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名人——玄奘

世界文化名人——玄奘
　　玄奘是中国唐代伟大的佛学家、哲学家、旅行家、翻译家，是中西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和世界文化名人。以玄奘西行取经为蓝本的《西游记》故事在中国乃至世界广泛传播，使得唐僧(玄奘)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的世界百位文化名人中，玄奘与孔子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将玄奘与孔子、老子、孙子、屈原作为我国第一批对外宣传的历史文化名人向世界推介。玄奘历时十九年翻译的浩繁的佛教典籍，已经成为中国唐代以后佛教文献的范本和标准经典，对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鼎盛，对佛教作为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唐以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意识形态及道德规范等领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并且随着佛教的东传，渗透到日本、朝鲜半岛等东南亚地区，对亚洲地区佛教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作为佛教文化的集大成者，玄奘对印度最新的佛教理论的翻译和传播，为世界佛教文化中心由印度向中国的迁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玄奘那种不辞万难、远征求学的坚强意志；努力学习、虚心钻研的好学传统；坚持真理、谦虚礼让的道德品质；不慕虚荣、潜心学问的严谨学风；以及报效祖国、信仰弥坚的爱国爱教信念，都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的凝聚和升华，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鲁迅先生称玄奘等舍身求法的人为“民族的脊梁”。梁启超称玄奘为“千古一人”。 　
　　一、玄奘西行求法交流，为世界佛教文化中心由印度向中国的迁移奠定了基础
　　玄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其历经十七载，从佛教文化中心印度带回佛教典籍520夹，675部。 　
　　众所周知，玄奘自幼即立下宏愿大誓，“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并因聪慧好学而被隋大理寺卿郑善果破格录入僧籍。在其后的十余年间，少年玄奘遍访名师，周游巴蜀，访学荆扬，北上相赵，两入长安，对当时流行于南方的摄论学派和北方的地论学派都有了很深入的了解，佛学的理论基础已经非常扎实，在初唐长安佛教界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当时玄奘被誉为“释门千里驹”，并被荐入选“长安十大德”称号。但玄奘自己却越学越觉得不足，越学越觉得难以找到佛学的真谛和理论标准。因为他在各地师承的诸家学说教义互歧，莫衷一是，而其佛经翻译也支离破碎，各执一端，远非系统和完善，犹如盲人摸象，难窥真邈。同时，隋末唐初的宫廷喋血，对当时人们的心理冲击相当大，使玄奘更加感觉到弘法利生的迫切与必要，坚定了他西行求法的意志与决心。这时，中印度名僧光智三藏抵达长安，玄奘从光智的口中，了解了佛教发源地印度的现状及那里的名师、要典和学说，对印度佛教文化中心那烂陀寺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对精通瑜伽的那寺百岁主持戒贤法师充满了钦敬和景仰。他觉得只有亲莅源头，才能释去自己心中的疑惑，得到佛学的真谛，遂决心更加坚定：“必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经》(即《瑜伽师地论》)以释众疑。”
