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学术状况与“中国思想”的未来

近三十年学术状况与“中国思想”的未来
　　　　转自：文汇读书周报 2008年12月26日
　　2008年7-9日，由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华师大出版社合办的“近三十年学术状况与中国思想的未来”研讨会，在光明日报社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山东大学、香港大学等的青年学者与部分媒体代表四十余人出席了会议。研讨会充分展现了中国当代思想/学术领域的“中国思想” 转向：那种言必称西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思想的自觉与“归正”业已成为一个新的共识。会议由“中国思想的转向与自觉”、“西学对中国思想的意义”、“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重建”以及“思想史研究的转折与挫折”等四场讨论构成，这里将主要发言与部分讨论结合在一起，分三个主题，摘要编发于下。
　　“哲学”、 “国学”与“经学”：“中国思想”的自觉
　　杨立华【北京大学】：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哲学完成了某种主体性的转变：从抵抗中持守的主体，转变为对话的主体。但在这种转变中，也蕴涵着某种巨大的危险：在渴望被理解的追求中，从根本上丧失了主体性地位。所以，我觉得在对话的主体当中，要有抵抗的意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不可能靠乞求和商量得来。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一直着眼于通过对中国思想资源的深细阅读，以期彰显出中国哲学的固有脉络。而此种脉络的确立，用宋儒的话讲，就是“自立吾理”。除此之外，我个人觉得，如何寻找和构建一条走向现实的社会文化的道路，从而让中国哲学真正地对未来的中国文化和思想发生应有的作用，在今天已经是个很迫切的问题。但这不是一个拯救中国文化的问题，而是一个用中国文化拯救我们自己的问题。
　　吴国武【北京大学】：传统经学，过去是考据、义理、经济、辞章四结合的学问。它不是一个学科，也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学术形态。近代分科以来，传统经学几无藏身之处，支解成新学科下的材料也就成为必然。然而传统经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与我们的民族性、文化传统关系太密切，重新研究，势所必然。怎样研究呢？那就必须整合文史哲，调动社会科学的参与。另一方面，经学是知识、思想、信仰、践行相结合的学问，这是儒家本身具有多样性的重要基础。历史上的汉宋之争、朱陆之争都是各偏一词，当代学者应当以开放心态开展对传统经学的研究。
　　刘宁【北京师范大学】：对经学的研究还是要注意到经自身的系统，比如，现在很多人在做春秋学时，关注的都是一些非常抽象的、所谓的春秋大义层面的问题。但如果你不进入到“义例”的层面，进入到“属辞比事”这个层面，怎么能理解传统的政治学的内涵呢？比事的艺术才是政治学里面非常精华的东西。而且“义例”的层面又是有非常多的，必须伴随着“义例”的体系，来呈现这样的一个“义”的精神。可惜我们现在这种进入非常的浅。如何更加深入地去体会经学本身的系统，因而显得更为重要。
　　陈赟【华东师范大学】：经学之为经学，就在于它提供的是公私政教生活的大经大法。但今日主导生活世界的经学，显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学了，传统意义上的经学之为经学已经是史迹了。在当下，替代马克思主义之经学地位的是西学，然而当代中国的西学本身却又无统无宗，不能承担经法的责任。这也许正是国学热的深层原因。
　　曹峰【山东大学】：经学的研究关涉着古典学。古典学的建立，大致有两方面的走向：一是还原，一是创新。所谓还原，就是力图恢复中国古典学的本来面目。二十世纪以后，以日本为桥梁，引进西方的学术概念、框架、方法、体系建立起来的中国古典学，将本来互不分家的文史哲变成了各自独立的三个学科，使彼此间的隔阂越来越深，离开中国古典的真实面貌也越来越远，几乎成为西方理论的材料和注脚。当务之急是还原，剥离一个世纪以来强加于中国古典学身上的种种不真实、不可信的外衣，用中国的话语、中国的模式、中国的方法来还原和构筑出真正的中国古典学。所谓创新，是基于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认为中国古典学应该做战略性、方向性的“现代转型”，形成新的、与时代相应的观念系统。参照、运用西方概念系统、理论框架作出新的阐释，是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古典学延续下去的必然手段。
