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理论思想发展史纲

中国佛教理论思想发展史纲

　　黄夏年

　　佛教是发源于古印度的宗教，于公元前后传入我国，至今在我国已经走过了2000年的路程。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社会发生了全面的影响，同时也经过中国佛教徒的消化吸收、创新改造之后，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佛教。回顾中国佛教在教义方面所做的努力探索和发挥创造，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一、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理论的引进与消化

　　佛教初传中国，依附于黄老，当时人们把它看作方术的一种，《后汉书》记载楚王英“尚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浮屠”是“佛陀”的音译，这是说像贵族楚王刘英这样的人,一方面崇尚黄老,另一方面又遵崇佛教，具有道家特点的黄老之学与佛教被人们相同看待。佛教的精深教理在当时也不为人们正确理解，灵魂不灭和轮回报应的思想是人们理解的最初的佛教义理。《牟子理惑论》说：“魂神固不灭矣!但身自朽烂耳。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根叶生必当死，种实岂有终亡?得道身灭尔。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无身，吾有何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是说，佛教的“道”，使人至于无为，牵之无前，引之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这与老子《道德经》中的“道”非常相近，因此“尧舜周孔修世事也，佛与老子无为志也。”佛教与老子都是以“无为”为其特点，“无为”是一种处世的态度，以周公、孔子为特点的儒家之学主张积极入世，积极参与国家与社会的各种事务，这是“有为”；而佛教与道教则主张远离现实社会，修仙得道或进入涅槃境界，顺其自然，即是“无为”。此外，以佛教禅修为特点的禅数学也主张修安般定或数息观，所以佛教也被理解成“息意去欲”四个字，我们的祖先就说过：“沙门者，汉言息也。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

　　魏晋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 玄学泛滥，大乘佛教般若学也开始传入汉地。般若学以谈空为宗旨，主张空不离有，有不离空，空有双遣。玄学谈论的是有无、自然等思想，因此言虚无的玄学和谈空有的般若学有一定的共通性，注定了早期传入的般若学必然要受到中国传统老庄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系统地般若学著作还没有全部译介出来，人们对般若学的理解一是根据中国的传统经典来附会，这种方法叫作“格义”.另一种方法是将多种译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叫作“会本”.东晋释道安法师就是较早采用这两种方法来会解佛教义理。在佛门内部因理解般若空义的不同，则出现了六家七宗之不同的派别。据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研究，这些谈空论有的派别主要表现在，或主空无，或主色无，或主心无，他们都偏离了佛教所说的非有非无的中道认识论。一直到了后秦鸠摩罗什来华系统地译出了般若类经典，人们对佛教的空之思想才有了真正的、完全的理解，罗什的弟子僧肇评点了六家七宗，确立了佛教的正确空观，将中国佛教哲学引向深入，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南北朝的佛教形势是南方重义理，北方重实践。佛性思想是南朝佛教的又一重要思潮。由于它关系到佛教徒能不能成佛之信仰和果报的问题，因此在当时显得十分重要。东晋慧远曾提出“形尽神不灭”的主张，认为神识虽然无形无迹，但能感应到它的存在，所以可以证明它是轮回报应的主体。南朝宋初开始形成了形神问题的讨论，到了梁朝这个争论达到了最高峰，以梁武帝为代表的一方认为灵魂不灭，因果报应是存在的，范慎提出了“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神识有灭，不存在因果报应的问题。不久，随着《涅槃经》的传入，佛性思想论说在中国佛教界众说纷纭，据说达十一家之多，不异于魏晋时代般若学的繁盛。释道生明确倡导“一切从生皆有佛性”，也就是说，断了善根，不愿出离的众生也可成佛。这个佛性说一方面是继两汉以来的灵魂不灭讨论的延续，另一方面又把儒家的人性论结合起来，同时还为以后隋唐时期出现的心性论打下了基础。