　　玄奘数次上表西行未获允准，遂于贞观三年随就食之饥民西行，违禁出关。在经历了渺无人烟的大沙漠，翻越了峻险陡峭的风雪凌山，跋涉了冰雪千年不化的兴都库什山，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跨越了大自然和人类自身极限的一次次挑战后，终于到达佛国印度。沿途玄奘拜谒了各处佛教胜迹，参访名师，勤习佛典，努力学习各地语言文字，了解沿途国家历史地理、文化艺术和风物人情，使自己的佛教学识和历史地理知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贞观七年，玄奘到达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印度佛教文化中心那烂陀寺。在那寺，玄奘拜正法藏、瑜伽大师戒贤为师，学习瑜伽论五年，全面掌握了印度瑜伽学说的最新理论成果，同时在因明学、声明学等领域也有了很高的造诣。此后，他遍游南印二十八国，对印度大乘空宗、小乘佛教及婆罗门教的理论也进行了钻研，从而成为一位学贯东西、兼通大小乘、集佛教理论和宗教实践于一身，站立在佛学研究领域巅峰的三藏法师。
　　玄奘的成就，代表了当时世界佛学研究的高峰。作为佛教文化的集大成者，玄奘也得到了印度各国人民的尊重。在玄奘学成归国之际，印度各国国王、僧侣将他们潜心收藏的多种版本、各家学说的佛教典籍675部交由玄奘带回国内。这些佛教典籍，汇聚了印度佛教文化的核心和精华，包含了传统的佛学经典和佛学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随着这些经典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以及玄奘法师的回归，标志着世界佛教文化新的传播中心在中国的形成。此后，在公元十二世纪，阿拉伯帝国侵入印度大陆，印度进入了笈多王朝统治时期，佛教在印度全面衰落并迅速消亡。世界佛教文化中心完成了由其发祥地印度向中国的转移。而真正使这一迁移得以顺利而圆满实现的，正是大唐玄奘法师。 　
　　二、玄奘的佛经翻译，为中国佛学的发展和鼎盛奠定了基础
　　玄奘法师西行求法十七年，带回大量的印度佛教经典，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佛学研究的理论宝库。其后，他又用十九年的时间，呕心沥血地将其中的七十五部、1335卷翻译成汉文。玄奘的翻译，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争取朝廷支持，设立国家译场进行佛经翻译 　 玄奘在长期的求法交流过程中，深深地懂得“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道理。因此，在回国途中到达于阗后，即致书太宗皇帝，叙述自己违禁求法的经过，希望得到太宗的谅解。回到长安后又迅速赶到洛阳拜谒太宗，“君臣相见甚欢，”玄奘盛赞太宗的仁德，称自己能够穿越重阻到达印度，“既赖天威，故得往还无难。”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求得太宗对佛教及其译经事业的支持，从而得以在长安设立国家译场。这样，既能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和汇聚佛学研究的顶尖人才，组织起最高水平的国立译场，同时，朝廷在财力、场所、安全警卫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免除了译场的俗务干扰和后顾之忧，能够一心一意、专心致志地从事佛经翻译工作。
　　2、译经的数量众多
　　玄奘法师自贞观十九年回国至麟德元年圆寂于玉华寺的十九年间，先后在长安弘福寺、慈恩寺、西明寺、顺贤阁、坊州玉华寺等地开设译场，译出佛教经、律、论共七十五部、1335卷，约占中国隋唐时期僧侣译经总数的一半以上，比中国古代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真谛、法护、义净、不空译经的总和还要多，占到《大藏经》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其中在玉华寺的最后四年中，译出佛经14部，682卷。　
　　3、采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开创了“新译”的里程碑 　 作为译场译主的玄奘法师精通梵文、巴利文等多种文字，又精通声明学、因明学，同时又具有极深厚的佛教文化功底和理论知识。因此，由他组织的译经班子，无疑能够最透彻地理解佛经的本意，并用最贴切的文字将经文翻译出来，曲尽佛经深奥的内涵。译场中汇聚的一大批高僧硕儒，通过完备而科学的译经程序，形成最终的、堪称完美的汉文经典。译文音颤铿锵、落地有声，文字畅达，富有逻辑性。另外，在翻译领域，玄奘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根据不同经文的义理和语言，酌情使用语意翻译和交际翻译，以求最大限度地将佛经传译给中国读者。其译经意义，不仅在于丰富了中国思想、文化、语言和文体，还在于早在1300多年前，就以其卓越的翻译实践，囊括了现代翻译学所能归纳和认定的基本翻译原则和翻译境界。”开创了中国翻译领域“新译”的里程碑。 　