　　丁四新【武汉大学】：出土简帛文献对于中国思想界引起较大震动的，第一个时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马王堆帛书的发现为核心；第二个时期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以楚简为核心。郭店简等竹书以经子类著作为主，与古典时期中国文化的精髓密切相关，许多篇目都正在不断修订我们有关中国思想的传统图像。比如，《六德》篇所谓六位、六职、六德的伦理学系统，在我们此前能见到的所有先秦文献中，就没有比这其更为系统、深刻的。今天，我们讲角色伦理学，讲职分伦理学，其实按照中国古典的范畴来看，应当叫“位分伦理学”。因为在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中，“位”比“角色”和“职”更基本、更重要，伦理人作为是其所是，他必要首先确定自身在宇宙、社会和伦理世界中的“位”。
　　干春松【中国人民大学】：一般认为，国学研究大概是开始于1993年，有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事件，即所谓的北大的国学热，到现在刚好15年。国学热的出现，我个人认为，最初只是从思想到学术转变过程的一个产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实际上并没有很大的反应，但现在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国学的概念到现在仍是模糊不清的，但国学热的出现，一方面是对于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学科危机做出的反应，一方面则致力于解决我们意识形态方面的一
　　些问题，所以，我以“国学——民族国家的政教之学”来表达我的期许。
　　肖自强【《中国新闻周刊》】：国学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与传统国学相比而来的“国”之变和“国”之不变的问题，换言之，“国学”的成立，首先就得解决一个“国”的认同问题及认同一个什么样的“国”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国学这个概念包含着选择什么样的政教生活的问题。
　　梁涛【中国人民大学】：回答上述问题，传统经学不能绕过。但经要被一个民族认同，被一个社会认同，需要经过一个再转化、再诠释的过程，这一转化与诠释也许正是中国思想的入手处。
　　柳春蕊【北京大学】：中国思想中存在着一个“行”的传统，而在行的传统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及物；二是及时。“及物”是指讨论中要有“事”在，并试图准确把握这种“事”。“事”构成我们讨论问题的基本平台。做历史研究，首先要了解历史实践活动中的“人事”，既而追问“天命”；做社会实践，我们大抵能从各自研究领域中寻找多种资源，或用之批判社会，或为建设所用，但首要的是哪些资源能合乎当下，与当下广阔而开放的“事”经验相合，并有效指导我们所做的“事”。所谓“及时”就是“与时俱进”。总希望一种传统能接续下去，成为“活”的传统。作为一种“活”的传统，重要的不是以文字的方式去研究和传播，而是躬行和实践。
　　“西学”的意义
　　张亮【南京大学】：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中国源远流长，但是学科意义上的马克思研究实际上是1978年以后才正式出现的。三十年来，中国的马克思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意识形态到学术化的发展过程，研究范式出现了重大转换，学术性不断提高。但归根结底，仍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反思中国问题、思想中国问题的一种独特方式。30年来，马克思研究中的绝大多数重大问题实际上都是从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所遇到的那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问题折射而来。因为在中国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并不会去直接研究现实问题，而是选择以史为鉴，从历史中读出现代的意味，以学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态度和对未来的展望。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如果有马学，马学也绝对不是简单的要变成一个学科化的东西。如果变成一个学科化的东西，或者说今天已经变成一个学科化的东西，恰恰是因为根基已经发生动摇了。问题就在于，你是否承认这个根基的问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不完全是原来的那个经典，而是中国一百年来所谓中国革命的实践。它把这个作为主体。我们今天如果不承认这个东西了，或者这个东西破灭了，那么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研究可以变成一个专门的学问。