　　北朝佛教重视实践的结果，是给中国佛教史和中国艺术史上留下了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一大批东方艺术瑰宝。禅修也成为北朝佛教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禅学是北朝佛学的特点之一，以少林寺菩提达磨一系的禅学的发达对后世的影响甚深，后出的中国民族化佛教宗派，影响最大的宗派之——禅宗就与这时的禅学有着直接而紧密地联系。而南朝的禅学以慧思达到了高峰，慧思通过研究禅学和般若学等，创立了自己的止观禅修法门和理论，对后来出现的天台宗有着重要的影响，慧思因此被后来的天台宗弟子奉为天台宗开山祖师。

　　南北朝译经的是非常繁荣和发达的，很多重要的印度佛教经典都被陆续翻译出来，如《华严经》、《妙法莲华经》、《楞伽经》、《摄大乘论》、《十地经论》、《大乘起信论》等等，这些经典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促进了佛教义学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在佛教界内部还产生许多专门研习某一经典或以印度佛教的一派经典为主的师派学说。重要的有：涅槃学派、成实论师、南北地论师等等，这些学派同样对中国佛教哲学的发展起到过巨大的促进作用，为后来佛教理论的鼎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民间下层，观音信仰和弥勒信仰，以及净土信仰也弥漫各地。

　　两晋南北朝时期外来的佛教虽然开始摆脱了依附于黄老的情况，正在独立出来，与儒道二教鼎立。但是佛教的学说还没有完全适应中国社会，它与中国传统思想仍然处于磨合的阶段，有时甚至与儒道二教处于对立冲突的情况。儒道二教为了维持正统的地位，经常通力合作，攻击佛教。特别是道教与佛教的冲突最为明显。南朝的发生的关于夷夏的争论主要就是通过思想论争论形式表现出来的，儒道批评佛是外神，是夷戎的教法，僧人出家，不亲不孝，与中国传统不合。北朝则通过武力的灭佛措施，试图用行政的手段来消灭佛教。佛教与统治阶级也时有矛盾，沙门是否要跪拜国王的问题曾在南朝引起了大争论，这是王权与教权之间的争夺。而北朝则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总之，两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佛教从传入到走向繁荣的初步阶段，虽然这一时期尚未完全摆脱印度佛教的痕迹，中国佛教理论与哲学仍然带有印度佛教的理论与哲学的影响，但是由于佛教义理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和研习，为即将到来的中国佛教鼎盛期的隋唐佛教理论起到先导作用。

　　二、隋唐佛教的中国化佛教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隋唐时代是中国社会走向鼎盛的时期，佛教也在这个大背景下，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特别是在唐代，因为中国佛教的繁荣，开始成为社会宗教文化的主流思想之一，佛教不仅彻底摆脱了受儒道二教的影响的樊蓠，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哲学、艺术、建筑等等各个领域，促进了中外宗教文化的交流，大唐佛教文化开始大规模地走出国门，流向东亚的朝鲜与日本以及东南亚的越南等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并为宋代佛教的世俗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从隋代起，中国佛教则真正走向自立，这不仅表现在创宗立派的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教义理论上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并且根据本宗派的理论需要，建立了自己的判教理论。“判教”，就是针佛教的各种经典、教理以历史或一定的思想逻辑为线索进行梳理、整合，以此来凸显本宗与其它宗的区别。

　　智顗建立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个民族化宗派——天台宗，该宗是以地名命名的佛教派别，尊印度龙树为初祖，以《法华经》为理论依据，奉智顗所著的《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为基本经典，故又名法华宗。天台宗融合了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南方重义理，北方重实践的佛学特点，主张止观并用，强调既要重视学习理论，又要重视坐禅修行。在认识世界方面，强调心、真如等同，世界万有，各种事物皆为一心的产物，是为“一念三千”。并以圆融统一的角度来看待世界万物，认为虽然世界上事物都是虚幻不实，显现空相，是一种假名。但是它不是全空全假，而是非空非假，从中道来认识这种空假，就体现了空假中为一，是名“三谛圆融”。在修行上，天台宗要求“一心三观”，即观空、观假、观中，只有实行了这种观法，才能除掉“无明”，获得涅槃解脱。它还对佛教进行了“判教”。认为自己是最高的法华涅槃时，属于教义圆满的圆教。

