人，并掇拾文疏，于堂听受。及恺之云亡，谛抚膺哀恸，遂来法准房中，率尼、响、敫等十有二人，共传香火，令弘《摄》、《舍》两论，誓无断绝，皆共奉旨，仰无坠失。”此中说，智敫未能赶得上《摄大乘论》的翻译，而在智恺讲解此论时，与道尼等二十人共听。在智恺不幸早逝之后，真谛召集弟子发誓弘扬《摄论》、《俱舍论》时，道尼参与其中。事实证明，道尼忠实地遵守了自己的誓言，一直以弘扬《摄论》为己任。

　　《续高僧传·法泰传》也有寥寥数语提及道尼：“道尼住本九江，寻宗谛旨。兴讲《摄论》，腾誉京师。开皇十年下勅追入。既达雍辇，开悟弘多。自是南中无复讲主，虽云敷说，盖无取矣。”《续高僧传·道岳传》有文说：“有九江道尼者，创弘《摄论》，海内知名，以开皇十年，至自杨都来化京辇，亲承真谛，业寄传芳。”综合这些材料，可推知如下内容：道尼的活动中心本来在九江，后来南下至广州跟从真谛研习《摄论》、《俱舍》等。现在的问题是，在真谛圆寂后，其弟子四散分头弘法时，道尼到了何处？如后所述，僧宗、法准到了庐山，而道尼本来就住于九江，与其师兄弟一起北上至庐山也在情理之中。当然，后来他又到了建康，“兴讲《摄论》，腾誉京师”。开皇九年(589年)，南陈被隋所灭。开皇十年，道尼就应隋文帝征召，至京师长安。因此，道尼到达建康的时间距离陈亡不会太接近。

　　总体言之，在《摄论》的弘传方面，道尼的贡献很突出。他在南陈建康等地的弘扬，推动了《摄论》在南方的更广泛流传。他至长安，又推动了《摄论》在北方的传播。其高足道岳更是摄论师中的佼佼者，玄奘在求学期间，曾专程向他请教。

　　三、智文、僧宗、法准、僧忍

　　智文、僧宗、法准、僧忍这四位僧人都是当时建康佛教界的宗匠，智文最先离开建康，而僧宗、法准、僧忍随后也来到晋安并且礼智文学习律学。真谛三藏来到晋安后，四位僧人一起礼拜真谛为师，参与翻译。知道真谛到广州后，僧宗、法准、僧忍三位又前往广州，跟随真谛学习《摄论》、《俱舍论》。真谛三藏圆寂之后，僧宗、法准、僧忍成为弘扬《摄论》的主将。

　　释智文(509—599年)，姓陶，丹阳(今属江苏省)人。《续高僧传·智文传》记载：“及志学之年，依宝田智成以为师傅。既受具后，专讲玄津，以戒足分为五乘，律检开成七众，岂止通衢生死，亦乃组辔道场，义须先精，方符佛意。值奉诚僧辩，威德冠众，解行高物，传业之盛，独步江表，推其领袖，则大明彖公。文初依辩学，后归彖下。《十诵》诸部，罔弗通练。以梁大同七年，灵味凡官诸寺启勅，请文于光业寺首开律藏。陈郡殷均为之檀越，故使相趋常听二百许人。属梁末祸难，乃避地于闽下，复光岭表。时僧宗、法准，知名后进，皆执卷请益。”文中所说的宝田寺智成、奉诚寺僧辩、大明寺彖公都是建康僧人。智成，未见记载。关于僧辩、彖公则有零星记载。