　　4、翻译经典种类齐全玄奘印度取经，师承大乘有宗的戒贤法师，学习瑜伽有宗的理论。但他能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在全面掌握瑜伽论的基础上，对印度大乘空宗、小乘佛教甚至对婆罗门教的有关理论都进行了钻研，遇到名师就虚心求教，学成方行。在回国之后的译经过程中，玄奘对印度各部派的典籍都有翻译。其中最重要的有大乘有宗的《瑜伽师地论》、《解深密经》、《成唯识论》，大乘空宗的根本大典《大般若婆罗密多经》，有小乘佛教的《阿毗达摩发智伦》、《阿毗达摩具舍论》、《异部宗轮证》等。在玄奘所译的经卷中，《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计二十万颂六百卷，是玄奘平生所译最大的一部经卷。“般若波罗蜜”为梵语音译，意为“通过智慧达到彼岸”。该经告诉一切众生如何以智慧成就法身解脱的法门，因此被誉为“诸佛之智母，菩萨之慧父”、“镇国之巨典，人天之大宝”，在佛教典籍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他还将中国道教的经典《道德经》、《大乘起信论》翻译成梵文，流传到印度等地，开辟了中译梵的先河。 (上)
　　5、译场组织严谨，分工细密，精干高效。
　　在朝廷的大力支持下，玄奘组织起了规模宏大、分工严细的译经场。进入国家译场的大贤高僧，均是玄奘精心挑选的佛界精英，“证义大德为时辈所推者一十二人，即宏福寺沙门灵润、文备，罗汉寺沙门慧贵，实际寺沙门明琰，宝昌寺沙门法祥，静法寺沙门普贤，法海寺沙门神昉，廓州法讲寺沙门道琛，汴州雁觉寺沙门玄忠，蒲州普救寺沙门沈泰，绵州振音寺沙门敬明，益州多宝寺沙门道因。又有缀文大德九人……字学大德一人，正梵语大德一人”。代表了当时中国佛学的最高水平。同时众多高官硕儒参与其中，如左仆射房玄龄就任“总知监护”，后来的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等“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保证了译经质量。
　　玄奘译场译经分十道程序，即译主负总责，分笔受(缀文)、度语、正梵本、润文、证义、梵呗、校勘、监阅总校、正字等。根据译经需要进行合理安排，这样就将译经工作程序化，系列化，有条不紊，精干高效。
　　6、注重传承与创新
　　玄奘游历印度十七年，掌握了佛教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和传统经典，因此，对于佛教典籍能够全面把握，在忠实翻译佛教经典的同时，对佛教理论进行传承和创新。如法相宗基本理论依据《成唯识论》的译撰，是玄奘在无著、世亲所撰《唯识三十论》和其十位弟子分别撰著的基础上“综错群言，以为一本，楷定真谬，权衡盛则，”糅译撰著而成的，是玄奘与高足窥基对印度瑜伽有宗理论的创新和再造。玄奘在印度撰著的《会宗论》、《制恶见论》及《三身论》都是佛教理论的创新。另外，玄奘在佛经翻译的技术与方法上也不断发展与创新。如其坚持的“五不翻”原则，体现了对历史、对著者的一种尊重，是以否定的形式来肯定一种严肃、负责的文化精神和态度。
　　7、开创了由中国僧人主持译场翻译工作的新局面。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佛经的翻译工作随即展开。东汉时有西域高僧安世高、支娄迦谶等在汉地的译经。十六国时期，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在长安设立译场，翻译佛经。罗什所翻佛经，范围广博，卷轶浩繁，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南朝时，印度名僧真谛乘船从海路来华，在建安翻译经书。隋朝时，首设统一国家的译场——长安大兴善寺和洛阳上林苑翻译馆，由僧官或高僧担任监护。但在隋唐以前，中国的佛经翻译，始终是外国人作主译，中国僧侣辅助。这种局面在玄奘回国之后得到了改变。玄奘设立的国立译场，是首位由中国僧侣作译主的译场，标志着中国佛经翻译由被动走向了主动，开创了中国佛经翻译工作的新局面。
　　玄奘翻译的佛教经典，不仅完整地保存了印度佛教文化的思想成果，同时，为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成熟，佛教在中国的鼎盛准备了完整的思想宝库。奘译经典成为此后中国佛教学派典籍的标准和典范，为佛教中国化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三、唯识宗对中国哲学体系形成的影响
　　唯识学是印度佛教的一门古老的学说，起源于公元四、五世纪，其奠基者为无著、世亲两兄弟。以唯识学为核心的大乘有宗是继大乘空宗之后，印度佛教所形成的最重要的佛教宗派。它的思想体系，是以主观唯心主义和思辨逻辑相结合，偏重于知识论的经验检讨。因此，大乘有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加偏重于思辨哲学以及哲学体系的形成。