　　天台宗的出现，标志着传入的印度佛教理论思想的中国化道路正在变得成熟起来。受般若学的影响，以吉藏为代表的研究三论的三论宗也蔚为一时。“三论”是指《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之三部论，所以这是一个以佛教论著为名的宗派。该宗讲空析空，重在义理的细微分别。尤其在分析世界和认识世界的原因时，三论宗教表现了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色，例如在坚持“一切皆空”的前提下，强调用世俗谛和真谛之二谛来认识世界皆幻的真实不虚的道理，突出“八不中道”的实相义。

　　隋代出现的三阶教在理论上也有特点。“三阶”是根据佛教的“正法”、“像法”和“末法”之三个阶段的理论而提出的一种理论主张。所以这是一个根据理论特点而命名的一个宗派。三阶教的创始人是信行，他将佛教从时间的“时”上划分为三个阶段：佛在世时是第一阶，佛灭1500年内是第二阶，佛灭1500年后是第三阶。此“三阶”也可以被视为概括佛教从创立到成长再到衰灭的全部过程。从世界的组成的“处”划分为：一乘世界是佛教的最好世界，也名莲花藏世界，是第一阶处。第二、第三阶处是三乘世界，也名五浊世界、娑婆世界、盲暗世界、三界火宅，又名三乘众生十恶世界。从根机的“位”划分为：第一阶位是圣贤菩萨阶位，第二阶位是根基不定，可成大乘人，也可成不是大乘人的不定阶位，第三阶位是偏执于空，或偏执于有的邪解邪行的阶位。信行认为，佛教已经进入了末法期的时代，唯他自己是一乘菩萨，第二、三阶位的人，当信当行当学“普真普正佛法”的三阶教法，即可获得解脱。

　　隋朝的历史不长，总共只有不过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对中国佛教来讲，这一时期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隋代的几位皇帝对佛教非常尊敬，隋炀帝从小就由比丘尼抚养长大，礼佛虔诚，因此在他们的护持下，佛教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外部环境。其次经过了长达几百年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佛经翻译活动与佛教义学的研习论争，中国佛教僧人对佛教的理论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加之地域性的佛教特点也已形成，这些都是促使出现中国佛教独立品格的内在原因，因此，佛教的繁荣是必然的。　　　　　　　　　　　　　　　　　　　　　　

　　大唐盛世，社会开放，经济富庶，思想活跃，佛教在这个大背景下进入了最高的发展阶段。除了统治阶级尊崇佛教外，在民间佛教也广泛流传，每逢佛教节日，街头人群堵塞，听经者无数。此外许多士大夫也对佛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以结交僧人为荣。在僧人中有不少学问高深的人，他们为了学习更多的佛教理论，冒着生命危险，前往西方印度取经留学，回国以后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而由中国僧人撰写的佛教著作则更多，极大地丰富了佛教的理论宝库，促进了佛学的繁荣。

　　唐僧玄奘是唐代佛教第一人。他留学印度17年，遍学大小乘著作，回国后在唐太宗和玄宗的支持下，致力于翻译印度佛经的工作，译出不少著名的佛教典籍。玄奘和弟子窥基在长安建立法相宗，以擅长于从分析法相入手来表达佛法而得名。该宗以《成唯识论》、《瑜珈师地论》、《解深密经》为根本经典。主张“万法唯识”的思想。认为世界上各种事物和现象都是由人的主观之识而得到的。识有眼、耳、鼻、舌、身、意、未那、阿赖耶八种识。阿赖耶识最重要，是一切现象的根源，它能变现世界，是“种子识”，所以法相宗又称“唯识宗”。它还主张，成佛之人有声闻、缘觉、菩萨、不定、无性五种种姓，这也是由阿赖耶识所决定的，不可更改，而且有的人根本不可能成佛。玄奘系统地将因明学传入中国，对佛教因明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因其理论在思维上有很深的层次，同时又十分烦琐，因之难于普及。

