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国佛教的低谷

走出中国佛教的低谷
王雷泉　上海复旦大学
一、跨越世纪的忧患
一百多年前，当杨仁山先生与南条文雄博士在英国伦敦历史性地会面时，面对列强的威协和西潮的冲击，他的背后是满目疮夷的祖国和摇摇欲坠的佛教。中国会不会变成第二个印度，佛教在中国会不会遭到在印度同样的命运，震撼着每一个中国人和爱国佛教徒的心灵。杨仁山先生不仅请回了大批失佚佛典，更引进了先进的宗教研究方法，他所创立的金陵刻经处和批祗洹精舍，开辟了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纪元。太虚法师倡导的革新运动，把中国佛教推进到现代世界，它与大学里蓬勃开展的佛学研究和从明清以来崛起的居士佛教相互声援，各竞异彩，呈现出近代中国佛教群星灿烂的局面，自盛唐之后，把中国佛教推向又一个高潮。在世界走向一体化过程中的东西文化冲撞中，太虚法师的佛教革新运动使世界进入了封闭保守的中国佛教界，同时也以更新的姿态使中国佛教走向了世界。因此，尽管在事功上也许不如隋唐创宗大师们那么显赫，但影响远比前者深远。它不仅在宗教上至今把握着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对人类的精神生活之重建也将产生持久的影响。
大陆地区是太虚佛教革新运动的策源地，虽历经沧桑，今天依然承继着这一运动有形的设施和无形的影响。由于历史和现实，佛教内部和外部所造成的种种原因，正不可避免地滑入低谷，这一态势可能要持续到本世纪末。作为来自中国大陆的代表，我们承负着上个世纪之交杨仁山和太虚所面对的同群忧患：中国的佛教和佛学研究事业如何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发扬光大而不致于中断。鉴于大陆佛教事业的发展对于华人世界之佛教和世界佛教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同样是海内外全体中国佛教徒和研究者必须严重对待并担当起历史责任的重大问题。
中国佛教的积贫积弱由来已久，明清以后的政治控制和思想钳制窒息了佛教的发展。常为学界乐道的佛教中国化问题，忽视了如下事实：佛教在适应中国社会政法伦理等主流文化获得发展的同时，其负面代价则是日益丧失自己的主体地位和个性。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鸦片战争之前，所谓“中国化”，实质上是封建专制政权及其官方意识形态对佛教的控制和渗透。佛教对政治势力的依附，东院内部的人身依附关系问整个教团一盘散沙状的反差，使佛教因缺乏思想上的超越性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而日益失去撤判现实，导向未来的作用。佛教对民俗习惯和淫祀迷信的迁就，使佛教缺乏作为高级宗教应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并造成明清以来大量会道教门的泛滥，既同佛教争夺信徒，又使佛教蒙受垢病。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大规模的入华传教运动，更使佛教碰上强劲的对手。太虚提出的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佛教积重难返的颓势。这是大陆佛教陷于低谷的历史原因，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佛教的共业。
由大陆佛教界和研究者在今后相当长时间中都得品尝苦果的别业则是十年“文革”和这之前已蔓延滋长的左倾路线，这是大陆佛教难以短期内跃出低谷的直接原因。“文革”之前，虽然佛教实际上已处于停滞萎缩状态，有虚云、圆瑛、法尊、周叔迎、高现如、吕■、梁漱溟、熊十力、汤用彤、虞愚等一大批佛学大师，大陆佛教和学术研究尚能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准，随着近年巨赞、正果、明真、现空、郭元兴等人的逝世，大陆佛教捉襟见肘的窘况愈益明显了。“文革”之后，大陆的佛教和学术研究尚处于恢复和重建阶段，这一过程与政府恢复和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深度和广度问步，在摆脱和克服左毒纠缠中跋跳行进。
大陆佛教当前存在的问题是前进中的困难，下滑与上升的趋势交织，危机与转机并存，在下个世纪复兴的曙光初照之际，我们还得渡过一段艰难的时光。
