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足山与现代中国佛教——大师弘化型佛教的现代典范

　　上海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 主任 李向平教授

　　著名的迦叶祖师道场，是鸡足山佛教发展和振兴的历史资源。惜乎晚清时代，迹近衰落，从而也使鸡足山佛教和中国其他地区的佛教一样，亟需重振，再次复兴。这就是鸡足山佛教与中国现代佛教的内在因缘及其同样的历史背景。从虚云和尚对鸡足山佛教的重振过程来说，鸡足山佛教在中国现代佛教的发展史上，应当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远绍古代佛教传统的前提下，演变出中国现代佛教复兴的社会特征。

　　中国现代佛教的复兴，自其发展过程以及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而言，可以有如下几种典范或是几种典型的整合。这几种典型是：大师弘化、居士护法、文化综合、头陀苦行、祖庭复兴等几类。鸡足山佛教的振兴和发展，恰恰是在虚云大师的弘化过程之中得以实现的，所以，鸡足山的佛教振兴，可以说是大师弘化型佛教的现代典范。

　　鸡足山佛教的历史悠久，早在玄奘时代即已闻名中外；但入清以后，始渐陵替。然其现代发展，却始终与虚云大师的弘化历程紧密联系。

　　据史料记载，生前被中国佛教界尊为佛门泰斗、人天楷模的虚云和尚，一生曾数上鸡足山，造就了鸡足山佛教现代发展的殊胜因缘。光绪三十年(1904),虚云先后应昆明筇竹寺和大理崇圣寺的邀请，到两所寺院讲经传戒。结束后，便在当时云南提督李福兴的帮助和宾川知县的操办下，来到佛教圣地鸡足山，住进了早已无人居住的迎祥寺。进行简单地修缮后,虚云和尚开始整肃佛规、破除陋习、着僧衣、开讲堂。鸡足山佛教在现代的发展，从此初具规模。

　　光绪三十二年（1906），虚云在昆明江南会馆闭关三年后再至鸡足山，大觉寺道成长老请虚云主持钵盂庵，改建十方丛林。同年，虚云入京请领清宫内务府所刊的藏经《龙藏》。不久便得到光绪皇帝的恩准。除钦赐《龙藏》外，光绪皇帝敕封虚云为“佛慈宏法大师”，赐紫衣钵衣具、玉印、锡杖、如意、全幅銮驾及龙藏一部，原迎祥寺赐名为“护国祝圣禅寺”。

　　1909年，虚云将从北京请得的《龙藏》，用三百匹马日夜兼程运回鸡足山 。在请领《龙藏》回云南途中，虚云考虑到鸡足山古寺的重建，复兴迦叶祖师道场，需要经济资助，便绕道至马来西亚、泰国、缅甸等国，一路讲经说法，一路募化功德。在泰国讲经募化时，虚云跌坐入定，一坐就是九日，轰动曼谷，上至王公大臣贵族，下至普通市民，都来礼拜和捐款赠物。虚云回鸡足山之后，即将钵盂庵改建为护国祝圣寺。从此，鸡足山的“护国祝圣禅寺”，终于成为了西南佛教十方丛林的著名大刹。

　　针对现代佛教戒律松弛，禅风不振等弊端，虚云和尚还在鸡足山开讲《楞严经》，弘传戒法，立定规约，坐香讲经，重振律仪，四众皈依者多达数万众。1914年，虚云和尚又在鸡足山传戒，结禅四十九日，提倡坐香与结夏安居一切法式，从而使鸡足山佛教具备了深厚的佛教传统资源，也为西南佛教的光大复兴奠定了最厚实的基础。正因这个缘由，孙中山先生早在1912年就为鸡足山题写“印光俨然”大字匾额；同年，梁启超也题赠了“灵岳重辉”的大字匾额。此后，鸡足山成为了四方朝圣、万众礼佛的灵山佛都。鸡足山佛教再度兴盛。

　　1918年，虚云自南洋迎请玉佛回祝圣寺供养，并常到昆明等地讲经说法，主持水陆道场，深得云南督军唐继尧等人的归信，法缘之盛，现代罕见。1920年，祝圣寺兴建工程大体告竣。虚云应唐继尧邀请，移锡昆明华亭寺，重兴古刹，百废俱兴，改名为云栖寺。