　　华严宗是在女皇武则天的支持下创宗的，大行于世。该宗因奉《华严经》为根本经典而得名。实际创始人是三祖法藏。法藏曾被武则天赐号“贤首”，封为国师，故华严宗又名“贤首宗”。该宗主张法界缘起，又名“法界宗”。法界有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四种。“理”是事物的本体，成就佛智的认识；“事”是事物的现象，属于世俗的颠倒认识，所以理事关系是认识世界的主要来源。“一真法界”为世界一切现象的本源，一切现象皆由“心”随缘而起，离开了心则别无一物。一切事物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圆融无碍。一与多、总与别、同与异、成与坏六种相虽不相同，但是就其体性而言，是相即相入的情况，在宇宙中每一种事相都体现着六相相辅相成的圆融关系，并且不出达到佛智的十种法门，即十玄门。该宗还认为，众生只要离开妄想，佛教所说的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即可以现前，于是就可以成佛，得到解脱。在判教理论上，该宗分为“五教”、“十宗”，认为自己以圆融为特点，教法最究竟，是“圆教”，或自称“一乘圆教”、“圆明俱德宗”及“别乘一教”，其它的派别，包括印度的佛教都是“偏教”。

　　法相宗与华严宗都是在皇帝的支持下创宗立说的，但是由于它们的理论色彩浓厚，教义烦琐，故流传不广，且历史也不长。而由民间自觉兴起的宗派——禅宗与净土宗，因理论简捷，修行不难，故流传广泛，影响日增。

　　禅宗因以禅来概括佛教修习的全部内容而得名。又以“传佛心印”，故又名“佛心宗”。早期禅宗主要有二派。神秀在北方恪守传统教法，主张坐禅息念，拂尘看净，渐悟成佛，史称北宗。慧能在南方传教，主张不拘形式，不执着于名词概念，不重坐禅，只要内心直觉顿悟，即心即佛，就可成佛，史称南宗。最后南宗流行最广，北宗渐渐不显。禅宗以《坛经》为所依的根本经典，《金刚经》也是教徒经常使用的典籍。该宗宣扬心性本净，佛性本有的思想，主张不立文字，不假外求，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

　　净土宗以信徒往生西方净土而得名。唐代道绰是净土宗的真正创始人，他讲解《观无量寿经》２００遍，著《净土论》２卷，将禅定念佛改为口唱念佛，提倡阿弥陀净土。弟子善导推行广化，士女奉者，其数无量，深入民间。该宗以龙树的《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和世亲的《往生论》之“三经一论”为所依经典。主张人们所居住的现实世界是“秽土”、“尘世”，佛所居住的地方是“净土”、“佛国”，阿弥陀佛所在的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土中之最殊胜者。人们只要临命终时口念阿弥陀佛名号，即可往生西方净土，达到解脱。

　　在唐代还有二个特色的宗派，即律宗和密宗。前者因重视戒律的传讲而得名。其创始人道宣律师晚年在终南山潜心著述，故律宗又名“南山宗”或“南山律宗”。律宗以《四分律》为根本经典，在教义上把佛教分为“化教”和“制教”二种。“化教”为三学之中的定慧二学，又进一步分成小乘的性空教，讲习大乘“浅义”般若经典的相空教和体现大乘“深义”唯识学说的唯识圆教。“制教”是戒学。因对戒体，即修行持戒的主体之看法不同，可分为实法宗、假名宗、圆教宗三宗。南山宗自认为戒体即是通过一定的仪规薰成于阿赖耶识中之无漏种子，以无表色为体，故本宗属于说“深义”的唯识圆教宗。约与道宣同时，在北方还有法礪撰《四分律》旧疏，依《成实论》言戒体为色法，建立弘律的相部宗。

　　密宗是受印度晚期佛教“密教”影响后而建立的一个宗派，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在唐都长安创立，主要在上层社会中流传。密宗所依据的经典是《大日经》和《金刚顶经》，前者属于胎藏部，认为地、水、火、风、空、识“六大”造出世界万物，前“五大”为“色法”，是胎藏界；后者属于金刚部，认为识是“心法”，为金刚界。色法和心法二者统摄宇宙，色心不二，金胎为一。佛与众生皆具色心，同具佛性。众生修行以手结印契之身密，口诵真言之语密，心观大日如来之意密，三密相应，即可成佛。