首先，佛教的地位较弱，社会对佛教的偏见和误解有待纠正。佛教内部的固步自封，使外界不容易了解佛教，佛教的发展远不如基督教活跃。佛教徒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尊重，还有些佛教界上层人士也对自己宗教的前途缺乏信心。对佛教的歧视、压制现象时有所闻，赵朴初先生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全国宗教学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式上痛心地说：“不少教徒所遭受到的欺负、侮辱、苦难，不是眼见是想像不到的。”他指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财神爷作怪以及对宗教的无知。我这些年在同不少地方的政府宗教工作部门负责人和佛教界人士的交往中，深感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问题在于对宗教的偏见。理论界近年来对宗教是否是鸦片、宗教有无道德、宗教能否与社会相协调。宗教是否定向消亡等问题的争论，表明在宗教的本质、地位和作用等基本理论问题上有待澄清。只要宗教的地位不坚挺，对宗教的学术研究也就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
其次，人才出现青黄不接和水土流失现象。以“文革“为界，大陆佛教界和学术界的人才可分成三个年龄段。第一代为一九四九年前即已卓然成家的老一辈佛学家，现在大都年事已高；第二代为一九四九年以后培养起来的中年增人和学者，这批人本来就不多，又被十年“文革”所耽误，“文革”后又被修复寺庙、经济管理、政治活动和行政事务牵制住大部分精力；第三代为“文革”以后崛起的年轻僧人和学者，他们的资望和学养尚不能与现在挑大梁的第二代抗衡，更不用说超越第一代。随着商品大潮和出国热，年轻一代大量流向世俗社会，流向富庶地区，流向海外。如果不稳定大陆的佛学队伍，今后的局面是相当严峻的。
再次，学术研究基本上处于填补空白和积累资料阶段，短期内缺乏向纵深突破的实力。代表国内学术水平的吕■《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任继愈等《中国佛教史》八卷本中的头三卷、严北演的《中国佛教哲学简史》、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方立天《佛教哲学》等专著，皆为四十年来填补空白之作。《中华大藏经》现仅出版数十册，全部出齐恐怕要跨越下个世纪。中华书局组织的《中国佛教典籍选刊》、现仅出版《华严经金师子章》、《坛经》、《五灯会元》、《童蒙止观》、《三论玄义》、《宋高僧传》等少量的经论史籍，远远不能满足修学和研究的基本需要。佛教内部流通的多为初级读物，且大都以海外著作和旧作为主。除《世界宗教研究》和《世界宗教资料》外，全国专业性杂志仅《法音》、《佛教文化》、《禅》和地方性的《上海佛教》、《广东佛教通讯》、《五台山研究》、《西藏佛教》等，在上述刊物和各地学报上发表的论文和文章每年不超过百篇。一九七九年在昆明召开的“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上指出的研究机构薄弱，专业人员少且水平低和图书资料缺乏等三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更为严峻的是，由于经济困难带来的出版业萎缩，使佛教基本经典和研究专著的出版更为困难。有些学者不耐寂寞，急功近利，一些不负责任的小册子滥厕书肆，而具有正知正见的著作在缺乏科研资助和出版补贴的情况下，难以大批问世。
二、能否走出低谷？
大陆佛教目前所处的落后局面，很大程度上是人为造成，只要克服这些因素，大陆佛教的中兴是完全可能的。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三武、宗厄后，中国佛教并没有衰落下去，倒是武则天之类滥封僧人爵号，业衣乃至僧腊，种下了日后佛教腐败的祸根。大陆拥有辽阔的国土和十几亿人口，具有丰厚的佛教文化资源和历史底蕴，以中国文化独特的凝聚力团结海内外华人共同努力，大陆佛教有可能在下世纪初复兴，重新走在世界前列。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说明：
（一）宗教信仰自由已减不可逆的趋势。“文革”结束以后，政府在贯彻落实宗教政策上做出了重大努力，在“文革”造成的一片废墟上，每年拨下相当数量的款项，用以维修寺庙，开办佛教院校，现已有寺院和简易经堂四千六百余处，略接近于文革前的六千六百余处。各地宗教部门的工作重心，已从落实宗教政策，转入寺院管理，使佛教为社会服务上。可以预见，随着宗教法的颁布，佛教的发展得到法律的明确保护将早日结束无法无天的局面。