　　《续高僧传·僧询传》记载：释僧询，“年十二，勅令出家，为奉诚寺僧辩律师弟子。辩性廉直，戒品氷严，好仁履信，精进勇励，常讲《十诵》。”《续高僧传·法朗传》记载：释法朗，“年二十一，以梁大通二年二月二日，于青州入道。游学杨都，就大明寺宝志禅师受诸禅法，兼听此寺彖律师讲律本文。”[⑧]由此可知，僧辩和彖公确实是建康高僧。智文礼僧辩、彖公为师，以弘扬《十诵律》为务。梁末祸乱之际，智文离开建康，避难于闽地晋安。此时，智文四十余岁。僧宗、法准至晋安后，一度依止于智文，向其请教。

　　《续高僧传·智文传》记载，智文等“又与真谛同止晋安，故得讲译都会，交映法门，边俗信心，于斯风革。”真谛到达晋安之后，智文、僧宗、法准等一起成为真谛的弟子，参与了真谛三藏翻译讲习活动。当时的晋安郡，还是一个经济落后、文化荒凉的地区。一些高僧如智文、僧宗、法准、僧忍等陆续来到晋安，加之真谛的到来，追随真谛受业者也会影随而至。真谛在这些僧人的帮助下一边译经，一边讲解，使得晋安郡一度出现“讲译都会，交映法门”的兴旺景象。

　　参照《续高僧传·真谛传》可知，真谛大致在陈永定三年(559年)初来到晋安，与智文、僧宗、法准等一批于梁代即已知名的僧人重新审订旧译的经典。不久，真谛感觉壮志难以伸展，便搭船准备离开中土。有鉴于此，智文、僧宗、法准等徒众没有跟随真谛三藏，而是继续留在晋安。

　　从道宣《续高僧传·智文传》所记载观之，跟从真谛三藏，并未改变智文固有的发展方向，因而有可能智文并未与法准、僧宗、僧忍等一起去广州。根据道宣的记述，智文于陈末回到建康，隋初又至长安，圆寂于隋开皇十九年(599年)二月二十日，春秋九十一。

　　真谛停留于广州的消息传回晋安，于时仍然在晋安的僧宗、法准、僧忍等僧人一起前往广州入真谛译场参与翻译、研习《摄论》。不过，这几位僧人到达广州的具体时间，有不同的记载。《续高僧传·真谛传》记载：“至文帝天嘉四年，扬都建元寺沙门僧宗、法准、僧忍律师等，并建康标领，钦闻新教，故使远浮江表，亲承劳问，谛欣其来意。”此文又说：“初谛传度《摄论》，宗、恺归心。穷括教源，铨题义旨。游心既久，怀敞相承。谛又面对阐扬，情理无伏。”道基撰写的《摄大乘论释序》说：“有丹阳义学僧僧宗、慧恺传语笔受，任得其人，论本、释论十有五卷。余以庸浅，钻仰无坠，聊述所闻，以示来哲。”由此可知，僧宗曾任《摄大乘论释》的笔受。依照这些记载可知，僧宗、法准、僧忍在真谛至广州的第二年初，即来到真谛身边，并且参与了《摄大乘论》的翻译。

　　然而，道宣在《续高僧传·法泰传》“智恺附传”又有不同记载：“至陈光大中，僧宗、法准、慧忍[⑨]等，度岭就谛求学，以未闻《摄论》，更为讲之。起四月初，至腊月八日，方讫一遍。明年，宗等又请恺，于智慧寺讲《俱舍论》，成名学士七十余人。”但凭此处的记载，很容易认定，这三位僧人迟至陈光大元年(567年)才到达广州。但是，不仅有《真谛传》的记载，而且《大乘唯识论后记》也记载，陈天嘉四年(563年)正月十六日，真谛等于广州制旨寺开始翻译此论，他“行翻行讲，至三月五日方竟。……末有僧忍法师，从晋安赍旧本达番禺，恺取新文对雠校旧本。”[⑩]此中所说的“旧本”是指菩提流支所译的本子。而从文中的意思看，僧忍到达广州的时间应该是陈天嘉四年三月五日前后。将上述几条资料对勘，基本可以断定，《真谛传》所记是正确的，而“智恺传”中的表达有歧义，主题句说的是因为僧宗、法准、慧忍等因为“未闻”(应该是不精通)《摄论》，所以请智恺为其讲解，而“度岭就谛求学”为插入语，不应将度岭时间随意系于光大元年。