　　韩潮【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化的最坏的结果，是它拒绝反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是造就了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历史实践，而且这个实践成了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不反思这个，一个中国人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意义？
　　张亮：走学术化道路并不是要放弃对苏联革命实践和中国革命实践进行反思的理论成果，并不是要放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我所知，当代中国最重要的那些马克思研究者其实都坚信，马克思比以往任何时候离中国都要近。但问题在于，他们，包括我都真切体验到：如果我们不走出意识形态的藩篱，我们就无法真正走进马克思；如果我们不重建马克思研究的学术声誉，我们就不能重新让马克思主义成为群众的理论武器。
　　宋继杰【清华大学】：我认为中国这一百年的西方哲学研究成就卓著、贡献巨大。但问题是，今天，中国人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个人觉得，中国古代文人那种以诗书画为中心的生活世界是更值得仿效的一个生活世界。这不是好玩或高雅的问题。海德格尔说“我们要改变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先得改变我们和语言的关系”，很耐人寻味。柏拉图时代以来西方人和语言的关系是不恰当的，它造成了今天地球环境的危机：因它为以“Techne”（技艺、技术）的“制造”为核心，制造物就是制造语词，制造语词也就是制造物；包括语言在内，这世界无非就是工具或材料，可以任意妄为；“物自身”很难有容身之地。相反，古代中国人和古代汉语绝不是这种关系：包括诗书画在内的汉语文活动是古代中国人实际生命的根本，借助于这些语文活动，他们与天地同流——“天”“人”合一首先是“文”“人”合一。
　　王恒【南京大学】：作为一个中国人，然而又是一个受到的教育是系统化的西学的中国人而言，有一个困境：我们内在的同一性是什么？ 这个问题与我们反思中国思想有关。或许可分三个层次来说。第一个，是学术研究的问题。不管是哪个学科，都必面临此问题，这是基本的规范问题。第二个层面或许能够叫做思想问题，也可以说是以我们自己的同一性为关注焦点的生命体验问题及其所引发的思想问题。这包括情调、趣味、情怀、胸襟、心胸、气质等，但是，作为思想之促成和源头意义上的生命体验，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中国思想得以形成的个人方面的基础。第三个层面，就是弘道的问题。但我弘什么样的道，这个道到底是什么，是中国的天道，还是世界精神，还是全球化？我不知道。我总的感觉是，如果我们能立足于自身当下切身的同一性焦虑，以此为活的源头，进入并展开学术性的研究，或许倒可以对中国思想之弘扬有真切而扎实的建设性的和历史性的意义。
　　韩潮【同济大学】：三十年的学术脉络要到前两个三十年里去找来龙去脉。可是，一旦我们回顾五四以来的西学，尤其是西方哲学，平心而论，成就实在有限。五四以后，最主要的学术转变是用西学的方法，回过来研究中国思想史，比如说胡适、冯友兰甚至顾颉刚的工作。关键的问题还是得理解西学在近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当晚清时期中国开始遭遇西方时，因为“打不过”和“讲不过”，政治上的危机和精神层面的危机同时来了，于是就有了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军事到制度，从制度到思想，一步步后退，直至退无可退，才有林毓生说的那种五四的全盘反传统主义。这时的思想革命，反映的是整体性的政教危机。当最高的价值失去价值之际，西学填补了进来。这不是学理论辩、体悟心证的结果，而是乘虚而入。可这么一来，“西学”就不是“西学”了，它只是一种替代性的“西教”。整个西学，在五四以后承担了它本不能承担的那个作用，就是过分地想成为一个替代性的宗教信念。这是百年来中国西学的悲剧所在。