　　大乘有宗在中国的传播，南北朝时北方有西域名僧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译传世亲的《十地经论》，南方有印度高僧真谛译传无著的《摄大乘论》。但这些法相古学及其思想，因为受到大乘空宗的批评，同时其理论所包含的哲学思想，难以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因此，其影响力十分有限。
　　唯识宗真正在中国的流布，始于玄奘及其弟子。玄奘全面地翻译并融汇介绍了印度唯识学的理论著作，玄奘弟子对玄奘的唯识学著作做了大量的注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唐代第一大佛教宗派——法相唯识宗，建构了中国唯识学的基本模式和理论体系。玄奘作为法相唯识宗的开宗大师，上承印度无著、世亲以至护法、戒贤一派的宗教哲学，下启弟子窥基、圆测，融合了南朝的摄论学派和北方的地论学派，成为初唐盛极一时的佛教学派。
　　受清末革新运动和西方哲学思想传入的影响，唯识学在二十世纪初重新得到重视，唯识学研究成为当时佛学研究的热点。当时研究、宣传唯识学的团体，南京有欧阳竟无领导的支那内学院，北方有韩清净创办的三时学会。同时，梁启超、章太炎、梁漱溟、熊十力等，在佛教唯识学的基础上，构建了各自的学术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既具有东方传统文化的风采，又不乏西方哲学的认识论的特征。既汲取了中国传统佛教理论深厚的文化底蕴，促进了法相唯识宗的复兴，又给予了他们进退西学的开放气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近代哲学体系逐步形成了。
　　四、开辟了中印政治文化交流的新局面
　　玄奘法师游历印度十七年，他以自己个人魅力，以虚心钻研、谦虚礼让的道德品质，展示了大唐帝国开放的气度胸襟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博得了印度各国人民的敬仰和爱戴。在玄奘的影响下，中印度羯若鞠闇国的戒日王在公元641年曾遣使来唐，唐太宗在贞观十五年(641)派出了以梁怀敬为正使的使团出使回访了北天竺的摩揭陀国，这是中国使团第一次抵达北印。戒日王又遣使者随梁怀敬回访长安。太宗为答谢其诚意，在贞观十七年(643)又派遣以朝散大夫李义表为正使、容州黄水县令王玄策为副使的22人使团，送戒日王的使者回国，到达后受到了戒日王的热情接待，将唐代中印友好关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间，李义表、王玄策还专门到摩揭陀国的摩诃菩提寺的“证圣道场”至诚瞻仰，并勒碑留念。此后，中印之间的交往就逐渐频繁，政府、民间、商业往来、僧侣互访贯穿了整个唐代。其中王玄策作为唐使在二十二年中多次出访印度，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建立友好的国家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中)
　　中印文化的交流由来已久，早在两汉之际，印度佛教就通过西域传入中国，并对中国的政治、文化、艺术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汉时明帝夜梦金人，遂于永平十年，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使天竺。永平十四年，蔡愔等与印僧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因立白马寺于洛阳雍关西，以居二僧。中国有寺僧自此始。东晋时期，中国高僧法显赴印求法，开辟了中国僧侣赴印求法的先河。但自汉魏至隋唐，中印文化的交流，主要是佛教通过西域向中国的传入。这一时期，印度及西域地区来华的僧侣多达数千人，佛教在中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玄奘法师则将中印文化的交流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远赴印度，通过虚心的学习和刻苦的钻研，成为五印首屈一指的佛教学者，站立在世界佛教文化的最高峰，被印度大乘教派誉为“大乘天”，小乘教誉为“解脱天”。他所著的《制恶见论》及《会宗论》、《真唯识量》等是对印度佛教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这一时期，玄奘的学术活动，主要是交流和传播，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学习。同时，他还将《道德经》、《大乘起信论》等中国典籍译成梵文，让印度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宗教思想，并向戒日王介绍了《秦王破阵乐》等中国音乐。增进了印度人民对中国的了解。