　　从上述可以看出，隋唐时代的佛教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非常繁荣的，它的发展理路是经过般若学的空性之学，到涅槃佛性有、万法唯识，最后至三密相应。这与印度佛教教义思想的的发展方向是基本上一致的。说明了中国佛教的教义思想始终与印度佛教的教义思想是不能完全脱离开来，既使最具中国特色的民族宗派禅宗也在基本教义理论上也受到了印度佛教的影响，其所强调的禅学，都是在印度禅定理论基础上的再创造和发挥而已。隋唐佛教的教义思想的中心是关于成佛的问题，也就是说关心佛性是否存在的重大理论建设，每个宗派都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鲜明见解，例如天台宗的止观双运，法相宗的转识成智，律宗的戒体，禅宗的顿渐等等，这些思想牵涉到心性的问题，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建设提供了重大的启发意义，因此在不管在中国哲学史还是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其重要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隋唐佛教繁荣的标志，是取得了理论上的成就，每个宗派都有自己的一套较完整的学说，以及一套修行的实践法门，这些成就，又反过来促进了各派之间的竞争与相互取长补短，同时也在进行优胜劣汰。经过实践的检验，一些宗派由于不适应社会情况很快就不再流行了。同时在这些宗派中，每个宗派都有固定的传教对象，例如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在有文化的士大夫或学问僧中流传，密宗主要是统治者热衷，律宗重在佛教僧团，只有禅宗和净土宗广泛流传在大众中间。到了晚唐唐武宗灭佛后，中国佛教最后只有禅宗和净土宗流传下来，其它宗派虽然也有过中兴，但最后都没有完整地继承下来。但是它们对中国佛教理论所做的创造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而且正是由于这些贡献，为佛教思想在中国思想界中争得了一席地位，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学人。

　　三、宋元明清佛教理论的内外融和之思潮

　　中国佛教理论从中唐以后，与儒学和道学与道教进一步相互融合，步入宋代以后，形成了三教合一思想的发展主流。佛教界人士高唱三教合一，认为儒学、道学和佛学三家之间都是相通的，目的是一样的，境界也是相同的。指出三教皆以无我之体，利生之用为特点，但在用处上则又有明显地不同。孔子教人经世治国，要人做尧舜，只化止中国；老子思复太古，遵轩黄为祖；佛教则恩被三千世界，至广至大，无所拣择。但是后人不知此三教的同处，却执于一教，如能破除我执，就能成为一家。又强调孔老即佛的化身，“是知三教圣人，所同者心，所异者迹也。”世人若到了心迹两忘的境界时，则就达到“万派朝宗，百川一味”了。所以“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只有知道了这一点，才谈得上学问。

　　以佛教界看法，三教合一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心性论，因为佛教主张万法唯心，明心见性，不假外求，反求诸身，儒家主张内圣外王，内圣是转化心性的功夫；道教主张“性命双修”，所谓性即心性。因此从本体的层面来就，三教之间的旨趣是相近的。“儒教教之以穷理尽性，释教教之以明心见性，道教教之以修真炼性。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是各人胸中处有三教浑然，切不可向外骑牛觅牛去也。”三教之间，以一心为基础，“要在一心”，而一心又以参禅为最，是故有了一心之门，天地万物旨与我一体，因此一心是三教之精义也。佛教是三乘止观和人天止观，深浅不同，孔子是人乘止观，老子是天乘止观，“然虽三教止观，深浅不同，要其所治之病，俱全先破我执为第一步功夫。”三教之间的关系是：“儒，吾履也；道，吾冠也；释，吾衣也。”儒者的天命，即凡圣共有之妙性，众人与圣贤皆同一此性。“若能依道修习，忘情合性，则众人亦可以至于圣贤也。”故“四书五经中，无一句一字，不是佛法的中第一义谛也。”