（二）大陆依然是中国佛教的根基，在当今世界亦占有重要地位。佛教的名山祖庭都在大陆。现在各地道场也大都保持古朴的农禅家风。尽管有不少青年僧人流向世俗和海外，仍有更多的青年归依佛门。只要到大陆各地去实地考察一番，透过百废待兴的表面萧索现象，我们都会感到具有如此深厚历史底蕴的大陆佛教是绝不会长久衰败下去的。且不说每年都有大批海外佛教徒和学者前来寻根和祖，大陆僧人到海外举办大型水陆法会和传戒法会，单是海外派年轻僧人到大陆寺院进修，也表明大陆的佛教传统依然对华人世界的佛教界具有凝聚力。
（三）社会日益高涨的宗教热沈为大陆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拥有六千万之众的佛学爱好者在修学过程中日益认同于佛教定学。西方工业化社会对东方宗教的关注，也促进大陆学人对佛教文化的开发研究。宗教书籍和宗教学课程在社会和大学里受到普遍欢迎。在佛教徒中，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比重逐年增大，单上海的居士业余教理研学组织就有四个。
（四）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使海外华人成为大陆佛教的有力后援。在一体化的世界中，大陆佛教不再是封闭孤立的单元。从寺庭修建、佛学院建设、慈善福利事业到学术研究，大陆佛教界和学术界都得到海外华人的无私帮助。海内外佛教事业的强烈反差，促使大陆佛教徒和学者们反省和奋起，寻求对治之道。
（五）新生代正在崛起，隔阂正在消除。决定大陆佛教发展前途，主要取决于政府有关部门、佛教界和学术界三方面的关系格局。针对人才断层的现实危机，上述三方面都在加紧培养后继力量。复旦大学哲学系首先于一九八五年举办宗教干部专修科，两届毕业学员五十名，现继续开办第三期，学员来自新疆、西藏、内蒙和内地各省市的宗教工作部门。继复旦之后，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山西大学等高等院校也相继举办培训班。这对进一步落实宗教政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从一九八○年中国佛学院复校起，现已有闽南佛学院、福建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上海佛学院、西藏佛学院、甘肃佛学院等近二十所院校，培养出来的学增日益成为各地寺院的骨干，并在学术上崭露头角。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上海、新疆、西藏等地方社科院宗教所都培养出一批佛教专业的博士和硕士。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相继设立了宗教学专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大学的哲学系设立了宗教学教研室或研究室，初步形成了从专科至博士生的培养教育体系。三方面的隔阂日益消除，合作进行研究，共同举办学术会议已蔚成风气。中国宗教学会、上海宗教学会包含上述三方面的学者。一些跨学科、跨地区的研究团体如长安佛教研究中心、四川禅学研究会、江南禅学会、复旦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会等相继成立，并编辑丛书、创办杂志，皆以中青年为主体，成为当前佛学研究的活跃力量。
（六）佛教界的主体意识增强，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重返学术研究舞台。中国佛教史上，僧人历来是佛学研究的主要力量，由于佛学与修行实践的证境密不可分，僧人具有为社会其他人士所不可取代的作用。明清之后，随着佛教自身的衰落，居士佛教开始抬头，近代更转入学界。现在，大陆佛教界有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和出版机构。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了佛教文化研究所，以《法音》（学术版）名义出版了两期学报；一九九○年将以《佛教文化》名义正式出版，并编辑《法音文库》和《中国佛教文化》两套丛书。金陵刻经处恢复出版传统经书的业务。上海佛教出版流通组以出版通俗读物为主，并筹备恢复佛教书局。福建莆田广化寺、天台山国清寺则以印度常用经书为主。闽南佛学院出版了两期学报，刊登了一批有份量的学术文章。