　　五、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是研究南亚次大陆和中亚地区各国历史地理的经典著作
　　玄奘法师游历印度十七年，往返五万余里，于贞观十九年春携带大量经卷和佛像回到长安。唐太宗得知玄奘回国，在洛阳宫仪鸾殿召见了他。当时大唐王朝正在对西域用兵，急需了解西域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情况。太宗即请玄奘将其在西域及印度的所见所闻撰写成书。于是，由玄奘口述，弟子辨机执笔的《大唐西域记》一书，于贞观二十年七月编撰完成。
　　《大唐西域记》共分十二卷，约十余万字，书中记载了玄奘游历印度途中所亲历的110个国家和传闻的28个国家的情况。按照国名、地理形势、幅员广狭、都邑大小、国王族姓、宫室、农业、物产、货币、衣饰、食物、语言、文字、礼仪、兵刑、风俗、宗教信仰、佛教胜迹、寺院等分门别类，各有详略。全书内容丰富，文字流畅，叙事翔实。书前冠唐尚书左仆射于志宁、敬播两序。卷一记述了今新疆及中亚广大地区，是玄奘初赴印度所经之地。卷二至卷十一有印度地区总述，并分国别介绍五印各国概况。卷十二介绍玄奘回国过程中所经过的帕米尔高原及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诸国概况。
　　《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东起新疆、西达西亚、南到印度半岛南缘、北到吉尔吉斯斯坦广大地区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科学概括了印度次大陆的地理状况，成为这一地区最全面、系统、综合的地理述记，是研究中世纪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阿富汗等国的最为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
　　《大唐西域记》已经被译成德、法、英、日等多国文字，成为近代对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佛教胜迹及历史名城进行历史考察或考古发掘的最重要的文献指导书。印度对佛教胜迹那烂陀寺的考古发掘，充分证实了玄奘记载的准确无误。1971--1974年印度考古学者在北方邦比普拉瓦进行的考古发掘，证实了此处正是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所记载的迦毗罗卫国的真正故址。如今，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部巨著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深远。对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印度的历史地理和宗教文化而言，这本书已经成为最基本的研究史料。
　　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一书，记载内容之丰富，收录国家之多，内容之翔实可信，史料价值之高，在中国图书资料中实属罕见。这部旷古未有的历史地理学著作已经超出了国界，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将继续对佛教文化和南亚历史的研究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六、玄奘的圆融汇通，和谐豁达对唐代佛教兴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玄奘归国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儒、释、道并重的社会。隋唐统治者对于宗教的态度，是三者并用但时有所偏。儒家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思想，为社会提供“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正统”的思想，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提供巩固秩序的理论根据。