　　鸡足山佛教作为西南佛教之重镇，所以，它的复兴也成为了现代西南佛教重振的重要内容。由于虚云和尚的弘化和整顿，西南佛教已经奠定了现代佛教的规模。随后还有太虚和尚于1939年前后驻锡云南，将著名刊物《海潮音》杂志由重庆迁往昆明，配合云南省政府改组云南省佛教协会，团结佛教信众，协调大乘佛教净土宗与西藏密宗之关系，并筹办云南佛学院，推行佛化教育，提倡学术传教，开设佛学研究社，宣讲《唯物唯心唯生哲学与佛学》的道理，让佛学进大学讲堂，并讨论鸡足山佛教整理事宜，还在芒市开办佛化小学，发起滇西特区佛教会，提高文化水平，在民族教育和佛教传化之间建立起深刻的联系。由于太虚的筹划和重建，西南佛教也颇显中兴的局势。

　　虚云和尚在云南鸡足山复兴迦叶道场，重振西南佛教的弘法经历，诚为现代中国佛教的精神象征和佛教典范。他远绍如来，近光遗法，兴复祖庭，广建法幢，弘法利生，从而使千年的古寺重光，禅宗之宗风再振。在虚云大师的一生当中，他兴建梵刹数十处，度生无量。除鸡足山祝圣寺以外，还兴建有昆明西山云栖寺、曹溪南华寺、乳源云门大觉寺、云居山古寺等。

　　虚云大师弘化佛教的业绩，举其荦荦大端者可以概括为八点：1建寺安僧；2振兴禅宗；3提倡戒律；4兴学育僧；5农禅并重；6重视文史；7爱国爱教；8福利社会。（参河北省佛教协会印行《虚云和尚法汇续编》，1990年第16页。）在其佛教思想及其佛教实践之中，则是外行头陀，内修密行，宗、教，禅、净，解、行，内、外，无不并重。就鸡足山佛教的复兴而言，虚云大师之弘化业绩，可以说是八方同举，齐头并进，充分展现了一代佛教大师的社会影响。若使鸡足山佛教的现代发展，没有虚云大师的殊胜因缘，它今日之盛况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现代社会中的佛教大师，往往会因为他特殊的宗教魅力和道德感召力，可以影响社会一代或几代人。现代佛教史上独特的居士护法现象，就是大师弘法型佛教发展与现代佛教的特殊结合。所以，现代中国佛教的复兴，在很大层面体现为居士佛教的发展趋势，并在很多方面受益于居士护法的极大影响。

　　鸡足山佛教也是如此。民国元年，云南省的军政要员李根源不解佛理，每见佛教界不守戒律，生活腐化，寺风不正，便欲以革命精神予以铲除，带兵进驻鸡足山悉檀寺，毁坏鸡足山金顶天王铜像以及佛殿，驱赶僧人，并指名要收捕虚云问罪。鸡足山金顶之佛像佛教，几乎毁于一旦。

　　虚云和尚针对这种情形，与李根源进行了一场思想交锋，最后以佛法之精义，济世利民之社会功用，说服了李根源，终使李根源叹服：“佛法广大如此，吾已杀僧毁寺，业重矣！奈何？”李根源从一个杀僧毁寺的军政官员，中止了毁寺逐僧之举，进而皈依佛门，数十年护持法门，老而弥笃，诚为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位护法大居士。民国六年之后，他担任云南省省长职，并于其任职期间，修寺护教，发扬云南佛教，修葺玄奘法师塔，重建曹溪南华寺。西南佛教的现代发展，李氏护法，攻不可没。然虚大师的人格与僧格的感召力量，更是鸡足山乃至西南佛教复兴的精神根源。

　　在现代中国佛教的发展史上，尤其是在现代佛教的复兴过程之中，大师的个人魅力尤为重要。现代中国佛教复兴的各种类型当中，均有大师级的法师在弘化社会，改良不足，发挥传统佛教感应社会的巨大作用。如大师弘化、居士护法、文化综合、头陀苦行、祖庭复兴，如果缺少了象虚云、太虚、圆瑛、弘一这样的大师级法师，现代中国佛教无疑是要改写的。

　　孔子曾经有言：“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指出了人与道之兴废的特殊关系。倘若在一个大师希缺的年代，佛教能够继续弘扬，道不中衰吗？泰山其颓，哲人其萎。大师不再，其道不存？这应当是鸡足山佛教乃至现代佛教发展史留下的一个历史性课题，值得今人为之思考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