　　肖自强：将中国的西学历史拉到一百年前，我的感觉是还是不够。一百年来，中国作为一个弱者，作为一个被打者，而其实他从被打、有痛的那一瞬间开始，才成为自我的一个新开端。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陷入抵抗哲学主体性的原因，这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我们这一百年没走出来，是因为没有大历史观，没有五千年的感觉。我们还是没有摆脱这种挨打的感觉。学者在这个时候还是需要跳出来。只要没有跳出来，中国的西学研究自然会很困惑。
　　近三十年学术研究的转折与挫折
　　赵璕【香港大学】：三十年前思想史研究的转向，同样是在马克主义史学框架内形成的，认为原有的必然性论述既忽略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也忽略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余毒”，因而必须对欠帐的历史进行“补课”，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凡是以前认为是“错误”、“落后”的都必须颠倒，必须忏悔的格局。但这种批判却从未进入新的历史观塑造的层次，比如，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论（无论是几个阶段）才能存在？历史的“普遍真理”（“普遍价值”）有意义吗？如何看待“历史目的论”（不管目标有什么不同）？近三十年来，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复杂性与具体性的理解上确有不少进展，但真正缺乏的是那种不满足于历史废墟中的发泄与游戏，在震塌的地面下不懈地寻找“将来的水源，新的渊源”，为未来的历史城邦的兴起而奋斗的意志。
　　梁涛【中国人民大学】：思想史这个学科，在整个学科中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管是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思想通史》，到了80年代李泽厚的思想史三论。但思想史研究一度在哲学与历史研究中被双重边缘化。“妾身未明”。自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讨论出现以后，哲学界对思想史认同多了一些。但思想史和哲学史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如果说哲学史重视概念范畴的研究、逻辑的推理，而思想史重视思想观念、社会思潮，这未免过于简单。思想史的特点在于注重视把思想放在社会的背景下面来分析，反对那种脱离了社会背景概念的演绎。如何能更加历史化地把握中国社会本身的特点，摆脱思想观念的束缚，是我们今天应更加注重的。
　　凌斌【北京大学】有关中国学界心智结构的一个热点话题是“古今中西之争”。但从对CSSCI数据库被引作品来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实际上尚未出现显著的“古今之争”，有的只是“中西之别”。若以作品最初发表的国别而论，中国学界对国外作品的引证在数量和比例上始终高于本国作品。其中西方古代作品最少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西方传统理解的单薄，反映了中国心智结构中古典文化、特别是西方古典文化的欠缺。与之相反，充满中国心智的，也就是学界引用最多的，是西方新教革命和启蒙运动以后的作品，其次是中国现当代作品。另一个学界争论已久的话题是“人文社科之争”。仅从学术影响来看，三十年来，社会科学不断发展壮大、人文学科日渐衰落萎缩。但人文学科作品在主流学界的尴尬地位不在于社会科学的崛起与挤压，而是在于自身的走势与选择。三十年来塑造中国心智的人文社会科学成就，主要不是对传统典籍的传承和研习，也并非立足本国的当代研究，而是表现为对西方学术名著经久不息的翻译、学习、研究和传授。可以说，当代“中国心智”的基本特点，突出表现为“外向型心智”。
　　海裔【北京大学】中国当代法学移植的色彩非常重，一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法学界和中国思想界情况差不多，还是有一个总体性的理想的现代社会图景摆在那里的，这个图景以想象中的西方社会为蓝本，大家争论的无非是走向这个目标步子要有多快，但对这个图景本身，却没有太多异议。但这个情况也在慢慢变化。中国的法律人类学和法律社会学两个研究方向的兴起，最初就是要揭示中国情况的复杂性，从而反思那种总体化的现代化蓝图。随着国家的强大，法学界也开始探讨中国道路了，比如对 “一国两制”的理解，最后必然要回到古代中国的帝国与边疆治理实践上去，今年藏独事件之后，人们发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西方框架难以理解的东西，要谈它，的确不能不谈中国的历史和政治传统。