过去，佛教徒办的刊物不为学术界重视，近年来，《法音》发表的文章开始编入上海图书馆的《全国报刊文章索引》，并选入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文献刊物《复印资料》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过去，佛教徒对教外的批评、攻击乃至谩骂，委曲求全，忍声吞气，至多只是从要求保护信仰自由角度提出微弱的呼吁，现在，佛教徒在学术问题上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进行公平对等的学术争吵，净慧法师在《法音》一九八七年第五期上发表的禅学论文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河北省佛教协会创办《禅》季刊，筹备在河北省正定县临济祖庭学办国际排学中心，表明佛教徒自觉回应国际上东西文化交汇的潮流，尤具远见卓识。针对教内的某些腐败现象，年轻僧人济群在《闽南佛学院学报》创刊号上论佛教戒律的文章针贬时弊，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
（七）学术界对佛教的研究日益走向客观、公正。过去，某些人居高临下，把佛教当作大批判的靶子，好像不骂上佛教几句，就显示人出自己的立场坚定，这种恶劣学风既伤害了佛教徒的感情，也窒息了佛学研究。“文革”以后，开始摒弃贴标签、戴帽子的作法。在佛教地位暖昧不清的背境下，为不作违心之论，学者们大都选择了实证性的研究，进行资料的爬梳整理工作，并强调对佛教展开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在僧官制度、寺院经济、法社义邑、禅定修习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成果。实证性学风依然是今后的主流，它有助于克服空疏习气，客观上也为日后佛学的复兴打下了资料基础。与此同时，对宗教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等根本性问题展开了规模颇大的讨论，这场讨论不仅决定着宗教的命运，也决定着宗教研究者的命运，因为如果宗教是一种消极落后的、走向消亡中的历史遗留物，那么宗教研究也是没有出路的。现在，占压倒多数的意见认为：宗教的本质不能用鸦片来概括，鸦片只是一种形象的比喻，指宗教在某些历史条件不麻醉心灵、慰藉痛苦的作用。宗教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不仅是指作为公民的宗教徒，宗教教义的某些部分在今天依然有积极意义；而且协调是相互的。有学者区分了意识形式中世界观、政治观、道德观、艺术、科学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等层面，认为越到下面，宗教与社会的融合力就越大。当前对佛教道德、佛教文化的肯定，即与这一模式有关。更有学者突破这一模式，认为在世界观（即哲学）层面上，佛教也具有积极意义，佛教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对概念的分析，对重建当代中国哲学具有积极作用。
少数学者针对当前道德沦丧、价值失范的现状，提出了佛教在维持社会精神生态平衡上的作用，佛教不仅仅是个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而且应该成为引导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精神公园”。
三、如何走向低谷？
我们有勇气承认：与古德前贤的丰功伟业相比，与海外佛学水准相比，大陆佛教和佛学落后了一大截，而且还在继续滑向低谷。同时，大陆佛教和佛学事业上升的势头已经开始，以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人口优势，加上种种内因外缘，大陆佛教有可能在下个世纪腾飞。太虚法师的佛教三大革命学说为中国佛教走出低谷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基础和可供操作的程序，他的构想还远远没有成为现实，他的未竟事业只能靠海内外全体中国人来共同完成。因为民族的共业只有依靠全民族的力量才能消除，大陆佛教的发展不仅在整体上推进了华人世界中的佛教，而且对维护世界和平、提升人类精神生活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佛教并不是像甲骨文一样的历史古董，它是现在和将来都跃动在亿万人心灵中的活生生的宗教，它是佛学研究滋生繁荣的基础和源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树干将萎，枝荣何益？因此，当务之急是：抛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歧见，站在民族大义和宗教情怀的立场上，以海外促进海内、学术界促进佛教界的方式，推动大陆佛教早日走出低谷。