　　三教之间最显著的相同处还在于伦理道德功能的发挥。由于儒释道三教都讲为善去恶，讲积德行善，因此佛教认为佛教的道德有助于王化，有助于社会道德的建立，契嵩和尚就曾经“以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把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相比附，宣称佛教讲孝，收拾人心，虽然人们通常把佛教看作是出世间的学说，儒道二家是入世的学说，但是佛教强调自己首先还是入世的，是在入世之后才出世的，即没有入世，就谈不上出世，所以说到底佛教还是世间的学说，这样就更好地把入世和出世之间给统一起来了。佛教强调，“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由是说明了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三教一家，同佐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但从五乘次序观来看，孔子是人乘之圣，老子是天乘之圣，佛教是超凡之圣，因此世人所要求圣人，最后非佛不行，如不入佛，就不能安于佛法。

　　佛教的传统哲学如华严哲学、天台哲学和禅宗哲学仍然受到了佛教界人士的重视，也被儒道二家人士大量引用和研究。但是一些佛教僧人在谈论三教合一的思想时，很多人除了承认三教合一的趋势之外，又对三教又作出分判，有意识地将佛教与儒道二教分别开来，将佛教突出出来。他们认为儒教是人乘，道教是天乘，佛教超出了人天之乘。或者说儒教是通教，道教是别教，佛教是圆教。佛教徒说孔子设仁义礼智教化百姓，定名分，正上下，没有离开分别认识的判断。老子比孔子进一步，以绝情弃智，忘形去欲，以无为为宗极，但他还是未打破生死之窠臼，只有佛教的唯识一心观，才真正勘破了生死，是大圆满法。因此老庄的学说，不能不靠佛教来进一步证明，其学说和最高境界，不出佛家的唯心识观的影响。佛教中的唯心识观是最全面、最圆满的。在修行上，从佛教的观点来看，儒家之说，似为顿悟，道教之学拟为渐修，儒家胜道教一筹。执儒家说法，有如陷于狂禅，执道教之理，而无实证。所以“今约三圣立教本意，直谓可同；以无非为实施权故也，约三教施设门庭，直谓异可也。以儒老但说权理，又局人天，佛说权说实皆出世故也，约权，则功夫同而到家异，谓亦同亦异可也。”

　　从学说的特点而言，佛教是内学，儒家和道教是外学，内学是解决性命之学，外学虽谈性命未及乎唯心，谈报应，未及乎三世，因此域内中土之学是外教，治于身；域外佛教之学是内教，治于心，所以内教高于外教，这种立场随着时间越往后越明显，以致于到清代时，雍正皇帝亲自下断语：“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与此相似的说法还有无尽居士《护法论》曰：“儒疗皮肤，道疗血脉，佛疗骨髓。”

　　对自宋代以来的一些儒者指责佛教，佛教徒一方面强调儒家汲取佛教的内容来充实自己的理论，另一方面又用佛教的理论来驳斥儒者对佛教的攻击。如对古代一直有人误解佛教不讲孝，因为出家人不奉伺父母，断绝六亲；又剃发毁肤，违反了儒家所说身之所授之父母，不得毁伤的传统古训。佛教解释说，佛教也是讲孝的，而且“皆以孝顺为宗”。不过佛家讲孝，是以戒为名，而且佛教的“出世间孝”中还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供佛做佛事，只是小孝；了脱生死，只是中孝；解脱众生，才是大孝，所以佛教的孝道是无上大道。以此证明佛教的孝最高。