　　综上所述，僧宗、法准、僧忍，如果假定三人是同行的话，可以肯定，僧宗、法准到达广州的时间也是在此年三月前后不久。

　　关于释僧宗，目前所知不多，仅有几条：其一，籍贯为丹阳(今江苏省丹阳市)，如道基《摄大乘论释序》说：“有丹阳义学僧僧宗、慧恺传语笔受。”其二，曾经住锡于建康建元寺，如《续高僧传·真谛传》说：“扬都建元寺沙门僧宗、法准、僧忍律师等，并建业标领，钦闻新教。”其三，真谛圆寂之后，僧宗与法准、慧旷等一起持真谛所翻译的经论前往归庐山。如《真谛传》所记载：真谛三藏“正月十一日午时迁化，时年七十有一。明日，于潮亭焚身起塔，十三日，僧宗、法准等，各赍经论，还返匡山。”其四，僧宗曾撰《摄论义疏》“心胜相”(即“所知依”)以后的部分，著真谛《行状》，广行于世。如《续高僧传·真谛传》说：“自谛来东夏，虽广出众经，偏宗《摄论》，故讨寻教旨者，通览所译，则彼此相发，绮缋辅显。故随处翻传，亲注疏解，‘依心胜相’后疏，并是僧宗所陈，躬对本师，重为释旨，增减或异，大义无亏。”其五，僧宗撰有《真谛三藏行状》，广行于世。

　　关于释法准，资料非常欠缺。仅仅知晓，他原为建康僧人，后来与僧宗等一起至晋安礼智文研习律学。真谛来晋安后，法准又参与真谛的翻译活动的。随后，闻听真谛至广州，他又与僧宗等一起至广州追随真谛三藏。《续高僧传·真谛传》记载：在智恺不幸英年圆寂之后，真谛三藏来到法准房中，“率尼、响、敫等十有二人，共传香火，令弘《摄》、《舍》两论，誓无断绝，皆共奉旨，仰无坠失。”真谛三藏圆寂之后的第三日，法准与僧宗等一起，前往庐山弘扬《摄论》。

　　关于释僧忍，资料有限且有歧义。《续高僧传·真谛传》记载：“至文帝天嘉四年，扬都建元寺沙门僧宗、法准、僧忍律师等，并建业标领，钦闻新教，故使远浮江表，亲承劳问，谛欣其来意，乃为翻《摄大乘》等论。”此中说的是，僧忍似乎属于建康建元寺僧人，以研习律本为业。而同书《法泰传》先说及“法忍”：“释法泰，不知何人。学达释宗，跨轹淮海，住杨都大寺，与慧恺、僧宗、法忍等，知名梁代，并义声高邈，宗匠当时。”而后文在“智恺附传”中又说：“至陈光大中，僧宗、法准、慧忍等，度岭就谛求学，以未闻《摄论》，更为讲之。”这几处引文，都是将僧宗、法准并提，但一处写为“僧忍”,一处写为“慧忍”，一处写为“法忍”。笔者将这些资料对勘，如果认定为三位僧人，巧合太多，因此倾向于“僧忍”、“慧忍”、“法忍”[11]均指同一僧人。僧忍至广州进入真谛门下，后又与僧宗等一起请求智恺宣讲《摄大乘论》和《俱舍论》。此后的事迹不详。