因此是无可替代的；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具有广泛的社会和群众基础。南北朝以来，历代皇帝素信道教。“每帝即位，必受符箓，以为故事。”到了唐代，由于唐王朝的大力提倡，道教的地位空前提高。高祖李渊为自高门第尊道教始祖老子为祖;太宗李世民颁《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高宗李治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时期，道教更加显赫，玄宗托言梦见老子，请人画老子像，颁行天下，并亲注《道德经》，以推广道家思想；而佛教则处于相对困窘的状态。唐初帝王对于佛教的态度，一直只是利用而已，他们看重的是佛教协调自然、协调社会、协调人心、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克己奉公、淡薄名利的教化作用。而对于佛教本身，则更多的是限制。高祖时傅奕上疏“请除佛法”，撰《高识传》(十卷)宣传反佛思想。高祖颁《沙汰僧道诏》以限制佛教的发展。唐太宗对于佛教也只是利用。早年他曾经说过：“朕于佛教，非意所尊，所好者，惟尧、舜之道，周、孔之教。”贞观二十年太子太保、宋国公萧瑀佞佛，太宗就曾当面驳斥，并举南朝梁武帝佞佛亡国旧事警示。在佛、道之争中，高祖李渊排出了“老先次孔末后释”的次序，太宗则专门下诏：“……自今以后，斋供、行法、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由此可见佛教在初唐的地位。而这无疑会给正在研习佛法、弘扬佛教的玄奘留下深深的思考。
　　玄奘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力争唐王朝对佛教及其译经事业的支持。他于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回到长安，稍事休息，即于二月一日赶赴洛阳，拜谒太宗皇帝。太宗即“别赦引入深宫之内殿”，“君臣相见甚欢”，玄奘“面奉天颜，谈叙真俗，无爽帝旨，从卯至酉，不觉时延，迄于闭鼓。”可以说是“一见倾心”、“相见恨晚”，太宗对玄奘的学识和人品十分佩服，对玄奘的译经事业表示大力支持。
　　贞观二十二年，正在玉华宫避暑游猎的唐太宗想到在长安苦译经书的玄奘法师，于是诏玄奘来玉华宫避暑。玄奘即借此机会向太宗介绍自己的新译作《瑜伽师地论》，并请太宗为之作序。唐太宗费时月余，通览了这部长达百卷的佛教典籍。该经的阅读，对李世民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彻底改变了他先前对佛教的偏见与误解。至此，太宗李世民心归佛门，“平章法义、福田功德不辍于口。”一心佞佛。命秘书省将玄奘新译经论缮抄九份，分赠雍、洛、并、相、荆、扬、凉、益、幽等九州，并令各地宣播流通，惠及国民。另外还大肆度僧，一次度僧总数达一万八千五百人之多。(在初唐总户数不足三百万的情况下，这一数字是惊人的。)他还专门下诏，颁布《佛遗教经流行敕》，诏令京官、州官人手一册《佛遗教经》，用以检查、监督僧尼们的“行业”。该敕的颁布，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了玄奘法师所译佛教典籍。从此，奘译佛经成为中国佛教各大宗派的典范。太宗与玄奘君臣则“相得益深，无时暂间，凡衣服卧具，频诏换易，如家人也。”君臣相遇极深，恩遇优渥。
　　玄奘法师利用一切机会取得朝廷的支持，抬高佛教的地位。高宗即位后，玄奘经常随侍左右，在适当的机会，选择恰当的词汇来“颂圣”，并不失时机地为皇室大小事务上表祝贺。皇子李显(即后来的唐中宗)降生后，玄奘法师为其取法名“佛光王”，而且还“受三归依”，并于李显出生当日、三日、满月连续三次上表祝贺。皇帝派御医赐药，玄奘都要再三上表，表示感谢。为了佛教的兴旺，玄奘不得不牺牲自己宝贵的时间，违背自己的意愿去迎合高宗，争取朝廷对佛教的支持。表现出作为一位伟大的佛学家和杰出的政治活动家的圆融汇通、和谐豁达。在唐高宗的大力支持下，玄奘的译经事业得以顺利进行，佛教的地位空前提高。
　　玄奘法师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他西游印度十七年，亲历西域110国，有旅行家多姿多彩的生活经历；他将印度佛教典籍带回中国，并进行了全面的翻译和撰著，创立了中国唐代佛教第一大宗派法相宗，为了译经事业劳心费力、殚精竭虑，具有作为宗教徒的殉道精神；他既具有思想家的救世热情，又具有成熟政治家圆融汇通、善于利用各种积极因素的才能和胆识。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国文化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