　　这一时期的佛教哲学还表现在佛教界内部的融和思潮，具体地说就是禅净合流，宗教合一。“宗”意谓“宗通”，特指禅宗；“教”为言教，即所谓“教说”，特指教下诸宗。“融通宗教”在佛教界内部非常流行。宋代张商英曾听圆悟克勤讲华严教义和禅宗机语后说：“夫圆悟融通宗教若此，故使达者心悦而诚服，非宗说俱通，安能尔耶。”克勤也曾自许说：“老汉生平，久历从席，遍通知识，好穷究诸宗派，虽不十分洞贯，然十得八九。”可见他的思想和修学已达到了融通宗说的境地。正是基于这样的修学和思想修养，克勤写出了影响巨大的“宗门第一书”《碧岩录》。憨山认为“古今开辟，本末贯通，借曰千途异唱，会归同致矣。”他对禅净双修有独特见解，说：“所云坐禅，而禅亦不属坐。若以坐为禅，则行住四仪又是何事?殊不知禅乃心之异名，若了心体寂灭，本自不动，又何行住之可拘?苟不达自心，虽坐亦剩法耳。定亦非可入，若有可入，则非大定。所谓‘那伽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又何出入之有?”他劝人念佛说：“今所念之佛，即自性弥陀；所求净土，即唯心极乐。诸人苟能念念不忘，心心弥陀出现，步步极乐家乡，又何必远企于十万亿国之外，别有净土可归耶!” 无异元来说：“宗乃教之纲，教乃宗之目，举一纲则众目张。”正确的理解应是有宗有教，得到了宗，则对佛教的一言一字都作了最好的理解，所以诸教中有宗旨。如果不知宗旨，只拘泥于文字，则宗就是教，并没有真正掌握佛法。教有千差万别，但宗旨却一，教的特点是博通文义，宗则是直下真参，“博通非一日之功，真参无顷刻之间。非一日之功，寻其流也。无顷刻之间，得其源也。”寻流得源不在教，则在人也。所以宗与教既一而二，也二而一，真参固然是第一义，但教中也有具载，不可偏废，而且得教之后，才能得到纲领。禅与净土的关系也是不二的，“禅净无二，而机自二。”止观法门摄收包括三藏在内的全部佛教，而全部佛教中又可以概括为止观二字，“若人精修止观，可谓寻流而得其源也。”明本在提倡“看话禅”的同时，还极力倡导“四宗一旨”。“四宗”就是密宗、禅宗、律宗和包括天台、华严和唯识三宗的教门。“一旨”就是说这四宗都是“一佛之旨”，弘扬的都是“佛心”。他说：“密宗乃宣一佛大悲拔济之心也，教宗乃阐一佛大智开示之心也，律宗乃持一佛大行庄严之心也，禅宗乃传一佛大觉圆满之心也。”既然四宗都是一佛之心，所以它们都是平等的，不应有高下优劣之分。他还用一年四季比喻四宗互不可缺，说：“夫四宗共传一佛之旨，不可缺也。然佛以一音演说法。教中谓惟一佛乘，无二无三，安容有四宗之别耶?谓各擅专门之别，非别一佛乘也。譬如四序成一岁之功，而春夏秋冬之令不容不别也。其所不能别者，一岁之功也。密宗春也，天台、贤首、慈恩等宗夏也，南山律宗秋也，少林单传之宗冬也。”对以往不重经教重修行的思想，佛教界人士也作了修正，认为“禅者佛心，教者佛语，律者佛行……不于心外别觅禅教律，又岂于禅教律外别觅自心，如此则终日参禅，看教，学律，皆与大事正心正法眼藏相应于一念间。”即以三学摄归一念，以念佛总摄如来一代时教。蕅益曾说“究此现前一念心性名为参禅，达此现前一念心性名为止观，思维忆持现前一念名为念佛。”由此可见，融合诸宗的思想特点是合三归一，即合禅教律归于净土一门。他的这种思想实际就包含着禅教一致，禅净一致的内涵。认为禅教不可分裂，关键在于根机。禅净之间“应机不同而功用无别。”对教门分宗的关系，元贤指出，如禅宗“门风之别，所宗有五，其实皆一道也。”“禅教律三宗，本是一源，后世分之为三，乃其智力弗能兼也。以此建立释迦法门，如鼎三足，缺一不可，合之则俱成，离之则并伤。……三宗之中，难莫难于禅，教次之，律又次之。”等等。

　　总之，佛教界在宋元明清以后，在思想上对外一方面顺应时代潮流，坚持走三教合一的主流道路，但是同时也在注意自己的地位，坚持佛教本位和主体性，对内则全面走向融合诸宗的道路，反映了中国佛教在发展自己的思想的真实情况。

　　四、学习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目的与意义、方法

　　从世界宗教与印度宗教的发展史上来看，各种宗教的礼仪仪轨与修行实践在很多地方都有共通之处，唯其有着根本区别或不同的地方，还是在于理论形态的根本差异，说到底就是世界观不同。佛教注重世界观的理论建设，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世界观学说，它既是丰富了世界思想知识的宝库，也是对人类思想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