　　四、慧旷、警韶、智休、慧偘、明勇

　　释慧旷(534—613年)，俗姓曹氏，襄阳人(今属湖北省)。根据《续高僧传·慧旷传》的记载，慧旷十二岁出家，师事江陵(今属湖北省)宝光寺澄法师。其后，前往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听讲经论，“玄关斯辟，大义已通。将事随方，转相弘教。乃与宗、恺、韵诸师，俱值真谛，受《摄大乘论》、《金光明》等经。”《慧旷传》又记载：“俄而真谛涅槃，法朋雕徙，乃共同学僧宗俱栖匡岫，分时敷说，法化弥隆。”这是说，真谛于陈太建元年(569年)正月圆寂之后，慧旷与僧宗等一起离开广州，前往庐山，弘扬真谛之学。道宣的记述很简要，许多重要的信息都没有记载，好在因为慧旷是智顗的戒师，因而可以通过智顗的行历来确定慧旷生平的若干环节。

　　隋灌顶《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卷一记载：智顗“年十有八，投湘州果愿寺沙门法绪而出家焉。绪授以十戒，导以律仪，仍摄以北度，诣慧旷律师，兼通方等，故北面事焉。”天台宗文献一般将此事系于陈永定元年(577年)。至于地点，智顗受沙弥戒是由湘州(即湖南省长沙市)北上的，而慧旷律师在江陵，因此，智顗应该是在慧旷所住寺院受的具足戒。此中的一个直接证据是，《续高僧传·慧思传》称智顗为“江陵智顗”，文中说：慧思“后命学士江陵智顗，代讲金经。”根据天台宗文献记载，智顗祖籍颖川(今河南省许昌市)，生于荆州华容(即湖北监利县)，因此，“江陵智顗”的称呼一定是来自于其正式出家时的寺籍。如此考虑，慧旷当时一定是住锡于江陵的某寺。

　　受戒之后，智顗又前往光州大苏山拜慧思为师。天台史籍一般将此事系于陈天嘉元年(560年)，如此则推知，智顗在慧旷门下达三年之久。智顗在慧思门下时，慧旷也曾经到过大苏山。同书记载：智顗奉师命代师讲《大般若经》，“思师手持如意临席，赞曰：‘可谓法付法臣，法王无事者也。’慧旷律师亦来会坐。思谓曰：‘老僧尝听贤子法耳。’答云：‘禅师所生，非旷之子。’又曰：‘思亦无功，《法华》力耳。’”文中所讲的此事大致发生在智顗至大苏山之后的一、二年之内。由此可推知，慧旷于天嘉二年、三年之间的某时在慧思所在的大苏山，在听闻真谛停留于广州译经之后，南下礼真谛为师。

　　经过如上考证可知，慧旷属于《续高僧传·真谛传》中所说的，未能直接听闻真谛全面宣讲《摄大乘论》和《俱舍论》，于天嘉二年(561年)后又由智恺给予讲解的僧人之一。

　　在真谛圆寂之后，慧旷与僧宗等一起北上至庐山。《续高僧传·慧旷传》记载：“州宰鄱阳、长沙二王，俱敦师资之敬，后于湘、郢二州累载弘道。”根据《陈书》的记载，长沙王即陈叔坚，太建元年(569年)立为长沙王，太建四年，为宣毅将军、江州刺史，太建七年转为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鄱阳王为陈伯山，天嘉元年(560年)七月立王，太建六年，又为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不久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而湘州即今湖南长沙，郢州即武汉市武昌。由此可见，慧旷到庐山之后，得到了当地两任刺史的尊崇以及供养，弘法进行得很顺利，地域则遍及江州、湘州和郢州。