一切都有赖于时节因缘，我们只能提出历史和现实环境所允许我们提出的任务。在海内和海外、教内和教外都可能接受的前提下；作为大陆学术界一员，我谨就佛、法、僧三个方面略陈管见，就教于各位前辈和同道。
（一）在保持大陆佛教传统特色的同时，帮助佛教走向社会。佛教不能仅囿于丛林道场的范围，对社会的作用远不止于进行生产服务或旅游观光事业。佛教在社会中存在的价值首先在于它是宗教，以其精深的哲理、谨严的修行和博大的悲怀而在平衡人们精神生态上起殊胜作用并为社会各界所尊重、所向往。太虚大师指出中国佛教的特色在于禅，当前所推动的“人间佛教”运动中，在农禅关系中，有偏重于农（泛指一切资生事业）而忽略禅的倾向，长此以往，即便把寺庙全部恢复（且不论在今后几十年中尚无此可能，也无此必要）起来，也只能是徒具躯壳而失去灵魂。是否可以考虑在有条件的地方如云居山真如寺、扬州高晏寺等著名丛林中设立若干禅学中心，并与海内外的禅学中心和大学、研究所建立联系。同时，把大陆的禅宗各大祖庭和重要丛林连成网络，形成一个国际性的行脚参访和文化旅游的通道。笔者曾于今春带领复旦大学禅林考察组考察了湘赣两省的禅宗传播网络，凭吊了南岳怀让、青源行思、石头希迁、石霜楚图、云居道膺等禅宗大德的塔墓遗址，与当地宗教工作部门和佛教界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认为实现这一构想是具有现实基础的。
（二）加速佛教书刊的出版流通，推动佛教学术事业的进展。当前，大藏经度藏在寺院藏经楼和少数大学、研究机构的图书馆中，使用率极低。海内外善信捐印的佛书仅限于教内流通，罕为社会其他人士所知，犹如锦衣夜行。学佛与佛学团有区别，但佛书中有相当多的部分是可以为佛教界和学术界其间接受，完全可以面向社会发行的。大陆拥有广阔的图书市场，学术人口的绝对数并不低。而且印刷工价低于海外，如果海内海外、教内教外联合编译、出版、发行佛学书行。可以大大促进海内外佛学交流。取得事半功倍之效。针对当前大陆佛学书籍奇缺，一般人阅读原典能力较差，学术著作出版困难而印刷能力相对过剩等现状，可考虑组织以下五类书籍的出版：
1.校勘、标点、注释佛教基本典籍。中华书局主持的“中国佛教典籍选刊”受制于人力、财力，远远不能满足教内外的学修需要。佛教徒历来有捐印经书、广结法缘的传统，若能以现代方式处理古老的经典，更能应时应机、实现弘法的目的。上海佛教流通组在海外大德的资助下，正在印刷韩清净的《瑜伽师地论披寻记》这部二百万字的巨著，拟半价流通。此事原与上海古籍出版社接洽，终因出版资助问题未谈妥而作罢，甚为可惜。这类经典注疏，若能由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社会效益将会更大，且能向海外流通。
2.大陆和海外中文佛学名著重刊。鉴于大陆佛学研究在中断相当长时间现才起步，有必要选择一部分佛学旧著和港台、海外的佛学名著重印，以供急需。经印顺法师同意，由香港大德们资助的《妙云集》大陆版将在上海出版，现正在与出版社接治中。
3.世界佛学名著译丛。在着重于基本典籍的普及时，必须把眼光瞄准国际佛学先进水平，避免在低水准上作重复研究。大陆和港台地区今后可以翻译上互通声气，在选题、翻译和联合出版上分工合作，使有限的人力能择更多的国外名著。隋唐佛教的鼎盛首先建立在大规模译经的基础上，中国佛教若要重新走在世界前列，离不开翻译一途。为大规模的翻译作准备首先可联合编纂、出版一批词典工具书。
4.佛教知识读物。编写佛教人物、宗派、名山大刹、器物仪规、文学艺术、掌故传说、寺塔建筑、僧伽教育及佛教与各门学科之关系的普及性读物，包括画册、音响资料等。大陆丰富的佛教文化资源将通过这一类读物推向全社会、推向海外，使世人更多地了解佛教所蕴藏的宝藏。
5.资助研究专著出版。设立出版基金，组织编审委员会，以繁荣佛学研究，促成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
（三）帮助佛教界培养高级学术人才。按照大应法师僧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僧教育主要应由佛学院自行解决，并按德业、事务、学问三类分流培养，建立相应的考核制度。前两类涉及僧团制度，不应妄加议论。从学问僧的培养看，大陆和港台地区皆无佛教大学，佛学院亦无学位授予权，台湾的法师是在日本、美国等地攻读学位的，而大陆尚无此先例。我们正在筹备在大学里帮助优秀的僧青年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由佛教界和大学共同商定教学方案，并从海内外高僧和学者中选聘导师。以国内培养为主，辅之以向海外派遣留学僧，十年之后，将大大改变目前大陆佛教界人才奇缺的现象，问时也推动了大学的佛学研究和教学事业。