　　龚隽【中山大学】：大陆专门的佛教学者由于大都缺乏梵、藏、巴等语文学的严格训练，故只能以中国佛学作为研究的主要方向。80年代以来，重要的佛学研究一方面表现在通史性（包括断代史）写作，问题性研究很少。而基本还是在汤用彤、吕澂等佛学研究的基本格局内来开展，论述结构多是在80年代一般流行的哲学史观念下来进行。大陆中国佛教哲学的研究普遍拒绝了形而上学，特别是先验哲学的方法，于是，他们所面临的佛教中大量心性等性理学的问题，就只有还原到非常经验的层面上来读解，从而可能遮蔽了佛教经论中某些最显精神的方面。另外，佛教哲学研究界对西方哲学成果的普遍无知，也使他们的义理开展无从获得现代意义的敞开。需要加强作为整体的佛教学的研究，对中国佛学的解读，也必须放在比较的脉络中才可以看清楚。没有比较的视野，这个“中国化”始终讲得不明不白，或过于笼统。但今后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学术规范应是内涵上的，即如何进入有真正“问题意识”的佛学研究。另外，对于人文性的宗教学研究，宗教性的面向如何在研究中表现出来，这可能有必要重视到“先验规则”的问题，即在文本的读解中带出形上学的关切。忽略这一方面，就造成目前有些看似规范佛学研究，实际无法进入宗教问题的核心，这只能说明我们理解力的贫乏。
　　侯旭东【清华大学】：就三十年历史学状况而言，一个突出现象是各领域在新资料的不断发现与旧资料的整理的推动下发展，许多具体问题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并提出许多新问题、开辟了不少新领域。但依靠新资料而来的外延性的发展，多少也体现了理论无法突破而形成的无奈局面。其根源在于理论思维能力极度欠缺，制约了中国古史研究的长远发展。原因是大学历史教育中对于理论训练的普遍轻视，更深刻的原因是传统史学缺乏理论。近代以来的形成的各种历史观与历史理论无不是借助西方话语建立的，借来的理论与问题，无法洞察中国历史，难以提出“内在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有意义的问题”，而且一旦意识形态的控制松懈后，研究与教育机构则退回到不关心理论的传统状态，无心再重新思考理论问题并开展理论训练。
　　江湄【首都师范大学】：“扩充史料”、“填补空白”在今天还是史学界最硬的学术指标，实证主义学风堪称三十年来史学最强劲的主流，它象一个坚固的堡垒，一方面保证了历史学科的学术质量，但另一方面，新近的历史研究又充斥着新的解释模式、概念、议题与理论，似乎历史成了确证它们的资料。问题的背后是当代史学界在思想上的空虚和贫乏；落实到学者的精神状态，就是缺乏对自身时代的关怀和一定敏感，不去追问自己工作的意义问题，甚至根本没有丧失意义感的烦躁和苦闷。理论是什么？难道就是一种用来组织事实、建立事实与事实之间联系的概念工具和论述框架吗？深究起来，理论的真正内容是活的、有洞见也有“不见”的思想，而不是一套现成的预设和概念，而思想的背后是一个人在自身时代中形成的独特生命感受，其中有痛苦和希望。这应该是学术创造力的真正来源。
　　刘宁：三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核心经典研究的推进不大，边缘兴盛、中心冷落。不是李白、杜甫、苏东坡，而是二三流，或者比较边缘的那些作品，成为很流行的研究选题。核心经典研究的贫乏，意味着我们对古典文学传统中一些最深刻的问题，缺少感知和深刻的洞悉力。那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古典文学研究最重要的问题可能是缺少一个灵魂，而不是没有理论、没有思想。我在向一些老学者问学的时候，感觉他们身上有一种很稳定的东西，虽然他们经历了很多的变化，各种各样的政治风浪，各种各样的思潮，但是他们对于这一门艺术的一些基本的精神，是有深入理解和体会的，而现在这种理解与体会越来越淡漠。20世纪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建立，受启蒙的思想影响很深，对中国诗学传统的核心精神消解得很厉害，现在必须把那个灵魂的东西找回来，把核心的艺术传统重新建立起来。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在“短暂的90年代”，包括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在内的“中文世界”在最近二十年间都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变化，文化研究不约而同地在中文世界兴起了。与在台湾、香港一样，文化研究成为知识分子在学术层面介入政治和社会的方式，是对处于转折过程中的社会现实进行的回应方式。在“文学”完全被边缘化，现当代文学研究充分“学科化”、“学院化”的当代，很多学者转向文化研究，但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就像“短暂的90年代”一样，面临着重新出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