　　《续高僧传·慧旷传》又说：“虽亲觉久忘，而地恩待报，以陈至德元年言旋旧邑，即隋开皇之三年也。于遍学道场，传经引化。旷既律行严精，义门综博，道俗具瞻，纲维是奇。统掌八载，摄是乌回。后又奉勅移居兴国，寺任攸委，丝纶再降，香苏屡锡。”这是说，慧旷于陈至德元年(583年)回到自己的故乡襄阳遍学道场(寺)并且任此寺住持八年，后来又移居兴国寺。[12]秦孝王杨俊为山南道行台尚书令时，皈依慧旷受菩萨戒。隋炀帝路过江洲、襄阳，召见慧旷，“辞疾不见”。后来，隋炀帝勅其至丹阳栖霞山寺，他“于栖霞法堂更敷《大论》，新闻旧学，各谈胜解，且归善禅。”慧旷于此寺宣讲《大智度论》以及自己的“旧学”，“后携子弟徙而憩之，崖谷泯人世之心，烟霞赏高蹈之域。其有怀真慕义者，复萃于斯矣。”也就是说，其过去的弟子逐渐聚集于此，新皈依者不绝。大业九年(613年)五月十六日，慧旷圆寂于栖霞寺，春秋八十。

　　慧旷始以律学名世，在真谛门下接受了义学训练。真谛圆寂之后，回到庐山，其后在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弘扬律学以及佛教义学，贡献卓著。

　　释警韶(508—583年)，俗姓颜，会稽上虞人(今属浙江省)。《续高僧传·警韶传》记载：警韶“学年入道，事叔僧广以为师范。广律行贞严，当时领袖。初韶游都听讲，便能清论。年登冠肇，还乡受戒，护持奉信，如擎油钵。”此是说，警韶十五岁出家为沙弥，跟从家叔僧广，后来至京师听习经论，二十岁时回到故乡受具足戒。此后又至京师，“于即大弘法化，传灯不绝，即庄严旻公之遗绪也。次禀龙光僧绰，乃是开善琼支末。”僧旻圆寂于梁普通八年(527年)，因此，警韶跟随他的时间不长。尔后，警韶又跟随龙光寺僧绰学习。僧旻、僧绰[13]都是专宗《成实论》而兼弘《涅槃经》的高僧，由此推知，警韶于其座下也是专门研习这两部经典的。警韶“又探习三藏，广综众家。年二十三，讲《大品经》，味法当时，磨肩溢道。”从文中的叙述看，警韶在龙光寺也学习了其它经典，而且在二十三岁时，宣讲《大般若经》。“后还建元、晋陵等寺，敷演经论，解冠群宗。”离开其师之后，警韶先后住于建元寺、晋陵寺，他的志向是，年四十岁时“长就讲说”。结果在三十九岁时，“为建元寺讲主临终遗令传法，韶遵崇余烈，即坐演之。受业之宾，有逾师保。”[14]这是说，梁太清元年(547年)，建元寺讲主圆寂，临终叮嘱警韶继承其位，警韶遂成为建元寺的新讲主。

　　侯景之乱爆发，警韶“乃往豫章，将通道务。时逢豫州黄司空等，素情所仰，请为戒师。会外国三藏真谛法师，解该大小，行摄自他，一遇欣然，与共谈论。谛叹曰：‘吾游国多矣，罕值斯人。’仍停豫都，为翻新《金光明》并《唯识论》及《涅槃中百句长解脱十四音》等，朝授晚传，夜闻晨说。世谚泻瓶重出，知十再生者也。”真谛至豫章停留的时间是承圣三年(554年)。真谛对警韶大为赞赏，在警韶等的协助下，真谛重新翻译了《金光明经》以及《唯识论》、《涅槃中百句长解脱十四音》等经典。“梁乐阳王于荆立位，遣信远迎楚都弘法。韶念报地之重，来勅遂乖。”[15]文中所说“梁岳阳王于荆立位”是指梁岳阳王萧詧。这位岳阳王依附于西魏，于承圣三年(554年)十一月攻陷江陵，俘获梁元帝。第二年正月，梁王萧詧在江陵即皇帝位，改元大定。大概是在即位不久，岳阳王萧詧就派使者邀请警韶去江陵。而警韶并未前去。由此可知，警韶未曾跟随真谛离开豫章。