　　人们常说佛教是一种讲智慧的宗教，这非常深刻地反映了佛教理论的特点与实质。在佛经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的话，由是说明佛教是非常注重教义理论思想建设工作的。一个宗教没有一个成熟的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思想指导，这个宗教是没有生命力的，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流传了2500余年，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各国流传，除了佛教的宽容性和文化性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佛教的理论吸引了广大的信众，于是它才有了如此不衰的长久生命力。

　　佛教主张人人得道觉悟，佛本人就是大觉者。既要觉悟，除了亲自参与修行实践外，还要从理论上了解佛教的义理，要知道佛教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既知其源，又知其变，只有才能完全掌握和领会佛教的根本道理。仅有佛教的修行实践的工夫，对佛教的义理不知道，算不上一个合格的佛教徒，因为实践是要依靠理论来指导的，离开了理论的实践，犹如盲人摸象，犹如在黑暗的长夜中永远看不见光明，始终不能走出来。

　　所以，我们学习佛教的教义理论，目的就是建立佛教的世界观，用佛教的思维和认识方法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一切事物。通过“开智”，即打开智慧之门，让我们的头脑和思想变得更加成熟，更加清醒，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随之提高。学习佛教理论，正确区分佛教与其它宗教的区别，坚持正信，反对迷信，不被一些假象和邪教所迷惑，在大是大非面前，坚定立场，维护佛教。

　　中国佛教是世界佛教的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特点是：一、时间长。中国至今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而且一直没有断过；二、影响大。佛教在中国不仅全面影响了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还对亚洲其它国家的社会文化与宗教发生过深刻地影响，现在又对世界宗教与文化有了更广泛的影响；三是形态全。在世界佛教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各种不同的佛教派别，重要的有中国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三支。这三种形态的佛教在我国都存在，至今仍在流传，这在世界各个佛教国家中也是独树一帜的。当我们了解了中国佛教的特点，了解了中国佛教的历史，掌握了各个宗派的思想特点和理论形态，就会对过去久远的中国佛教的思想发展有一个清晰的线索，会为中国佛教先哲的深邃智慧和探索理论的勇气折服，为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所出的贡献而感到骄傲，于是就会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为弘扬佛法一往无前。

　　学习佛教教义和理论，最初感到困难的是佛教派别众多，理论繁杂，无所适从，不知从何做起？要改变这种情况，有几点是应当必须具备的基础。首先，是要掌握一定的佛教基础知识。佛教的名相特殊，含义甚广，需要有一定的佛学的基本知识才能理解，如果连最起码的佛教知识都不具备，不可能学习佛教的理论。其次，要有佛教史的基本常识。佛教经历了原始佛教、小乘佛教、大乘佛教的各个历史阶段，佛教思想想史上的从小乘到大乘，从般若空性到一切唯识，从涅槃佛性实有到隋唐佛学的心性论，再到宋元以后的三教融合都是这些历史阶段的理论变化的产物，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一思想理论发展的基本线索，就能根据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情况，正确理解它的思想理论的特点，于是面对佛教的繁杂理论，就不会再被视为畏途。第三，要有一定的基本语言的训练，特别是古代汉语的知识。佛教的基本经典，大部分是来自于印度，这是用古印度梵文撰写的，后来中国人将它们译成汉文等文字，保存至今。梵文佛经现在已经很少了，一般人不容易看到，既使见到也读不懂，因为梵文现在也基本不用了，只有少数专家仍在使用，把它作为一种学问而加以研究。中国的佛经，不管是翻译的还是由中国人撰述的，都是用古代汉语写成的，所以要了解印度和中国的佛教教义理论，必须要阅读原典，没有这一能力，同样也不能顺利进入学习的阶段。最后，还要有一定的佛教以外的各种基本知识。佛教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与各个社会连为一体，并且互相影响。学习佛教，既要知道印度历史的基本常识，也要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常识，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道家、道教与儒家文化与佛教一直有紧密地联系，因此要深入了解佛教的教义理论思想，不懂儒道二家的文化也不行。此外，当代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知识对学习佛教教义理论，分析它的特点，把握其特征，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