　　梁亡陈立，陈文帝天嘉四年(563年)，“有会稽慧藻、同泰道伦等二百余人，联署请韶，长讲于白马寺，广弘传化，十有余年。既登耳顺，便令慧藻续讲，躬往瓦官宴坐。”当时天台智顗，“定慧难踰，人神颇测，静叹精利，事等夙成，共诸前学，频请重讲，留意绵久，以疾辞之。”此后，“又于王府略说《维摩》；龙光寺中广敷《成实》。亦得数年，成诸学肆。末辞朽老，归志山林，乃入幽岩，自靖十有余载。”至德元年(583年)十月十一日，警韶圆寂于开善寺，春秋七十六。

　　警韶一生“所讲《成实论》五十余遍，《涅槃》三十遍，《大品》四十遍，新《金光明》三十余遍，《维摩》、《天王》、《仁王》等经遍数，繁乱不纪广叙。”可见，他主要是一位成实师、涅槃师，《警韶传》说真谛是为警韶翻译的《金光明》并《唯识论》及《涅槃中百句长解脱十四音》的，从其常讲新译本《金光明经》等来看，真谛对警韶还是有相当的影响的。

　　释慧偘(523-605)，也写作慧侃，姓汤，晋陵典河人。《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有传，“少受学于和阇梨。和灵通幽显，世莫识其浅深。”慧偘原来在邺都弘法，“后往岭南，归心真谛，因授禅法专精，不久大有深悟。”大概在真谛圆寂之后，他又回到建康，住于栖霞寺。大业元年(605年)，慧偘圆寂于蒋州(即江苏省南京市)大归善寺，春秋八十二。从僧传的叙述看，慧偘跟从的和阇梨因修习禅定而显现神通，真谛三藏也具有诸如此类的神通。而上引文献表明，他在真谛门下“大有深悟”，可见，真谛将自己禅法方面的功夫传给了慧偘。

　　最后，见之于文献的真谛弟子还有智休、明勇和韵师。

　　释智休之名出现在《续高僧传·真谛传》中。在真谛圆寂之前，真谛“少时遗诀，严正示因果，书传累纸，其文付弟子智休”，真谛将遗文付嘱给他，可见，在真谛门下，除智恺之外，智休的地位也非同一般。

　　释明勇之名出现在《续高僧传·法泰传》的“曹毗附传”中，其文说：“太建三年，毗请建兴寺僧正明勇法师续讲《摄论》，成学名僧五十余人。”有学者依据此文将明勇解释为曹毗的弟子。笔者以为不妥。

　　释韵师之名出现在《续高僧传·慧旷传》中，其文说：慧旷“乃与宗、恺、韵诸师，俱值真谛，受《摄大乘论》、《金光明》等经。”其它事迹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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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大正藏》第31卷，第112页下。

　　[②]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31页中。

　　[③]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30页下。

　　[④]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30页上—中。

　　[⑤]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31页中。

　　[⑥]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31页下。

　　[⑦] 《大正藏》第68卷，第123页下。

　　[⑧]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七，《大正藏》第50卷，第477页中。

　　[⑨] 一般以为，此中所说的“慧忍”与“僧忍”应该是指同一人。

　　[⑩] 《大正藏》第31卷，第73页下。

　　[11] 《续高僧传》卷十六有《法忍传》。从传文看，此僧是属于修行头陀行的僧人，而且道宣标为“后梁荆州玉泉山释法忍传”，因此，笔者断定此僧不是曾为真谛弟子“法忍”。

　　[12] 需要指出，《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等天台史籍记载，陈后主至德二年(584年)，智顗奉诏于金陵太极殿宣讲《仁王经》时担任“问难”者的“僧都慧旷”并非曾为智顗戒师、真谛弟子的慧旷。

　　[13] 僧绰之师并非琼法师。当时京师有两位琼师，一位“黑琼”，一位“白琼”，但都不在开善寺。有文献表明，僧绰是开善寺智藏的弟子。

　　[14]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七，《大正藏》第50卷，第480页上。

　　[15]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七，《大正藏》第50卷，第480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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